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我们无法考证这段话是不是柏拉图讲的，但这已经不影响这段话对极权主义政治描述的说服力。

而对于“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这一断语，曾身处极权统治的极端环境之下的索尔仁尼琴给我们阐释得更为生动形象，他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明明是明目张胆的谎言，偏要说成是伟大的真理而大行其道，天天重复这样的谎言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因为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这就是极权主义纳粹党奉行的“戈培尔效应”，让空洞乏味的口号或公开的谎言变成被统治的人们认为理所应当的真理，从而维护其极权统治。

极权主义意味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达成，私人空间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自由被减至最低限度，当然包括发表意见甚至说话的自由，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都在其统治范围内。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它意味着私人及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包摄在一个囊括一切的统治过程之内。”

1920年以后，在意大利兴起的法西斯主义，以权力崇拜为特征，强调国民为了国家利益放弃个人自由，鼓吹一种在公民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概括出极权主义统治的六个特征：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中央组织与控制整个经济。

戈培尔，这位“创造希特勒的人”就深谙维持极权统治之道，动员全民支持纳粹党的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透过被控制的大众媒体宣传与鼓吹纳粹的伟大领袖，宣扬个人崇拜，终而将阿道夫推向极度狂妄自大之境，迷失心智而自我感觉无所不能。在纳粹德国的极权制度中，统治意识形态最集中的体现就是“领袖思想”，亦或称之为“思想国有化”。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极权主义下的统治者一旦手握绝对权力，加之追随者的奉迎鼓吹，就会无一例外地迷失心智而愚蠢到自我感觉无所不能，进而陷入“什么都懂，什么都要指导”的怪圈而不能自拔。而他发出的那个唯一的声音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暴戾之气，任何质疑与反对的声音都会被淹没在整齐划一的极权专制统治的计划里，那怕这个计划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据说曾经有人对斯大林发出质疑：“他指导军队打仗，指导科学家搞科研，指导画家画画，指导作家写作，指导工人搞技术，他是神吗？”极权领袖是绝不容忍存在任何质疑声音的，你敢有任何不同于他的意见，就直接将你丢进乱坟岗里，整个国家只能有“伟大慈父”发出的那个“唯一”伟大声音。

直至赫鲁晓夫上台，他在著名的“秘密报告”中批评斯大林：“他不过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农民而已，他指导过科学、指导过军事、指导过经济、指导过医学、指导过教育、指导过体育，甚至还指导过作家写作……其实他什么都不懂。”赫鲁晓夫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各领域均为活化，尤其文艺获得解冻。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刚刚批判了斯大林的独断专行，赫鲁晓夫自己却也陷入了“无所不能，什么都懂，什么都要指导”的愚蠢怪圈。据说他在参观美术展览时，指着抽象派雕塑家涅伊滋维斯内的作品说：“就是一头毛驴用尾巴甩，也能比这画得好。”涅伊滋维斯内忍无可忍，直言相问：“您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凭什么说这样的话？”赫鲁晓夫听后咆哮道：“我当矿工时不懂，我当基层干部时不懂，在我逐步升迁的每个台阶上我都不懂。可我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了，难道我还不懂？”

史学家塔奇曼说，政治是由最聪明的人组成的，却总是做出最愚蠢的决策，这是一种偏见与妄想，掌权者因对权力的过分迷恋而做出与其智商不相匹配的愚蠢行为。历史证明，拥有绝对极权的统治者，其傲慢、利令智昏、仓皇失措而导致的“愚政”总是阴魂不散。特洛伊毁于迷信，教皇毁于贪婪，大英帝国败于傲慢……

人类文明系统，为什么没有让历代掌权者进化出一套有效的自我纠错方式呢？塔奇曼说，“对于一个国家的首脑而言，承认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教皇，“周围的人总是对他阿谀奉承，恭维谄媚，从来不会有人告诉他，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后他也不希望听到真话了。历史上每个独断专行的君主都不会听到真话”。

信息的扭曲使极权独断的掌权者产生了虚妄的傲慢和自信，进而产生“暴政与压迫、过度的野心、无能或颓废、愚蠢或堕落”的愚政行为。显然，只有允许多元的声音，才不会走向极端。

昭和日本的言论控制，激发日本军国主义的传统，他们压制政治的多元和个人主义，努力统一思想，动员人们支持国家目标，最终收获的是日本及世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在二战前，日本所有的报纸都必须经过军部的审查，只有符合法西斯主义的言论才会被发表。这也就导致了日本在二战前只剩下了唯一的一个声音，那就是：“日本受欺负受够了，必须要打一仗。”这个唯一的声音激发民众的极端民族主义，直至战败多年以后，仍有极右势力为它的历史辩护而美化侵略历史。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多元的，有着极左和极右思想的人都是一直存在的。其实，这两种思想的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类极端思想成为社会主流。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一定有多元的思想与观点存在，那就不可避免有不同声音的出现，应允许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发出来。这样，既保持了社会的多元性与活力，又保证国家不会被极端势力所绑架，走向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