今年10月份时的另外一个新闻：美东时间10月1日凌晨起，美国港口工人发起了半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事件。这场罢工不仅让我们关注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美国这样一个工人拥有枪支、舆论多元，自称自由民主的国家，为什么工人阶级手里有家伙却没有去推翻资本主义，或者选择极端方式去报复社会。这背后隐藏着哪些社会机制和历史原因？

美国的制度也不是是完美的，但是他们面对一些问题时的方法却值得借鉴。所以这里不抬杠，只分析问题。

历史上1919年9月1日美共正式成立，第三国际对此充满了期待。他们曾乐观地认为，美帝国主义的灭亡指日可待。

为什么第三国际如此自信？因为美国拥有庞大的工人阶级，工人手中有武器，而且美国的思想宣传并不受到限制。而第三国际擅长的恰恰就是通过武装力量和思想宣传并行的方式，因此他们自然而然认为美国将迅速步沙俄的后尘。然而，事情并未按照预想的方向发展。

美国的工人阶级对第三国际所宣扬的革命理论并不感兴趣。第三国际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认为，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正值“咆哮的二十年代”，即柯立芝繁荣时期。彼时，一个普通的蓝领工人不仅能住别墅、开小汽车，家里还配备了齐全的家用电器。如果想要加薪，只需与工会合作即可。而且美国工人们在周末还会开车带家人去度假，根本没有心思推翻自己的美好生活。

时间来到1929年，美国爆发了大萧条，第三国际认为这无疑是天赐良机。然而，美共试图夺取工会指挥权的行为却遭到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对。第三国际不得不面对这样尴尬的现实：尽管美国工人手中有枪，但他们依然不会选择推翻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社会阶层较为开放。不少自媒体大V喜欢嘲讽美国存在贫富差距。没错，美国的确存在显著的贫富差距，这是事实，但并不代表真相。真实的情况是，美国的贫富阶层并非固化的，阶层之间仍然有较大的流动性。每天都有无数企业倒闭破产，同时许多“穷小子”也通过奋斗实现了他们的美国梦。例如，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的父亲迈克尔·布林，曾是苏联计划委员会的一名数据处理员。美国人不相信平均主义，因为他们认为平均主义会导致奴役。他们只信奉机会平等，因为只有机会平等，才能通过勤奋获得成功。正因为如此，大多数美国人更倾向于追求个人奋斗，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改变制度。

第二，工会的作用。美国的工会并不只是逢年过节发点劳保用品的摆设，当然，美国工会的某些手段是否符合经济规律是另一个问题。美国工人的高工资和高福利，一方面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工会的集体谈判。2024年前8个月，美国航运业的利润增长了280%，从2020年到2023年全球航运行业的利润总额超过了4000亿美元。因此，美国港口工人要求加薪的诉求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自然得到了工会的支持。既然通过谈判就可以达成目标，为什么还要推翻资本主义？难道换一种主义美国工人的收入就会提高吗？其他国家的经验已经告诉美国工人，这种想法非常不现实。

第三，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最容易引发革命的社会结构是“哑铃型”——两端大，中间小。特权阶层和底层民众之间的对立是革命的温床。然而美国社会一直呈现“橄榄球型”结构：两端小，中间大。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的主体，虽然他们也有不满之处，但并未沦落到需要用一杆枪来改变现状的地步。因此，庞大的中产阶级成为了美国社会的压舱石。任何变革或改革，如果得不到中产阶级的支持，成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第四，深植人心的自由精神。二战之后，西欧工人阶级在全民普选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推动左派长期执政，并通过限制资本，极大地改善了工人待遇，形成了如今的高福利体系。然而，美国的左派信奉杰斐逊的自由主义思想。他们虽然支持民主，但更加推崇自由。自由精神在美国深入人心。美国人可以反对资本主义，甚至可以反对私有财产制度，但他们不会反对自由、宽容和法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此外，美国的宗教信仰与自由精神相结合，基督教成为其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因此，美国的工人阶级更倾向于维护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比如，美国著名的红脖子们宁愿相信特朗普，也不愿参与革命。

第五，完善的纠错机制。美国人可以通过选举、立法等合法途径推动社会变革，甚至可以支持像罗斯福新政那样的大规模改革。工人阶级拥有参与立法和改革的权利，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们自然会珍惜这些权利。同时由于舆论空间相对自由，各种组织和派别可以公开讨论和辩论。工人阶级有足够的渠道去了解不同的观点，并进行比较。谁在夸夸其谈，谁在切实解决问题，一目了然。正如杰斐逊所说：“只要人们可以自由反驳，一切谬误都不足为惧。”

”第六，强大的地方自治。美国联邦政府只负责与国家整体利益相关的事务，如国防和外交，不会干涉公民的日常生活。各州政府则负责与民众息息相关的事务，如民法、治安等。美国的国父们认为，经济活力和人民自由源自强有力的地方自治传统。

同时，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也使得他们更注重实践而非理论，他们更看重理论的实际效果。因此，美国允许各种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试验，比如著名的欧文公社，比苏联的类似试验早了一百年，但最终遗憾地失败了。100多年前两位导师最喜欢的国家就是美国，他们认为在人类文明中最有希望最有条件推翻资本主义的就是美国。只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不知是哪里出了错，最先推翻资本主义的却是他们最看不起的沙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