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上轻飘飘的一个词语,是底下多少普通百姓长长的一生。
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和人生要怎么度量?
有的人走出来了,而更多的人,还有他们的子女则被卷入历史的洪流,滚滚而去。回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许应该稍微抛开那些对“更高、更大、更强”的迷恋,试着从普通人生存。
GDP是数字,变化是人与物变迁,连续下滑的经济增长率,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导致的大批产业外迁…
制定者来说,回望历史,也历史本身记录者。
“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转型升级”,这些听上去飘在云端的大而空的词,只有降落到凡间,发生在身边,关切到亲朋好友,方能有意义。产业发展的经济规律是什么?
“产能过剩”是衰退的方式之一。而“供给侧改革”和“转型升级”是延长产业生命周期的关键。
浙江最出名的就是中小企业和产业集群,几乎每个小地方都有自己的金字招牌:到2005年的时候,诸暨的袜业、义务的小商品、永嘉的纽扣、嵊州的领带业曾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5%、70%、85%和90%,温州打火机更是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0%以上。还有永康的五金,绍兴的轻纺、化纤,海宁的皮革、服装,台州的精细化工……
对于浙江人来说,“产业集群”“块状经济”绝不是虚幻的名词,而是实在的好处。我的家乡位于浙东盆地山区和浙北平原交叉的地方,耕地少,又没港口,自然资源较为匮乏。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那里的塑料模具逐渐成为一个产业集群,自2005年至今,家乡的塑料销量长期占全国总销量的10%以上;2015年塑料交易量大约占全国10%,涉塑产业销售占比约为7%。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对我的家乡知之甚少,但是在塑料模具行业内,它的名字如雷贯耳。从1999年开始,中国塑料博览会已经在我们县城举办了17届。每次都场面火爆,展销铺位一铺难求,博览会期间市区的几家五星级酒店需要提前1个月以上预订且一概不打折。
和大多数中国的民营制造业一样,浙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专业化程度很高,具有数量多、规模小的特征。如此一来,“老板”自然不少。朋友们的父母凡是自己开厂或者名下有实业的,不论大小,出门都会被尊称为“老板”。
有这么多老板,他们的下一代自然是大家眼中的“富二代”。哪怕在少不更事的孩童时代,小伙伴们凭着一点儿懵懂的攀比心,也大致明白同伴中谁的父母有很多资产。那时候,韩剧长腿欧巴李敏镐的《继承者们》还没有火遍大江南北,但我们身边那些小“继承者”们多少都明白自己在家族企业中的身份和定位。
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北大读书,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傻傻地在“黄金剩斗士”的路上狂奔。儿时小伙伴的生活也波澜不惊地按照“富二代”的剧本平稳进行。直到2013年,一个叫“互保”的石头开始在家乡激起千层浪。
A姑娘与我同龄,是我儿时的玩伴。她人长得漂亮,家境优渥。她的父母自1995年起就先后办起了塑料制品、水暖洁具生产企业,虽创业维艰,但经过近20年的拼搏,他们把两家厂子经营得风生水起,年景好的时候利润可逾千万。2013年我俩本科毕业,我苦逼地过上了“灭绝师太”的博士生涯,她坐在了家族企业的办公室里开始为接班做准备。在一众同龄人还在考虑毕业后如何凑首付买房的时候,她的父母已早早地在她的名下安了一栋城区好地段的别墅。家族企业蒸蒸日上,父母尚且年富力强,业务和管理也可以慢慢上手,继承者的生活有条不紊。
然而,2013年,从温州开始发酵的担保危机开始在浙江省全境蔓延,我的家乡也被波及。债务就像传染病毒通过全省的中小企业互保网络快速传播,企业倒闭在浙江演变成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连原本免疫力强、经营良好的企业也在这突如其来的“杠杆”重压下岌岌可危。
A的父母因为人缘好、企业底子厚,被当地银行行长视为最佳担保对象,经不住行长的劝说和亲朋好友的相托,A的父母先后为10多家企业出面担保,担保额近亿元,从而深陷于担保圈。2014年A的表兄的企业和她的叔叔的企业相继出险,一块块多米诺骨牌倒下,A的家族企业陷入了巨额的债务危机。那段时间,A的父母每天面对一批又一批的行长、信贷员的催讨、施压、威胁,原本烟瘾不大的父亲一天要抽两包香烟,夹烟的手时不时地颤抖。2015年,A名下的那栋房产被法院拍卖抵债,但依旧是杯水车薪。
眼看大厦将倾,不忍多年苦心经营付之东流,A的父母打起了与很多企业家一样的主意:另起炉灶注册新企业,并将部分资产与业务暗度陈仓,转移到新企业,待老企业自然歇业后借尸还魂,以待东山再起。这一做法本质上无异于逃废债,听上去轻巧但实际操作起来风险很大,此外新企业与老企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后期经营上了轨道,也摆脱不了信用上的污点,因此用谁的名义办新企业成了关键。
A的父母因无法承担担保责任上了法院的黑名单,无奈之下他们想用A的名义另立新企,但A不愿意在人生刚起步时就背负如巨大的信用风险,百般思量后还是拒绝了。幸好父母也理解。最终,A的父亲请出了自己年迈的父亲,以老人的名义重新注册了企业。虽然暂时摆脱了清盘的命运,但是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恶化,新企业业务与原来相比下滑明显。经历了一年的跌宕起伏后,A终于决定离开家族企业,靠着父母的资金支持开了一家小小的日式餐馆。我们最近一次见面就是在她的餐馆里,她和男友两个人穿着制服忙着拖地擦桌,为紧接而来的用餐高峰做着精心的准备,门口陈列窗上挂着“美团外卖”的招贴。
小城的故事,说的是“继承者”们的消失。这样类似的故事在浙江天天上演着。
但即便是商业银行,面对规模小、实力不足的中小企业也是相当“高冷”的。“嫌贫爱富”的银行更偏好信用评级高、资产足、营业效益好的国有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却相当“吝啬”。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实力弱、信息披露能力差,银行在贷款时对抵押品和外部担保的要求很高。可是中小企业本来就底子薄、不少资产又无权证,加上银行办理资产抵押是在原有估价上打七折甚至更低,使他们更加局促,无奈之下外部担保成了最后的稻草。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企业为外部企业担保时也会要求对方为自己担保,互保体系就此形成。
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浙江企业资金担保链呈现“线、环、网”三种联结形式。
所谓的“线”就是前面提到的企业结对互保,“环”是指众多企业联合成立资金联保小组,“网”是指集团企业相互之间以及集团企业内部子公司相互之间提供资金担保,其中包括了母公司与子公司互保、子公司间互保以及母公司间互保三条线,关系十分复杂。
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于“线、环、网”盘根交错的担保网络之中,同一家企业极有可能涉及不同的担保层次,最终导致杠杆被层层放大,优质企业与不良企业被捆绑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经济上行时期,担保链这种隐性负债风险被繁荣所掩盖,信贷环境对中小企业而言更加宽松,互保、联保成了多方受益的一种合作共赢模式。一旦经济下行,风险极易暴露。
危机中最先沦陷的是民间金融最为活跃的温州。
2010年下半年,政策意义上的“去杠杆”开始了:央行连续27次上调准备金率,收紧信贷;房地产调控也层层加码,限购政策紧随出台。最先被刺破的是房地产泡沫,房价地价的下跌造成了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进而引发了恶性循环:企业在不堪债务重负时,抛售房产、快速回笼资金成为首选;然而一旦出现集中抛售,房产与土地价格又会进一步下跌。银行也在此刻“落井下石”,不仅“借新还旧”政策被调整为“还清再贷”,而且抽贷、压贷,企业还清之后银行也拒绝再发放贷款,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生产经营陷入困难。即使银行同意再为企业发放新贷款,但审核时间往往也会一拖再拖、授信条件一变再变。为解决临时性资金需求,企业只能转向利息较高的民间借贷,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风险。
在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崩盘之前,银行的猛烈抽贷加剧了危机的爆发。此后“房地产价值缩水——抵押品价值缩水——银行抽贷——负债企业资不抵债——债务通过担保链传播——房产抛售价值进一步缩水”的循环开始在浙江各个三四线城市上演。
在担保危机蔓延和担保网络造成的高杠杆重压之下,浙江老一辈中小企业主顶着巨大的压力,穷尽毕生绝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化被动去杠杆为主动,练就一身“资产大挪移”神功,也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资产保卫战”——这是故事中并不光彩却无法回避的部分事实,也正是2014年浙江省居高不下的银行坏账率和全国第一的坏账余额的注脚。前面讲到的暗度陈仓、借尸还魂之计只是企业主们三十六计之代表而已。除了以父母、子女,甚至亲戚的名义注册公司、自己充当实际控制人以外,企业主有时还会引入私交不错的第三方,由他们暂时出面,待风平浪静后再将企业改头换面。除此之外,在资产保卫战中,还有反客为主、恶意租赁的,例如提前与名义上的“第三方”签订长租协议书,使资产清盘时无法被正常拍卖,从而实质掌握资产的使用权;或是无中生有、虚构债务,造成其他债权人利益受损;还有偷梁换柱,自己低价买入法院所拍卖的本公司资产,使债务大大缩水——因为法院第三拍价格往往可低至评估价的55%。在无计可施之时,还有走为上计,不良贷款率和在全国范围内一枝独秀的不良贷款余额(其中还不算那些庞大的被核销贷款)。至此,企业主们用他们的个人遭遇与行动给我们上了一堂极为生动的“去杠杆”课程。
“去杠杆”的背后,就是要去掉低小散的低端产能,就是要去掉传统的增长动能,保留浙江人的“市场基因”与“企业家人力资本”,强化创业创新的精神。虽然精精到内到外苦与折磨经历其中之人才明白。
“去杠杆”的关键在于尚有活力却因担保受损的优质企业是否有走出阴影、轻装上阵,进而重新开始的机会;在于“去杠杆”后,是否能快速盘活倒闭的不良资产,让资产在优质新企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也在于风暴过后,优质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优质资产之间能否再次有效市场杀出重围结合。在并不光彩的资产转移背后,是信贷过度扩张重跌至谷底后努力挣扎以求重振的浙江实体经济。风雨飘摇的传统制造业正逐渐走向衰落,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
是无数个像故事中的A、B、C、D那样有知识、有能力、有勇气的“85后”“90后”,面对“去杠杆”背景下岌岌可危的家族企业,他们选择褪去继承者的光环,带着父辈们的“市场基因”,披上创业者的战衣,离开父辈们的战场,在全国各地招募自己的小伙伴,走向商圈的餐馆与咖啡店,走向写字楼里窄小的办公室的电脑桌,走向互联网,或者走上阿里巴巴指引的电商大道,走向PC、VE,拥抱资本。
离开至今高利润的传统成衣行业,开始在互联网广告、社交网络、游戏、电商等新兴行业里摸爬滚打。在创业的路上,这些养尊处优长大的年轻人碰到过各种困难和考验:被人骗、被追债公司堵在办公室、技术团队解散、蜗居在一个小小的办公空间……好在都挺过来了,现在开始步入良性循环。以下就是佳仪所说的:
产业升级就在这一刻,在老一代的留守坚持与继承者们的集体出走间,在家庭内部代际间微妙地发生了……无数个他、她、他们,选择褪去继承者的光环,带着父辈们的“市场基因”,披上创业者的战衣,离开父辈们的战场,走向商圈,走向写字楼里窄小的电脑桌,走向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