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幸福从来都不重要。幸福是属于“奴隶”的范畴。
“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被允许。”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提及的观点。这种恐慌意味着，如果世界上不存在一个高于人类的绝对秩序，现实将陷入混乱。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应该说，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么一切行为都会被允许去做。这正是现实和历史告诉我们的恐怖真相。
一旦你确信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并且为某个“神圣的事业”——例如上帝的旨意、历史的必然、人类的幸福——而服务时，任何骇人听闻的行为都会被主体推卸责任。因为相对于那个崇高的目标，牺牲自己和他人、制造痛苦、剥夺他人的自由，都合理化为“必要的代价”。
可以说，“幸福”正是我们的社会系统所信奉的那个“终极真理”和“绝对秩序”。你有权利幸福，而且“你必须幸福”。这种幸福成为一种绝对正确的良善，为了这个目标，一切都被允许了。我们甚至因此失去了“选择”的权利。
在这个问题上，电子游戏《水仙》通过让玩家体验一种临近死亡的生命状态，讨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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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的筱原姬子，对于汽车和地图怀着极大的热情。他喜欢驾驶的乐趣，也喜欢亲手修理的机械感与掌控感。她成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但她戏称自己是“伪天主教徒”，经常不去教堂礼拜。即便如此，她还是喜欢在天主教医院的七楼安宁病房当志愿者，用她的热情和关怀，陪伴那些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病患。
不过命运非常讽刺——姬子随后被诊断出绝症，生命即将走到末期。她自己也成为了她所熟悉的“七楼病人”。正是在她成为病人之后，她在一个夏日与当时年仅15岁、前来定期复查的门诊病人佐仓濑津美相遇。此时的濑津美内向又自卑，因为她自责疾病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姬子善解人意，基于以往照顾病患的经验，她以一种主动、近乎强迫的方式，将濑津美带到了自己的身边，和她相处，并用自己的活力和乐观温暖着她。不过身体情况还是日渐恶化，姬子决定不再被动地等待死亡，而是开着她费尽心血修好的红色跑车，载着濑津美，开始了一系列意义非凡的“最后的旅行”。她为自己列出了临终前想做的十件事，他们还一起去看了大海，在沿海公路上尽情驰骋。在这场远离医院消毒水和病痛呻吟的旅行中，姬子和濑津美短暂地从命运手中夺回了对自己生命的主导权。
有趣的地方在于，姬子在故事中引入了英国作家威达的童话《弗兰德斯的狗》作为隐喻框架。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注定要早早死去的尼洛；选择忠诚地陪伴在尼洛的身边与他一同在教堂的画作前冻死的忠犬帕奇；以及爱慕尼洛、却因父亲阻拦无法与作为穷小子的尼洛在一起、最终独自在世上承受悲痛与思念的阿洛伊斯——在姬子眼中，她将自己视为注定要离去的“尼洛”，而他推开自己的家人和好友，本质上是在强行阻止他们扮演“阿洛伊斯”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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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基于绝望的、略显天真的自我导演。然而，正如同她喜欢开车、修理汽车一样，这正是他面对死亡——这个无法掌控的事情中，从其他事物里汲取的一点掌控感和主宰感。而濑津美正是那个象征忠犬“帕奇”的完美同伴，被姬子进行投射，因为她同样身患绝症，能够理解姬子的处境。
最终，姬子在完成了最后的愿望后，在七楼病房中与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安详地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她在寻找到内心的平静后，接受了既定的自然结局。这给予了濑津美很大的影响，也为他后续面对死亡时，区别于姬子的选择埋下了伏笔。
又过了几年，女主角濑津美遇到了男主角阿东优。阿东优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在他刚刚考取了驾照、本应开启新生活的第二天，他因突发胸痛入院，最终被诊断为肺癌，并被转入了某所天主教医院的七楼安宁病房中。
男主的家庭关系淡漠疏离。在七楼这个生命的终点站，他遇见了佐仓濑津美。此时的濑津美22岁，在男主眼中，她因病弱而身形娇小，给人一种疏离感。作为七楼的“前辈”，濑津美向男主解释了医院的残酷规则：“第三次临时出院回家就要做好准备了，不会再有第四次。”因为濑津美当时正在准备迎接她的第二次出院。
随着日子流逝，男主和濑津美都在内心深处抗拒被社会预设的两种看似“幸福”的死亡方式：要么在程序化的医院里得到关照，要么回到家里，得到家人的陪伴。他们渴望得到预设幸福之外的“第三种选择”——一种掌控感，一个由自己来定义的终点。
这个愿望因为一种偶然的机会而成为了可能：男主那喜欢沉默的父亲前来探望时，匆忙中将一串银色的本田钥匙遗忘在了男主的床头柜上。于是他向濑津美提出了逃离医院的计划，厌倦了等待的濑津美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们收拾了少量的个人物品、维生药品和仅有的一些现金，悄然离开了医院。
这辆银色轿车承载了他们最后的意志，开始了一段无目的地的漂泊。他们的旅途充满了残酷的挣扎：身体状况不断恶化，疼痛与咳血持续不断。为了维持旅程，极度缺钱的男主甚至偷窃了柏青哥店的钢珠换取现金。在途经以古战场闻名的关原时，他们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大雪，对于一辆没有更换冬季轮胎的轿车而言，这几乎是致命的。
就在旅程似乎将要陷入无尽的消耗时，濑津美向男主表达了她的最后心愿：去兵库县的淡路岛看一看那里盛开的水仙花田。随着目标的确定，濑津美的性格开始融化。她向男主展示了她对汽车型号、机械知识的了如指掌，以及对公共地图的热爱。
其实她一直存有一笔可观的钱——这意味着男主之前为了筹集旅费而进行的偷窃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必要的。但或许是为了那份“掌控感”，濑津美并没有说出这一点。有了资金，他们不再为生计发愁，最终穿过了明石海峡大桥，抵达了开满水仙的淡路岛。
当他们抵达淡路岛的南端水仙花田时，濑津美的身体已经衰弱到了极限。在花海旁平静的大海边，男主凝视着她，问出了那个问题：“你现在是希望我拉住你呢，还是希望我鼓励你呢？”这个问题将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濑津美。
她没有回答，但她做出了决定。她平静地、一步一步地走向冰冷的海水，最终消失在了那里——做出了有别于姬子“回归医院”的选择。
这一切都很相似。在这一点上，我们深刻理解了：“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与生者永存。”濑津美似乎又成为了童话里的尼洛，而男主成为了忠犬帕奇——一个唯一的同伴和见证者。他们理解并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没有阻止。
在故事的尾声，男主冲洗出了那台廉价的一次性相机中的照片。唯一成功的一张，是濑津美在阳光下罕见地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他不由得感叹：“在这台廉价的相机里，只记录下了她的一张笑脸，但那却是我们活过的证明。”
可以说，《水仙》是一个平静简单、有关幸福与选择的故事。但“死亡”除了生命本身的尽头以外，还可以理解为现实僵局的某种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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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令人联想到电影《末代皇帝》里溥仪的皇妃文绣，她所居住的紫禁城和天津静园，都是一个象征着“七楼安宁病房”的地点。她物质优渥，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是“幸福”的标志，但在精神上却是一个等待死亡的地方。这包括了王朝的覆灭和个人身份的消亡。他处于一种“被规定的幸福”——是皇妃的头衔，历史惯性中的一个符号，一种被供养、被定义的“体面”。
然而，隶属于这种被规定的幸福之中，却属于“奴隶”的范畴。她的人格、欲望、未来，完全被“皇帝的配偶”这个身份所定义和吞噬。她没有自己的人生，只有作为这个巨大的历史符号附属品的功能。
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符号系统里，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皇妃，根本不存在“离婚”这个选项。她的行为不是在现成的符号系统里提供的选项里进行选择，而是做了一件在那个符号系统里被认为是不可能或不可想象的事情——就像濑津美拒绝在医院和家之间进行选择一样，拒绝接受那种“被提供的幸福”。
“为什么不在医院里继续接受照料，感受社会的关怀呢？为什么不趁还活着，多和家人陪伴感受爱呢？为什么不珍惜还活着的日子呢？”这种选项里总是包含着一种“你必须幸福”的义务。而文绣拒绝了——在“受宠的妃子”和“失宠的妃子”之间进行选择，她选择了离婚，彻底跳出了这个延续千年的宫廷符号游戏。
她不是为了争宠，而是宣布这个“宠”本身毫无价值。离婚后的文绣，从当时混乱社会的大众角度看，一点也不“幸福”。她不仅要忍受当时社会的非议和指责，还失去了皇室的供养，需要自己工作谋生，经历了再婚和贫困，最终默默无闻地逝去。与她之前的生活相比，这无疑是不幸的。
然而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成为了“文绣”，而不再是“淑妃”。他多掌控了一些自己的身体、工作、婚姻和死亡，换取了作为“人”的资格。
在《水仙》中，对于姬子而言，她带给濑津美的思考是：虽然死亡已经给你判了终局，但你还是可以主动地去做一些什么，而不是躲在七楼病房，不是内向自卑，不是自责拖累家庭，不是被动地去追求或者享受那种“被提供的幸福”。
她作为天主教徒，关怀他人，但上帝显然给她开了一个玩笑——她的幸福脚本破产了。为此他使用《弗兰德斯的狗》改写了自己死亡的意义，用充满生命力的内容去填充那个等待死亡的、令人感到无所适从的时间，去主宰自己的意义。
而对于濑津美而言，她更进一步：拒绝了医院管理她的病痛，拒绝了家人管理她的情绪。她获得的不是“幸福”，恰恰是痛苦——是身体的衰弱、旅途的艰辛窘迫，以及独自面对死亡的孤独。男主最后那个问题——“需要我拉你还是鼓励你？”——她并没有具体回答，因为她不需要男主提供任何东西。她选择主宰自己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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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我们终于理解了哲学家齐泽克在2014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说的那段话：“在历史上，幸福从来都不重要。幸福是给机会主义者准备的。真正做主宰的人从来没有幸福感——那是属于奴隶的范畴。（笔者注：原话来自阿尔贝加缪）”
这是因为，此处的“幸福”所指的是被“大他者”——也就是语言、社会规范、意识形态等等——所规定的那些具体途径，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系现存秩序的运行。也正因如此，齐泽克才会在演讲中看似自相矛盾般地提出另一个观点：“我们拥有心灵，拥有一个实现幸福的基本装置。”这当然不是心灵鸡汤。
这里的“幸福”，恰恰就是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所提出的“死亡驱力”。那不是一种追求快乐的驱动力，相反，他追求痛苦和自我破坏，是对“不快乐的享受”。在这一点上，“阻碍我们实现愿望的东西，正是维持我们欲望的东西”，而这种趋利的维持，就是齐泽克口中的“幸福”。
在这里，幸福不再作为目标，而是一种死亡驱力过程中的“副产品”。这样才能获得主宰感。
“恨海情天”可以被视作死亡驱力——那种激烈的、有毒的情感本身，那个争吵、冷战、和好时的短暂甜蜜，这个充满痛苦的循环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存在感。而平静柔和、没有戏剧性冲突的稳定情感生活，则显得“深度无聊”。
但从另一点看，死亡驱力还体现在玛丽·居里手中的镭——幽蓝的光晕让她感觉“可爱”，而镭辐射了她的生命。“幸福”在这里是副产品：挖掘镭的作用，可以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而“自我破坏”在这里成为追求。
对于濑津美而言，旅程中的痛苦正是她获得人生掌控感的方式。通过拒绝那个被预设的“幸福”，她才能够有勇气面对已经没有未来的自己，才能够拿回选择自己的生命和死亡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她虽然痛苦，但她得以选择消失在水仙花海里。
不过对于玩家而言，我们仍然还在生活。这正是“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与生者永存”所象征的意义。死亡可以是现实里延伸的僵局——被命令“必须信服”时，那个不敢承认自己有问题的、容错率低的游戏，让你和大多数人都感到失败和沮丧，只会指责你的问题。
在这里，追求“幸福”可以是践行生命轨迹的一种副产品，而不是目标本身。这样才能从僵死的现状中，探索出一种新的可能性。
转载： 《水仙 | 在历史上幸福从来都不重要，幸福属于奴隶的范畴》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g4xzdE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