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互联网和移动社交平台的迅猛发展，视频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与信息来源。这些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将用户与内容精准匹配，极大地提升了内容的传播效率和受众的参与度。然而，在这个信息泛滥、内容极化的时代，一类被称为“擦边视频”的内容也悄然崛起。这类视频往往通过挑战社会禁忌、突破道德边界或者故意模糊法律与伦理的界限，迅速吸引眼球，获得大量关注和流量。

从人性角度来看，擦边视频无疑触及了人类心理的某些基本动机，如好奇心、反叛心理以及对刺激和惊讶的追求。人类天生具有对禁忌和社会规则的探索欲望，这使得擦边视频成为一种迎合这一基本动机的内容形式。在当今信息爆炸的背景。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擦边视频的出现和传播并非偶然。它们反映了当前社会中信息传播机制、文化冲突以及价值观多元化的深层次矛盾。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各种声音与意见并存，不同群体对道德、伦理、法律的理解和认知也各不相同。擦边视频正是通过触碰这些边界，挑战和重新塑造社会结构中的某些权威和规则，揭示出社会在价值观、文化认同上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擦边视频与传播学及社会阶层女性生存现状
随着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发展，视频成为了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形式之一。越来越多的内容创作者利用平台的推荐机制，借助吸引眼球的方式来增加曝光度，而擦边视频成为了其中一种重要的内容类型。这类视频通常通过挑战社会禁忌、突破道德界限，甚至是在法律与伦理的边缘游走，以获得用户的关注。它们的传播不仅与个体的心理需求密切相关，也与社会结构、性别文化和社会阶层的动态紧密相连。通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深入探讨擦边视频在传播学理论、社会阶层与女性生存现状方面的影响。

1. 擦边视频与传播学的视角
   传播学中，信息的传播通常依赖于媒介渠道、受众接收方式和信息的内容形式。视频的流行，尤其是擦边视频的兴起，代表着信息传播机制的巨大变革，涉及到以下几个关键点：
2. 擦边视频与社会阶层女性的生存现状
   擦边视频与女性的社会阶层现状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在性别文化和社会阶层方面，擦边视频往往通过对女性身体、性别角色等的展示，反映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2.1 性别表现与刻板印象
擦边视频往往依赖于性别表现来吸引观众，尤其是对于女性的身体形象和性别角色进行夸张或物化。在许多擦边视频中，女性被描绘为依附于男性审美或情欲需求的存在，其存在价值常常与吸引眼球、获得关注直接相关。这种表象与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紧密相连，既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期待，也进一步加深了性别不平等的文化氛围。
2.2 女性的生存压力与阶层问题
在社会阶层的背景下，女性的生存现状也受到经济压力、教育机会、职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女性出于生存压力，选择通过短视频平台展示自我，甚至是通过擦边视频获取收入和关注。这种现象尤其在低收入阶层的女性中较为普遍，她们可能缺乏其他更为稳定的就业机会，转而依靠短视频平台来谋生。这种依赖短视频的生存方式往往带有一定的性别化特点，女性被迫将其性别特征和身体形象商业化，以求在竞争激烈的网络世界中获得一席之地。

2.3 女性自主性与社会反思
虽然擦边视频常常呈现女性作为“性别符号”的表现，但它们也可能成为女性展现自我、挑战传统性别角色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女性通过擦边视频表达自己的反叛意识，突破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展示出更为多元的自我形象。例如，有些女性创作者通过反转性别角色或通过挑战传促使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讨论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

3. 擦边视频的文化冲突与伦理挑战
   擦边视频在传播学上具有极高的关注度和讨论性，因为它们不仅引发了人们对于自由创作与道德约束之间的冲突，还揭示了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如何平衡个体表达与社会规范的关系。对于女性来说，擦边视频的出现既是她们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寻找自我认同和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对社会性别压迫的潜在反击。然而，这种反叛又往往受到经济、文化和性别不平等的双重制约。

伦理问题：擦边视频的传播往往伴随着道德和伦理的争议，尤其是在如何展示女性形象、如何尊重个人隐私等方面，这些视频的内容可能会伤害女性的尊严、加剧性别物化等问题。

社会监管的宽紧：如何对擦边视频进行有效的监管，也是当前互联网平台面临的一大难题。过于严格的审查可能会压社会经济和犯罪率高导致社会不稳定，创作自由，但过于宽松的监管又可能导致恶劣内容的泛滥，进而对社会文化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女性群体而言，擦边视频可能会加剧她们在数字空间中的不平等地位，甚至会诱导年轻女性走向性别物化和自我暴露的恶性循环。
1.2 文化领域的宽松监管
在文化传播方面，宽松监管意味着较少的内容审查，创作者有更大的自由去表达不同的文化、社会观点，内容的多样性得到保障。

娱乐和艺术的繁荣：宽松的文化监管能促进艺术创作的繁荣，尤其是在电影、音乐、文学等领域，创作的空间更加宽广。

表达自由：宽松的监管环境让个人、媒体和网络平台能自由发表观点、创作内容，表达多元意见。这种自由度往往促进社会的思想碰撞与文化多样性。
娱乐和艺术的繁荣：宽松的文化监管能促进艺术创作的繁荣，尤其是在电影、音乐、文学等领域，创作的空间更加宽广。

在文化领域，严格监管往往表现为对出版、媒体、网络内容的审查与管控。

遏制不良：通过严格审查，限制暴力、色情、极端主义、低俗等有害内容的传播，保护未成年人和社会公众免受有害信息的影响。

维护社会群体道德与社会结构秩序：严格监管能够确保社会文化对群体符合道德规范，尤其是在涉及公共秩序和集体价值观的内容方面，减少社会冲突和负面影响。
探索擦边视频背后的社会深层机制擦边视频的传播，不仅仅是一个媒介现象，它更是反映了当代社会、文化和性别结构的复杂互动。通过这些视频，我们能够看到现代社会在传播学、性别认同、社会阶层和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深层次冲突和变革。尤其是在女性的生存现状与性别文化的背景下，擦边视频揭示了女性群体在社会运转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同时也给了她们一个表达自我、挑战传统的机会。

面对这一现象，我们需要在冷静思基础上，思考如何通过合理的群体心理和伦理规范和对背后，推动视频平台健康发展，确保其能够为所有社会结构群体、特别是女性群体提供一个更加安全和有尊严的生存空间表达空间。
《爱欲与文明》

一、理论与现实背景
《爱欲与文明》出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作者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和重要理论贡献者。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并从理论和方法论上以反实证主义著称。马尔库塞的理论有着强烈的批判和反实证主义倾向，被西方誉为“新左派哲学家”。
《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都是马尔库塞的代表作。《爱欲与文明》一书的思想内容与《单向度的人》有着承接和呼应的关系。然而两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单向度的人》主要对西方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进行了批判，单向度的世界里，批判产生了停顿，肯定的声音压倒了否定的声音。《爱欲与文明》则从个体心理机制出发批判工业文明对人本性的压制已经需要通过爱欲解放来建立新的非压抑性文明。
此书为什么从心理学范畴来说起？马尔库塞在序言中给出的解释是：因为个体的心理失调是社会失调的反应。当然，本书绝非停留在心理学层面上，其真实任务是揭示心理学观念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实质。
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并没有获得其理想中的自由图景。人类物质和精神成就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下，不自由却在日益加剧，人们被统治和规训的程度在此刻到达高峰。

[!IMPORTANT]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能的压抑之下的，在现实原则的支配下，人类为高度文明付出了压抑本性的昂贵代价。由此马尔库塞提出：是否存在非压抑的文明观？非压抑的文明观是何种样貌？其又该如何实现？马尔库塞把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在对弗洛伊德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探讨非压抑性文明建立的可能性。马尔库塞认为要改变这种压抑性文明，就要超越现实原则，解放爱欲。
在影响力上《爱欲与文明》以其爱欲解放的宏论 ，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曾对20世纪60 年代的激进运动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二、内容梳理
1、压抑性文明的起源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人的本能是快乐原则，但这种快乐原则总是追求文化所无法给予的东西，所以它是具有破坏性的。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们发现完全遵循快乐原则，去获得直接、即时、纯粹的满足，是危险并具有破坏性的。所以文明的心理机制从直接的满足转变为延迟的满足，人们学会限制当下的直接快乐，从而获得日后可预期的稳定的快乐。弗洛伊德分别从个体发生层次上和属系发生层次上两方面来分析压抑心理机制的发展。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此部分的内容，我们需要先理清一下几个概念：
首先，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具有两个基本的本能：爱欲和死欲。

• 爱欲：也就是生命本能，维持生命，其履行其生命繁殖活动，主要表现为性欲本能。

• 死欲：也就是死亡本能，破坏生命，是个人对回归到未离开母体之前的涅槃状态的心理趋向，它趋向于得到一种毫无张力、毫无欲望的持久满足。

• 情绪：是反应对外世界和整体社会运转判断的认知反应
  另外两个重要概念是：

• 操作原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现实社会结构正常运作道德群体阶层和社会结构整体原则的具体行为和情绪反事物过程表现。

• 额外压抑：压抑有一部分是原始进化过程社会行为正当的、是生产生活的必需行为，还有一部分是额外压抑意识和情感，我们把这种产生于特定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统治机构、服务于特定统治利益的社会结构附加控制称为额外意识形态压抑。马尔库塞所反对的主要是这部分额外压抑。

（1）个体发生——被压抑的个体
在个体发生层次上大脑意识，压抑意识和情感产生于从孩童时期的本我到适应社会生存的自我和超我的过程。

• 弗洛伊德把心理结构的主要层次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存在于无意识的本能领域，它不受任何构成社会形式和原则的束缚，完全按照快乐原则去追求本能的满足。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外部环境的影响使得一部分具有接受和避免刺激的器官的本我逐渐发展出了自我。自我的主要功能是协调、改变、组织和控制本我的本能冲动，以使其与现实的冲突降到最低限度，即压抑那些与现实冲突的冲动，并通过改变其目标、 延缓和转移其满足、改变其满足方式、促使其与其他冲动相结合等方式，来使别的冲动与现实相一致。这样自我“废黜了无可辩驳地支配着本我过程的快乐原则。取而代之的是可能提供较强的安全感和较高效率的现实原则”。
  由父母被社会规训化后、接着由其他社会机构强加于意识形态的个体的“外在约束”被心力内投于自我，从而变成了自我的“良心”，（社群管理和社会阶层意识形态）也就是超我。
• 于是，负罪感，即对由违背这些约束或想违背这些约束的愿望所产生的惩罚需要（特别是在奥狄帕斯情结中）便充斥于心理生活。自我总是一无例外地实行压抑，以服务、听命于超我。超我执行的绝对命令依然是一种自我破坏的命令，虽然它也造就了人格的社会存在。
• 自我和超我虽然对主体的心理机制和行为产生主导性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本我的消失，代表个体本能的力比多是普遍存在的，本能在文明进程中被压抑了，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正是对本能的压抑，快乐原则向压抑的现实原则的转变，构成了我们文明发展的基础。我们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文明是作为有组织的统治而取得进步的。对本能爱欲和死欲的改造和利用成就了文明进步的可能。
• （2）属系发生——形成压抑性意识结构
  在属系发生层次上，压抑产生于原始部落到有组织的文明国家的发展。

父权-----母权-----回到父权

原始的父亲垄断着权力和快乐，并强令儿子们克制。为了获得爱欲的快乐（这里指的是与女性亲近，尤其是母亲），儿子需要推翻父亲以获得被父亲所垄断的权力和快乐；但推翻父亲取代父亲的位置之后，弑父的负罪感永久地伴随着个人。但杀死君王后，为了保证秩序的存在，他又给自己套上现实原则的沉重枷锁。在作了最初的反抗以后，儿子们也效法原始父亲来进行统治了。所以，在不破坏本能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实现对父亲的征服。这决定着爱欲与死亡本能之间的永恒斗争，这正是文明基础的局限性体现。

推翻父亲——满足爱欲本能

服从现实社会原则——满足死欲本能（因为死欲期望得到长期的安宁和满足）

接下来，快乐原则向操作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原则转变，把父亲的专制垄断改变成有限的教育和经济权威，同时也改变了斗争的原有目标即母亲，母亲与妻子的概念分离。兄弟宗族也发展成了机构化的社会政治统治。各种机构的制度都体现了现实原则。在这个制度中成长起来的个体了解到了像法律和秩序这样的现实原则的要求，并将其传给后代。父亲与权威融为一体，统治从而远远超出个人关系范围，它创造了满足人类需要的大规模机构。然而这些机构的发展，损害了文明的现有基础。
在弗洛伊德看来，负罪感在文明进步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弗洛伊德假定，原罪及与之相联系的负罪感，在整个历史中是以不同的形式蕃衍的。在上代人与下代人的冲突中，在对现存权威的反抗和反叛中以及在随后的忏悔中，即在随后对权威的恢复和称颂中，这种罪恶又屡屡重犯。

2、压抑性文明的局限：文明辩证法

人类从原始部落时的父权到兄弟宗族再发展到成熟文明，生产出的一系列文化机构和权力制度统治政治机器自身。这种统治在变得越来越高效和多产的强化社会机器同时，也变得越来越非个人化、客观化和普遍化。最后在充分发展的操作原则下，劳动的社会分工本身使人屈从。反抗被压制了，反抗成为了一种罪恶，因为其与为人类提供所需物品和服务设施的美好秩序相冲突。

• 然而，文明进步的同时，劳动的机械化势必减少和消耗在苦役（异化劳动）中的本能能量，从而使这种本能能量解放出来。社会为了抵御这种反抗的本能，采取的手段是加强对意识形态和传播意识文化的控制，比如提倡“无思想的闲暇活动”、推行反理智的意识形态等。统治政治语言从去人格化的主人、酋长、首领到非人格化的科层制管理制度。
• 劳动上装配线的整套技巧、政府机关的日常事务以及买卖意识，都已经和人的潜能完全无关，人只是异化劳动中的社会运转机器零件。
  在意识方面，个体觉醒意识越来越缺少自主性被审核被群体同化，它的任务范围缩小到只须使个体与整体相协调。“随着意识开始衰退，信息墒传递受到控制，个体被大众同化，知识也受到了支配和限制，个体并不真正理解所发生社会真实发生的事情只是一种想力和意识形态。
  极其强大的教育机构和娱乐机器把他同其他人结合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 使他们不会再萌生任何有害的念头。而既然认识全部真理无助于幸福状态，那么这样一种总的麻木不仁状态便使个体感到幸福状态

然而这种异化也具有积极的方面：过去的操作原则的维持者的能量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必要。必需品和奢侈品生产的自动化、劳动和娱乐的自动化，使个体的潜能不可能在这个领域中得到实现。它阻碍着力比多的集中发泄。

• 关于缺乏、苦役、统治和克制等的起源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它的本能根据和理性根据。异化理论表明，人不能在劳动中实现自己，他的生命成了劳动的工具，他的工作及其产品具有一种独立于他作为个体的形式和力量。要摆脱这种状况，就必须完成而不是阻止这种异化，必须消除而不是恢复被压抑者意识及其生产性觉醒人格。把人的潜能从异化劳动世界中取消乃是把劳动从人的潜能世界中取消的前提。”

总而言之，马尔库塞认为现有现实原则本身具有局限性，工业文明对自身具有否定性。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获得了闲暇，人们逐渐懂得去寻找和发挥自己的生命本能，这使其产生了对压抑性文明自身的反抗力量，在工业文明的最发达阶段，它达到了对自身的否定。

3、超越现实原则：建立非压抑性文明

即使我们的本能受到了现实原则的压抑意识和情感，但正如本我意识和原始本能是不会消失的，有些心理力量看起来本质上仍不受现实原则支配（比如弗洛伊德所提到的性幻想，暴力，情绪反应），这表明了社会结构层比多可以向非压抑意识方向发展，这就给超越现实原则提供了可能。

•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自由的力比多本质上与劳动相冲突。不管多么富庶的文明都要依赖于社会结构稳定、有序的工作满足需求理论，这样的工作必须依赖于个体的延迟满足。然而文明的进步导致了日益增长的破坏力量的释放。所以，在工业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文明将会爆炸并回复到前历史的原始状态。

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这一说法进行了批判。在马尔库塞看来。与力比多相冲突的不是必要的生产劳动，而是服务于统治组织利益的额外压抑。我们不是要消除的提供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劳动，而是要打破使人类生存成为劳动工具的社会组织。据此，在理论上文明发展的进程将由：“本能压抑——对社会有用的劳动——压抑性文明”转变为“本能解放——于社会有用的工作——非压抑性文明”。
那么，马尔库塞要怎样去建立这种非压抑性的文明呢？

（1）象征性文化英雄

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文学影视文化，群体传播作品中，超越操作原则的内容被有所保留下来，其中有两个重要的象征性文化英雄：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符合主流现实原则的文化英雄是普罗米修斯，在普罗米修斯的世界里，潘多拉、女性原则、性欲和快乐都成了灾祸，是分裂和破坏性的。俄耳浦斯是同性恋形象，那喀索斯是自恋者的形象。他们的形象不同于普罗米修斯的苦役、克制，他们是快乐和实现。同性恋和自恋都是抗拒生育性欲的压抑性秩序，正是因为同性之爱和自恋都不具有生育的社会功能，所以可以把其看作是一种不受现实原则支配的纯粹爱欲。

• 俄耳浦斯与那喀索斯都拒绝了正常的爱欲，这不是为了某种禁欲的理想，而是为了某种更完整的爱欲。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爱欲的目的是要否定压抑性秩序，即要实行伟大的拒绝。在以西方文化宗教中英雄普罗米修斯为象征的世界上，这种否定乃是对一切秩序的否定。这种所谓“伟大的拒绝”，体现了批判理论和非实证主义的色彩。俄耳浦斯与那喀索斯是使得爱欲解放成为可能的重要文化象征符号。

（2）解决生产率的问题

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率带有压抑性和对压抑的庸俗赞美的意思，它所表达的是对休闲、放纵和深受的愤愤不平的诽谤，是对身心的低级要求的征服，是外倾的理性对本能的制服。这种对生产率的看法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而这也恰恰就是操作原则的历史局限性。超出这个范围，生产率就有了另外一种内容，与快乐原则建立了另外一种关系。想象过程预见到了这一点。想象过程在坚持一种新的现实原则的要求时，保持不受操作原则的支配。（想象和弗洛伊德所说的幻想，都说明了在现实原则操作下的人们可以不受其影响的可能性。）

• 然而现实物质生产不管群体组织和社会分工和结构得多么公正，多么合理，它决不是自由和欲望满足和原始本能的王国。但它为人类机能在异化劳动领域之外的自由消遣提供了时间和能量。完全的自动化，可以使自由的潜能达到最大。正是劳动以外的领域规定着自由和实现。正是根据这个领域对人类生存所作的规定构成了对操作原则的否定。这种否定取消了统治的合理性，从而有意识地取消了由这种合理性规定的世界的现实性，并根据满足的合理性重新规定这个世界。

（3）审美向度的重要功能

资本主义文化机制的意义，将与工作世界（理性、父权）相对立的领域（非理性、女性），视为支撑前者顺畅运行的合理要素，视为对前者压抑的消极或积极的补偿。

• 审美向度一直是在反抗着现有的这种操作原则。然而，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使之成为压抑性社会的工具，从而导致人和文化的单向度。马尔库塞企图恢复审美一词的原初意义和功能，从而在理论上克服压抑性文明。他通过对康德、席勒关于审美的哲学论述证明了快乐、感性、美丽、真理、艺术和自由之间是具有内在联系的。
• 按照席勒的说法，美学这门学科确立了与理性秩序相反的感性秩序。把这个观念引入文化哲学是为了解放感觉，这种解放决不会摧毁文明，反而会给它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并将极大地增强其潜能。审美功能通过某一基本冲动即消遣冲动而发生作用，它将“消除强制，使人获得身心自由”。它将使感觉与情感同理性的观念和谐一致，消除理性规律的道德强制性，并“使理性的观念与感性的兴趣相调和”。

审美功能在改造文明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尔库塞专门写过一本《审美的向度》来对其进行详细阐释。此书中他认为艺术（主要指先锋派）自动地对抗现存社会关系并加以否定和超越；倾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及普遍经验，促成完整人的再生。

（4）爱欲解放

本能解放或者说爱欲解放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对力比多的释放与改造：“即把它从限于生殖器至上的性欲改造成对整个人格的爱欲化。”肉体从劳动工具恢复为快乐工具，也就取消了补偿意义上的性欲满足。
把性欲转变成多形态的爱欲。肉体不再被用作纯粹的劳动工具，它重新获得了性欲。这种性欲是前生殖器时期的多形态性欲，性器官的至高无上性被削弱。整个身体都成了力比多贯注的对象，成了可以享受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

• 现行劳动分工中的职业工作无法让个体在工作中满足自己的原始冲动、需要理论和自身机能。现行工作的功能是预先确定好的，和个体的潜能不匹配。如果工作伴有一种前生殖器的多形态爱欲的恢复，那么工作就可能自在的具有满足作用，同时又不缺失工作的实际内容。建立的前提是对巨大工业设施和高度专门化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合理组织，对具有巨大破坏作用能力的充分利用以及广大民众的通力合作。

前文已经多次提到，人具有爱欲和死欲两大本能。由于死亡本能趋向于得到一种毫无张力、毫无欲望的只求满足，生命在接近满足状态时，生死的冲突也会因此得到缓和，快乐原则和死亡原则在此刻便得以汇聚。同时，爱欲，在摆脱了额外压抑之后，将得到加强，这种加强的爱欲似乎又会同化死亡本能的目标。即使死亡是个体无法超越的客观必然现实，其也不再是一种生命本能，个体在得到生命的实现后，可以没有痛苦和遗憾地死去。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理论，从性欲到爱欲，再到死欲，在最终目标上不仅解决了人类自由和解放的问题，还解决了似乎一直以来存在的人类生命时间有限和死亡之间的矛盾。

三、思想特点

1、综合与扩展
马尔库塞深受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其理论具有综合性特征。进一步说，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弗洛伊德的压抑性文明理论进行了超越。马尔库塞扩展了爱欲的概念，爱欲概念在马尔库塞那里不仅仅是个心理学概念，更是对操控原则普遍施行、工具理性甚嚣尘上的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严肃政治性批判的社会解放武器。
马尔库塞对社会解放的乌托邦设想：一种非压抑文明的图景。工业文明足够成熟，消除导致匮乏的社会条件，所以效率原则就会走到逻辑终点。这带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色彩。
非压抑性秩序本质上是一种富有的秩序，因为产生必要压制的不是需要，而是“多余”。只有富有的秩序才能与自由相一致。在这一点上，对文化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唯物主义批判汇合了。这两种派别都同意，非压抑性秩序只是在最成熟的文明阶段，即在用最少时间、最小身心能量满足所有基本需要的时候，才是可能的。拥有和获得生活必需品乃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前提，而不是其内容。在此阶段，目前被异化的、个体必须忍受的劳动转变成了消遣的劳动。消遣作为文明的原则，并不表示劳动的转变，而表示劳动完全服从于人和自然的自由发展的潜能。劳动或工作和本能在可以激发潜能的“消遣”中消除对立。消遣性质的工作完全摆脱了生产和操作的价值标准，工作本身即是目的，而不是获取生存条件的工具。

2、人本主义诉求

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一直很注重人的整体性，这体现了他一贯的人本主义诉求。前有在《单向度的人》中不断申明人应该是多向度的主体，而非缺少判断的、失去批判能力的单向度工具。在本书中，爱欲解放理论绝不是单一层面的性解放。生理的性欲解放只是爱欲解放的一部分，马尔库塞所言的爱欲是整体上的力比多解放。他对于爱欲的整体性诉求正是立足于他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
同时，马尔库塞也不断探索人类通往自由王国，实现解放的具体途径，比如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的对现有历史的替代性选择：有计划地利用资源并花费最小量的劳动以满足根本的需要；把闲暇时间变为自由时间；并使生存斗争和平化。其理论超越哲学批判本身，其政治批判、美学救赎和生存本体论一直是其不可切割的组成部分。

四、反思

1、富裕与爱欲解放之间的桥梁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解放方式有以下论述，“中立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变成正被其自身成就所超越的某一历史阶段的科学和技术——它已经达到了它自身的决定性否定。在有步骤地将自己规定为政治事业的过程中，科学和技术将超过它们曾因其中立而从属于政治的那个阶段，并反对它们作为政治工具的专门功用。因为，对终极技术在规定和技术控制，是摆脱了妨碍满足人的需要并发展人的才能的特殊利益之后对（物质和精神）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换言之，它是人作为人的合理事业，是人类的社会结构合理事业。

• 因此，技术可以对理性理解和自由的心理不成熟状况提供历史的行为矫正，据此，人们在以压迫为基础的自我持续的生产能力的进步中，可以成为自由的并保留自由。马尔库塞认为把价值准则转化为需要是一个双重过程：
• 首先是物质的满足（自由的物化）；其次是在满足基础上需要自由发展（非压抑升华）此处关于人类解放的方式，和《爱欲与文明》中提到的爱欲解放的方式在思维上是共通的。解放的方式不是暴力的、突进式的革命，而是由技术进步到政治变革从而自然而然发生的。匮乏是当下问题，技术要摆脱匮乏，实现价值的物化。

在马尔库塞看来，推翻压抑性文明，解放爱欲，需要技术发展使得摆脱物质匮乏的局面。然而在不匮乏的富裕社会，爱欲解放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完成吗？
政治序言里马尔库塞对这一点进行了反思和修正：我们现在所达到的富裕是一种压抑性的富裕，在这种社会中，自由和奴役是结合在一起的。“繁荣正越来越成为自动化生产的前提和副产品，这种自动化生产一方面正在内外层空间寻找消费和破坏的新出路，另一方面却有不愿进入国内外贫困地区。
人类的自由形象由于反对自由和攻击、生产和破坏的这种社会结构分工结合而被歪曲了，它成了颠覆这种进步的计划。要解放追求和平与安宁的本能需要，要解放“非社会性的”自主的爱欲，首先就必须从压抑性的富裕中解脱出来，即必须扭转进步的方向。”
任何时候，谈论个体都比讨论一个组织/主义要安全很多，其实也会具体很多，抛开一些形而上的讨论，而是从一个人的需要和渴望来探讨，一个人做了什么，那就是他的目的和意思，弗氏说出了他的答案：pleasure principle

他们追求幸福；他们希望变得幸福并保持这种幸福。这种努力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一方面，它的目的是避免痛苦和不快，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体验强烈的快乐感。

顺带说了另外一句更real的话：

我们生来就只能从对比中获得强烈的快乐，而从事物的状态中获得的快乐却微乎其微。因此，我们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已经受到我们体质的限制。

弗氏总结了三种不快乐的来源：

• 身体的病痛
• 自然环境的肆掠
• 与同类关系的维护（在文明时代，此处带来的不快尤甚）

越过这些不快，也催生了最朴素的一种幸福：知晓自身逃躲了上述三种不快乐的状态而感知到的快乐（从这背后，也能看到参照系起到的重要作用），类似久旱逢甘霖的那种吧，相比，在多余的南方，雨水便没什么快乐催化剂的作用了。为了脱离人际关系带来的苦痛，有了隐士，有了冥想，为了避免个体面对自然环境的无情摧残，人类形成了集体（human community)。在这些朴素的幸福感获取方式之外，还有很多方式，精神上的，物质上的，不一而足，在弗洛伊德的眼里，都逃不开是对自身力比多的消费，人，在这里成了力比多的容器，而在力比多消费的过程中，每个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幸福的困境：

从人活着的意义引出快感法则并三个不快乐的来源后，弗洛伊德开始讨论另外一个终极问题：why it’s so hard for men to be happy? 提及让人不快的自然因素，在过去两百年里，我们的科技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让很多人有了人定胜天的感觉了，但是我们真的更容易获得快乐了吗？记得之前看《人类简史》的时候作者也有同样的疑问，我想他大概也看过弗洛伊德的书吧。

还有一个令人失望的因素。在过去的几代人中，人类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步，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控制了自然。这一进步的具体步骤是众所周知的，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人们为这些成就感到自豪，也有权这样做。但他们似乎已经注意到，这种新获得的对空间和时间的掌控，这种对自然力量的征服，实现了数千年来的渴望，并没有增加他们对生活的愉悦满足感，也没有让他们感到更幸福。

这里是一个悖论，文明是我们创造的避开不幸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了人类不快乐的最大来源，我们因为无法摆脱社会法则的塑造而沮丧，
在文明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动机：

• 1.提高效率（utility），

• 2. 延迟享受（a yeild of pleasure)，

  3. 个人以某目的和约束，形成一个整体，有更强的力量，同时也限制了个人，让个人无法满足。对于个体而言， 这个整体成了一个特殊的/强力的个体存在。这个集体的存在，催生了对正义的需求,我没有看到弗洛伊德所谓的”the nature of civilization”完整描述和定义，但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这大概就是将所有个体汇聚成一个社群的倾向吧，纵观整个文明的历程，从necessity和love两个文明的发端再到如今的文明，我们有了一夫一妻制度，我们有了爱邻居如爱自己这样的准则，一个更大的社群在向我们走来，随之而来的是对性的限制和对个人攻击倾向的限制，如果从一个文明人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可能很自然地判断这是好的。对个体而言，从本我（ego)出发，快乐法则支配着我们，但是从超我（super-ego)出发， 对自我快乐法则对审视和监督，让人产生内疚心理，约束着我们的行为（to be threatened with loss of love)，同时也就让我们不快乐。这就是弗洛伊德笔下个体和文明的轮廓了.
     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弗洛伊德的这边小书是对文明的反思和批判，甚至带着这样的主观思维去读这本书，不过读到最后两章，越来越让我迷惑了，当然现在也还有很多疑惑，或许只能更系统的地读他的其他著作才能解惑了，这里只是暂时说下我读到后两章的思维改变，最后，作者除了在说人类文明对个人性欲和攻击欲的牺牲，其实一直没有评价这种牺牲的好与不好，也没有说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哪个更重要。 但是他还是把他对人的基本看法铺开给你看：个体在本能的破坏欲和本能的爱欲之间的挣扎(the struggle between instinct of Death and instinct of Life)

• 文明的高度发展确实是以牺牲了部分个人的爱欲和破坏欲
• 爱欲与破坏欲并不是和谐相处，而是处于冲突状态
• 高度发达的文明中，被限制的个人欲望却能对群体造成更大的冲击

最后一章，看到了他对文明的态度:

我一直努力防止自己陷入一种狂热的偏见，这种偏见认为，我们的文明是我们拥有的或能够获得的最珍贵的东西，它的道路必然会通向难以想象的完美高度。

他自己说他带有个人偏见地把文明作为我们人能能拥有的最珍贵的明珠，同时，我能感觉到他对ego中的本能破坏欲的巨大担忧:

最狂热的革命者的热情并不亚于最虔诚的信徒。
摘记：

什么是坏：

坏事往往并不全是对自我有害或危险的；相反，它可能是自我所渴望和享受的东西。

什么是文明革命：

文明进化的意义对不再晦涩难懂。它必然是爱与死、生存本能与毁灭本能之间的斗争，就像人类一样。这种斗争是所有生命的本质，因此，文明进化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人类的生存斗争。

动物性的人成为人类的唯一途径 就是其本性的根本转变。

从快乐原则（无意识）到现实原则（意识）的转变

从：	到：
直接的满足	延迟的满足
快乐	限制快乐
欢乐（消遣）	苦役（工作）
接收	生产
没有压抑	安全感

首先，由快乐原则统治的无意识构成了较古老的主要过程，无意识过程所追求的只是获得快乐，凡能引起不快感（痛苦）的活动，心灵都拒绝参与。

但快乐原则如果不加以限制，则将与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发生冲突，个体逐渐痛苦地认识到，他的需要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无痛苦的满足。

有了这样的失望经历后，现实原则取代快乐原则占据上风，人学会了为得到延迟了的、受到限制的、但却是保险的快乐而放弃暂时的、不确定的、破坏性的快乐。

弗洛伊德认为，由于这种克制和限制所取得的乃是持久的收获，现实原则不仅没有“废弃”而是“捍卫”、不仅没有否定而是“修正”了快乐原则。

此外，现实原则所改变的不只是快乐的形式及获得快乐的时间，而且是快乐的实质。人类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通常不过是一股动物性的内驱力而已。但随着现实原则的确立，他变成了一个有机的自我。他追求的是有用的、而且是在不伤及自身及生命环境的前提下所能获得的东西。

在现实原则指导下，人类发展了理性功能：学会了检验现实，区分好坏、真假和利弊。人获得了注意、记忆和判断诸多机能，成了一个有意识的思想主体，并且做到了与外部强加于他的合理性步调一致。

唯一与理性相分离而继续不受现实原则支配的思想活动是幻想，它继续受快乐原则支配。

心理机制的所有其他方面则都明显地服从于现实原则，那种“自动释放功能”以前在快乐原则支配下，曾被用来使心理机制摆脱过多的冲动，而现在则被用来“对现实作适当的改变”（改造世界？），因为它转变成了行动。

于是，人类欲望的范围及满足欲望的手段都得到了无限的扩大。

2019 年秋，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访问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举办了第一届赫尔玛·希尔·凯纪念讲座，以纪念她的朋友、已故的赫尔玛·希尔·凯。1974 年，金斯伯格与赫尔玛·希尔·凯共同撰写了第一本关于性别歧视的案例书。 《正义，你要追求正义》 是金斯伯格与伯克利法学教授、前金斯伯格法律助理阿曼达·L·泰勒合作的成果。在访问伯克利期间，金斯伯格大法官在与泰勒的谈话中讲述了她的人生故事。在本合集中，两人汇集了那次谈话和其他材料（许多从未发表过），分享了金斯伯格大法官的家庭生活和漫长职业生涯的细节。其中包括著名的简报和口头辩论、金斯伯格最后的一些演讲、她作为最高法院法官撰写的最喜欢的意见（许多持不同意见），以及她在那些重要案件中从法官席上宣读的陈述。金斯伯格和泰勒选择了每一份文件来讲述诉讼策略和乐观愿景，而这正是金斯伯格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实现“更完美的联盟”的核心。

这应该是我最近最好的一次阅读体验了。《正义》这本书虽然谈论的题目很大，但读起来并不艰深，书中结合了许多案例来阐述各种关于正义的理论，可以算的上是深入浅出，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各种正义理论的阐发时的思辨的态度，让这本书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
下面附上一些摘录：

社会应不应该设法为其公民提振美德？还是说，法律应该在形形色色的不同美德观之间保持中立，由公民去自主选择最良善的为人处世之道？

金融纾困案：美国一向对失败比对贪婪更敌视。在市场驱导的社会，企图心旺盛的人本来就应该孜孜求利，自利与贪婪之间界限一向模糊，成功与失败之间则可以一刀切。美国梦的核心，就是成功者有资格坐享其成。

边沁-功利主义 ：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幸福的最大化，就是追求快乐扣除痛苦的最大总和。凡是能把功利最大化的，就是正确之举。所谓“功利”，泛指一切能添乐减苦之事物。

人都喜欢趋吉避凶快乐，讨厌痛苦。功利哲学把它当作事实，并以之为道德与政治的根本。

功利最大化不仅是处世准则，也是立法准则。政府在斟酌立法与施政之际，应尽可能为社群全体带来最大幸福。

何谓社群？按照边沁的说法，社群是个“假想的团体”，是组成个人的加总。公民与立法者因此应该问问自己：把政策将会带来的所有好处相加，再扣除所有代价，会比他种做法带来更大幸福吗？

功利主义标榜是一种道德的科学，并以幸福多寡的衡量、聚合、计算为其基础。个人偏好只需衡量其祸福得失，不需评判其是非轻重。
人人偏好都是同等轻重。这种全不做主观判断的精神，正是功利主义最吸引人之处。他承诺将道德选择转化为一种科学，至今指引当代经济学界的思路。但是要把不同的偏好聚合起来清点，就必须用到单一度量衡。边沁的功利观正为此提供一种通行货币。

但是，所有的祸福厉害得失，其价值难道都可在毫无损失的情况下转化成单一货币吗？

边沁“最大幸福”原则的两种反对意见：

• 一是嫌它不尊重人权与人格尊严；
• 二是具道德重要性之一切事物绝不可能被转化为单一度量衡上比较目标。

自由至上主义: 自由是一种基本人权，人人对自由物皆享有支配权，前提是我们也必须尊重他人的相同权力。
政府必须把功能减到最小，只剩下强制契约执行、保护私有财产免于盗窃、维持和平，才算符合自由至上主义的理论。

自由至上主义反对现代政府常有的三种作为：

• 父母官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反对立法保护人民免于自作自受。

• 把道德写入法律：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运用法律的强制力，去促进某些美德观或去表达多数人的道德信念

• 重新分配财富或所得：自由至上主义的权力理论反对硬性规定人民必须帮助他人，连重新分配财富的税率亦反对

夺走某人的劳动所得，等于是夺走他的时间，在期间指挥他做这做那。如果有人强迫你必须在某段期间内做特定工作，或无酬工作，工作内容及目标都由他决定，由不得你。这样…就把他变成你这人的部分拥有者，等于是把你变成一种财物，拥有权在他手上。
自我所有权：人不应被当作造福他人的工具，如此便是侵犯基本的自我拥有权。我命我力我身皆归我有，且只归我一人所有，其处置不应看社会整体高兴

康德：道德并不是为了幸福最大化或其他任何目的。道德就是尊重人，就是把人视为目的。

从一时之欲望推得道德，是道德思考的错误方式。众皆乐之，不见得就是对的。

以喜好欲望，即便是对幸福的欲望，来做道德原则的依据，都是搞错了道德真谛。“功利主义的幸福原则根本无助于建立道德，因为幸福与良善根本是两回事；谨言慎行精打细算以求出人头地，与美德根本天差地远。” 把道德建立在利益偏好之上，适足以毁掉道德的尊严。这种道德不叫人明辨是非，只教人工于算计。
对康德来说，尊重人尊严，就是把人看成目的。功利主义就是错在把人当作促进整体福祉的手段。

罗尔斯：“无知之幕” 的思想实验与“差异原则”

唯有可为社会底层带来利益的社经不平等是可被允许的。

“实际上，差异原则代表一个协议，就是把天生智愚之分配当成一种共同资产，并分享此分配所带来的一切好处。自然所青睐者，无论是谁，只能在改善输家情况的条件下，享受自己好运的好处。”

亚里士多德：正义就是把人应得的给他，人人所得皆等同其应得

从知道到做到，虽然是一条很简单的线路：知道——做——做到，但这一字之间隔却是万里之遥。

知易行难，行胜于言。知道，只是停留在一个大脑认知的层面；做到，往往需要具备超强的自制力，去突破观望与懦弱，勇敢地做不擅长的事。唯有如此，才能够冲破这一字之隔，拉近“知道”和“做到”的距离，实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我们能画出的圆圈总是不够圆，

但没有人会因此想取消圆圈 ”

“现实中，无论我们用任何仪器都无法画出一个真正完美的圆，但‘圆’这个概念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把‘圆’看成是一种关于正义的隐喻，那么每一个画‘圆’的决定都是一种与正义有关的追求。”

法律是社会结构社会运转群体不同追求公平和正义，这也是法律职业的责任和使命。法官办理每一起案件，都在努力追求唯一正确的裁判，但不同的案件会有不同的客观和时间物不同考量因素，于是法官常常会在人价值判断社会群体规则之间来回穿梭，寻找个案最好的裁判方式，因此裁判结果不尽相同。这些案件并没有正误之分，都有其合理性，但都不完美。跨越知行鸿沟。
tanley Hoffmann教授第一个发言。他是哈佛政治系一辈子研究欧洲政治、历史、文化的年过八旬的老教授，与桑德尔共事了三十多年，很看重他。他说，公开提倡“美德”（virtues）、让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国家都追求“美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说法，因为它打破了“公”与“私”的界限，强迫人们有同样的价值观。 什么是“美德”？“美德”的标准是什么？ 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 而对于自由的标准、福利的标准，人们有基本的共识。 桑德尔反问，有没有一种政治思想是不危险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呢？功利主义的政治思想，个人主义至上的政治思想都各有各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景，做出不同的选择。

Harvey Mansfield教授这时说，他也是一个有美德、讲道德的人 大家都笑了。他说，他不能接受桑德尔对刚才他的问题的回答。在《谁真正在乎？》这本书中，作者把旧金山这个城市（民主党为主）和美国中北部的North Dakota这个州（共和党为主）加以比较。两个地方的人口差不多，但旧金山的人均收入高出很多。即使这样，他们给慈善机构的捐款也只是North Dakota的一半。民主党在税收政策中倾向杀富济贫，表面上看，这是有道德的正义之举，但正是民主党人忽略了慷慨、慈悲这些美德。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