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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nth ago

在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DH)的浪潮中,我们习惯于庆祝知识的增长。算法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揭示模式,数据库让海量档案触手可及,数据可视化则承诺将复杂性转化为直观的洞见。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令人振奋的前景:知道得更多,知道得更确凿。然而,一种更具颠覆性的思想正在浮现,它挑战了这一 " 知识填充 " 范式,并主张,数字人文学科最具生产力的领域,或许并非存在于我们已知的数据之中,而恰恰存在于那片广阔的、由数据缺失、档案沉默和历史遗忘所构成的 " 虚空 " 之中。

这种观点认为,研究的终极价值不应仅仅是填补空白,而应是探究空白本身形成的原因。它要求我们将 " 不知 "(not knowing)从一种需要克服的智识缺陷,重新定义为一种积极的、富有创造力的分析起点。这一认识论上的转向,不仅为人文学科在数字时代的角色提供了新的辩护,也为图书馆、档案馆等知识机构的未来实践指明了方向。

思想的谱系:从解构 " 在场 " 到探索 " 缺席 "

这种对 " 虚空 " 的重视,并非数字时代的凭空创造,而是对 20 世纪批判理论遗产的深刻回应。其核心逻辑,源于对西方思想中 " 在场形而上学 " 的解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如雅克·德里达,早已揭示出意义并非源于某个稳固、在场的实体,而是在差异、踪迹和延宕的 " 缺席 " 网络中生成的。

当我们将这一洞见应用于历史研究和数字档案时,其颠覆性便显而易见。一份档案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录了什么,更在于它通过沉默揭示了什么。例如,在早期的电影史料中,关于女性剪辑师或编剧的记录凤毛麟角。传统 DH 方法可能会致力于通过数据挖掘,寻找被遗忘的个体,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 " 历史进程修正 "(historical course correction)。然而,一种更深刻的探究会追问:这种系统性的 " 不在场 " 是如何产生的?它反映了当时怎样的行业权力结构、性别偏见和历史记忆筛选机制?在这里,那片巨大的 " 虚空 " 本身,就成了一个比任何单一数据点都更宏大、更雄辩的历史文本。

这一思路也与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不谋而合。福柯关心的是划定 " 可说 " 与 " 不可说 " 边界的话语规则。数字人文中的 " 虚空 ",正是福柯意义上的 " 不可说 " 之域。分析这个虚空,就是分析那些将特定群体或实践排除在 " 知识 " 之外的权力运作。因此,研究的焦点从 " 发现事实 " 转向了 " 审问知识得以形成的条件 "。

实践的路径:如何将 " 虚空 " 转化为生产力?

将这一哲学思辨转化为具体实践,需要研究方法、技术工具乃至机构理念的系统性创新。

首先,它要求研究范式的转变。研究者需要从 " 寻宝者 " 转变为 " 侦探 "。" 寻宝者 " 的目标是找到确凿的证据,而 " 侦探 " 则能从 " 一无所有 " 的现场中读出最重要的线索。研究问题将从描述性转向解释性和批判性,从关注个体转向审视结构。例如,当代学者赛义达·哈特曼面对奴隶史档案的巨大空白,开创了 " 批判性杜撰 "(Critical Fabulation)的方法,在有限的史料基础上进行有理论依据的想象性重构,以对抗档案的暴力。这正是将 " 不知 " 转化为知识生产的激进范例。

其次,它呼唤新的技术与工具设计理念。当前的 DH 工具大多旨在优化信息的呈现与获取。未来的工具,则应致力于可视化 " 信息的缺失 "。我们可以设想一种 " 反向数据库 "(Counter-Database)或 " 沉默地图 "(Map of Silences),它通过算法分析馆藏元数据,不是为了展示我们拥有什么,而是为了揭示馆藏在特定维度(如性别、族裔、地理)上的系统性偏见。这样的工具将 " 虚空 " 转化为一个动态的研究对象,一个能主动激发新问题的界面。它将不再仅仅是一种 " 知识形式 "(knowledge form),更是一种 " 无知的形式化 "(formalization of ignorance)。

最后,它对图书馆与档案馆等知识机构提出了新的使命。这些机构的角色将从知识的 " 保管者 " 扩展为知识 " 可能性 " 的 " 激发者 "。这意味着,除了提供访问权限,它们还需主动揭示其馆藏的局限性,并为用户提供探索这些局限性的工具和语境。一个数字学术服务,不仅应提供数据,还应附上一份 " 批判性指南 ",解释数据来源、潜在偏见以及显著的空白地带,从而将用户从信息的被动消费者,培养成知识生产过程的批判性参与者。

必要的警惕:拥抱虚空的风险与平衡

当然,将 " 不知 " 奉为圭臬并非没有风险。最主要的危险在于可能滑向一种削弱实证根基的虚无主义。如果过度强调历史的不可知性,我们可能会丧失在公共领域中捍卫事实、对抗谬误的立场。因此,对 " 虚空 " 的探索绝不能取代严谨的实证研究,而必须以后者为坚实基础。它是在我们穷尽 " 可知 " 之后,向更高层次的理解发起的冲锋,而非逃避事实考证的借口。

此外," 思辨 " 和 " 杜撰 " 对研究者的理论素养和自我反思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存在着被滥用或沦为新一轮学术精英主义的风险。同时,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其对 " 确定性成果 " 的偏好,也可能对这种探索 " 不确定性 " 的研究构成阻碍。

然而,这些风险恰恰凸显了这场认识论转向的重要性。它迫使我们反思:在一个人文主义的框架下,何为 " 知识 "?何为 " 进步 "?或许,数字人文学科对我们这个时代最持久的贡献,并非是它提供了多少新答案,而是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度,揭示了我们知识版图中的巨大虚空,并赋予我们一种全新的勇气与方法,去直面它、探究它,并从中汲取思想的力量。最终,在虚空中寻找生产力,就是肯定人文学科的核心价值: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保持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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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H Dilemma: Knowing More & Knowing for Sure vs. Never Knowing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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