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00年，世界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改变。在上世纪20年代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乘坐牛车从勿洛到爷爷在菜市的橡肢园，两英 里的路程需要足足一小时。
更惊人的是今天人们的通讯方式。作为上世纪30年代在新加坡 的一名学生，我曾经在好多个星期四或星期五，等待从英国航行了 五六周才抵达的船只，运来我喜欢阅读的少年期刊。今天，邮寄航 空信件仅需几个小时，却没几个人这么做。因为通过手机和互联网 以光速发送和接收短信和电子邮件，更为便利快速。
我不可能预见所有这些变化，更遑论预知新加坡会如何改变。
50年后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无人知晓，只能说变化的 速度很可能比过去50年来得快。
假设某些趋势持续，去预测未来15年至20年可能发生什么事 会比较实际。即使如此，这还是充满不确定性。
本书是关于我对世界，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各股力量相互角力 的看法。对眼下的局势及其起因有正确的认识，是了解未来可能如 何发展的先决条件。我的观点建立在自己的观察，和过去50年参与 政事时与形形色色的人接触的基础上。在这期间，我掌管了新加坡 的外交政策，并会见了许多对处理当时全球问题有第一手经验的关 键人物。
美国和中国是在行动和决策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两个主要国 家。但新加坡还是必须尽可能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如欧洲国家、 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印度和中东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我在 这本书中写了它们个别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它们可能会有什么 样的未来。
无论世界怎么样，新加坡都得去接受它，因为它实在小得无法 改变世界。不过，我们可以尝试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空间，在本 区域的“巨树”之间穿梭。这一直是我们的方法。若要继续保持如 此，我们就必须保持思路敏捷，懂得随机应变。
就新加坡而言，我们的成功故事取决于三大特性：确保这是个 让人们生活与工作的最安全国家，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以及确保 每一代新加坡人能持续成功。
如果没有这三个我们多年来确立的基本因素，我们将失去现有 的优势。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国的投资者，他们在新加坡投资时必须 满怀信心。这三个因素保证了他们的投资在未来能持续获得回报。 如果我们不是以这种方式同世界联系，就会面临与世界脱节的风险。

小国那么多，新加坡只有这一个，足以证明李光耀的能力。

新加坡国父：光耀的一生

李光耀 1959 年到 1990 年出任新加坡总理，是世界历史上在位最长的总理。在他执政期间，新加坡成长为东南亚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李光耀是新加坡的缔造者，被誉为 “新加坡国父”。

Lee as a child

1923 年 9 月 16 日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甘榜爪哇路 92 号一幢别墅住宅，是家中长子，共有 3 个弟弟和 1 个妹妹。他的一生有过光辉，更有苦难，曾向人屈膝，也有过离别之苦。一个人的经历总是造就了他的一生，但是大大小小的经历中，那些真正影响到人的其实是这个人对待经历的态度和看法。

李光耀 1942 年在日军面前被迫下跪，日本人随后用军靴踹向他。他后来说，那一刻，他开始思考，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命运。

英国和英国人在方方面面影响了李光耀的一生。李光耀的父母只会说马来语和英语，而作为第四代华人移民，李光耀从小接受的是英语和马来语的教育。

李光耀说：“我后来很庆幸自己接受了英文教育，如果我不受英语教育，我不会了解大环境。受了英文教育，我出国去了解世界，我了解是谁在影响世界的局势。”

在留学英国初期，李光耀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后转入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949年毕业，获得“双重第一荣誉学位”，1950年6月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图为年青的李光耀(后排中)与父母及弟妹合照。

在留学英国初期，李光耀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后转入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949年毕业，获得“双重第一荣誉学位”，1950年6月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图为年青的李光耀(后排中)与父母及弟妹合照。

留学期间，李光耀认识了后来与他相伴一生的爱人——柯玉芝。两人是剑桥法律系同学。图为李光耀与柯玉芝在剑桥。

二战期间，李光耀与柯玉芝（右一、右二）暗生情愫。开始交往。这是他们和朋友一起游榜鹅河时拍的。

1947年12月，李光耀、柯玉芝在没有通知双方家长的情况下，在英国注册结婚。1950年9月，两人回到新加坡，在莱佛士酒店正式摆酒宴客

1952年，李光耀的第一个孩子——儿子李显龙出生。图为李光耀夫妇与长子显龙在欧思礼路家中

李光耀夫妇共育有三个子女：长子李显龙，次子李显扬，女儿李玮玲。图为李光耀与三个孩子在家中下象棋。

1959年，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成立自治邦。李光耀出任总理，自此开始他长达31年的总理生涯。图为1959年6月3日，李光耀赢得大选后，支持者齐集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李光耀举起拳头，带领群众大喊“Merdeka! Merdeka!”(自由！自由！)

在总统府斯里淡马锡官邸前的草地上，李显扬（左）与李玮玲正逗弄他们的拉布拉多猎犬“尼奇”。李光耀则放下工作稍作休息

1964年，柯玉芝带着年幼的三名子女到机场迎接出访归国的李光耀。

1965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那一年，他42岁。

1965年5月1日，李光耀在廉租房项目现场。此时，在李光耀的主导下，新加坡政府开始了福利建屋计划。

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国会同意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李光耀召开记者会，并通过电视向国民发言，呼吁人民要保持镇定，但自己却无法控制情绪，流下泪水。

1972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

1979年6月13日，正在西德访问的李光耀站在柏林墙边眺望东德。

1987年7月28日，为了能熟练地在国庆日与群众同唱爱国歌曲，内阁部长（前排左起）陈庆炎、王鼎昌、吴作栋、麦马德、李光耀和巴克，特地抽空认真练唱

1988年9月，李光耀向选区选民们挥手致意。

1988年期间，李光耀三度访华。图为9月15日，北京，李鹏与来访的李光耀检阅仪仗队。

1988年9月15日，李光耀与夫人在北京恭王府游览参观。

1988年国庆群众大会，李光耀发表电视讲话，谈及会在1990年把领导位置交接给吴作栋，他说道“即使我卧病在床，或当你将快把我下葬，如果我觉得事情不对劲，我还是会起来的”

李光耀对邓小平一直十分尊重，这位新加坡的开国总理不止一次被问到同样一个问题，“你认为在这个时代里，谁是最伟大的领袖”，每次他都毫不犹豫的回答——邓小平，没有一次例外。图为1988年，李光耀拜会邓小平

1989年10月9日，李光耀会见来访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2000年9月16日，李光耀与妻子一起俯身吹熄蜡烛，庆祝自己的77岁生日。

2004年8月12日，新加坡，李光耀（右二）宣誓就任内阁资政，吴作栋（右一）宣誓就任国务资政。

2005年8月9日，新加坡国庆40周年庆典上，观看新加坡空军表演的李光耀，在战斗机飞过时捂上耳朵

2008年5月27日，85岁的李光耀乘车离开最高法院。因在报道中称李光耀父子相继担任新加坡总理为“裙带主义”，《远东经济评论》被裁决为“诽谤”李氏父子，进而被禁止在新加坡发行。

2010年10月，李光耀的夫人柯玉芝辞世，享年89岁。图为李光耀参加柯玉芝葬礼。

柯玉芝的葬礼上，李光耀把手指放在自己唇上，再轻抚爱妻的脸，献上最后一吻。在悼词中，他说：“没有她，我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2013年8月6日，李光耀新书《李光耀观天下》出版。他在书中坦承对生死的看法：“我89岁了，没必要回避这个问题。与其陷入昏迷长期卧床，我宁愿选择快速离世”。

2013年8月6日，李光耀出席在总统府举行的新书发布会。这是在图片库中能搜索到的，他本人的最后一张图片。

2015年2月5日，李光耀因感染严重肺炎入院，3月17日新加坡总理公署发表文告，称李光耀病情因感染而恶化。图为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内，李光耀与夫人柯玉芝的蜡像。

The Japanese delegation leaves the Municipal Building 

after the surrender ceremony on 12 September 1945

1945 年 9 月 12 日

日本代表团在投降仪式后离开市政府大楼

李光耀对英国人，日本人的看法，也几经变化，也让他对政治开始有了思考。在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前，英国人在他的眼中是强大优越不可战胜的，他却看到了英国人丢盔弃甲的溃败，不顾当地人的死活争相逃命；他也看到日本军人 “不怕牺牲，是可怕的对手”。日本人用恐怖血腥手段治理社会使得物资严重匮乏的新加坡夜不闭户。李光耀说：“日治时期...... 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利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

In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Law School Library, 1947 to 1949

但是苏格兰人在成为战俘后依然昂首挺胸保持军人的仪表。这些廓尔喀战俘不屈的面貌让他印象深刻，后来他在 60 年代开始雇佣廓尔喀雇佣兵当防暴警察，维持新加坡的治安；1946 年，二战结束次年，23 岁的李光耀考取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去往英国。当他第一次在伦敦的繁华街头看到最原始的自助售报摊，由买报纸的人自己放进硬币，自己找零，是完全凭自觉的交易。

这个自助报摊带来震撼，许多年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是他内心对文明的感悟。他在伦敦街头看到每一个被飞机轰炸过的地方，都被英国人整理得干干净净，有些地方还种上花草，让他感受到了英国人的纪律感和荣誉感，他感到英国人既不因为战败而颓丧，也不因战胜而傲慢。而复员后入学的伤残的同学处处表现出一种自然、自信、毫不自怜的神态也深深触动他。“这真是一个文明社会”，他心里想。

1947 年 12 月李光耀与柯玉芝在英国秘密结婚，并未告知父母。1950 年 9 月 30 日，他们在新加坡正式举行婚礼。他们生养了两子一女，长子李显龙后来也成为新加坡总理。（有媒体指责，李显龙出任总理，有李光耀刻意培养和操作的痕迹。但李光耀对此回应说，李显龙在自己的岗位上是称职的。李光耀说：“如果我没当上总理，他（李显龙）可能早几年就坐上了那个位置。我不会让不够格的家庭成员担任要职，因为这对新加坡或我本人的历史功过来说，都是个灾难。决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 ）2003 年和 2008 年，柯玉芝两次中风，卧病在床。她不能言语，无法动弹，唯神智清醒。李光耀从此转变角色，把陪护妻子作为一天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每天，他都会花上几个小时陪她说话。有时跟她聊聊工作，有时为她读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者是简 · 奥斯汀的小说。那都是她的最爱。

他们相濡以沫一甲子后，柯玉芝先于他而去，葬礼上，李光耀在妻子生前最爱的巴赫乐曲伴奏下，将一支红玫瑰放入其棺中，接着把手贴在嘴唇上，再用它轻抚她的脸颊和额头，然后再以其贴上自己嘴唇。“在安静的时刻，我会重温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我们是幸福的。” 他在悼词中说：“没有她，我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度过了充满温暖和意义的一生，我应该为她 89 年的生命感到慰藉。但今天在这个永别的时刻，我的心却无比悲痛。”

1950 年，李光耀回到新加坡。1959 年新加坡摆脱殖民统治，李光耀当选总理，他规定所有内阁成员，必须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出席内阁会议。白色，寓意廉洁，象征朴素和正直。对贪腐的不容忍，正是他把新加坡打造成 “腐败绝缘体” 的根本。“如果要钱，不要参政。你一旦被钱收买，就卖出去你的命运。你的政治命运就完了。你就前功尽弃。”李光耀说。李光耀的家族很有钱，但从他居住的寓所和日常起居看不出奢华的迹象。

李光耀一直致力于推动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联邦。

1963 年，两国合并，但蜜月期不到两年，双方就产生巨大分歧。1965 年 8 月，新加坡被迫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出来，李光耀在有关与马来西亚分道扬镳的电视采访中，穿着白色衬衣，不断用手帕擦拭眼泪：“成年以来，我始终相信新加坡能并入马来西亚联邦，结合这两片领土，让两边的人民在地理上、经济上、血缘上相连接，”李光耀在采访中泣不成声，几度哽咽中断讲话，最后用一句 “可以暂停拍摄吗？” 结束了这段历史性的镜头。

8 月 9 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42 岁的李光耀承担起治国重任。对新加坡这个没有任何自然资源，没有第一产业，甚至连淡水都要从邻国进口的国家，李光耀在独立当天的讲话中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随着别人的音乐起舞，我要对好几百万人的生活负责。新加坡…… 一定会活下来。”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李光耀带领着新加坡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脆弱走向稳定，从腐败走向廉洁，从人情关系社会走向全面法治社会，从缺乏归属感的移民聚散地变成族群和谐共处、身份认同感强烈的国家，从 “地图上的一个点” 发展成有重要地区乃至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个顽强而执拗的人，为新加坡一手设计了组屋制度、中央公积金制度、主权财富基金制度、双语教育制度等等。

“居者有其屋” 的住屋政策使得新加坡人 90% 以上的人安居乐业；李光耀多次指出：“除了人，新加坡可谓一无所有。” 新加坡成功的核心秘诀就是对教育的重视，对人才培养和选拔的重视。李光耀从建国第一天起就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不论是三轮车夫的儿子还是千万富翁的儿子，都 “享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

李光耀的华人文化背景并不意味着他会在新加坡治理中直接推行儒家文化；而他的英国式教育背景，也不意味着他会照搬英国或美国式的治理模式。

新加坡是处于多种文明交叉十字路口上的小国，四族共和，李光耀为它选择的是儒家传统 + 盎格鲁 - 撒克逊文化。前者是出于华人的文化传统，而后者更多因为是世界的强势文化。

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人受到教导如何礼貌，如何做到不要大声喧哗，什么时候该冲厕所，不要嚼口香糖。

在新加坡看不到任何涂鸦，因为政府说不应该有。

李光耀曾对 BBC 说，新加坡被人称为家长制的 “保姆国家”（a nanny state），“但这样的结果是我们今天的行为更好，我们生活在比 30 年前更愉快的一个地方。”

1994 年，为表彰李光耀 30 年来 “对 300 万新加坡公民不管何时何地吐痰、嚼口香糖、喂鸽处罚之影响的研究”，“搞笑诺贝尔奖委员会” 将当年的心理学奖颁给了李光耀。

这确实新加坡的一大特色。

对此，李光耀回应道：“我经常被指责干预新加坡人的私生活。对，但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们今天不会有这样的成就。我可以毫不懊悔地说，若我们从没介入国民的私人问题，国家也无法取得现在的经济发展——你的邻居是谁？你如何生活？你制造的噪音、你怎样吐痰或你所用的语言，都是由国家决定对错，不要理会别人的看法。”

李光耀不理会别人看法的态度同样表现在对新闻的管制方面。

新加坡政府立法，新闻媒体只能享有 “有节制的权力和有约束的自由”。而外国媒体若批评新加坡，必须刊登新加坡政府的回应，否则发行量将被限制。他本人也曾多次与《经济学人》、《泰晤士报》等外国媒体交手，甚至诉诸法庭。对此，李光耀曾说：“如果我允许外国报章来拉我的尾巴，掐我的颈项，而且又没有受到惩罚，那新加坡媒体也很快的会加以仿效。”

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李光耀在政治上并不民主，他强调合作和纪律。他打击政敌毫不手软。他曾把早年和他合作，后来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拘禁 20 多年，驱出新加坡。另外，他还通过司法手段如控告诽谤罪等，打压反对者。新加坡的《国内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时 “不经审判” 即得以 “无限期拘禁” 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

新加坡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原本是一个失业率高而收入低，又有强烈的政治对立与不同种族的国家，加上英军的撤退，情况并不乐观。随后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没有经受重大失误与混乱的情况，经济、社会、文化与国防等方面发展到了今天的高度，兼备良好治安与种族和谐，并始终维持高度行政效率与清廉。

李光耀所发展起来的 “新加坡模式”，即保持经济增长和实行严格的社会控制，使他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

他对国民的指导可谓细致入微，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在社论中概括的，“国人从摇篮到坟墓，都受到政府的呵护”。他的治国效率和廉洁执政备受赞誉，可同时也遭到人权组织的指责，批评他限制政治自由，并通过起诉反对者诽谤对他们施加恐吓。

李光耀和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很好关系，和台湾的蒋经国关系也相当不错。因为上述原因，他曾被西方认为是认识中国的桥梁。从 1976 年首次访华开始的 39 年间，李光耀共访华 30 余次。他会晤过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后，他还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举行过会谈。正是在李光耀的推动下，中国和台湾 1993 年在新加坡举行了极具象征意义的 “辜汪会谈”。

李光耀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要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关键在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一个热情拥抱市场的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美中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竞争不可避免，但冲突却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美国想要羞辱中国，请克制，因为这样只会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如果美国转而接受一个崛起中的强大中国，给中国在会议室中准备一个座位，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就会欣然坐上这个位子……

李光耀可能是最早明确提出 “亚洲世纪” 的领导人，他认为：“21 世纪，亚洲将重塑其世界地位”，“21 世纪将成为争夺太平洋地区霸主地位的世纪，因为该地区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也是全球主要经济力量汇聚之地”。

在李光耀看来，“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新阶段的发展将令人激动。引发市场全球化的举措就是 1991 年 3 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允许互联网私有化，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将变成一个多么有力的工具，它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个人和企业能进行跨国沟通，并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知识界和全球性的市场。全球将出现多个经济力量中心”。从以上引述的话里可以看出，李光耀的确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他总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地区事务，指导他所领导的国家如何生存与发展。

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居亚太地区的要冲，四周大国环伺，生存环境极其复杂。在李光耀的掌控下，这个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国，却赢得了世界上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尊敬。其中以小事大之道，不可谓不高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光耀的实用理性与执政艺术。李光耀曾经说过，“我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从不纠结于什么学说理论。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随时准备直面问题”。

先后在英国和日本人统治下生活过的李光耀，早就知晓强权的厉害，他说：“我从英国人那里学会如何治理，从日本人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强权”。

李光耀自称：“我的生活从来不靠哲学或理论主导。我是实干家，至于我的成功是基于哪些原理，那要由理论家去总结。我不靠理论，面对问题，我会问：怎么才能解决它？如果在一系列尝试后，我发现某种方法能够成功，那时我才会总结这一方法背后的道理。”有批评者认为李光耀是 “亚洲独裁者” 的代表性人物，对此他亦有自己的见解：“美国媒体经常找新加坡的茬，抨击新加坡是极权主义、独裁主义国家，批评新加坡管理过度、要求过严、沉闷枯燥。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按照他们的意见来管理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拿自己的生活充当别人的试验品。”

他饱受来自各界的批评。

如果不是这位律师出了名地爱跟人打官司，也许人们能见到的批评会比现在多得多。——无论你接受或是不接受他的结论，你都会被他这种毫不含糊的判断所震撼。

“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我们要为自己谋得一个合适的位置，一个小小的角落。在这样一个地方，尽管我们国家很小，我们仍可以扮演一个对世界有用的角色。”

新加坡这个 “不具备一个国家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我们是多元民族，缺乏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命运” 的脆弱的国家，1960 年，人均名义 GDP 为 428 美元，是不折不扣的穷国。到 1991 年，人均 GDP 为 14504 美元。在他执政的 31 年间，GDP 翻了 34 倍，年增长率为 12%。他卸任后，新加坡持续走向繁荣，2023 年，新加坡人均 GDP 已达到 8 万 2800 美元。

1988 年，当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谈到两年后会把领导位置交给吴作栋时，说的话更像是一种宣言：“即使我卧病在床，或者你将把我下葬，如果我觉得事情不对劲，我还是会起来的。”2011 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遭遇了半个世纪来最低的得票率，李光耀自此淡出了政坛。

当他宣布隐退时，《外交政策》杂志曾试图为其政治生涯下一个结论：“新加坡向世人证明了，即使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也同样可以有担当，政府永远都存在，对公民有求必应。” 但他们不觉得会有第二个国家能达到新加坡那样的效率，这一切都是因为李光耀——再难有一个当代领导人，像他那样自律，同时又有如他一般推行纪律的决心。

2015 年 3 月 23 日 3 点 18 分，一代政治巨人李光耀走到人生终点。在他的葬礼上，他的长子，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哽咽着说：“由始至终，李先生最关心的就是新加坡的存亡。他把一生奉献给新加坡，致力团结全国人民，激发大家自力更生。在他的领导下，我国成功从第三世界晋升第一世界，成为一个让人民引以为豪的家园。他的离去对新加坡和我家人是个巨大的损失。 

“在这悲痛的时刻，我们要把李先生的贡献铭记在心。悼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发扬他的爱国精神，团结一致，让这个他付出毕生精力建立的新加坡，继续繁荣稳定。”

是李光耀先生诞辰 101 年。以此文致敬李先生光耀人世间的一生和他留下的宝贵遗产：李光耀精神！

李光耀的 1994 年

1994 年，李光耀两次访华。一次是 2 月，另一次是 9 月。

2 月 11 日（正月初二），国务院正式下达批复，同意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2 月 24 日（正月十五），李光耀一行访华。2 月 26 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中国与新加坡两国领导人在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上签字。

值得一提的是，签约这天是周六。

9 月 29 日，李光耀应邀再次访华。这次，他走访了五个省市，先后到过苏、豫、鲁、京、辽。10 月 1 日，是中国的国庆节。上午，李光耀在郑州国际饭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表示看好河南的前景，“相信河南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下午，他来到登封，游览少林寺。

随后，他到了山东，10 月 3 日，登上泰山之顶——玉皇顶。这里是泰山最高的地方，古代帝王在此处封禅泰山。

这一年，李光耀 71 岁。

一、

苏州工业园区作为中新两国政府间合作的首个项目，两国领导人选择在农历正月批复、签约，可谓是满怀欣喜，迫不及待。正月十五，是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圆月的美好寓意，不言而喻。

顺便说一句，赶在周六，并非领导们有意加班。彼时，那一周为 “小周”，周六是正儿八经的工作日。

1994 年 2 月 3 日，国务院规定实行 “大小周”，即第一周的周六、日为休息日，第二周的周日为休息日，依次循环。在此之前，也就是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实行每天 8 小时、每周 48 小时的工时制度，即每周休一天。

然而，“大小周” 只是一个过渡政策。一年多后，1995 年 3 月 25 日，国务院规定，从 5 月 1 日起，每周休两天。也就是说，到明年，双休制在中国才实行三十年。

回到正题，新加坡到中国设立工业园区的设想，始于 1992 年。

1992 年 1 月 17 日，邓小平启程南下，一路走、一路看，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直言不讳 “谁不改革谁下台”，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尽管一年多以前，邓小平就已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但其讲话仍然振聋发聩。

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称赞新加坡的社会秩序，认为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

早在十多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李光耀就在新加坡接待过到访的邓小平，为其个人魅力所折服，盛赞其为 “人中之杰”。他明白这位耄耋老人的威望和能量，以及为改革开放护航的决心。

政治嗅觉敏锐的李光耀预感，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会有重大举措。

赶在十四大召开前夕，1992 年 9 月底，李光耀率团访华。这是其首次以 “内阁资政” 身份访问中国。

在北京会见过中方领导人时，李光耀提出，要到江苏无锡、苏州看看。江苏在 80 年代，乡镇企业 “异军突起”，到了 90 年代，正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能够当面向新加坡客人请教，是江苏方面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当时，江苏全省找不出一辆适合迎接贵宾的车。在时任江苏省省长陈焕友的特批下，江苏从上海租了一辆 “加长奔驰”。陈焕友从南京赶到无锡硕放机场，全程陪同李光耀一行。

无锡是老工业基地，江苏省安排了一些项目参观，但最后李光耀说还想去苏州看看。10 月 1 日，考察团从无锡直奔苏州。这段临时添加的行程，考察时间只有半天。简单会面交谈和吃完午饭后，就要乘火车去上海。

时任苏州市长章新胜抓住时机，跟着上了那辆 “加长奔驰”，利用从饭店到火车站路上 20 多分钟的时间，用流利的英语和李光耀交谈。他建议李光耀，分散投资不如集中力量，在苏州投资发展一个新加坡式的工业新城。

“苏州有没有机场？” 火车出发前，原本已经上了火车的李光耀，又突然从火车上下来，问了章新胜这样一个问题。章新胜回答说，苏州没有机场，但是苏州旁边有个硕放机场，很近。“哦。” 李光耀若有所思，重新上了火车。

事实上，苏州是有过机场的，而且有两座，且均以地名命名，一座建于 50 年代，另一座建于 70 年代。

1953 年，江苏省将无锡县从常州专员公署划归苏州专员公署管辖。1954 年，苏州第一座机场——苏州硕放机场开工建设，距离苏州市中心约 26 公里。该机场位于无锡县硕放镇。1983 年，全国推行市管县体制，苏州地区的无锡县划归无锡市管辖，苏州硕放机场也就改称无锡硕放机场，现称苏南硕放机场。

1975 年，苏州第二座机场——苏州光福机场建成。该机场位于吴县光福镇，距离苏州市中心约 28 公里。不过，这是一座军用机场。1992 年 11 月，中国军方批复同意开展民用航空运输。1994 年 2 月，首航成功并正式对外开放。然而，2002 年 10 月，民用运输功能关闭，联航停航。

在上海，李光耀一行参观了新竣工的南浦大桥——上海市区首座跨黄浦江大桥。除了上海，他们的访华行程还包括厦门、深圳，直至 10 月 8 日才离开。

二、

果不其然，不久后，中共十四大于 10 月 12 日如期召开，大会报告通篇体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改革目标。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加了 “社会主义” 前缀，仍然说明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没有动摇。

结合 1990 年 4 月中央部署开发浦东、开放浦东，开启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新加坡决定投资中国，分享这一轮发展红利。

中新合作源于彼此需要，彼时的国际局势是重要外因。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应对剧烈动荡所带来的冲击，中国主动选择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至于新加坡，被迫独立后，迅速跻身 “亚洲四小龙”，让马来西亚和印尼眼馋不已。而且这两个邻国都是伊斯兰国家，尤其是马国，很多马国人将新加坡视为其一部分，马国内有不少极端分子甚至主张武力拿回新加坡。

1990 年 8 月爆发的科威特战争，蕞尔小国科威特很快就被伊拉克全境占领，小国随时有可能被吃掉的危险让新加坡如惊弓之鸟。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高层会议上讲到，一个小国不能太富了，钱也不能都放在国内，应该向外寻求发展空间，否则新加坡就难有前途。

人民行动党更是研判，如果没有特殊防范意识和措施，新加坡绝对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科威特。

同时，中新互选也有彼此考虑。对于中国来说，市场经济体制初建，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为了避免发达国家带来的剧烈冲击，倾向于选择差异较小的国家作为合作伙伴。新加坡推崇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 “亚洲价值观”，文化的相似性使新加坡成为中国重点关注的学习对象。同时，新加坡在世界体系中享有贸易自由与技术进步的成果，他们通过裕廊工业园引入了跨国企业，又会带来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经验。

对于新加坡而言，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国土资源稀缺，缺乏直接可控的港口腹地，制约了资本和技术的发展潜力。

1985 年，新加坡面临首次经济衰退。原因在于，国外经济形势不好，国内高工资高成本。在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扭转经济颓势后，新加坡开始推行两种不同但相互补充的经济发展路径。首先，与核心发达国家保持联系，依赖国际市场、技术扩散效应、国际资本以提升本国竞争力。其次，海外投资租赁 “飞地”，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广阔的国家（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泰国、中国），合作投资建设工业园区，分享大国崛起的发展红利。

从启动时间来看，位于印尼的巴淡岛、民丹岛工业区项目最早启动。1989 年 12 月，时任副总理吴作栋首次提出 “成长三角” 计划，倡导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州、印尼廖内群岛的巴淡岛组成经济合作开发区，由新加坡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马来西亚和印尼提供土地、能源、水电及劳工，联合建设新工业区和高科技工业区。这一计划得到印尼、马来西亚的支持，并使之迅速发展，合作范围也扩展到廖内群岛的其它岛屿，形成 “新柔廖成长三角” 计划。由于 1989 年在巴淡岛试点项目取得成功，新加坡相信类似的工业园区项目也会取得成功。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州工业园区成为了新加坡的 “飞地”。

值得补充的是，新加坡富有成效的发展，在于全方位吸收和借鉴了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比如日本的产业政策、法国的行政评估制度、瑞士和以色列的公共政策和国防管理，以及香港地区的廉价公寓。

三、

1993 年 5 月，李光耀再度访问苏州。当他听说陈焕友辗转多地，从香港、上海回到苏州，一路上风尘仆仆，最终按时赴约。李光耀握着他的手，连声称赞其：为人讲信誉，辛苦了。

这一次，中新双方签订了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的原则协议书，投资目标约 200 亿美元。

彼时，新加坡 GDP 为 500 亿美元，而单单在中国投资的工业园区，意向投资就高达 200 亿美元，相当于新加坡以举国之力来推动这一项目。

难道江苏就是新加坡当时的唯一选项吗？非也。

新加坡也曾考虑过广东、福建、山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沿海省市。

由于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广东人的后裔，宗亲血缘关系比较复杂，熟人网络会影响正常的商业决策和政府治理，加之台湾人已经在那里捷足先登，所以李光耀从一开始就明确排除了福建、广东两省。

北京是首都，从政治意义和土地价格上讲，项目没机会落户北京。由于当时中国正以举国之力开发浦东新区，一方面地价飞涨，另一方面投资了上海，也很难说清是新加坡模式的成功，还是上海的成功。自然也不在李光耀选择之列。

在新加坡的选择名单中，就只剩下：苏南的苏州、无锡，山东的青岛、烟台、威海，浙江的杭州、宁波。

其中，青岛、宁波不仅都属于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更是享受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的计划单列市，在 1994 年又同杭州一起成为副省级城市。苏州、无锡只是普通的地级市。

从劳动力供给来看，苏州也仅排在中游。至于机场，苏州没有一个在市域范围内的机场。

不过，在这七个候选城市中，苏州经济总量 235 亿元，名列第一，排全国第七。

彼时，已登高位的吴作栋，有意向把这一项目放到山东。然而，幕后掌舵新加坡的李光耀不同意，认为山东周边没有经济辐射效应一流的大城市。

也许有人会好奇，既然无锡、苏州都考察过，无锡还有机场，项目最终为何会花落苏州呢？

据陈焕友撰文回忆，在中新双方签订意向性合作协议的当天下午，他就发传真向时任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随后，时任中央领导人在北京接见李光耀时说：关于中新合作项目放在哪里，我作为中央领导人不便明确讲，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作为个人看法，我认为放在江苏苏州好。因为那里的劳动力素质比较高，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举人出在那里的比较多，而且苏州靠上海近，交通方便。

显然，在李光耀心中，状元比机场更为重要。事实上，不论求学，还是治国，李光耀都毫不掩饰自己的 “精英情结”。

四、

1994 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过年。从 1988 年到 1994 年，他连续七次在上海过新年。1994 年这一次，是他晚年在上海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京外出。自从 1994 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

春节前，邓小平在寒风细雨中视察浦东，登上杨浦大桥。这座于 1993 年 10 月通车运营的大桥是上海市区继南浦大桥之后，建成的第二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也是世界上跨径最大的斜拉桥。走在桥面上，他诗兴大发，吟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

跨江大桥的建立，是为了解决浦东、浦西间的越江交通问题。正所谓：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1990 年 4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并将此作为今后 10 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这一年，中国除了内政有作为，外交上也有突破。1990 年 8 月，中国与印尼复交。早就希望与中国建交的新加坡打消了顾虑，紧随其后，10 月 3 日与中国正式建交。10 月 16 日，李光耀第五次访华，这是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 “总理” 身份访华。

接待李光耀一行的，是新话事人。这是因为自从 1990 年开始，已经卸去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就进入了退休生活。至于这次，以及邓小平去世之前，李光耀也多次访华，笔者未从公开资料中查到邓小平接见他的内容。

等等，1990 年访华还是总理，怎么 1992 年访华就变成 “内阁资政” 了？这两年李光耀发生了什么？

也许是看到邓小平卸任，访华归来不久，1990 年 11 月 26 日，67 岁的李光耀就辞去总理职务，由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取代。

尽管李光耀更嘱意第二副总理陈庆炎接班，认为陈是最有决断能力的领袖，说话言出必行，“他这一点很像我”。但是，大多数内阁成员都不同意（陈庆炎接班）。李光耀说，如果我坚持任命陈庆炎，其他人不同意，就可能不支持陈庆炎的工作，他就会失败。最终，李光耀选择了妥协。

其实，早在 1988 年，李光耀就准备交班，只是由于吴作栋信心不足，才多次推迟。在他多次催促后，吴作栋才选择接棒。

需要补充两点，一是，政坛老人提携新人，扶上马总要送一程。尽管不担任总理，但李光耀以 “资政” 身份留任内阁，直至 2011 年。“资政”时间达 21 年。同时直至逝世，李光耀都是丹戎巴葛选区的议员。该选区是李光耀政治生活中无法分离的一部分，1955 年，他以人民行动党候选人身份在该选区首次参选，高票赢得议席，展开从政生涯。至 2015 年逝世，他担任议员长达一甲子年。

二是，完成交接的只是政府层面，在执政党层面，李光耀仍然担任行动党秘书长近两年。直至 1992 年 11 月 14 日，继任总理吴作栋才出任行动党秘书长。

五、

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硬件固然重要，但软件尤为关键。1995 年，李光耀特地提出了 “软件转移” 的概念。

他认为，苏州工业园的新加坡经验转移工作，是将我们（新加坡）脑子里所想的，转移到你们（苏州）的脑子里的工作。由于所涉及的是人，这种思维转移的过程，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软件转移工作，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计划成败的关键在于双方协调和在并肩工作的程度有多高”，“关键是在于你们是否有能力吸收借鉴和活用，将他们融入你们的制度之中”。

经过磨合，中方开始理解 “软件” 背后的制度环境，比如，规划建设、行政管理、亲商服务、招商办法、社会保障、职业教育、人力资源、劳资关系及海关体系等。

李光耀寄希望于园区的成功，并表示 “如果我们有朝一日被你们击败的话，那将是你们应得的，所以我祝你们成功。如果有一天你们比我们做得更好的话，就算我已经长眠地下，我也会脱下帽子，向你们致敬！”

祝贺、致敬，是人际交往中的客套。园区开发前期，中新也确实和谐，随后双方产生矛盾，一度僵持不下，园区差点夭折。总的来说，新加坡异国投资，却要做控股大股东，也就无意间埋下了隐患。园区的主体开发商是中新集团，这是一家由新加坡、中国两大财团共同投资的合资公司。根据协议，新方占 65%，中方占 35％。

园区项目签约两个月后，1994 年 4 月，中国、新加坡首次联合招商。新方全力以赴，时任总理吴作栋带队赴欧洲，访问德国和英国，为苏州工业园区进行招商。李光耀资政也指示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把为苏州工业园区招商列为首要任务。至 1996 年 8 月，园区累计引进项目 81 个，吸引外资 25 亿美元，投资大部分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这离不开新加坡政府的努力，尤其是新加坡领导人的影响力。

最初两年多，两国合作是友好的。然而，到了 1997 年，矛盾开始显现。

时任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杨建中也提到，“中新之间的矛盾一度称得上十分尖锐，文化、法制、经贸关系等多个领域都爆发出矛盾”。

中国驻新加坡前大使张九桓也撰文回忆，园区建设遇到困难之际，中新双方发生了一些意见分歧，且越来越大。以至于新加坡方面有人觉得这步棋走错了，当初就不应该到苏州去合建这样一个园区，甚至有人主张撤出。

什么矛盾呢？

一是前期投入巨大，合资集团一再亏损；二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新加坡经济受到影响，发达国家对于投资苏州工业园区持观望态度；三是同室操戈，同处一市的苏州高新区，与苏州工业园区存在严重竞争，让新加坡方面大为光火。

工业园区起步，肯定耗资规模大。开发裕廊工业镇之际，新加坡既要建工业，又要建基础设施，还要完成住宅、社区服务中心等社会公益事业，就被认为是一项 “极具冒险性的计划”。新加坡政府内部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这次浩大工程失败，它将是一件 “最大的蠢事”。

比裕廊工业镇规模更为宏伟的苏州工业园区，前期投资规模更是巨大。尽管该项目属于国家战略行为，但从一开始就面临着 “有政策、无资金” 的局面，对于完整的投融资体制和融资平台更是缺乏较为成熟的考虑。开发初期，主要依靠苏州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和新加坡方面的投入。由于首期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工程量大，资金缺口巨大，1997 年又适逢园区开发规模最大的一年，当年开发投资达 10 亿元，中新集团面临沉重的支付压力。巨额的财务费用、高额的还款利息及人力成本等因素，使得中新集团一再亏损，1997 年底贷款规模为 26.5 亿元，资产负债率达到 84%。

对于园区盈利预期，新加坡方面逐渐悲观，对持续投入资金保持谨慎，也就出现了前述论调。

补充一点，1997 年，人事变动也为园区开发蒙上了一层阴影。

2 月，邓小平去世。虽然他并未指示园区开发，但南方讲话的发表，让李光耀坚定了押注中国的信心。随后，章新胜不再担任苏州市市长，前往美国留学。自 1994 年苏州工业园区成立，章就兼任园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这一年底，李光耀又到北京，会见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陈诉心头不悦。

六、

说回苏州高新区，1992 年 3 月，苏州河西新区建立。1992 年 11 月，国务院批准建立苏州高新区。1993 年 3 月，苏州河西新区更名为苏州新区，建立苏州高新区管委会，与苏州新区管理委员会合署办公。

高新区主要目的是承接从市区疏散出来的人口，以便实现旧城改造，因此享有一些招商优惠措施，一时间成为投资洼地。同时，招商来的企业认为，工业园区虽然前景不可限量，但进度太慢；高新区只要谈成，立马可干，当年见效。

于是，位于姑苏区左右两翼、诞生只差一年多的高新区与工业园区，就成为了竞争对手。

李光耀指责苏州市政府，非但没有对苏州工业园区全力以赴，反而利用同新加坡的联系，发展由市政府自己此前已开发的另一个工业区——苏州新区，而且通过操纵土地和基础设施的价格，让新区比园区更具竞争力。

而且园区和高新区之间的竞争，也让外国投资者感到混淆。招商企业可能早上看苏州工业园区，下午就看高新区。新加坡方面一度尝试让中国关停苏州高新区，但这是中国政府批准的国家级开发区，关闭或限定它不发展，显然是不现实的。

苏州政府更是坚定认为，两个园区一个都不能少。

经过多次磋商，中新双方最终达成协议，采取 “倒股比” 方案，由新方为大股东转为中方为大股东。1999 年 6 月 28 日，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确定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中新集团实施中方、新方股比对调，中方占股 65%，新方占股 35%，中方承担主要管理职能。

与此同时，园区也进行了人事调整。2000 年，高新区 “一把手” 调任园区“一把手”。

就这样，矛盾得到了妥善解决。2001 年，园区进入了长足发展阶段。同年 4 月，合资公司就开始盈利。

2002 年，合资公司实现利润 1106 万美元。

2003 年，“非典” 爆发，全国面临投资困难，园区反而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在连续三年盈利的基础上，合资公司消除了历年累计亏损，首次扭亏为盈，并首次向股东分红。这对所有投资者来说，极具标志性意义。

这一年，园区主要经济指标与苏州市 1993 年水平持平，相当于十年间，苏州市再造了一个新苏州。

2004 年 5 月，园区成立十周年。在庆祝大会上，李光耀称，园区成功地学习了新加坡经验，保持了高水平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水平，维护了跨国公司客户的信心。时任副总理李显龙也高度评价园区，称其为 “新中之间最重要和值得骄傲的合作项目”。

同年 8 月，新加坡政坛也发生了新旧更替，李显龙接棒吴作栋，就任总理，并正式卸任连续担任七次的联合协调理事会新方主席。

在园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李显龙表示，这个取得超乎预期的成果，新中双方都获益良多，“我们像骄傲的父母一样非常高兴”。

2024 年 11 月 24 日，李显龙首次以 “资政” 身份访华。他指出，新中携手，苏州开启，三十而立，再创新机。

关于园区，最初中新合作年限为三十年。如今，两国又制定了一个为期十年的合作蓝图，规划下一阶段合作，计划发展绿色发展、数码经济和生物医药科学等新兴领域。

结束六天访华行程后，在上海接受新加坡媒体总结访问时，他提到，希望通过访问中国，更新与旧相识的联系，并且能与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建立新联系。“我希望今后一段时间里，当我再次访华时，还能继续这么做。”

嗯，这一次，他既会过老朋友，又见了新朋友。

七、

1994 年实行 “大小周”，次年实行双休制，跟国民经济取得大发展有密切关系。1993 年 4 月 1 日，中国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 38 年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退出历史舞台。

票证时代的终结，可谓是十四大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目标的回响。

1994 年 1 月，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率领河南代表团访问新加坡，签订合作项目协议。客家人李光耀祖籍中国广东，而李姓发源地位于河南省周口鹿邑，李长春就向李光耀发出了邀请。

苏州工业园区签约后，李光耀心情大悦。1994 年 9 月底，又一次访华。先后走访多地的李光耀，在河南，游少林寺；在山东，登顶泰山。

受 1982 年香港功夫片《少林寺》的影响，李光耀对少林寺仰慕已久，既然出访河南，便选择到少林寺一趟。

29 岁的释永信负责接待。彼时，他担任少林寺管委会主任，主持寺院事务，并成立少林寺武术队。五年后，释永信升座为少林寺第 30 代方丈，成为少林寺历史上最年轻的方丈。

中国功夫历来让西方着迷，《少林寺》《功夫熊猫》风靡全球，便是例证。

在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中，也许是刻意为之，凸显喜剧效果。总之，导演在这部剧中，将阿宝（Po）的原型，设定为一只圆滚滚、胖乎乎，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将师傅（Shifu）的原型，设定为一只身材矮小、行动迅捷的小熊猫（Red panda）。

师徒对比明显、差别显著的体型，观者无不印象深刻。但师傅因材施教，用美食将素人阿宝训练成神龙大侠。

由功夫熊猫，笔者联想到中新关系，都是 “小” 教“大”、“大”学 “小” 的典范。这背后体现的，正是两个国家都奉行的 “实事求是” 原则。

改革开始前夕，邓小平到新加坡考察。此后，对新加坡经验赞口不绝，并对高层领导多次谈到要向新加坡学习。中央领导人出访新加坡也曾讲过，“邓小平先生生前多次提出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这种学习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还需要。”

1994 年，苏州工业园区启动，园区成为大国向小国学习 “软件” 的载体。

哦，对了，这一年，顾清扬辞别国内教职，选择到新加坡留学，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如今在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担任副教授。今年，正是他定居新加坡的第 30 个年头。待回头，再来更新他的故事。

时光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轻舟已过万重山，但那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生机与活力，却总是让人分外怀念。

谈治国

独立
“殖民时代正走向终结，但过程还是不够快。我们身为人民行动党党员，有意给殖民主义最后一击，让它从此在东南亚消失。”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首次参加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时的讲话
“一个人若必须对着老板说‘是的，老板！’或‘不是的，老板！’，而对方仅仅是因为来自统治阶层而成为老板，此人又怎么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首次参加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时的讲话
“不是所有反对英国人的人都是民族主义者，有些反对殖民主义的人是民族主义者，有些则是共产主义者。同样的，不是所有反对人民行动党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有的是共产主义者，有的是反动分子，有的是机会主义者，还有一些只不过是糊涂罢了。”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的新加坡立法议会演讲
“每当我们回顾签署协议让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这一刻，那都会是令人感到痛苦的一刻。对我来说，这是痛苦的时刻，因为我这一生……打从我成年以后……我就相信新马必须合并，两地是一体的。”
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广播电视台的电视记者会上宣布，新加坡已骤然与马来西亚分家，取得独立。

新加坡知新馆于一九九六年增设的这个展品，记录了时任总理李光耀在一九六五年宣布新马分家，新加坡自此独立的历史性一刻。
“最后，请允许我不是对你们，而是对新加坡人民说一些话。过去几天，我忙得没有时间把思绪整理成文字，告诉你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许多事情都将照旧。但我们要坚定和冷静。新加坡将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我们会树立一个榜样。”
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李光耀为宣布新加坡骤然独立的消息而召开的记者会

阐明问题

“我们说过，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如今，让新加坡生存却成了我们的艰难任务。我们要如何让一批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亚洲其他地区，使用多种语言沟通的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它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心脏地带，因此繁荣发展起来；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在我们的两百万人口当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华人。在居住着一亿多马来或印尼穆斯林并由三万座岛屿组成的群岛里，这样的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座华人岛屿。我们要如何在这样一个不利的环境里求存呢？”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一九九八年）

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新加坡首届民选政府内阁在市政厅大厦宣誓就任，成员有：（左起）杨玉麟、王邦文、吴庆瑞、杜进才、李光耀、王永元、阿末依布拉欣、拉惹勒南以及贝恩。

认清风险

“所以，朋友们、同胞们，我们有一座六百平方公里的小岛。别以为你把它搞垮了，还能落在湿软的稻田地上。这可是硬邦邦的水泥地，掉在上面你会粉身碎骨，立刻完蛋。如果你想知道我为何要那么强势，那是因为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走访世界各地，看的不是旅游景点……你也知道，新加坡只有一次机会，而它只能向上——要更严谨、更自律、不断向上提升。你把这搞垮了，大家也就玩完了。”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的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演说
“在世界这个角落，一个城市岛国如果要生存，就不可以平平庸庸。在帝国时代终结之际，欧洲的军事和贸易据点就被原来的腹地所吸收：本地治里（法国）和果阿（葡萄牙）回归印度；香港（英国）和澳门（葡萄牙）回归中国；直布罗陀（英国）最终也回归西班牙。”
“新加坡要生存，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要有素质卓越的领导人。意志要坚定、要有奉献精神、有决心、能干和诚实。第二，人民必须认清新加坡根本的脆弱性，并愿意齐心合力面对挑战。我们要更加团结、更有组织，并更具竞争力，否则我们最后会被吞并。”
《接受挑战——新加坡没有李光耀能否继续生存？》，一九九六年六月七日向新加坡报业俱乐部发表的演讲
“三十年的持续增长，加上社会的日益稳定和繁荣，催生了新一代受英语教育的中产阶层。他们和父母一代大不相同。眼前三十五岁以下的这一代新加坡人是在年复一年的高经济增产中长大的，他们把安定和成功视为理所当然……”
“但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形势随时有可能急转直下。这些人没有意识到新加坡的脆弱性。他们所读所看到的，是竞争力数一数二的国家，第一大港、第一大机场、第一大航空公司等等。他们有时会抱怨我们把人民逼得太紧，让生活压力太大，为什么不做个第二第三，又或者是做个第四十一的位置？但这是有分别的。
因为假如我们在竞争力方面不是名列前茅，那我们的港口、机场和航空公司还要来做什么？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加坡又有何理由存在？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接受挑战——新加坡没有李光耀能否继续生存？》，一九九六年六月七日向新加坡报业俱乐部发表的演讲
“我自己有豁出性命的心理准备；这是一回事。只有我自己，或许还有（我的）至亲会为此而感到难过。但我不愿拿两百万人的生命来开玩笑。”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向高级公务员发表的讲话

领导的重要性

“基于对亚洲发展情况的认识，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建立好的政府，就一定要有好的人才。无论政府体制有多好，不好的领袖终究会害了人民。另一方面，我看过有好些社会，尽管政府体制不健全，却因为有优秀、强大的领导当政而治理得很好。”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二〇〇〇年）
“新加坡成功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是有能干的部长，以及一群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优秀公务员。”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二〇〇〇年）
“总理就像是交响乐团的指挥。他必须让乐团奏出动人的乐章。我认为用指挥家来比喻总理的工作再恰当不过。换句话说，他必须对每个乐器都略有研究，知道它们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时候该轮到哪个乐器演奏。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但我得很快学会。内政部、财政部——你必须维持社会稳定、让经济发展起来、搞好劳资关系，还要处理关于教育、国家发展、住房等方面的一堆问题。你要懂得如何调配资源，不光是资金，还有人力资源。因此在任何一刻，哪个领域重要，我就会把最好的部长调到那里去，并让最好的常任秘书协助他，确保该领域取得成功。而他必须决定如何奖励下属。他的团队需要有能‘进球得分’的队友。想取胜的队伍就要有‘神射手’。换言之，执政者必须有点子、能提出新的概念和建立新的制度，同时也是创新者，而不是墨守成规的人。”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一日的新加坡国会演讲
“高素质的部长级领导是无可替代的。再好的行政人员也无法取代部长本身在岗位上所展现的睿智、魄力、想象力、创意、冲劲和干劲。哪怕有再好的军师从旁指点，需要别人提示才能给予的回复，远比不上一个灵活、学识渊博和不受拘束的头脑自发的反应……在好些先进国家，资质平平的领导人能依靠背后实力强大的团队蒙混过关。但每当他们在首脑峰会上遇到他国强大能干的领导人时，就立刻相形见绌。而身为一个刚成立的小国，新加坡不能不让最优秀和能干的人来执政。”
《寻找人才》，《我们的文化遗产及以外：新加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选》（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一九八二年）
“丹麦和瑞典可以容许一个平庸的政府执政，新加坡却不能。我们的公共服务素质会走下坡。一旦领导核心的素质下降，所有辅助机构的质量也就会跟着下滑。你将不再能够启发他人。因为没有人能准确评价一个比自己出色的人……所以我们从不让一个能力较差的人去评价他人。你很少听到一个实力较差的人说：‘他比我强。’一旦让软弱无能的人掌权，整个体制就会慢慢垮掉。这是无可避免的。”
《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二〇一一年）
“我见过不少理想中的政府制度失败。单单是英国和法国，就为不同的殖民地制定了约八十部宪法……但承袭这些制度的领导人并不称职，致使国家和制度在暴动、政变和革命中一蹶不振。”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一日在新加坡国会上谈论部长薪金的问题

建立信任
“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政府是做不出成绩的。”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一九九八年）
“我认为，在成就任何事情之前，你必须先获得人民的信任，证明自己不是随便承诺或者说讨人喜欢的话，而是言出必行。无论成功或失败，说到的事就必须尽力而为。”
《李光耀观天下》（二〇一三年）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李光耀在新加坡浮尔顿广场的午间群众大会上冒雨向选民发表竞选演说。
“当你需要让人民感到满意时，你就要做到以下两件事的其中一件：一是提供能满足他们的东西，如更好的衣食住行。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要给他们勾勒出伟大的愿景。”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出席澳大利亚管理学院于悉尼澳大利亚酒店举行的午餐会时发言

不受欢迎”的原则

“有时候，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我们可能得采取不受一部分人欢迎的举措。在这样的时刻请记住，我们做事的原则是以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为重。”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一九九八年）
“如果你想要赢得人心，那就不能总试着去讨好人民。代表广大民意的政府，不等于事事顺从民意。我们并不想成为不得民心的政府，或是做一些不受欢迎的事。但如果非做不可，我们就一定去做。一个能代表广大民意的政府，需要在每一个五年任期内证明自己的政策有效，并得到广泛支持。政府代表民意就是这个意思。而假如不受欢迎的，我们就不敢去碰它，那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的新加坡国会演讲
“人民把命运交到我们手中。无论自己将面对多大的危险，一个领导人的首要责任是不辜负这样的信任，否则他就不该担任这个职务。那些在危机中避重就轻的人并非领袖，日后更将被历史斥为懦夫。但在这一天还没到来之前，他们的亲友早已为他们的行为感到羞愧。”
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记住这一点：好的部长不仅仅是会亲吻宝宝、会微笑、会主持对话会的人。你可以没完没了地举办对话会。很好。你一直听啊听的。但到头来，你得做出很困难、让人很不开心、很不受欢迎的决定，还要笑着跟人民解释，最后更要向他们指出：看，事情有转机了，有数据为证。这才是执政之道。”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的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演说

当遭受批评时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是跟那些指责我贪污或滥用职权的人当面对质。我一向以来都是正面回应所有这类指控。”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二〇〇〇年）
“我的同僚并没有被我吓得不敢吭声。根本没这回事。他们畅所欲言，也没出什么事。但如果我们不开口驳斥那些恶意中伤我们的言论，整个体制必定遭到破坏。”
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日的新加坡国会演讲
“我对失败不感兴趣。我们要取得成功……如果你能反驳我的言论，而不是威胁我或对我怒吼，我会对你更刮目相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新加坡印刷业职工联合总会五十四周年庆祝会上发表的讲话
“没有胆量公开提出指控的人，应停止所有的旁敲侧击和拐弯抹角。”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二日的新加坡立法议会演讲

当我说一些贬低对手的话时，我都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而我的对手都对此心知肚明。”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二〇〇〇年）
“当你提出一个想法，而我知道并深信它是错误的，并且会危害到我们时，我就一定要粉碎它。我不是要把你粉碎，而是要把你的想法粉碎。我的意思是，如果我错了，那我的想法也理应被粉碎。‘粉碎’听起来或许有些残酷，但这本来就是一个残酷的世界。这是一场思想上的是非对错之争，因为如果想法是错误的，我们就会害了很多人。”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举行的新加坡电视机构青年论坛
“那些不堪一击的对手，你很难把他们当一回事。被你打倒一次就久久无法站起的人，总让人感觉自己很残忍似的。”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的新加坡立法议会演讲

由始至终保持清正廉洁
“开始的时候为自己定下很高的道德标准，有着强烈的信念和决心要打倒贪污，这很容易。但除非领导者有足够的意志和决心，毫无例外地对付所有违法乱纪的人，要坚持这样的理念是困难的。”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二〇〇〇年）
“建立一个诚实廉洁的政府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候选人不需要拿出大笔金钱才能当选，否则必定会引发贪污腐败的恶性循环。许多亚洲国家所面对的祸害便是巨额的选举费用。”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二〇〇〇年）
“我并不是在说我们有了贪污调查局，就能杜绝一切贪污腐败。这是一个每年都会提交报告的反贪机构，而报告显示，他们每年会查获约两百到三百起小案件，偶尔也会有两三起大案。但你要知道，我们在‘透明国际’的排行榜上位居世界前五六名以内。所以，这样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但要取得这样的成绩，你必须有一个清正廉洁的核心。”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东亚研究所十周年纪念讲座上的问答环节发言
“我们身在这样的区域环境，却必须洁身自爱。这就如同在充斥病毒的地区里保持健康。这并非易事。你需要的是对贪腐有‘免疫力’的人。我们一旦失去具备这种素养的领导人，地位也就会跟着下滑，而人民行动党也会被淘汰。”
《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二〇一一年）

有“廉价”的政府

“在大多数国家，从政者表面上所领的薪酬看似很低，但他们通过别的方式得到回报，像是佣金、回扣、赞助和其他好处。在美国，他们可在离任后通过自己的关系网或给别人当顾问来得到回报。我们不应仿效这样的做法……我们研究出一套切合实际的制度，尽可能让薪金接近市场标准。但这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比到外面工作赚得少，而他们所失去的个人隐私是无法补偿的。千万不要尝试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金钱政治只会换来一批无能的国会议员，还有一连串的虚伪和造假，最后演变成欺诈和腐败。”
一九九〇年八月八日，李光耀最后一次在新加坡国庆日前夕以总理身份发表国庆献词
“如果新加坡让平庸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必定下沉，沦为一座再平庸不过的城市……这是一个弹丸小国，没有任何天然资源，从历史角度来看，它处在一个多变的地区。这片土地需要有超凡的领导人……诚然，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新加坡这样付给部长如此高薪，但世界上确实也没有其他岛屿取得和新加坡一样的发展——耀眼、整洁、安全、没有贪污、犯罪率低……这一切并非偶然发生的，靠的是一套需要领取高薪的部长才有办法构建而成的生态系统。每一次减薪，会让放弃自己的专业或银行事业的部长牺牲更大。一些人最终会告诉自己：‘我不介意做个半任或两年半，就当是国民服役吧。但再久一点，我就得说：谢了，不必了。’最终后果是，政府将形同旋转门，人员流动将变得太频繁，既缺乏对事物课题的深入了解，又找不到从长远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动力。”
《李光耀观天下》（二〇一三年）
“国会议员是现实社会的男女，他们也有家庭，而他们的家人也对生活有所追求。所以当我们尽在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时，我们最终还是要记得，很少人能真正做到两袖清风。”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一日在新加坡国会上谈论部长薪金的问题

制定法律

“我们的法律和政策并不以任何宗教的教义为依据，而是反映了世俗的政府和国会为维护国家和人民集体利益所作出的判断与决定。在这些法律和公共政策之前，我们不分种族、宗教或社会地位，人人平等。这才能使人民相信，无论自己属于哪一个群体，都能获得体制给予每一个人公平的待遇和保护。”
《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二〇一一年）
“我们过去算不上是一个有文化的文明社会，对此我们非但不感到羞愧，反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这样的一个社会。首先，我们教育和规劝人民。在说服多数人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后，我们就立法惩治冥顽不灵的少数人。这让新加坡成为一个更宜居的地方。如果这就是所谓的‘保姆之邦’，我倒要为促使它的形成而感到自豪。”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二〇〇〇年）
“法律能禁止和惩治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行为，却不能推动人们积极工作和进取向上。只有当人们秉持全力以赴的信念时，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冲劲。推动我们完成任务的，是一种身为新社会共同创建者和主人翁的意识。”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研讨会上致开幕词

与劳动阶层团结一致

“和过去数十年一样，现今的劳资关系还算平静。这得归功于像蒂凡那这样的第一代工运领袖所付出的努力。他们不单为工友争取福利，也关心广大社会的福祉。他们总有办法低调而有效地化解纠纷，不对国家造成伤害或导致必要服务中断。对外企来说，劳资关系稳定，是真正吸引它们落户新加坡的原因之一。为了巩固劳资政三方机制，我们的内阁向来都会有一名工运领袖。一旦劳资政三方相互谅解的关系被动摇，新加坡就会身陷险境。”
《李光耀观天下》（二〇一三年）
“人民行动党和全国职工总会采取了相互滋养的策略，以增进政府领导和工运领袖之间的个人关系和理解。杰出的工运领袖被物色加入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竞选成为国会议员，而当中表现优异者则获委任政治职务。我们委派人民行动党议员到工会工作，借此认识工运领袖和成员，并了解他们面对的问题；一些人也在全国职工总会担任全职工作。”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在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迈向一九八〇年代”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社会发展也同样重要。我们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工人、工头和主管为了升职加薪而只顾听从上级的指示，或是对老板阿谀奉承。我们若要维持这个社会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就要做有骨气、坚毅刚强的人，否则我们就会失败。不懂得自重，就无法成为这样的人。我们的工会就本着自尊自重的精神，维护工友作为个人和公民的尊严，让他们也能自尊自重。即便是一个没有任何特殊技能的工友，也是我们的一分子。”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研讨会上致开幕词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八日，九十岁的阿里阿末在亨德申岭的家里给予到访的李光耀一个热情的拥抱。阿里先生在一九五〇年代与李光耀结识。他当时是新加坡电车公司的一名司机，而李光耀则是帮助该公司和员工调解纠纷的律师。事隔多年后，两人再度见面。陪同李光耀走访选区的是丹戎巴葛集选区议员英兰妮女士

打造良好的环境

“为了在这个第三世界地区达到第一世界水平，我们着手把新加坡打造成热带的花园城市……我们没有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活动的地区划分开来。英国人过去把东陵和总督府一带规划为白人区，这个地区的环境比‘本地人’的地区整洁、干净和翠绿。民选政府若这么做，可谓一大政治败笔。”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二〇〇〇年）
“即便是在六十年代，当政府还在忙于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以及房屋短缺、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时，我已极力主张多种植花草树木。我一直相信，毫无生气的钢骨水泥森林会使人类的灵魂枯萎。我们需要大自然的青葱翠绿来抖擞精神。因此我在一九六七年推出了花园城市计划，让整个岛国绿意盎然，尝试把它变成一座花园。”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日为新加坡植物园内的国家胡姬园主持开幕时发表讲话
“每一个品种的树木都要有合适的生长环境——阳光、雨水、地底下要有充分的空间让树根生长，环境不能太污染。在绿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之前，我并未发现，每一棵种在马路边的树木都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工程难题。”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日为国家胡姬园主持开幕时发表讲话
“我们进行建设，并取得进步。但没有一个成功标志能比我们赢得东南亚地区最清洁与绿化城市的美誉更为耀眼。这是因为，一座清洁与绿化的城市只能靠素质和教育水平高的人民来维持。尤其是在一个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英里八千五百人的地方，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才能保持环境整洁。我们也需要人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单是对家人负责，也要对邻居以及社会内所有会被自己的缺德行为所影响的人负责。只有懂得为社会的集体表现感到自豪，并关心同胞福祉的人民，才能维持良好的个人与公共卫生水平。”

李光耀于一九五九年推展一项清洁环境的计划时，在新加坡丹戎巴葛的正祝街亲自用水清洗街道。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为“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揭幕时发表讲话
“人人都知道保持住家整洁、厨房干净、食物卫生和孩子健康的好处，但往往是一出家门就忘了责任。这项运动标志着我们追求更高社会目标的开端。不仅仅是年轻一代要在学校里学习，大人们也要培养新的习惯。”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为“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揭幕时发表讲话

突出自己

“我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岛国要生存下去，就不能普普通通。我们必须特别努力让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刚强坚毅，且更善于应变。我们做事要比邻国做得好，成本却要更低。因为他们一心要绕过我们，让我们失去身为区域转口贸易港和中间人的优势。我们要与众不同。”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二〇〇〇年）
“我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简单的生存法则，就是新加坡要比区域国家更有规划。我和同僚想出了两项让我们克服困难的策略：
1 我们跳过整个区域。我们的邻国都试图减少和我们的经济联系。因此我们和发达国家建立了联系。跨国公司成为了制造业发展的驱动力，而我们把产品出口给它们。区域内没有其他国家像我们这样做。如今，这项策略的成功已促使所有邻国和整个亚洲仿效我们的做法。
2 我们在当时还属于第三世界的区域里创造了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我们在公共及个人安全、医疗卫生、教育、通讯、海空运输以及社会服务方面成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我们成为企业家进军周边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大本营。我们训练我们的人民，让他们能够提供第一世界水平的服务。”
《接受挑战——新加坡没有李光耀能否继续生存？》，一九九六年六月七日向新加坡报业俱乐部发表的演讲
“独立后，我千方百计要找出引人注目的办法，向世人展示新加坡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最后我决定让新加坡成为既清洁又绿意盎然的城市。绿化新加坡是我推行过最具成本效益的一项计划。”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二〇〇〇年）
“你不会因为墨守成规或一直跟着别人步伐而受到表扬。你之所以能成为典范，是因为你敢于挑战传统思维，并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而你的想法是正确的。”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一日的新加坡国会演讲
“新加坡之所以能在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生存，全靠一个字——‘精’。”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三日在新加坡丹戎巴葛区的国庆日晚宴上发表讲话

不断创新

“静止不动无疑是自取灭亡。”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五十家杰出企业”颁奖晚宴上发表讲话
“我们要向上开辟新天地，闯出一条新的成功之道。假如我们成功了，别人也会学我们走同样的道路，但我们首先得闯出这条路，并取得成功。我们不应吹嘘自己的策略有多好，特别是在它们还未奏效之前。倘若有一天我们成功了，经济学家和特稿作者就能写一写我们的经验。期间，我们必须低调地梳理我们的方案，予以测试和试行。其中一些或会失败，但如果我们要保持领先，做一盏引导世界走向进步的明灯，重点方案就必须成功。”
一九九六年六月七日向新加坡报业俱乐部发表的演讲
“美国的成功取决于其活力十足的经济，而这样的活力靠一种超凡的能力所维持，让它不仅能以更少资源实现同等的产量，还能不断创新，创造出很快被世界认为有用、可取的创新商品和服务。”
《李光耀观天下》（二〇一三年）
“新加坡通过扮演影响世界的角色藉以其生存与保持繁荣。上个世纪，我们靠的是香料贸易，本世纪靠的则是锡和橡胶贸易。一九六五年独立以后，我们转而发展简单制造业。如今，我们进军的领域包括晶圆制造、制药，以及亚洲货币单位。在世界经济转变的同时，我们也在改变。”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五十家杰出企业”颁奖晚宴上发表讲话
“我过去建立的模式，是要在第三世界地区打造第一世界城市——干净整洁、绿意盎然、有效率，以及一个环境良好、有益身心，并让每个人感觉安全有保障的社会。然而，这些优点已不足够。如今，我们也必须成为经济充满活力和多姿多彩的城市，拥有最顶级的交响乐团、音乐会、戏剧、艺术家、歌唱家和大众化的娱乐。这是跨国企业人才和高管人员向往的生活方式……我们能做到吗？只要我们愿意改变和接受新想法，就能做到。”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九日的新加坡国会演讲

决定性因素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机会。在公平有序的社会里，一个人不应基于自己或是父母的身份地位，而与别人在财富上有巨大的差别。在我看来，这样的主张显然是公平的……我试过以好些方式来缩小差距，但都不成功，只能逐渐得出结论，这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人——人的天赋才能，以及他们受过的教育和培训。知识和对技术的掌握，对于创造财富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一九九八年）

一九六九年六月，总理李光耀在新加坡大学学生会主办的讲座上发表演讲。

人才所带来的区别

“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明白，拥有人才是成功的关键。”
《寻找人才》，《我们的文化遗产及以外：新加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选》（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一九八二年）
“我们要吸引并留住人才。人才不单指聪明的读书人，还包括足球明星、网球明星、歌手、摇滚乐手等等。这样我们才有活力。一个国家的成长，必须从城市一个个建设起来。一个城市的成长，则从领域一个个建设起来。他们分析了四种人才：发明家、企业家、导师和超级导师。美国人之所以比其他人优胜，是因为他们拥有这四种人才。他们的文化能吸引人才。”
《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二〇一一年）
“截至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我们有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七名就业准证持有人。他们在制造业的跨国企业、国际银行和商行里担任经理、工程师、银行家、会计师和从事其他专业。由于他们很有才干，他们对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超出了他们的实际人数所应给予的贡献。他们的头脑、进取心和干劲，使他们的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取得成功。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并加速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莱佛士就是借这种让货物与人民自由流动的哲学去开辟新加坡，而这样的哲学也让我们取得成功。新加坡人必须意识到，若没有引进这批具有广泛专长的高素质人才，我们不可能取得过去二十年来的经济增长。”
《寻找人才》，《我们的文化遗产及以外：新加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选》（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一九八二年）
“（里根）身边都是一些有才干的人，进而制定了良好的政策。他懂得如何挑选有能力的人，让他们为他工作。”
《李光耀观天下》（二〇一三年）
“我有二十四年的执政经验，而我知道人才是做好一项工作最宝贵和最关键的资源，不仅仅是在最顶层，而是层层都要有能人来支撑。领导一个政府如同指挥一个交响乐团。你必须集齐所有的乐器和演奏者，而每一个成员都要有所贡献。我认识一位极为能干的领导人，但他没有一个完整的交响乐团，只拥有一支由三个乐器组成的乐队。让我深感痛心的是，我眼睁睁看着一个国家就这样瓦解。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但他拥有什么？他有的是宋山、朗诺和其他几个人。他写剧本、当电影导演、参演电影。一个人的能力始终是有限的。”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四日的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演说
“我发现，一个政府部门或法定机构如果让有头脑的人来掌管，这将对重要计划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在接到一项任务后，会召集其他有才干的人组成上下一心的团队，把项目搞起来……”
“每当我找来管事的人能力不足、资质一般或比一般略好一些，我就得不断亲自敦促与过问，让他们检讨问题、认清障碍和提出解决方案，可到头来还是发现他们没把事情做到最好。不找有能力和才干的人来管事，代价就是感到恼怒，并经常彻底受挫。”
《寻找人才》，《我们的文化遗产及以外：新加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选》（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一九八二年）
“将领若是无能，哪怕军队再骁勇也打不了胜仗。”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五日在新加坡丹戎巴葛区的国庆日晚宴上发表讲话

发掘人才

“执政之道是知人善任，而合适的人一般都很有才干、精力旺盛，且为人可靠。他们无论是在商界、专业领域或是政府部门都会表现突出。我花了很多年才领悟到，原来有一种人才，无论到哪里都会凸显一样的特质。所以当我在威廉斯堡会见一百名首席执行官时，而我偶尔也在这里见到当中的许多人，我看到了他们共有的特质——精力充沛、判断力好、充满干劲和信心十足。”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新加坡国会演讲
“人才流动的趋势如今已改变。现在有更少来自马来西亚和区域国家的学生到新加坡求学。他们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有属于自己的大学。更甚的是，很多人有能力也愿意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地留学。大多数人都是一去不返。来新加坡深造的少数学生当中，一些人会选择回国，但多数人会移民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或加拿大。这确实很可惜，因为这种愿意在陌生环境重新开始的人，一般都很有进取心和魄力，并一心要取得成功，而这些都是高绩效者的主要特征。”
《寻找人才》，《我们的文化遗产及以外：新加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选》（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一九八二年）
“我花了四十年的时间仔细挑选能担起重任的栋梁之材——部长、公务员、法定机构主席等。因此我研究过不少的制度，并和许多首席执行官谈过话，问他们是如何选拔人才的。”
“最后，我认定壳牌公司拥有当中最好的制度，而政府也把四十种特质简化成三种。他们将之统称为‘宏观透视力’，并予以推行。那么一来，他们就能在世界各地以此评估他们的主管，评价他们的‘宏观透视力’。”
“‘宏观透视力’包含什么？分析能力：对事实有合理的掌握，专注于基本要点，从中领悟出道理。你若能在数学方面取到高分，你就具备这样的特质。但这是不足够的。杰出的数学家未必是好的主管。他们必须懂得认清现实，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但如果你只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你就会变得迂腐、平庸，你会失败的。因此，你必须敢于突破现实说：‘这也是可能的。’——要有想象力。”
“壳牌后来又提出了一些其他的特质，如领导力和魄力。那是一种推动自己和身边人付出努力的天赋……而这样的本领确实是与生俱来的。知识能靠后天努力掌握，但倘若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就是没有。这包括善于提问的本事。你能否看穿一个人，一方面听着他的声音和他所说的话，但另一方面能凭他的眼神和面部表情知道，他其实是口是心非？一个很会提问的人就能做到这一点。”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一日的新加坡国会演讲

坏领导会驱走好领导

“（英国金融家）格雷欣指出，劣币会驱逐流通的良币。同样的，坏领导也会把肩负重任的人才给赶走。”
《寻找人才》，《我们的文化遗产及以外：新加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选》（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一九八二年）
“一个刚掌权的政府做出愚蠢的事，这样的情形我见得多了。他们一遭到自己的官员、将领或警察总监阻挠，就把他们给撤换了，结果搞得全体上下士气低落，日益堕落。好的官员离开，整个团队不久后便元气大伤，而贤能者也不愿加入。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接受《海峡时报》访问（一九九九年八月七日）
“十个顶尖的经理、会计师和工程师能让一个工厂的业务蒸蒸日上，为几千名员工带来好的工作。但如果管理层变得无能，工厂的生产就会萎缩，让上千的工人丢掉饭碗。”
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在新加坡国庆日前夕发表的国庆献词

品格与能力

“才干和能力，可以通过学业成绩和事业成就相当准确地评估，品格就没那么容易衡量。在经历几次成功和太多次失败后，我的结论是：确定一个人的品格，比确定才干和能力更重要，也更困难。”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二〇〇〇年）
“我们可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付出，并从他的生活习惯估量他的心理素质、平衡能力及性格，但对于他的动机和信念，我们只能靠猜测。他在面对险境时能否拿出勇气，是否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能否给予他人全力以赴冲破险境的信心。这些都是无法准确掌握的。我们只有在重大危机发生时，才能知道他在长期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会有何反应和表现……我们只需要有一个船长，一个拥有大副和二副的船长，而三人皆有当船长的资格。之后，就让我们希望至少有一人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都不会崩溃。”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向新加坡大学政治学会发表演讲

我相信大部分的工运领袖都知道如何让新加坡工友力争上游。现在，我们要他们力求完美。我们要研究如何改善赏罚制度，给予工友足够的训练和监督，但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为自己的卓越成就感到骄傲……要让技能更上一层楼是相对简单的目标。要在较少监督下不断维持高水准的完美表现则是困难的。”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在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迈向一九八〇年代”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
“我们是一个勤于学习、领悟力强的多元种族移民社会。遗憾的是，我们多数人也急于求成。新加坡人很重视文凭和个人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他们对工作缺乏自豪感，也没有像德国人或日本人那种要把工作做到最好的敬业精神。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第二次的工业革命中取得成功，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工友培养这样的敬业精神，让他们为自己和工作感到骄傲。工友的态度必须有所不同——他们要有积极的心态。”
“日本的砖瓦匠敬业乐业、技术高超，而新加坡的砖瓦匠则非如此。其中的结果在我们的建屋发展局所建造的新镇、甚至是我们的购物商场和办公楼显而易见。十天前，我入住日本日光市一家规模不大的度假酒店，而它精致的施工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酒店经理向我保证，酒店是由当地工匠在四年前建造的，而不是从东京请来的熟练工匠所完成。那里的一砖一瓦都砌得整整齐齐，每一块木料都刨得均匀、铺得平整……我们若能改变本地工人的态度，他们也能达到这样的完美水平……我们需要从学校开始推动这种心态上的转变，之后更要在施工场所和建筑工地通过新的社会压力和风气将之巩固。”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在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迈向一九八〇年代”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
“一个社会要取得成功，就得在培养优秀者和鼓励平庸者进步之间取得平衡。在同一个社会里，人们既需要竞争，也需要合作。”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三日在新加坡丹戎巴葛区的国庆日晚宴上

公众形象

“这没什么作用。别人向来是以我所能做到的事以及对人民的承诺来评价我。至于我的家庭生活美满与否，就算那些想挖内幕并大做文章的记者很感兴趣，这也是无关紧要的。重点是我能不能专注把工作做好。”
《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二〇一一年）
“我一生就遵守一个简单的原则：害怕让人公开拿出来议论的事，自己私下就不要做。如果私下做了某件事，我或许得保密一段时间。但当事情浮出台面时，我会准备好为自己辩护。”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新加坡国会讲话

自小养成的习惯
“自小养成的小习惯才重要，这点要铭记于心。要站有站姿，挺直腰板，不要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说话要口齿清晰，有话直说，不要闪烁其词、拖泥带水；要注意行为举止是否端正，不要欺负弱小，而是要帮助弱者做他们无法做到的事情。这些都是好的习惯。如果你们能将这些基本准则融入生活，我可以肯定，你们的老师会感到骄傲，因为他们已履行了职责，让你们能在未来过得充实。而我们的社会也会因公民的集体努力而欣欣向荣、变得更好。”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在新加坡圣约瑟书院校庆上发表的

体罚
“有一回我被校长麦克劳德打鞭。他为人公正，严格执行纪律，铁面无私。有一条校规规定，学生一个学期迟到三次要打三鞭。我是个夜猫子，不是什么早起的鸟儿，早上总是迟起。一九三八年，我在一个学期里迟到三次，级任老师送我去见校长。由于我曾经在颁奖日领过多次奖品，也得过不少奖学金，因此校长认得我。但他并没有在训斥我一番后就放过我。我趴在一张椅子上，隔着裤子被狠狠地打了三下。我不觉得他有手下留情。我从不明白西方教育家为何如此反对体罚。它并没让我和同学们受到什么伤害。”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一九九八年）

互联网
“我们无法对它（互联网）进行审查，因为（人们可以）使用（新加坡）境外的服务器。你必须让家长、教师和同辈去把好这个关，由他们来说：别浪费时间（浏览色情网站）。这是我们在地球村里生活的一部分，若想要成功，就必须学会适应，并活得健康。如果你沉迷于网络上的这些色情、毒品和赌博等不良内容，那么你就完蛋了。”
二〇〇九年七月接受《国家地理》杂志访问

语言学习
“没有人能以同样的程度精通两种语言。如果你觉得自己能做到，你是在欺骗自己。”
为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主持开幕时的讲话（《海峡时报》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报道）

李光耀访问新加坡公教中学。一九五五年五月，由政府委任的立法议会各党派委员会，对新加坡华文教育和文化的情况展开调查。由于之前有华校生参与福利巴士工潮，政府因此决定深入了解华校的情况。包括李光耀在内的九人委员会在咨询公众意见、走访学校和访问教职员后，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发表了调查报告。公教中学因恪守纪律而受委员会表扬。
“我给所有家长的建议是：别管孩子在小学和中学遇到多大的困难。让他们学习发音、句子结构和单词。他们不需要考到A或A*，甚至也不用考到B或C，但只需要培养语感。因此，请所有的家长和年轻学生听着，不管面对什么困难，坚持下去就对了。不要和它脱节，否则你将失去很宝贵的东西。”
《海峡时报》报道（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五日）
“随着中国崛起成为经济大国，我们对于华文的掌握和中华文化的了解，在世界各地是很吃香的。所以我们也希望马来同胞能保持马来语的生命力。那么，我们在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做生意的时候……就很容易。我们也要有一些通晓马来语的非马来族官员。印族同胞也要保持各自语言的生命力……淡米尔语（泰米尔语）、乌尔都语、印地语、旁遮普语。甚至是我们的阿拉伯人，我们也在尝试鼓励他们重新学习阿拉伯语，以便和海湾国家的人沟通联系，那我们就能和他们做生意。”
李光耀指出新加坡人同时掌握说英语和母语的能力，如何为个人和国家取得文化上和经济上的优势（《海峡时报》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五日报道）

总理李光耀（坐者左三）于一九六七年六月走访芽笼士乃。当时，他暗示政府正在酝酿重大的计划，改善新加坡马来人的教育、社会和经济地位。
“回想过去，要是新加坡家长更大胆的话，我大可开办一项特别课程，让一些人在小学阶段多学华文，少学英文，尤其是那些在家里讲英语的学生，要让华语在他们的脑海里扎根。这样就能帮助他们打下华文的根基。目前的情况是，他们在学校里、工作上和人生中不断挣扎。但新加坡的家长和学生都把英文摆在第一位，因为他们要争取好成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对的，因为即便你的华文水平是一流的，但倘若英文程度不够好，你就处于劣势。”
《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二〇一一年）
“如果你只看得懂和通晓英文，那你就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因为你将不清楚新加坡一大部分地方发生了什么事。”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新加坡浮尔顿广场的大选午间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

沫必然会破裂
“有一种疯狂的趋势，让人相信可以不劳而获，只要干一些朝买夕卖的事，就能获利。”
“那些想要赌一把的人，政府没有什么办法把他们从贪婪和愚蠢的深渊解救出来。许多人因为参加银会并贪图过高的利息而亏钱。”
“那些炒股票的人要切记后果自负，尤其当他们对发行股票的公司、国际货币市场，或是货币平价和投机性短期资金流入等问题的了解不多。当经济每年以约10%的幅度增长时，要每个星期赚取10%的利润是不可能的事。泡沫必然会破裂。”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在新加坡总统府的农历新年招待会上对五百名社区领袖发表的讲话。（《海峡时报》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九日报道）在李光耀发表这段讲话之前的一个星期里，新加坡海峡时报工业普通股指数上升至611.36点，但十天后，受到银行收紧信贷，以及国会提出《证券业法案》，让财政部长对股市有更多监管权和禁止某类型股票交易的影响，指数在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跌至455.69点。

择偶之道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你只要看一看自己的兄弟和堂亲表亲，就知道一般人的长相不过如此。如果你要以新广（新加坡广播局）电视明星为标准，那你就麻烦了。哪怕你穷尽一生去找一个理想丈夫，这个人也不存在。而所谓的绝色佳人也只是靠精心化妆和打扮打造出来的。”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的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演讲
“很多医生的儿子都娶医生为妻。那些配偶没那么聪明的，现在可都发愁了，因为他们的孩子都不行。我活到这个年纪，这样的情况见得多了。”
《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二〇一一年）
“所以当一个大学毕业的男子不娶大学毕业的女子为妻时，我会说他是个笨蛋，骂他愚蠢。你去娶一个没有念大学的妻子，你以后会有问题，一些孩子聪明，一些孩子没那么聪明。你会气疯的，准没错。就像掷一对骰子一样。一个有J、Q、K、A，另一个也有J、Q、K、A。而你却掷出了J、Q、K、A和二、三、四、五、六。你会得什么？两个加起来肯定不是高点数，更别说是同花顺了。”
《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二〇一一年）
“如果不把女大学生包括在你的基因库里，任由她们嫁不出去，那你这个社会的整体智商就会下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到了下一代，就更少些聪明的人来养那些愚笨的人。那是一个问题。”
一九八三年八月的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
“仍有太多的男人宁可娶学历较低的妻子，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妻子较容易相处。我认为这是目光短浅的想法，因为他们的生活中将缺少心灵相通的伴侣。他们的孩子则会因为学业成绩不够理想而需要在外聘请更多补习老师。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也就是这将不利于他们本身的事业发展，因为政府机构和大公司如今在提拔员工时，会考虑其妻子担任首席执行官、总裁或副总裁夫人的能力。”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四日在新加坡丹戎巴葛区的国庆日晚宴上发表讲话
“在我还未在一九八三年提出女大学生单身问题的许多年前，当我们的孩子还在念书时，我和芝就告诉孩子们，在他们长大后嫁娶时，他们只能期盼孩子和配偶一样聪明。他们都是同与自己匹配的对象结婚。”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二〇〇〇年）

婚姻
“我的妻子是力量的泉源。我有信心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她一定能够照顾好我们的三个孩子。她确保他们都有很好的家教和教育。我无须为他们的生活起居操心。我在加入反对党后仍继续执业，而她当时也帮我处理一些律师楼的业务。在我组织政府以后，我经常没有时间修饰我的演讲稿。我会把稿念出来，让她帮忙润饰，然后由我自己做最后的修改。当然，如果她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就会展开辩论。但她明白，最终的论调必须由我来决定，因为我得把零零碎碎的信息融为一体。她是一个很体贴、很稳重的人，做事情会深思熟虑，绝不轻浮轻率……我想她不是什么爱交际的社会名媛，因此这节省了很多时间。”
李光耀在过七十岁生日时接受《联合早报》的访问（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六日）
“我和妻子自一九四七年便在一起，超过了我们四分之三的人生。我对她离去的悲伤非言语所能表达。但今天，回想起我们共度的日子，我想要歌颂她的人生。在我们静下来的时刻，我们会重温我们的生活和在一起的日子。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在生命中重要的转捩点，我们得到命运的眷顾。这些年来，她影响了我的写作风格。现在，我写作时会用简短的句子和主动的语态。在我们彼此适应和包容的同时，我们也逐渐影响对方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不切实际的恋人阶段。生活是永无休止的挑战，不断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和处理……我们共度的六十三年，带给我许多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不同的生活。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的身边。

里属于父权社会，无论是华族、马来族或印族新加坡人，都仍深受传统观念所影响。人们依然非常重视传宗接代，后继有人。这样的观念根深蒂固，却也在慢慢式微。因为女性有权利接受同等的教育，同样可以上大学，在工作上也享有同样的机会。”
在一九七四年一月接受《观察家报》访问时，谈到新加坡父母重男轻女的倾向
“管家跑了五六十码，把球给捡回来。我和妻子看后说‘不、不，如果我们在这里住五年，孩子们长大后会以为人生就是这样，总会有人替他们捡球’。所以我们选择住在（欧思礼路的）家里，而我觉得这对他们是有益的。”
李光耀于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九日在一场大学论坛上分享了一个小故事，讲述他和妻子如何确保孩子学习自立，以及他为什么选择搬离新加坡总理的官邸斯里淡马锡。总统府（注：斯里淡马锡位于总统府内）的洋房建在山坡上，而孩子们当时正在玩的球滚下了斜坡。

一九六二年七月，总理李光耀牵着活泼好动的女儿李玮玲。

人际关系

“到最后，我唯一能珍惜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人世间的财富乃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有亲情和友情能给心灵带来某种温暖和安慰。”
《李光耀八十名言》自序（二〇〇三年

一个强大的中央

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会发展成什么样？你想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的人民和社会。
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这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 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 这是他们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在短期内，人 们不可能背离这一原则。这种心态比共产主义的历史要长，已存在 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了。

西方一些人希望看到中国实现西方传统的民主，这是不可能的 事。美国认为，如果不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每隔数年 更换总统和改选议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这是他们对 世界先入为主的看法。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中国是一个 地域广阔、拥有13亿人口、人民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 它将会走自己的道路。
2011年秋天，广东省乌坎渔村发生了动乱。开发商与地方官员 勾结夺走了农民的土地，然后取走了出售这些土地所获得的利益。 最初是在9月份，几百名受到侵害的农民举行了相对小规模的抗 议。到12月份，一名参加抗议的村民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势 态随之升级为大规模的反抗。数天内，近两万名村民被鼓动参与。 他们将官员赶出村子，设立了路障，用简单的武器武装自己。他们 要求归还农田。
虽然中国的媒体被令停止播发任何有关的消息，许多中国人还 是能通过互联网和国外媒体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最终，广东省委 副书记与抗议者会面，化解了此事。当局承认村民的要求是合法 的，并将部分土地归还给村民，在抗议初期遭逮捕的村民也获得释 放。随后村民举行了无记名投票的自由选举。抗议活动的一名主 要组织者，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获选为新村长。那些希望看到中国 民主改革的人，把乌坎发生的事看作是轰动的事件。

从报道上看到，在中国其他地方经常有类似的抗议发生。有些 人认为，这些事件表明中国的政权正在削弱。然而实际情况是，没 有一起事件被允许发展成全国运动。“乌坎事件”已表明了这一点。 共产党派了广东省一名省委副书记层次的官员去进行调解，就恢复 了秩序。
乌坎事件（也称乌坎暴动）发生在中国广东省汕头市的乌坎村，起始于2011年底，持续至2012年。这是中国近年来一个著名的村民抗议事件，突显了土地征用、地方政府腐败、以及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

背景

乌坎村位于广东省汕头市南部，是一个典型的农村村落，原本富裕，但由于土地问题和政府的征地行为，村民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土地被征用后，村民认为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和保障，而村中的一些领导人（包括村委会和地方官员）涉嫌参与土地买卖中的腐败行为，甚至将土地转卖给外来开发商，以谋取私利。

事件经过

1. 2011年12月，村民抗议：当地村民开始抗议政府非法征地和腐败行为，要求政府停止征地并解决他们的利益问题。起初，抗议活动比较和平，但在政府的强硬态度下，冲突逐渐升级。

2. 村委会被驱逐，选举产生新领导：村民要求更换原本被认为腐败的村委会领导，并召开了民主选举，选出了新的村委会成员。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乌坎村的村民通过选举推翻了传统的官民不分的村级政治体系。

3. 政府反应：中国政府对乌坎村的抗议作出了强硬的反应，派遣大量警力和特警进行镇压，并限制了外界对事件的报道。2012年，政府暂时封锁了该村，禁止媒体记者进入，限制外界了解事件的真相。

4. 事件的高潮：2012年1月，抗议活动加剧，村民与警察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多名村民被捕，村庄一度陷入混乱。尽管如此，村民依然坚持要求政府正视他们的诉求。

5. 政府妥协：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僵持后，政府最终妥协，同意举行新的选举，并部分满足了村民的诉求。乌坎村的新领导班子上台后，政府开始对该村的土地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处理。

后果与影响

• 土地问题解决：通过抗议，乌坎村的一部分土地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村民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补偿和保障。同时，村民的民主选举取得了一定成果，村委会换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 政府反思与局限：乌坎事件引起了社会和媒体对中国土地征用制度、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以及地方政府腐败的广泛关注。尽管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妥协，但许多问题仍未根本解决。

• 对其他村庄的启示：乌坎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其他地方村民的反抗意识，尤其是关于土地征用与民主选举的议题。部分地区的村民开始模仿乌坎的抗议模式，要求更加公正的土地政策和更多的自治权。

• 政治敏感性：虽然乌坎事件最终有所缓解，但它也展示了中国社会对政府和地方官员腐败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在面对基层群众抗议时的敏感性和应对的复杂性。

总的来说，乌坎事件是中国社会矛盾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反映了基层治理中土地征用、腐败、民主诉求等多方面的问题，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对地方政府治理和土地政策的反思。
从“乌坎事件”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 一是共产党能保持它的掌控舆论地位，在党的支持下恢复秩序。

• 二是共产党可以运用软硬两手控制局势。在态势还没有升级前，它可以派非常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器制止动乱，将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它支持村民反对腐败 的地方官。那种认为共产党彻底腐败的想法是过于简单了。事实 上，在整个抗议过程中，乌坎村民一直小心地在横幅上表明，他们支持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地方官。

这已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抗议者通常采取的策略。他们知道反对 中央政权意味着必然灭亡。因此他们宣称忠于中央，同时反对地方 官员的罪行。没有人敢于挑战中央，除非他们准备全面出击以掌控 整个国家，但这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政治变革

中国能以一个重要大国再现国际舞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 注目的事件之一。它的经济取得了不寻常的发展。其增长速度之 快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且在今 后几十年内还可能继续。到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名列 世界之最。中国人的变化也是显著的，从毫无生气、不求进取变为 崇尚多元爱好和充满理想。

在军事方面，中国将大力发展能展现其实力的技术和能力。现 在美国人还能来到离中国海岸只有12海里的范围进行观察。最 终，中国将能够把美国人推出12海里的范围。接着，它会将目标 定在把美国人推出其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并阻止他们在其东部 沿海地区200海里的范围内从事间谍活动。
我认为，全球势力均衡正在发生变化。在今后20年至30年 内，中国将希望与强国平起平坐。它毕竟不是一个新的强国，而是 一个正在复兴的古老强国。我相信，中国的愿望是要成为世界上最 强大的国家。
随着全国各地出现的变化，中国的政治也必须变革。任何制度 都不可能一成不变。我在有生之年看到的最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是， 苏联列宁主义制度培养了一位法律系毕业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 夫，他竟然断定，那是一个坏制度，应该改革。我不敢断言，这不 会在中国重复发生。然而，如果你只是在选择领导人的方式上稍作 改良，你将会引起下一代人的抱怨：“看，这是徒劳的，让我们解放 它。”没人敢说这种事不会发生。
但是，即使这种事会发生，也不会出现一人一票的制度。将会 出现的是一批领导人被另一批领导人所取代。这是缘于文化和历史 的原因，中国人相信，强大的中央政权能带来和平与繁荣。一人一 票制度从未在中国存在过，也绝不会带来一个繁荣的中国。他们将 不会尝试这种制度。

在不久的将来，不管有多少“乌坎事件”发生，我都不会看到 有任何起义会成功。中国人确实有过农民领导造反或起义的传统， 但那是在生活难以忍受的情况下发生的。目前普通人民的生活正在 不断改善。他们凭什么需要革命？他们知道，一场革命可以把邓 小平使中国开放后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毁了。对年轻的中国人来说， 经济前景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好。生活水平每天都在提高，中国的国 家地位正在加强。我不相信，他们会愿意打破现状。被剥夺公民 权利的农村劳动力为数并不很多，而且没有被组织起来。他们渴望 能加入城市的中产阶层，改善生活。而中产阶层却急于想进入社会 的上层。在他们设法进入新阶层并稳固地位后，就有可能要求更多 的透明度，要求在国家治理方面有更多的话语权，但是这可能是若 干年后的事。总之，目前的制度需要逐渐演变，但还没有到崩溃的 边缘。
外界不应低估了中央政府在维持其权力和控制局势方面的意 志。掌握情况且超前认知的中央政府密切关注局势，愿意采取先发 制人的行动。互联网、苹果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等现代科技的出 现，毫无疑问给政府的工作增加了难度。因为它同时还允许人们互 相交流，小群体可汇集成更大群体。但是，政府对这方面的控制丝 毫没有减弱。中国政府雇用了一大批人来监查网络通讯空间。令 人惊讶的是，他们愿意使用那么多的人力来控制信息的流通。尽管 一些网民想方设法越过中国大防火墙，但总的来说当局采取的措施 还是奏效的，对网上活动有严格的控制。监查制度使网民很难进行 鼓动和组织，安全部门将制止任何企图钻空子的行为。
考虑到上述情况，在今后10年至20年，我们预计中国的政治 改革会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可能会非常小心地朝着更多参与式的政府发展。一些村子 和部分低层次立法机构已实现直接选举，不排除中国会逐步扩大直 选范围的可能。但他们将采取试验性的、逐步扩大的方式，避开会 带来不可预料结果的自由选举。只要能维持对局势的全面控制，他 们会允许进行一些尝试。归根结底，他们还没有面临要进行大胆改 革的强大压力或强烈动机。

中国共产党现在热衷于探索党内民主，第十七次党代会比第十 六次要幵放多了。在部分党内最高职位的候选名单中，有了更多的 选择。过去，最高领导人如毛泽东、邓小平可以确定他们的接班 人，但胡锦涛办不到。
党内民主也可以扩大到这个制度的其他方面。可做的一方面是 允许经党批准的省市级候选人举行有控制的竞选。先让三四名可靠 的人竞选一个重要职位，告诫他们只有赢得民众支持，才有可能被 任命。
当然，有些事情是会非常缓慢地改变的，有时变化是很微小
的。我认为，他们不会对国家几乎所有方面放弃全面彻底的控制。 腐畋、缺乏法制和治理制度可能会继续成为中国体制的特色，这些 都是明显的弱点。
腐败在早期是地方性的，但在中国进入市场改革后，由于部长 及政府官员的薪水与社会上那些迅速致富的人相比很微薄，腐败现 象就快速蔓延。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际关系，什么事也办不成。 人们按照对方地位的高低，赠送不同的礼物，以此来发展关系。所 有的人都想与职位高的人发展关系。高职位的官员想与更高职位的 人建立关系。如果你是我的上司，对我施加过分的压力，我可以设 法通过与你的上司拉上关系，这是解决纷争的一种途径。共产党称 反腐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中共能控制腐败吗？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试图保持清廉。但 他们无法控制地方上的腐败。腐败不会使这个制度垮台，但会阻碍 它有效地运转。关系能决定升职或任命，还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 也使这个国家不可能得到最理想的发展。
此外，做事不太理会法律或治理制度，是根深蒂固的中国文 化。在新加坡，我们已接受必须像西方那样，由立法机构决定法律 的措辞，再由独立的法院和法官确定这些字句的含义。国会可以批 准任何法律，一旦法律获得通过，如果出现分歧，你不可能回到国 会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只能找法官，他会说：“根据在已被 广泛接受的判例基础上确定的文件诠释规则，我向你进行如下 解释。”
中国人还没有接受这一观念。同样地，他们也还没有接受签署 协议是不可更改的观念。在他们看来，签署一份协议只是长期友谊 的开始。作为朋友，你们必须不时地商量，你们之中谁是否多挣了钱，谁是否需要掏出更多的钱。
这种含糊不清的概念还反映在他们对制度的看法上。在中国， 人大于制度。因此，你可以当国家主席，但是如果没有军队的支 持，你这个国家主席就大不一样。但在新加坡、英国、欧洲或美 国，如果你是总统或总理，军队领导人自动地接受你的命令，因为 制度大于人。中国能否像新加坡那样（暂不提美国）确立法律和治 理制度呢？这可不是那么容易。这需要政府和人民在思维方式上 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鉴于他们在文化和历史中缺乏这些概念，人 们不得不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相反地，我看到他们在没有法律和治理制度的前提下制定他们 的制度，进行各种可能的组合。由于受到这些方面的限制，中国绝 对不可能发挥我所说的最大能量，即进入不断稳步发展的理想 状态。
中国将发展其制度和体制，但完全是中国式的。不管他们的改 革会发展成怎样，有一点不会改变：他们将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 政权。
问：中国的经济一直发展非常快，但在政治方面的变化却比较缓慢
答：我认为，你必须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中寻找答案。在中 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意味着一个和平的国 家。一个软弱的中央意味着紊乱。在军阀时期就是这 样。每个人都可以各行其是。因此，你不太可能看到他 们会背离这个原则。
问：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中国是否是中国共产党的代 名词？
答：对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当然是。但是，中国共产党 是什么？它已不再是原有字面概念上的共产党了。它是 往一个贴着旧标签的旧瓶子里倒入了新酒。
问：但是政治体系仍然照旧。
答：这个政治体系比共产主义更早。中国有个说法：山高皇 帝远。我在这里就是皇帝。这种观念已存在上千年了。
问：您是否认为尽管已发生了各种变化，这种现象还将维持 一段时间。
答：中央政府现在可以使用直升机、互联网、手机等现代手段，以及迅速部署安全部队进行控制。管控的基本心态 没有改变。
问：年轻一代怎么样？当他们掌握信息后，是否在改变现 状？草根阶层和城市的农民工面对收入不均，是否有可 能造反？
答：没有，我完全看不到任何造反会有成功的可能。在广东 乌坎发生过这类冲突，党的副书记去化解了。他们有一 个非常强大的公安部。
问：这是否是他们能长期执政的秘密？许多政府曾试图用武 力保持对权力的掌控，特别是东欧和苏联。但是他们都 失败了。
答：中国不同于东欧。东欧是一部分属于文艺复兴，另一部 分属于要求解放、自由思想的国家，那里的每个人都有 创造力。中国是中国。如我所说的，每个中国人的基本 原则就是：如果中央强大了，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软弱，国家将无宁日。
问：这是否表明我们在中东看到的阿拉伯之春近期不可能在 中国发生。
答：不，我看不到阿拉伯之春与中国有什么关联，这是媒体 奇异的创作。当我阅读这些报道时，我说：“这些人对 中国简直一无所知。”中国人具有悠久的历史，这决定 了政府和人民的思维方式。
问：没有从地方腐败中获利的农民是否希望改变这个制度？
答：他们没有被组织起来。他们希望加入城市的中产阶层。 他们认为未来不能靠起义，那只能更糟。他们寄希望于 加入城市人口。
问：是否有足够的社会流动性给他们带来希望，使他们有一 天能实现加入中产阶层的愿望？
答：我认为，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存在的。在这个含义上， 中国还不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比如英国，我是比较 了解的。每一代都产生一批尖端人物。这些人地位上 升，互相通婚，成为上层社会。他们的孩子由于基因和 教育机会的因素，也处于上层社会。中国还需要花很长 的时间才能达到这种境地。在新加坡，由于迅速发展教 育，我们正处于比预想要超前地达到这种境地的危险。 人民正在迅速提升。的士司机或小贩的孩子进入了大 学，他们互相通婚，然后进入上层社会。这些人的孩子 由于基因加上教育的机会，让他们成为上层阶级。每个 社会都会发生这种事，但最终会引发很多抱怨。底层的 人会说：“好啊，让我们重新洗牌吧。”这就是共产党革 命的缘起。国民党被推翻了。现在共产党的精英已经出 现了。但是，我们尚未达到高度分化的社会那种状态。
问：共产党官方理论家现在声称，要先从党内民主开始，然 后再扩大。您对这种进程怎么看？
答：他们将允许选举，但必须是在他们同意的候选人中选 择。这就是党内民主。
问：下一步会怎样？
答：我不知道。我认为不会有自由竞选。中国从未有过自由 竞选。你能想象一个中国人会说：“我是吉米•卡特， 我是来竞选总统的”？
问：这在台湾发生了。
答：台湾只有2300万人口，是个非常小的地方。
问：因此您认为，中国不会实现一人一票，甚至毫无必要吗？
答：是的，我认为不会实现。我可能会看到村级和省级立法 机构选举实行一人一票，但是在最高层、中央领导、党 的书记及省长都不会实行。
问：如果高层出现了分歧怎么办？
答：领导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们怎么会说：让我们抛 弃这个制度，让人们来选举，任何人都可以参选并有机 会当选。这是违反常规的事。
问：他们对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有兴趣吗？
答：他们对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感兴趣，希望从中得到一些主 意。但怎么能适应他们的制度呢？
问：我们实行一人一票制。
答：我认为，他们不会这样做。你呢？看看他们国家的面积 有多大。
问：他们对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哪些方面感兴趣？
答：他们对我们的基层经常出席接见选民活动、居民委员 会、人民协会等感兴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了解基层 的情况，并着手解决存在的问题。我想他们已下令实施 了，至于能否真正实行，那是另一回事了。但他们已下 令与基层保持接触，关照他们。但是，当你与开发商勾 结，迫使农民放弃农田供开发用途，也不给他们合理的 补偿时，又怎么能同我们的制度相提并论呢？
问：如果国民党仍在大陆执政，是否已实行一人一票制？因 为孙中山信奉西方式的民主。
答：不，不，我绝不这样认为。他们在台湾实行这种制度是 因为已缩减到一个小地方，而且他们依靠美国维持生 存。他们接受一人一票，是因为美国人不会保护他们去 实行独裁制度的。
问：但是台湾现在实行民主制度，香港在几年内将实行普 选，这对内地的改革是否会产生更多的压力？中国人是 否会开始对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允许尝试台湾和 香港同胞实行的制度？
答：他们可能有这种要求，但是他们怎么给政府施加压力？ 他们有投票权吗？他们准备通过革命推翻政府吗？我认 为执政者是不会放弃权力的。我认为，连中国人自己也 不相信13亿人可以通过一人一票选出国家主席。这是 行不通的。
问：您为何这样认为？
答：你怎么来游说13亿人？
问：只是作个比较，印度做到了。
答：但是出自不同的原因，结果并不令人惊叹。

韦自光养晦：不露锋芒，保持谦逊

我是2007年11月访问北京时，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我起先没有提出要见他，我要求见别的 人，但他们让我去见他。这有明显意义，他们认为习 近平更有优先地位。这是他被提升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后，首 次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这显然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他已被确定为 接班人。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用中国的话说是“大气”， 与之相反的是“小气”，他绝不是胸襟狭隘。他考虑问题很有深 度，不愿炫耀才华。他没有江泽民那样随和，也不像胡锦涛那样拘 谨。他显得很庄重，这是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再考虑到他曾受 过困苦磨难，1969年他作为一个年轻人被发配到陕西省的农村生 活。他从不抱怨或发牢骚，努力工作，慢慢地证明自己。因此我将 他列为纳尔逊•曼德拉一级的人物。
习是从1949年以来中国第五代领导人的核心。他领导一个各
级都能力很强的政府。这可算作官僚制度的长处。中国的官员越 来越多地接触西方的教育，了解世界，并能说写流利的英语英文。 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他们已不再是共产党人了，而是实用主义 者，决心要塑造一个富裕发达、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
前四位最高领导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印记。毛泽东留下的是 不断革命，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江泽民是巩固发展，胡锦涛是和谐 社会，特别是减少贫富差距。习将留下什么遗产呢？
自从我在1976年首访华后，我总会定期去访问，如有可能每 年去一次。从毛到胡，现在是习，我己会见了中国所有的最高级领 导人。毛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使中国站了起来。在他的国家经 受长达200年的动乱后，1949年他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 起来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是最伟大的。他是一位游击战大 师，以灵活的军事行动打败了国民党，统一了中国。但他是要让中 国实现现代化的人物吗？历史记载了一个悲剧，这个解放中国的人 通过“文化大革命”几乎毁了这个国家。如果他还活着，或者他直 接的接班人、继承他思想的华国锋继续执政，中国将会走苏联的道 路。我只是在毛的事业末期有机会见到他，不是在他的顶峰时期。 当时一位女士先将他带有湖南口音的话解释给一名通译员听，再由 通译员翻译成英语。我只看到了一位传奇人物的影子。
中国幸亏有了邓小平，扭转了国家发展的方向。1978年他在访 问曼谷和吉隆坡后，来到新加坡。他希望我们一起阻止越南进攻柬 埔寨，如果越南进攻柬埔寨，就挫败它。我认为那次访问使他开了 眼界。他原本预料将看到三个落后的首都。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 穷国。然而，他看到的三个首都全都超越了当时中国任何-座城 市。他在新加坡访问了大约四天。当他的专机在机场关闭机舱门 时，我对同僚说：那些向他介绍情况的人要倒霉了，因为他看到的 新加坡跟他们所介绍的完全不同。”给他介绍情况的一定是来自这里 的共产党同情者，那是带偏见的介绍。
他在晚宴上向我祝贺，我问他祝贺什么。他说：“你们有一座 美丽的城市，一座花园城市。”我向他表示感谢，但补充道：“你们 完全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因为我们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后 代。你们有学者，有科学家，有专家。你们将比我们做得更好。”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用锐利的目光看着我，随后继续转向另一个话 题。那是在1978年。
1992年邓小平南下广东，在著名的“南巡”中，敦促领导层继 续改革开放。他说：“向世界学习，特别要向新加坡学习，要做得 比他们更好。”我对自己说：“噢，他没有忘记我对他说的话。”事 实上，他们是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
邓在新加坡看到，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岛通过引进外国资 本、管理、技术，能够给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他返回中国后说服 人民需要向世界开放经济。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始兴旺的时期，是一 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头去。
我亲眼看到中国戏剧性的变化。实体建设已将基础设施很差、 破旧的城市，建成具有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机场的城市。你可以 去访问大连、上海、北京、广东或深圳，它们现在可以与香港或世 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媲美。中国人是伟大的建设者和能工巧匠，我 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压抑自己这么久以致损害自己的利益。
邓使中国进入了一个不同的轨道，他的功绩值得称颂。在他提 出开放时，许多老一代领导人表示反对。但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 人。他不管这些人怎么说，坚持并实现了自己的主张。没有他， 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转折，因为唯有他经历过长征，在资历上超过 所有怀疑者。他虽然身材矮小，却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毋庸置 疑，他是我所见过的印象最深的国际领导人。
江泽民是邓小平选拔的接班人。1989年时，他担任上海市市委 书记，平息了上海的骚乱。他是将邓倡导的现代化计划视为其目标 的一位坚定的领导。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友好。他会大声唱意 大利歌曲《我的太阳》，他抓住我的手臂说：“你认为美国人对我们 是怎么看的？ ”这当然是在他们与美国人建立良好关系之前。他们 现在不需要问我了。
我认为胡锦涛是一位整合者。在他执政期间，也许做了一两项 根本性的改变。但是，面临农村人口往城市迁移、收入差距扩大等 多项挑战，他需要进行整合的问题很多。他给我的印象是沉着、思 考缜密。他不张扬，记忆力很强，对面临的所有事物都进行仔细的 研究。在他掌权中央后不久，在处理SARS危机时最初出现了失 误。但是，当他发现这对经济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时，就全力以赴处 理这个问题，包括从未有过地撤掉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的职 务。这显示了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坚毅的领导。毕竟胡能成为中 央核心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曾平息了西藏的叛乱。我认为，在他 温和、慈祥的外表下有坚强的个性。
现在很难预言习近平在掌政的10年中，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会留下什么样的遗产。中国领导人在上台前绝不会宣布他今后的计 划，他们情愿保持低调。中国正处在面临许多国内挑战的关键阶 段，他希望集中精力处理这些问题。此外，许多方面还取决于他突 然遇到的外部突发事件。当你面临未预料到的严峻问题时，再好的 计划也会失败。然而，我相信他会沉着应对，不会惊慌失措。他 是有影响力的，我相信他会得到党的支持。他的军方背景也有利于 他对军队发挥影响力。
他的外交政策将受到密切关注，中国的崛起无论在西方还是亚 洲都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惊恐。一个强大的中国给国际社会带来许多 益处，如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正在不断增加。但是，中国的邻国 开始对这位已睡醒的巨人采取更为独断的外交政策予以关注。美国 也正在感受到，如果不是在全球，肯定也是在亚太地区，其优越地 位受到了强烈挑战。
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相信中国再三的承诺，即它只寻求和平崛 起，绝不称霸。对此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中国会悄悄地成为强国， 悄悄地扩大其影响，不会盛气凌人；另一种看法是他们会炫耀实 力，对所有的人进行恫吓。我认为，他们将选择前者，但同时增强 实力。邓小平认为，中国在逐步强大时应当保持低姿态。他主张 不露锋芒，保持谦逊，即中国人所说的“韬光养晦”。中国人懂 得，他们还需要30年至40年和平时期才能赶上世界其他国家。他 们己得出结论，如果他们坚持发展方向，避免惹怒现有大国，与所 有的人交朋友，只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将给他们留出空间，去处 理国内问题，继续发展经济。
他们还注意到，必须避免重蹈日本和德国曾走过的老路。当时 德国和日本的兴起导致他们各自在欧亚争夺权力、影响力和资源。 这场竞争引发了 20世纪两场可怕的战争，最终导致这两个国家的崛 起终止。如果中国卷入一场战争，将面临内扰、冲突和动乱的危 险，可能再次陷入长期沉沦。因此，对中国人来说，理智的考虑 是：“我们已经用了这么长时间等待这个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 为什么要匆忙做出不利于逐步崛起的事呢？”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每次与别国发生争端时都只是让步。随 着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将有更多表达喜恶的自由。如前外长杨洁 篪所说，凡是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中国在亚洲最密切的邻居都已体会到这一点。在2008年，越南把 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石油开采权授予美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埃克 森美孚公司。中国海军要该公司离开那里。中国政府也表明，如 果这笔交易还要继续，将危及埃克森美孚公司在中国的生意。由于 美国海军不在那里，不能帮助他们坚持自己的权利，该公司只得 撤出。
最近，就在2010年，还发生日本扣押了一名中国渔船船长的事 件。他的拖网渔船在有争议的东海小岛（中国称“钓鱼岛”）外与 日本巡逻艇相撞，日本起初要按日本法律起诉那名船长，但最终屈 从于中国强大的压力，决定予以释放。这个事件表明，力量对比格 局己发生了多大变化。日本人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面积相当于它十倍 的中国，而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可以侵略、几乎要占领的 中国。日本方面的屈从只是接受了现实。他们明白，他们是在跟 一个有组织、纪律严明的中国打交道，不是跟军阀，而是跟一个可 以果断地采取行动的中央政府打交道。
因此，这些年来，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人不再消极，他 们在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声索权利，并将继续这样做。中国人知道， 在这个地区他们是老大，随着其国力增强，中国可以期待邻国能更 加尊重他们的利益。美国人在亚太地区保持显著的力量，以平衡中 国，这符合包括东盟各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利益，如果没有美国的 制衡，亚洲小国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当你有两棵树，而不是一棵树 时，你可以选择在任何一棵树下遮阳。对美国来说，留在太平洋也
是重要的，因为如果美国在这里失去了优势，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优 势也会失去。
中美之间为争夺这个地区主导地位的竞争早已在进行，还将继 续到21世纪的后期。到那时，美中关系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 边关系。这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9 • 11事件”后的几年 里，美国陷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国能够悄悄地加强它在这个 地区的利益，与东盟加深关系，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当中国前总 理朱镕基在10年前建议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时，东盟国家政 府都感到吃惊，因为我们以为，中国不愿意通过双边和地区自由贸 易协定将其经济进一步开放。这是中国方面为了与东盟发展强大的 经济关系而采取的一项战略行动，从而使东盟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 机会，而不是威胁。当时，我对美国贸易代表说，在今后10年至 20年内，如果没有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东盟的经济将会越来越 与中国的市场连接在一起，美国将成为我们的第二市场。
在军事方面，美国仍然远远领先。中国的国防预算虽然每年都 以两位数增长，但美国的国防预算仍超过中国，呈6比1。这表现 在美国较优越的军事技术方面。中国希望最终将成为如同美国那样 的军事强国，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但是，中国人正在尽一切努力追赶。他们正在高端科技方面与 美国竞赛，如将人送入太空，发展美国无法击落或拒绝承认的全球 定位系统。他们明白如果依赖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美国将比他们 技高一筹。当中国显示能在太空中将自己的卫星击落，并能拦截自 己的弹道导弹时，他们向美国发出了一个信号：“你吓不倒我，我可 以击落你在太平洋上空的导弹。”我们谈的是如同一根针追逐正在飞 越太空的另一根针，这可不是弓与箭那样简单的机械活动，这是他们能力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展示。
我认为，中国迟早会阻止美国在其东部沿海地区的间谍活动。 目前，美国能够来到离中国海岸近达12海里的海域观察。反过来 思考，如果中国的海军、空军，包括其航空母舰如此靠近美国海 岸，美国将会无法忍受，他们绝不允许。因此，你可以想象中国人 的感受。为了将美国人进一步赶离他们的海岸，他们必须改进远程 导弹需要的技术。当你具备了这种技术，隐含威胁显示如果有人靠 得很近，你就可以发射导弹，将其航母击沉，或将其飞机击落。目 前，中国还做不到。当他们能做到时，飞机将要远离射程之外，美 国人不会想碰运气冒险。中国人会说：这是我的经济区，走开。 我不会到你的太平洋海岸，谁给你到这里来的权利？”美国人会说不 吗？最终，强权即公理。
因此，在20年至30年内，双方的力量最终会对等，实现平衡。 第一次平衡，中国将把美国人赶出12海里的界限，第二次平衡将把 他们赶出中国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一旦他们能做到这样，他们 就成为这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了。
一些学者根据历史先例预言，当一个大国崛起时，现有的超级 大国会视为对其优势的威胁，两者之间的军事冲突即使不是说无可 避免的，也极有可能发生。就中美而言，我并不赞同他们的看法， 这不符合两国的愿望，他们都不想在战场上对抗。两国都有核武 库，他们都明白会引发巨大灾难性的后果。再进一步说，不同于美 苏间的关系，美国与热衷于信奉市场经济的中国之间的关系，目前 不存在激烈的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国需要与美国保持友好 关系，确保继续获得其市场、投资、技术，以及获准进入其大学。 美国更没有必要与中国长期为敌。
美中两国间会出现的最大危机是在台湾问题上。但是我认为， 美国不会为了维护台湾的“独立”与中国交战，这得不偿失。你可 以交战并赢得第一回合，但美国人是否准备打仗、打仗、再打仗？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否最终准备付出中国愿意付出的代价？请记 住，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如果台湾在他执政期间失去，会继续掌 权。因此，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即使中国 在第一轮打输了，也会返回来打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不断地 打，直至胜利，这对美国来说不值得。台湾方面即使现在还不明 白，以后也会明白的。马英九的口号“不统、不独、不武”，即不 实现统一，不搞独立，不使用武力。这表明他已多半意识到这一 点。关键的说法是不搞独立，因为毫无疑问，台湾一旦宣布“独 立”，中国就会以武力收复这个岛屿。
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是时间的问题，这是任何国家无法阻挡 的。事实上，台湾的国际命运早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就被确定 了。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大元帅蒋介石就台 湾回归中国达成了协议。当李登辉当“总统”时，他发起台湾化进 程，强调该岛脱离中国。但是这不会改变最终统一的结果，这样做 只能使台湾人在重新统一的实际发生时更加痛苦。经济将会解决这 个问题，逐步和不可阻挡的经济整合将把这两个社会连接在一起。 中国将认识到没有使用武力的必要。双方的经济关系在马英九上台 后一直在发展，在今后四年内还将继续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八年 后，假设民进党上台，要改变政策，台湾的农场主和工业家将会感 到痛苦，民进党就会在下届或再下届选举中落选。两岸不断发展的 互相依赖关系将会使台湾无法实现“独立”。
问：您对中国发展之快是否感到吃惊？您在1976年对中国 第一次访问时，是否已预见到这些变化？
答：没有，也不可能。当时我不知道毛还能延续多长时间。 邓小平是在1978年到新加坡来的。他回去后改变了政 策，实行开放，引进投资，这使他们向世界开放，他们 还到国外访问。但现在他们有苹果手机，虽然一些网站 被关闭。事实上，当四川发生地震时，是一个有苹果手 机的人发布了这个消息。如果没有苹果手机，这得由中 央政府决定何时宣布。因此，科技已改变了他们的工作 方式，也改变了政府处理新情况的方式。
问：您第一次会见习近平是在2007年。您对他的印象如何？
答：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领导人。他经受过磨难， 内心坚强。他的父亲被下放，他也是，被下放到农村。 他默默地努力工作，在福建省获得提拔。随后，上海市 市委书记被发现腐败，他们将习近平从福建调到上海。 他在上海获得认可，上调北京。因此，虽然他是幸运 的，但也显示他具有能经受考验的毅力。
问：习近平担任最高领导时正值中国处于过去两个多世纪来 最强盛时期。他会更加独断吗？
答：我认为，这并不会使他感到得意洋洋，而到处耀武扬威。 他是一个能缜密思考的人，懂得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因此我对他的印象是，他将继续邓小平的不露锋芒、保 持谦逊的原则，即韬光养晦。
问：习近平等新领导人在哪些方面与您在七八十年代见到的 领导人不同？除了人格上的不同，是否还有能反映出中 国已发生变化的差别？
答：他们现在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过去是极端贫困和缺乏 基础建设，现在他们在沿海地区的城市几乎已经提升到 香港的水平，但是那里只占总人口的不到50%。我认 为，约50%至55%的人口仍在农村落后地区。
问：他们在思维上不再那么僵硬吗？您在回忆录中写道，早 期的中国官员照稿念，回答问题很生硬。
答：不，不，他们已经开放了。那时候中央控制得很严，任 何人想表达自己的想法可能会讲错话，而给自己惹麻 烦。现在他们可以非常自由地与你交谈。
问：我确信您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他们注意听取您就不同 课题表达的观点。您观察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他们最关 注的是什么？他们想从您这里听到什么？将他们与上几 代领导人作个比较，您怎么看？
答：我对习近平说，再过几年他不用来新加坡向我们学习。 我们将去中国向他们学习。他当然不同意。他说，不， 不，他对我们的制度感兴趣。他的意思是，他们没有英 国制度给我们提供的那种结构。我们建立的机构能支撑 一个领导人，一个脆弱的领导人，而不至于垮台。当然 这种状况不是长期的。
问：他们也很注意听取您对这个地区及美国的看法吗？
答：不是的。由于他们正直接与美国打交道，已不再需要听 取我对美国的观点了。对他们有价值的是我们对这个地 区的看法，他们对这个地区不了解。他们也希望我们能 发挥作用，使这个地区对中国崛起不再害怕。
问：您是否关注他们的反应？假如他们真的在这些年内增强 了实力，最终您不得不和一个更难应对、更加独断及更 具优势的中国打交道。
答：你必须接受他们在这个地区是老大的事实。他们在太平 洋地区不是最大的，因为美国总会在那里制衡他们。但 是他们会逐步让美国离开沿海地区。那是我们不得不接 受的变化。
问：这将会使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更加不安吗？
答：新加坡不会比别的国家更担心。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 也许要5年、20年或30年。但他们会成为太平洋西岸 占据优势的国家。
问：这是新加坡将要经历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未来。
答：不，不一定。对越南来说更为复杂。我们与中国没有利 益冲突。越南已对有望发现天然气和石油的海域提出声 索。我们与中国没有这类的相互声索。
问：奥巴马总统正对这个地区作出新的承诺，被称为“奥巴 马的太平洋轴心”。我们看到希拉里•克林顿在一艘航 母前演讲。这确实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长期承诺吗？
答：不，不，不，不存在长期承诺这样的事。这只是一种愿 望的表达。他希望能持久，但并不意味着将无限期延 续，因为势力格局会变化。他们位于远离这里八九千英 里的太平洋的另一侧。跨越这么长距离，利用日本作为 基地来发挥影响力，可不比你越过自己的海域和专属经 济区，在你所在的地区发挥影响力那么容易。
问：因此，中国打算耐心等待事态的发展。
答：是的，当然是。
问：美国凭什么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答：一是美国的经济实力、它们花多少在国防开支以及大平 洋被它们列入多重要的地位上。二是中国增强其实力的 速度。
问：因此，根据您对这两点的评估……
答：我认为，双方的力量对比在20年至30年内将持平。
问：在20年至30年内，双方力量持平后又会怎样？
答：我们自己必须作出调整，你得开始适应他们。他们将是 太平洋这一侧在面积和实力上可以超过美国、离我们最 近的邻国。美国必须越过数千英里发挥其影响力，而中 国仅需数百英里。美国因素将始终存在，不会消失。美 国不会放弃在太平洋这部分地区的影响。它与日本、韩 国、越南和菲律宾结盟。因此局势将逐步发生不可避免 的改变，但还不至于将美国赶出这个地区。
问：观察这两三年来的南中国海争端，您可以从中了解中国 将会如何应对吗？
答：那里涉及他们的核心利益。他们根据一些文件的画线认 为，这是他们的领土，中国对这些沙洲和小岛拥有主权。 他们期待下面有石油、天然气。我认为，他们在这个问 题上会采取非常强硬的路线。最终这个问题会根据联合 国海洋法得以妥善处理，因为这是唯一不需要任何一方 退让的方法。因此，每个岛屿、每个小沙洲都将依据离 哪一方距离最近来决定声索权。但是他们已表示要通过 双边谈判，而不是将东盟作为一方来集体谈判解决。
问：那是东盟的希望，以集体解决。
答：东盟希望在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框架下，通过早日 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守则，集体应对紧张态势。
问：但东盟的设想会实现吗？最终是双边还是集体解决？
答：我想是双边。我认为，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或新加坡 都不会带领东盟卷入这场争端。何必呢？
问：美国人呢？
答：美国人早已卷入了，但只是在外交上。他们是否会在军 事上卷入，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对此存疑。对他们 来说，没有兴趣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发挥影响力。他们为 何要为了越南和菲律宾的利益与中国交战？
问：今后美国政府如果有一个更加鹰派的总统，是否有可能

•    断定，他们宜早不宜迟地摊牌？
  答：不会的。可能会有一个鹰派的总统，但是军方司令官会 告诉他，在多大程度上他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或权力， 如果他确定要伸张自己的势力，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将要为更多的国防开支投入多少资金。
  问：在美中之间，另一个可能产生问题的爆发点是台湾。目 前情况进展很好，经济整合和旅游增加了。这种相互关 联导致他们靠得更紧密。然而，统一的最终时间表似乎 已被推迟到不太明确的将来。
  答：中国人并不在乎。他们可以无休止地等待，他们有的是 时间。与此同时，台湾为了经济发展，与中国的互相依 存越来越强。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越长，一旦台湾政府 要改变或逆转政策，他们的痛苦也就越深。
  问：但在台湾当地的调查显示，支持“独立”的人比要统一 的人更多。
  答：（这种民调）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是一名台湾人，你 是希望“独立”，还是保持现状，或者成为中国的一部 分？台湾的未来能按你的想法确定吗？南部的台湾人绝 对不希望与中国融合，他们将始终是这样。但是他们的 观点能得到大家的赞同吗？台湾的前途不是根据台湾人 民的意愿确定的，而是由台湾与大陆力量对比的现实， 以及美国是否打算进行干预来确定的。这不是以民意调 查来决定的，如通过了就要实现统一，大多数反对就 否决。
  问：金正日去世使亚洲的地缘政治局势发生任何变化了吗？
  答：没有，我认为没有。中国不愿意让朝鲜被韩国呑并，这 将会使韩国和美国的军队逼近鸭绿江。中国认为，这不 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他们将尽力维持现状。
  问：中国对朝鲜还有多少影响？
  答：朝鲜能够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他们处理经济的 方式时而造成朝鲜人几乎处于饥饿状态，中国向他们提 供了食品和救助。
  问：您认为这种状况会延续二三十年吗？是否存在朝鲜发生 内爆的危险？
  答：不，我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内爆？当它一度几乎处于饥 饿时，中国提供了粮食，世界也提供了援助。
  问：如果鼓励朝鲜如同邓小平在中国做的那样开放经济，这 符合中国的利益吗？
  答：他们曾安排金正日去上海等地，向他展示不用失去控制 也可以改善经济，但是什么效果都没有。有一种推测， 在新的领导下，朝鲜政权可能实行经济改革。年轻的金 正恩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走这条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 过早。
  问：您曾说过，美国最终将与中国在亚大地区分享优势地位。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对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答：我们不得不对中国和美国的想法多加关注，或者对中国 的关注更甚于对美国。日本和韩国早已在中国进行广泛 而深入的投资，同时又同美国保持安全关系。这种情况 能延续多久？当你越来越多地参与在中国的投资，鉴于 中国可以控制你的企业，强行下达命令，你与美国的安 全关系怎么能阻止中国使用经济力量呢？
  问：与美国人打交道同与中国人打交道是非常不同的。由于 美国在这里是主导力量，我们不得不与美国交往。
  答：我们发现，美国人多少还比较仁慈，他们不会逼迫你。 他们确实希望大家都成为民主国家，但他们绝对不会迫 使你接受。中国人不在乎你实行民主还是专制，他们只 是希望你顺应他们的要求。这是完全不同的方式。他们 不相信自己的政府模式能给你带来福音，让你接受。他 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考虑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
  问：我们有一天会给中国海军提供一个后勤中心或其他形式 的基地吗？
  答：我不能这么说。这在我有生之年不会发生。我认为，第 一步将是为这两国的海军提供后勤中心，而不是只为一 国。千万不要在它们之间做选择。
  问：您认为新加坡不在它们之间做选择的立场能保持多久？
  答：我不好说。这取决于美国的经济情况和它们发挥影响力 的能力等。
  问：您与美国人打交道，已经与亨利•基辛格等人建立了某 种良好的个人关系。在与中国人交往时，新加坡的部长 们能与中国领导人建立如同您已享有的那么良好的个人 关系吗？
  答：就目前来说，我们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因为他 们想从我们这里获取想法。但是，一旦他们处于领先地 位，就不再需要我们了，关系也会变化。然而我认为， 因为在苏州工业园区等方面获得了我们的帮助，他们仍 留存某种人情待还的感觉。我们留下了良好的信誉。
  问：1976年你访问北京时见到了华国锋总理，他想给您一本 有关中印战争的书。该书带有偏见，是中国的观点，您 不顾冒犯他们的风险，拒绝接受。您解释说，书中有些 敏感之处，新加坡居住着一些印度人，他们有不同的看 法。毫无疑问，您再遇到这种情况，还是会这样做的。 但是中国现在强大多了。如果新加坡一名年轻的部长遇 到这种事，您也会建议他拒绝接受那本书吗？
  答：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这取决于他的性格。但即使他 接受了，我想，他也不会非常信服地读那本书。那是单 方面的看法。我们已从多种渠道获得了各种不同的 观点。
  问：但是中国现在强大多了，年轻的部长能有勇气敢于冒犯 中国人吗？
  答：假如你接受了那本书，就会改变你的想法吗？就我而 言，我已看了这本书的不少部分，我告诉他：“这不会 使我改变看法。”但是，他们面临的中国已不同了D年 轻部长需要确定如何处理好他们与中国人的相互关系。 如果你使他们产生反系。 如果你使他们产生反感，下次他们就不会再让你去了。

新中国：人民、社会、经济

• 1989年秋天，中国前副总理钱其琛的儿子钱宁获奖学金到密歇根大学深造。

• 他当时三十来岁，赴美前曾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几年后，他写了一本书《留学美 国》，中国允许这本书出版。他具有无懈可击的共产党家庭背景， 但是他的作品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
  在密歇根州安阿伯市，他意识到生活的内容不应该只是在北京 温室里的自我批评和政治运动，还应当包括聚会、烧烤野餐和真挚 的友谊。他在其中一段中写道，那些到美国陪读的妻子回国时己不 再是原来的中国妇女了。他们看到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他隐 晦地表示，他已对中国社会能容忍的事情改变了看法。这就是有多 种渠道与外部世界相互影响的新中国。
  中国的开放正在缓慢而又确实地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

• 1976年 我第一次访华时，中国是一个非常封闭、僵硬的社会。街上的普通 中国人穿着蓝色或黑色服装，看上去几乎一个样。那天虽然不是学 校的假日，但他们带了一大群学童来欢迎我。他们唱着：“欢迎， 欢迎！热烈欢迎！”我在想：“他们应当在学校读书，不应该浪费他 们的时间，从学校来到机场，再回到学校，耽误了一整天的学校课 业。”这个制度确实有些死板。他们迎接客人时，试图让人对他们 显示的热情友好有好感，同时还要对欢迎的人数、规模以及他们做 事的整齐划一留下印象。我想，那已是过去的事了。他们已明白 这样做并没有给客人留下任何印象。此外，蓝与黑的制服也没有 了，现在你在街上可以看到五彩缤纷的服饰。西方奢侈品牌发现， 中国是一个可以赚钱的市场。

• 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 大奢侈品市场，仅次于日本。由于送礼文化，高档手表和皮革制品 在特殊需求之列。奔驰和宝马汽车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的订单滞 销，但在过去两年里，在中国的销售量翻了一倍还多。中国的中产 阶级正在追求美容、昂贵的服装和舒适的生活。他们已认定，简朴 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创造一个幸福的社会。

如同钱宁，今天中国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地球村。

钱宁
人们到处旅 行，中国人去美国和欧洲，美国人、欧洲人到中国。即使他们没有 机会到密歇根读书，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外国电影、书刊获得了解 世界的窗口，他们的前辈在几十年前对这些只能是梦想。他们的眼 界已开阔了，他们对自己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将会改变。 在中国开放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有一天将掌管他们的国 家。他们不会有中国过去多难历史记忆的负担。他们是从每天的 经历中，而不是从历史书本上了解中国的。中国现在比鸦片战争以 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强盛，而且一天天地更加强盛。
这对明天的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在30年内会看到一个更为 独断、更加民族主义的中国吗？有可能。我在这个新中国的第一
阶段，看到不断滋长的民族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感到他们有实力 了。但是，当他们开始意识到能做的还是有限时，就会停下来进行 反思。由于他们已认识到，展示实力并不能使美国人离开这个地 区，因此他们将适度地展示力量。他们将会意识到，他们对比他们 小的邻国越施加压力，这些国家就越会向美国靠拢。为了保险起 见，这些小国为美国的航母来访提供便利。
几年前，一位七十来岁的中国领导人问我：“你相信我们和平崛 起的立场吗？”我回答：“我相信，但需要说明一下。你们这一代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和现在 的开放政策。你们明白存在许多隐患，要使中国不断上升，不发生 灾祸，你们需要国内稳定，对外和平。但是，你们正在反复向年轻人灌输，在一个复兴的中国所享有的巨大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由于 灌输了这么多，因此当他们向日本示威时，转向暴力。我担任总理 的儿子2004年访问台湾时，在中国互联网的聊天室，网友把他和新 加坡说成是忘恩负义和叛徒。情况因此很容易发生变化。”这位中 国领导人表示，将确保他们的年轻人能够理解。
我希望他们会这样做。一代人成长到一定时候，会以为他们已 经是成人了，实际上还没有。那将是糟糕的事，会破坏这个地区的 稳定。事实上，仅仅应对中国的崛起，足以消耗他们所有的智慧和 激情。

随着时间的岁月流逝，我毫不怀疑中国将能够提升地球国际社会中价值链，在最先进的技术和制造业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目前他们试图在航天和军 事科技等高端领域追上美国。他们致力于提升在国际范围内的战略 基本力量。接着，他们会在消费产品方面逐步追上，但是，目前消 费产品还处于品质最低端。你可以变得富裕，但是如果你的全球定位系统、火箭等依赖于美国，你会被挫败。航天研究、全球定位系 统不是经济增长的来源，但能确保他们的经济增长不受军事行动的 损害。

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不可能是不容变更的。在今后几十年内，如 果不发生脱轨事件，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持续。但是数个严重的国 内挑战将消耗中国政府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资源去处理。如果任何 一个挑战失去了控制，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或社会动乱。 即使保持了稳定，也还会有一些限制的因素。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举个例子吧，为何苹果手机不是在中国发明的？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和企业制度目前还不能提供足够的奖励，去解放我们从历史上明确 了解到的中国人民拥有的创造力。但是我乐观地认为，目前中国的领导层有足够的意志和能力，理智地处理这些国内挑战。在过去深度交融世界历史进程35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已证明能够对错误的政策反省，及时予以制 止和避免造成更大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一些相互邻近的城市纷纷重复建设许多基础项目 上。在深圳、珠海、香港和澳门，有四个机场相互靠得很近。这 些事都是在他们对形势失控的时候发生的。市长的政绩一度是依据 他们所管辖的城市的发展情况而定的，不管这种发展是否是可持续 的。他们不是把重点放在长期增值的项目上，而是放在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字上。结果，他们忽视了环境，忽视了长远规划。但 是，他们也正在纠正这样的做法。

• 继续向前发展，在沿海与内陆省份之间，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 城市与城市之间，出现不断扩大的财富差别，这将有可能造成严重 的紧张情况。沿海城市的发展速度比内陆城市至少快三分之一，而 且是从高得多的基础上发展。这些城市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创造了 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且为居民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些差距正在 扩大。

当然，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一些发展上的东西部不平衡肯定是会存在的。我认为，西部的省份永远不可能像沿海、沿江的省份那样繁 荣发达。以美国为例，东岸和西岸都比内陆人口更稠密、更为繁荣，只有芝加哥例外。但是芝加哥有圣劳伦斯河和五大湖，船只可 以驶入。靠海地区的地理优势不可能完全被超越。此外，在中 国，一些西部省份不仅远离海洋，而且还有一些半沙漠地区，那里 的气候很恶劣。那些希望能有好前途的聪敏学生都把目标放在能到 沿海或北京读大学。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最好的教授和老师也不愿到内陆。胡锦涛主席强调要建立“和谐社会”，并将它作为在 沿海与内陆之间实现平衡发展的目标之一。他们正在建设基础设 施，通过为商家提供特别的投资条件，使西部地区得到发展。这项 工作仍在进行中。最终，内陆省份的水平有可能提高到沿海省份的 60%至70%。中国面临的挑战是，要确保因财富差距引起的不满， 不至于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卫星电视使这个问题加重了。成 都或云南的人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北京的发展状况。他们看到了 由世界著名建筑师精心设计的宏伟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他们会说：
“这跟我有什么相关？什么时候能轮到我？”
发展不平衡己导致其他问题。居住在较为贫困地区的人希望搬 迁到较为富裕的地区。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很多，估计每天占中 国总人口的1%»中国有“户口”家庭登记制度，这如同日本的 “小关”户籍制度，未经批准，你不能从甲处搬到乙处居住。如果 你坚持这样做，在新的居住地你将享受不到医疗服务、住宅供应、 孩子上学等权利。但这并没有阻止人口迁移，农村劳工照样流向城 市，他们在城市各处干繁重的苦活，他们和孩子都不能享受基本的 社会服务。这种现象是难以持久的，政府也明白。但是，如果允 许他们自由迁移，城市都将爆满。因此政府正在设法寻找解决方 法。鉴于城市的发展需要劳动力，他们正在让地方当局分担安排移 民的部分责任。我还被告知，他们正在计划在中国中部建立六个城 市群，每个城市群的人口可以超过4000万。他们希望将农村人口 吸引到这些城市，而不是去沿海城市。但是这必须是一次可控的活 动，因为这些城市无法向移民提供沿海城市所能提供的机会。

中国经济上最容易实现目标的时期就快过去了。为了确保今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整个经济战略需要调整。中国因有廉 价劳动力，还可以继续享受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西部省份的人力 资源储备可以让中国以7%、8%或9%的增长速度发展15年或20 年。随后，经济增长将取决于生产力，即他们如何教育中国人民在 同样的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产品。换句话说，不管是通过大学、理工 学院，还是技术学院，你如何训练并让他们掌握不同的技术和劳动 工具。

中国面临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那些低效的国有企业。在这方面，中国面对的是个人激励这个根本问题。他们正试图让官员 像私营企业家那样。但这不会奏效，除非让你占有高达20%的股 份，整天担心股市崩溃会对你产生影响，不然你不会在乎，也不会 采取什么应对措施。不管企业发展好坏，你照样拿工资。但是， 当涉及你自己的财富、你的全部生计、你在公司的所有股票，你就 会一天24小时都在提心吊胆。

中国准备接受私有化的概念吗？他们已经具备了要求官员拥有商业头脑的概念，但是要用什么来激励官员能像一名业主那样？ 除非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减速——这是有可能的，否则我不能确定他 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决心要采取果断的行动。

最后一点是，中国需要从产业链出口导向经济，转变为如同美国的经济那样，以国内消费为导向。为了实现这一转变，你必须使中层和中下阶层在思维上产生变化。他们已经穷困了这么长时间，自然会 将增加的财富存在银行或藏在枕套里，他们只会在对未来有信心时 才消费。美国人消费~~也借钱消费，不管对未来是否有信心。 美国人有一个基本设想，即事情总会好起来的。他们的经济就是这 样依赖国内消费发展的。中国最终要走这条路。问题是他们怎么 实现这一转变？

穷人即使有了钱，其举止还会像穷人那样。因为你穷了那么长 时间了，害怕还会变穷，就只想着积累更多的财富，有更多的储 蓄。只有当你变得有信心了，相信经济繁荣将继续，意识到困守原 有的生活方式是愚蠢的，才会开始花钱。他们要想使经济持续增 长，必须进入这个阶段。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必须在10年至 20年内完成这一转变。
然而，财富必须更加合理地分配。由于目前消费动力只存在于 沿海省市，而不是出现在更大量的农村人口和内陆居民中，因此收 入的差距是阻碍国内消费的一个因素。他们怎么来重新分派经济增 长的成果？经济增长必须惠及所有的人。

• 问：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们看到中国发生了戏剧性 的变化。您能否为我们简单地描述一下，按照您的观 点，导致中国经济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变化的主要因素 是什么？

• 答：我认为，首先是因为邓小平改变了他们的政策。中国曾是政策水平与世隔绝的国家。他来到新加坡，看到我们没有腹 地，但依靠对外贸易和投资而取得繁荣。他开发了经济 特区，使特区繁荣，接着他们又建立更多特区，也取得 了繁荣。朱镕基将中国带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整个国家 现在已成为一个自由投资区域。只要有廉价的劳动力和 技术人员，以及专业人才，他们就会是一个非常有吸引 力的低成本出口基地。与此同时，随着他们富裕了，消 费也正在增加。
  问：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亚洲小龙故事的重现？韩国已 开放了，香港开放了，新加坡也开放了。

答：不，他们的规模是如此之广，如此之不同。亚洲四小龙 可以被放进中国一个省内。他们的规模巨大，经济开放 的结果将在20、30或40年内，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 我的意思是，举个例子吧，当欧元遇到了麻烦，温家宝 去访问欧洲，安格拉•默克尔来到北京回访，原因是温 家宝有3. 2万亿美元的储备金，这就是经济力量对比的 格局发生了变化。我认为，他们不会浪费这3.2万亿美元，他们可能以低价购买一些欧元债券作为投资，而不 是赠品。欧洲不发生崩溃，符合他们的利益，否则对欧 出口将受到损害，但是免费赠予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 问：由于非常迅速的经济转型，您认为中国正在出现什么 问题？

• 答：我从两个方面看到了他们的经济文化属性脆弱。

• 一是没有治理制度， 个人不服从领导人。

• 二是他们没有法治，是掌权的人在 统治。因此每当领导人更换，就意味着高级领导人员的 若干个层面或层级将发生变化。这是造成不安定的因素。

问：他们能够改变这两个弱点吗？

• 答：不容易。这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共产党愿意建立一个使 他们可能丧失控制国家能力的制度吗？我不知道。我认 为还缺乏要改变这一制度的激励因素。

• 问：在今后15年至20年的时期内，会发生迫使他们改变的 事情吗？

• 答：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危机。但是我认为不会发生那 种危机，即它会导致在制度管理上采用西方法治理念的 解决方式。我看到他们正在建立自己的解决冲突的 制度。
  问：您认为缺少法治，可能会阻碍他们保护和尊重发展知识 产权的创新文化吗？

• 答：只有当他们拥有足够的知识产权需要保护时，才会予以 重视并采取措施。他们尚未达到这一步，这不会鼓励创 新和专利登记。当他们具有足够的企业精神来开创一些 新项目时，这情况可能会缓慢地改变。

• 问：但是随着中国更加融入国际社会经济，更多的外国公司希望 和它做生意，将会迫使中国在合同、知识产权等方面采 取法治吗？

答：在这方面，他们有一些部门可以进行仲裁，但这只是用 在栅栏围起来的部分。我认为还未遍及整个社会。我认 为“乌坎事件”不会进行仲裁，它将靠武力来解决， 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不认为法治会在中国突然 出现。但并不是说他们在学习西方制度之后说：我们应 当如何改善我们的制度？他们在发展中遇到问题后，会 通过调整制度加以改善。

• 问：但是中国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毕竟马克思主义来自 西方。

• 答：不、不、不，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他们跟随苏联 的那个时代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神学般的忠诚，他们现 在不那样了。例如，当他们谈论民主时，并不是指美国 人所说的民主，或英国人的，或我们的。我的意思是民 主的基本原则和真正的考验是：你能否通过选举改换政 府？仅此而已。他们曾研究我们是如何保持执政地位 的，我们是赢了选票。当我们失去部分选票，我们不得 不为下一轮做准备。我们也许会失去更多的席位，或者 稳住席位，或者收复了那些席位。换句话说，你可以通 过选票改换政府。哈罗德*拉斯基曾对这个问题做过一 个经典的总结：你可以通过认可或者暴力进行革命。我 认为他们不会通过选票进行革命，也不会靠选票解决 问题。

问：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户口制度在中国已成为热烈讨论的 一个话题。许多人要求将它取消。您认为中国政府会改 变户口政策吗？也许不会是一朝一夕就改变，但是否会 在都市人口迁移的问题上逐步允许放宽，有更多灵 活性？
答：他们也许会，但是，这意味着他们将把接收这些人的担 子压在城市身上，压在城市政府身上。除非他们获得更 多的经费，不然他们怎么能负担这笔开支。

• 问：世界银行最近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国经济正朝着大步减 速的方向发展，除非它对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报告 强调有必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
  答：这是一个低效的方式。激励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方式是 不同的。他们得到指令：努力工作提高效率。但是不管 你的效率如何，你还是一样领工资。当你拥有财产，情 况就不同了。当你的全部财产面临危险时，你就会一天 24小时都忙于工作。他们准备这样做吗？在俄罗斯， 他们已实行私有化，寡头政治执政者拿走了经济的绝大 部分。其中一些人能够有效地经营，因为这已是他们的 财产。
  问：您认为中国也会这样吗？
  答：你如何以合理的方式实行私有化？你将资产卖给谁？
  问：但是考虑到您所说的中国制度中存在的“关系”和 “关照”，这应当符合于他们的文化属性模式。

• 答：你就这样给出去吗？我认为如果那样的话，真会出问 题，在高层出现财产的争夺，立即发生一场权力斗争。 就苏联而言，国家崩溃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崩溃了，原有的联盟解体了。当所有这些事发生时，他 们陷于茫然。

问：假如国有企业制度的低效对他们产生了坏的影响，结果 使经济放缓，这是否足够成为他们进行改革的理由？

• 答：我不知道。如果经济严重放缓，他们将不得不设法激发 管理人员或用更具有商业头脑的人取而代之，并给他们 股份。他们要怎么做呢？是把公司交给他们的朋友以及 他们党内的同志？怎么能确保具有适当品质的人来经营 公司？如果他们允许发展一批中小型企业，并产生一些 企业家，那么，这些中小型企业以后会接管那些国有企 业。因为，这些企业家是真正靠自己上来的。他们是精 明老练的，懂得如何在市场力量中运行。

• 问：因此，当足够多的小型企业扩大后，就有可能实现。
  答：问题是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资金拨给了国有企 业。如果他们想要发展，就应该允许给中小企业提供资 金。然后，他们会拥有一批新产生的企业家。最终由这 些人接管国有企业。我认为这是一条出路。

• 问：您是否认为他们实施的经济体制，以及在政治上推行的 方式，阻碍了一些高端的创造力和革新？这些在我们所 看到的，例如美国经济就得到最好的发挥。

答：是的，当然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能制造出iPad或 iPhone的原因。企业不是他们的，而史蒂夫.乔布斯拥 有自己的公司。他发明，他拥有专利，他成为一名亿万
富翁。
问：那会成为阻碍中国发展的一个问题吗？它会影响与美国 直接竞争的能力吗？
答：这始终是一个问题。你看看面世的每项发明，如iPhone、 iPad、互联网，为什么中国不能发明？不是因为缺乏人 才，而是欠缺某些东西。
问：举个例子，是否有可能说在美国顶级大学学习的一些中 国学生，他们很聪明，回到中国后……
答：改变这个制度？
问：至少在技术圈内。
答：他们回国后就被安排进入适合他们的中层位置，等到他 们进入高层时，他们已经被这个制度同化了，他们会如 同其上司那样处事。这是他们存在的问题。我的意思是 如果他们允许中层管理人员去美国，回来后接管并实行 不同的制度，那我想这有可能做到，但这意味着他们放 弃权力，我想他们不会这样做。这是违反他们意愿的。 如果这样，他们接下来要干什么？
问：鉴于这样的惯性，这个制度能否维持高增长率，或者如 同世界银行所说的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
答：我认为经济将会放缓。当廉价劳动力资源耗尽了，他们 就要放慢速度。

• 问：您是否认为，在15年至20年内，人民币将成为完全可 兑换的货币？

• 答：我认为，他们正将人民币可兑换作为一个目标。但是兑 换并不意味着公平的兑换率，你可以转换及将你的货币 低估，以增加出口。他们会让货币升值，但这将是逐步 的。他们总想获得低成本出口的好处。这是一个以出口 为导向的经济，不同于美国那样以国内消费为导向的经 济。美国希望他们能转变为那样的制度，我想他们最终 将被迫转变到那种制度。但是，你必须让中层及中下阶 层改变思维方式，必须鼓励他们消费，不要只存钱。我 确信，国内消费最终会成为他们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途 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必须重新分配增长。因为 一些内陆省份不具备消费力，你必须让经济增长惠及所 有的人。

• 问：因此，鉴于您描述的情况，政府将不得不对其社会制度 做出非常大的改变，如在获得教育、训练等方面。如您 所说，这样才能使经济的增长惠及所有的人。经济上的 迫切需求将会推动社会改革吗？
  答：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他们的考虑是，如果不这样做，经 济将会停滞。因此，为了不使经济停滞，他们会这 样做。

美国：陷入困境但优势仍在

国际社会势力均衡正在发生变化。在亚洲边缘的太平洋，美国国会逐渐发觉越来越难以发挥其影响力，情况将不如以往。势力格局的关键在于距离。中国有地理上的优势，要在亚洲发挥影响力可谓轻而易举。反观远在8000英里外 的美国，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发挥影响力时，双方所付出的努 力、后勤方面的复杂性和成本上的差异，是相当可观的。与中国13 亿的庞大人口相比，美国仅有3. 14亿人，这加剧了美国的艰巨挑 战。然而，因为美国拥有更优越的科技，势力的转移不会迅速实 现。中国虽然也建造了航空母舰，它未必能迅速赶上美国航母所备 有的核动力引擎、能运载5000兵员的技术。尽管如此，美国在距 离上的劣势是一个关键，它将不得不调整在本区域的姿态和政策。

• 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宣布，美国打算将战略重心移回亚太区 域。他们把这叫做太平洋战略重心。奥巴马总统的国务卿希拉里 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时，透露这一新战略背后的思维：“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
  • 在战略上，无论是通过捍卫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应对 朝鲜的扩散问题，还是确保该区域主要国家的军事活动的透明度， 维持整个亚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对全球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2012 年4月，为增强亚太区的影响力，美国200名首批海军陆战队官兵 派驻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

许多亚洲国家对美国重申这一承诺表示欢迎。多年来，美国参与本区域事务一直是这里的一个重要稳定因素。美国持续参与本区 域的事务，将有助于保持这种稳定和安全。中国之巨大意味着最终 只有美国联合日本与韩国，并同东盟国家合作，才可以平衡它。
然而，美国能不能将一时的意愿转化为长期的真实承诺，还有 待观察。意愿是一回事，能力和力量则又是另一回事。美国目前 在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关岛都有驻军。（菲律宾在1992年要求 美军离开苏比克湾是不明智的，忽略了美国撤离后的长期后果。现 在他们的立场是：“请回来。”）美国相信它在区域国家的军事部 署，能平衡中国的海军。此外，由于这个区域的水域较浅，美国能 够跟踪包括潜艇在内的中国船舰的行动。但是这种优势能维持多 久？ 100年？不可能。50年？不大可能。20年？也许吧。最 终出现的势力均衡将取决于美国未来儿十年的经济会如何发展。发 挥影响力是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的，这样才能资助军舰、军机 和军事基地的建设。

随着美国与中国对太平洋的支配地位互相角力，实力难以比拟 它们的亚洲国家只能作出相应调整。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过 一句名言：“强者做自己想做的事，弱者听任命运摆布。”亚洲较弱小的国家也许不会这么任由命运摆布，它们一旦真的认为美国在亚 二美国：陷入困境但优势仍在太区域影响力下降，就会改变其对外战略，而不得不多加关注经济 和军事实力都在增强的中国的喜恶。但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确保不 会完全被中国主导。我不认为中国最终有能力将美国排挤出西太 平洋。

一个例子是，越南是最不乐于看见中国势力不断扩张的国家之 一。

邓小平为教训越南武装入侵柬埔寨，于1979年派兵攻打了越 南北部。他在摧毁了几个城镇和村庄后撤兵，目的只为了对越南发 出一个严厉的警告：“我可以直捣河内，将你占领。”越南人是不会 忘记这个教训的。越南政府可能已在商讨的策略，是如何开始同美 国建立长期的安全关系。

对于这个势力均复杂社会格局平衡的变化，我也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我认为美国基本上是一股温和的力量。它向来不好侵略，对占领新领土也不 感兴趣。它出兵越南不是因为想占领越南，它在朝鲜半岛进行战 争，也不是因为想占领朝鲜和韩国，开战的原因是因为它当时反对 共产主义，它想阻止世界越来越受共产主义影响。如果美国没出手 干预，并在越南坚持了那么久，其他东南亚国家抵抗共产主义的意 志就会瓦解。在“红潮”面前，东南亚可能就如多米诺骨牌那样一 一倒下。尼克松为南越蓄积力量以继续抗斗，成功地争取到更多时 间。南越虽没成功，但是这额外的时间足以让东南亚组织起来，为东盟这个组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东盟（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一个由东南亚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成立于1967年8月8日，旨在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合作、政治稳定和文化交流。东盟的成立源于对区域安全与经济合作的共同需求，尤其是在冷战时期。东盟的创建也希望通过合作增强该地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东盟成员国

截至2023年，东盟成员国包括10个国家：

1. 印度尼西亚
2. 马来西亚
3. 菲律宾
4. 新加坡
5. 泰国
6. 文莱
7. 越南
8. 老挝
9. 缅甸
10. 柬埔寨

主要目标

东盟的主要目标是：

1. 促进经济合作：通过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和投资促进经济一体化。
2. 政治与安全合作：通过对话和合作，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3. 社会与文化合作：促进成员国之间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4. 发展共同体：东盟各成员国通过加强合作，逐步形成东盟共同体。

东盟的三个支柱

东盟组织的工作框架基于三个主要支柱：

1. 东盟政治与安全共同体（APSC）：关注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2. 东盟经济共同体（AEC）：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
3. 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ASCC）：增强区域内的社会与文化联系，推动共同发展。

东盟的活动与合作机制

东盟的合作不仅限于成员国之间，也涉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东盟常常与世界大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对话与合作，例如与中国、日本、韩国的合作被称为“东盟+3”，与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合作也有多个平台。

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

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是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机制之一，通过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动区域内贸易的自由化。AFTA的建立促进了东南亚地区的商品和服务流动，并吸引了更多外资。

东盟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随着经济发展和区域稳定的提升，东盟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东盟不仅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还在国际事务中担任协调者角色，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经济和文化合作方面。

总体而言，东盟是一个重要的区域性组织，具有推动经济一体化、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战略意义。

对于美国的存在，新加坡是相当自在的。我们不知道中国是否 会变得更傲慢或武断。
2009年，我以英语提出了必须平衡中国的看法，但平衡一词在中国却被翻译成了 “制衡”，结果在中国网络世界 引起轩然大波，当地网民质问我身为华人，竟然提出这样的观点。 他们非常敏感，即使我指出我从没说过“制衡”，他们的怒气仍无法平息。这显示在崭露头角的是一股未成熟的力量。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新加坡的总体战略是确保即使搭上中国 非凡的经济增长列车，也不切割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尤其是美 国。

新加坡对美国依然重要。我们处于一个群岛中心的战略地理位置，而如果美国想保持在亚太区域的国际社会影响力，它就不能忽略本区域。即使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加强，它也不能阻止我们同美国保 持强靭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关系。中国知道它越向东南亚国 家施压，就越会把这些国家推向美国。如果中国有意像美国那样， 把新加坡当作其军舰的停靠港，我们表示欢迎。不过，我们不会选 边站，接待一方踢幵另一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以继续 采取这个立场。

我们也通过语言文化与世界各地国家密切交往保持联系。很幸运的，过去统治新加坡的是殖民地的英国，它留下的是英语。假如新加坡如越南那样是由法国统治，我们就必须忘掉法语，再去学习英语以便同世界接轨，那肯 定是个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转变。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时，中华总 商会的一组代表向我游说，希望将华语选为国语。我对他们说： “你得先把我打倒。”将近50年过去了，历史显示能讲英语并与世界 沟通的能力，已成为新加坡的成长故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英 语是国际社会的语言，大英帝国将英语传播到世界各地，所以当美 国接手时，世界过渡到美式英语是相对顺利的。对美国而言，全球 有那么多人懂得他们的语言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随着中国经济与文化持续崛起，新加坡或许要提升学校的华文水平，以便 我们的学生日后若选择到中国工作或做生意，具有一定的优势。

• 不 过，华语仍会是第二语言，因为即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美 国，它也无法给我们带来我们今天所享有的生活水平。中国对我们 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不到20%。维持新加坡发展，并为我们带来繁荣的不只是美国，也包括世界其他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荷 兰、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做生意是用英语，不是华语。未来 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考虑将华语定为工作语言，那将是愚蠢的。现在，就连中国人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在疯狂地学习英语。

最终的较量

美国并没在逐渐式微。因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拖拉又凌乱 的军事占领，以及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使它的声誉遭受了打击。 但是，具有洞察力的历史学家会指出，目前看似变弱又疲惫的美国 曾经从更为严峻的局面中回弹。在人们的记忆里，它面对过不少艰 巨的考验和挑战：大萧条、越南战争、战后迅速崛起的工业强国曰 本和德国。每一次，它都能重拾意志和毅力去恢复其领先的地位。 美国最终会克服困难，未来也将是如此。

美国的成功在于它活力十足的经济，而这活力的来源是一种不 可思议的能力，不仅能以更少资源去实现同等的产出，还能不断创新冒险精神中，创造出很快被世界认为有用、可取的全新商品和服务。苹果手 机、苹果平板电脑、微软、互联网——这些都是在美国而非其他地 方创造的。与美国相比，中国有才华的人更多，可是他们为什么就 没能有类似的发明？显然的，他们缺乏美国人所拥有的火花。而思维这点火花，意味着美国人能够不时想出可改变游戏规则的新发明， 使这个国家又走在前沿。

即使经济周期衰退论者是对的，美国确实正在走下坡路，但人们必须记 住一件事，即它是一个大国，衰退将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新加坡是一个大国，我就不会那么担心我们是不是采取了错误的政 策，因为弊端会很慢才显现出来。然而，我们只是个小国，一旦错 了，就会在短时间内带来灾难性后果。反观美国就像一艘大油轮， 它不会如小艇那样，说转身就转身。但我认为衰退论者是错的，美 国衰退的可能性不大。相对于中国，它可能变得不那么强大。它 在西太平洋发挥的影响力可能会受影响，它也可能在数量和国内生 产总值上不敌中国，但是美国人的关键优势，即它的活力不会消 失。迄今为止，美国社会还是更富有创造力。事实上，美国人针 对国家是否衰退正在进行辩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健康迹象，显示他 们没骄傲自满。

我为什么相信美国就长远而言会成功？

首先，美国社会比过去任何时候的中国都更具吸引力。美国每年引进成千上万的聪明且不安于现状的移民到那里定居，并在各个 领域中取得成功。这些移民通常更富创新精神，而且敢于冒险，否 则他们就不会离乡背井去另一个国家。移民源源不断地带来新点 子，为美国社会带来一种激情，一种你在中国找不到的兴奋。要是 少了这些移民，美国就不可能那么成功。过去几个世纪，美国吸引 了来自欧洲的顶尖人才。今天，它吸引的是亚洲人——印度人、中 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甚至东南亚人。由于美国能接受这些移 民，帮助他们融入，并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去实现美国梦，这些 不断被吸引进来的人才也反过来协助这个国家去创造新技术、新产 品和新的经商方法。

中国和其他国家最终得按照国情去采用美国吸引世界人才的部分模 式。它们将不得不四处寻找人才，以建立自身的企业。这是最终 的较量。

在这个时代，大国之间已不会再进行军事较量，因为它们 知道这么做，只会摧毁彼此。不过，经济和技术上的竞争还是有 的，在这些竞赛中，人才是关键。

美国是一个会吸引并留住人才的社会。它已经吸收了亚洲最优 秀的人才。看看美国的银行和大学里的印度人数量，例如花旗银行 的前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 Pandit)。一些新加坡人到美国深 造后也选择留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倾向于把奖学金得主送到 英国留学，因为我肯定他们会回来。在英国，你不会想要留下，因 为那里不欢迎你，而且那里的经济较没活力，就业机会较少。
在吸引人才方面，中国不那么有效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语言。比 起英语，华语是一门更难掌握的语言。

• 除非一个人从小就学习，否 则讲华语是非常困难的。华语是单音节的语言，每一个字都有四个 或五个音调。要是你不通晓华语，沟通就成了问题，进而形成一个 巨大的障碍。我是以个人经验得出这个结论的。为了学华语，我 奋斗了 50年。今天我虽然能讲华语，并以汉语拼音书写，但我始 终无法掌握地道的华语，而这不是愿不愿意尝试的问题。即使中国 在未来成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强国，也不会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华 语是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除了华人和成为中国问题专家的欧美人 士，又有多少人去了中国，在那里落户、做生意？

• 中国尝试通过在 全球设立孔子学院以推广他们的语言，但是成效顶多只能算差强人 意。人们还是去英国文化协会和美国的机构，美国政府什么也不必 做。美国曾经开设过新闻处，但这后来也关了，因为根本没这个必 要。市场上早就有大量的出版物、电视节目和电影在发挥这个功 能。因此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将无法取胜。

• 美国竞争力的另一来源，是有许多遍布全国各地并相互竞争的 卓越中心。东岸有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西岸有伯克利、旧金 山；中部有芝加哥和得克萨斯。这些中心十分多元化并会互相挑 战，不会墨守成规。德州人发现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后，身为德州 人的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就试图在休斯敦建立一个可挑战波士顿 或纽约的中心。另一个例子是曾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和中国的前大使 洪博培，他是我的私交。他的家族有前列腺癌病史，他在继承父亲 的财富后，就把研究前列腺癌的最优秀科学家带到他的家乡犹他 州，以研究这种病。

每个中心都认为本身能媲美其他中心，它所需要的是资金和人 才，而这些都是可以募集的。没有人会认为必须惟华盛顿或纽约马 首是瞻。如果你有钱，就可以建立另一个中心。正因为如此，美 国社会有一定的多元性，其竞争精神可以不断产生经得起时间考验 的新思路和新产品。中国采取的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方式。 中国相信的是当中央强大时，中国就会繁荣。这里有一种必须合 乎习惯的态度，要求每个人都遵从于一个单一中心，要求人们不可 标新立异。在这方面，就连英国和法国也无法比拟美国。在法 国，所有的聪明人都进了精英学府。在英国则是牛津与剑桥。这 些国家相对小、密集，因此更为相同。

•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美国工业的领先地位被新兴经济强国日本和德国反超了，这包括电子业、钢铁业、石化业和汽车 业。这些都是重要的制造行业，雇用很多工人，包括有工会代表的 蓝领工人。在一些欧洲国家，工会透过威胁将采取会造成严重短期 损失的工业行动，去抵制劳动力市场改革。但是在美国，情况恰恰 相反。企业可以作出艰难却有必要的改变，他们精简人手、裁退员 工，并透过采用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科技去提高生产力。美国经济 因此重整旗鼓了。帮助企业优化信息技术系统的新业务出现，包括微软、思科和甲骨文。经过一段痛苦的调整，企业能够创造新的且 待遇更好的工作。对于能在中国、印度和东欧代工的旧型工作，他 们毫不留恋。他们预见的未来，是在一个不通过生产部件或汽车， 而是以脑力、想象力、艺术、知识和知识产权去创造财富的世界。 美国因此后来居上，重夺世界增长最快的发达经济体的地位。我很 欣赏美国人创业的活力。

到今天，你还是看得到这样的情况。美国的制度更精简，更有 竞争力；美国人提交更多的专利。他们总是在努力创造新事物，或 改善事情的做法。当然，这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国失业率的波动 像溜溜球（y〇y〇) —样大起大落，经济不景气时，失业率达8%至 10%是再寻常不过的。如此发展的后果是一个底层阶级逐渐形成。 在-片奢华、狂饮喧闹之中，以及纽约市美丽商店橱窗前，人们可 以随处看到躺在人行道上无家可归的美国人，除了蔽体的衣物和当 睡垫的纸皮，他们一无所有。一些人一包括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 罗•克鲁格曼，严厉谴责美国社会贫富悬殊的鸿沟。这个事态可以接受吗？这由不得我来评论。一些宗教和慈善 团体设法济贫，包括为失业者设立施食处。然而，你不能期望鱼与 熊掌兼得。要是你希望拥有如美国目前那样的竞争力，就避免不了 贫富差距的产生，以及底层阶级的形成。要是你选择的是如欧洲在 二战后那样的福利社会，活力自然减弱。

• 最后，美国拥有一种颂扬勇于出去冒险闯天下者的拓荒者文化。他们如果 成功了，就会被视为优秀的企业家，受人钦佩并获得应得的社会地 位和认可。如果失败了，就当做是很自然的中间阶段，是通往终极 成功的必要过程。所以他们会振作起来，重新开始。这种文化有 别于英国文化。在英国这个比较静态的社会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 所处的身份和地位。在这方面，英国深具欧洲特色。英国人有过 不少伟大发明——蒸汽机、纺织机和电动马达，他们赢过许多诺贝 尔科学奖。但是他们的发明很少成功地被开发成商业项目。

• 为什么会这样呢？跨越两个多世纪的帝国造就了一个崇敬旧富豪和地主 阶级的社会，暴发户受到鄙视。年轻聪颖的学生立志要当律师、医 生和专业人员，即那种因为智力和动用脑筋而受人景仰的人，而不 是那种苦干和运用双手的人。相反的，美国是一个新垦社会，没有 阶级障碍，每个人都颂扬起家致富，都想发财，从而形成一股强有 力的冲劲去创业生财。在美国企业里，年轻人往往在会议上有更大 的发言权，而他们洋溢的生气会被疏导以帮助公司变得更具创造力。

债务问题

与一些欧元区国家相比，欧元区（Eurozone）是指采用欧元（EUR）作为法定货币的欧洲国家。到2025年1月，欧元区共有20个成员国。它们分别是：

1. 奥地利（Austria）
2. 比利时（Belgium）
3. 塞浦路斯（Cyprus）
4. 芬兰（Finland）
5. 法国（France）
6. 德国（Germany）
7. 希腊（Greece）
8. 爱尔兰（Ireland）
9. 意大利（Italy）
10. 卢森堡（Luxembourg）
11. 马耳他（Malta）
12. 荷兰（Netherlands）
13. 葡萄牙（Portugal）
14. 西班牙（Spain）
15. 斯洛伐克（Slovakia）
16. 斯洛文尼亚（Slovenia）
17. 爱沙尼亚（Estonia）
18. 拉脱维亚（Latvia）
19. 立陶宛（Lithuania）
20. 克罗地亚（Croatia）
    这些国家都采用欧元作为法定货币，组成了欧元区。然而，并非所有欧盟成员国都使用欧元，像瑞典、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并未加入欧元区。

欧元区的目标之一是促进区域内的经济整合与一体化，加强欧洲经济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美国的债务和赤字问题看起来相对轻 微。它的处境之所以比较好，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元是世界储备货 币，这意味着美国享有比其他国家低许多的借贷成本。但由于消费 方向错误，情况已不容它自满。如果不采取措施改革现行制度，社 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成本在三十年内将变得难以承受，这可能导致美 国政府失去自由支配政府开支的自主性。如果美国领导人选择无限 期地袖手旁观，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终将崩溃。对世界各地的观 察员而言，美国2011年针对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的政治僵局极为骇 人。美国需要马上吞下苦药以解决问题，但是它拒绝接受，而国会 和总统对此也无法达成共识。每一方目光所及之处，是下一届选举 而不是对美国的长远后果。

这个问题令人担忧，但我认为不是无法解决的。双方都知道要 是没有解决方案，整个国家的发展将受阻，甚至可能陷入衰退。因 此到某个时候，情况会有所突破。美国选民有足够的理性去认清问 题，并会通过选票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对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等重要 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无论是现任还是未来的另一个总统，将发 挥带头作用，而国会对美国的未来也将达成某种协议，而不只是关 注政治上的得分。或许，这个情况要在美国总统步入第二个任期， 不必再担心连任问题时才会出现。不管怎样，现阶段可被视为是个 暂时的阶段。到紧要关头时，当国家利益和安全受到威胁时，民主 党和共和党会团结起来解决问题。因此，我不会太关注目前的政治 争论，这不会有长期后果。
然而，美国有其他会产生长远后果的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却 没得到应有的政治辩论。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教育。每年 有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美国，就为了进入当地的高等学府，因为它 们是最好的。入读哈佛或斯坦福或普林斯顿，已经成为世界各个角 落数百万年轻学生和家长的梦想。但是，美国需要培育的不仅仅是 顶尖的科学家、学者、专业人员和实业家，它还需要不断培育底层 的人，因为在任何经济中，大部分工人是由中层的人才组成。有精 英大学是好事，但是你不能同时在中小学产生一批批文盲或接近文 盲的学生。

美国教育的可能失败之处，正体现在这一群学生之中， 它忽视了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在一些公立学校，为数不多的政府 拨款在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削减，至今仍未恢复。有人认为财政吃 紧，意味着拨款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恢复。削减拨款的影响不会在未 来一两个选举周期中显现，但对美国的竞争力却有长远的影响。问 题的部分原因是，教育是个别州政府而非联邦政府的责任。所以， 你必须说服50个不同的州政府振作起来，你不能直接从华盛顿指示 它们。我明白美国人怀疑中央控制地方事务的历史原因，但在教育 方面，这已成了这个制度的一大缺陷。
困扰美国的问题还包括：全国性基础设施需要提升；阶级鸿沟 越来越大；种族歧视的根深蒂固；以及过分依赖金钱，而且是如此 让人精疲力竭的选举过程，导致不少原本会考虑为国家服务的人才失去兴趣。但与此同时，人们应记得，就如美国往往爱夸大自己 的美德，他们有时也会夸大问题。这样，电视节目才会精彩，报纸 也能用它来吸引更多读者。这在政治辩论中也是一门精心磨练的技能，为了攻击对方，你得把错误夸大。不熟悉这种操作的外国观察 家最初可能会觉得这很令人不安，但很快地，他们会学会如何分辨 什么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什么是现实。

• 撇开空话不谈，美国从根本上相信明天会更好。这说明他们 为何会倾向于消费，借贷，再消费。中国和日本却总是认为随 时可能发生地震或其他灾难，所以觉得有必要储蓄以未雨绸缪。我 很佩服美国社会的乐观主义：他们乐于尝试的生活态度；认为只要 有了相关资源，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解决；以及什么东西都可以分 解、分析和重新定义。但是我可能不会想永久居住在美国。如果 我是个难民，如流亡加利福尼亚州的前南越总理阮高祺，我大概会 选择去英国，那里的社会压力会小些。

我所认知的美国

我在1962年第一次访问美国，那是在二战结束后没多久。欧洲的经济正处于半崩溃的状态，英国的实力在下降而中国还未振 兴，美国成了占据支配地位的强国。我当时遇到的美国人充满自 信，英国人已经将掌握世界权力的重任移交给他们。两个国家都是 英语系国家，所以移交过程相当顺利，没有多大的争执，也没有多 大的裂痕。英国明白它大势己去。美国出手将它从德国威胁中救 出，它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失去帝国和土地，它在美国的 所有资产和土地不是交出去，就是变卖了以购买二手军舰去守卫它 物资补给须途经的大西洋。因此英国意识到本身已式微这个事实， 也没去挑战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

现在的差别是，美国绝不会如此轻易接受中国也登上至高无上 的地位。不过，美国看得出崛起中的中国，是一个很难围堵的潜在 对手。到203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越美国，而且其军事力量也足以防止美国称霸西太平洋。这将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 德国当年在欧洲发动战争以挑战世界秩序时，英国连同美国阻挡了 它进一步前进。然而，即使在日本的帮助下，美国这次是否能同样 阻拦中国崛起？我不能肯定。日本人不会想与中国交恶，从此成 为它的死敌。如果我是日本，看到我1.3亿人民就住在13亿中 国人旁边，我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与它为敌？”而且，中国欢迎 曰本和韩国商人到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在经济上以廉价的生产要 素和巨大市场吸引他们。美国可能还不必如此妥协，与中国“共生 共荣”。即使日韩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它们也会想要维持与美国的 安全关系。中美关系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大巨头之 间的和平与合作将给亚洲带来稳定。由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交战 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一旦开始有了冲突，无论在哪个层面，冲突 都可能升级，而处于下风的一方为了将损失降至最低，最终必将诉 诸核武器，这将是末日的前兆。所以即使是很小的冲突，双方都必须 竭尽所能加以避免。美国不会停止改善其军事技术，与此同时它应尽 量鼓励和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并在形塑国际秩序中发挥作用。这 样，中国才会认为接受它作为全球公民的义务是值得的。

在处于支配地位初期，美国的行事作风倾向于不客气，甚至 是傲慢。英国经营帝国两百多年，结果发展出一套老练、优雅的统 治风格。一名曾为英国人办事的印度公务员对我说过，200名英国 军官就能控制2亿印度人，这太不可思议了。那是帝国的巅峰状 态。美国是在二战后成为超级强国的，拥有支配地位的时间并不 长，所以在捍卫这个刚刚得到的地位时，仍显得自负。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自负所带来的结果，是持续渗透美国外交 政策的说教精神。

在“911”之后，美国十分不明智地进入阿富 汗并试图建立一个国家，却忽略了它过去三四十年都不是一个国家 的事实。自阿富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在1973年被推翻 后，这个地方一直处于部落不停交战、难对付的状态，没有和平。 你要怎么去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这是不可能的。再推前一百多 年，吉卜林在《年轻的英国士兵》这首诗中写道：“当你负伤遗留在 阿富汗平原/妇女现身将所剩下的砍碎/谐谑滚向你的步枪引爆你的 大脑/去见你的上帝吧，像个士兵。”我与希拉里分享了这首诗，并 委婉地指出今天的阿富汗与吉卜林时代的阿富汗没有什么根本性的 变化。即使“911”有多么恐怖，美国出兵阿富汗还是一个错 误。如果是我，我会对阿富汗大肆轰炸，直到它不能再成为恐怖分 子的庇护所。可是派兵进入阿富汗，你要怎么在不损失生命和威信 的情况下将士兵撤离？奥巴马总统现在打算在2014年年底前将部 队撤出阿富汗。他应尽快撤兵，因为阿富汗的问题永远无望解决。

美国总统乔治• W•布什出于一片善意出兵伊拉克。萨达姆是 一个不理性的独裁者，他的所作所为破坏了区域乃至世界的稳定。
美国有充分的理由去除掉他。但是，当美国宣布希望将伊拉克民主 化时，我倒吸了一口气，那是多么傲慢自大的想法。我心想：“即 使追溯到《五月花号公约》的年代，美国也不过只有400年历史， 它想去改变一个拥有4000年历史的古老社会？ ”布什被新保守派所 提出的“民主的伊拉克是中东和平的关键”这一说法说服后，执行 了出兵计划。新保守派的立场是根据伊拉克流亡者的意见提出的。

对此，伯纳德•刘易斯教授这位受人尊敬的伊斯兰和中东问题学者 表示支持。激进的民主主义分子、苏联异见分子纳坦•夏兰斯基也 声援这个说法，他当时是以色列议会的议员。那是一个严重的错 误。萨达姆是一个能够控制国内各种迥异力量的强人，美国把他除 去后，却没有提供或扶持能够代替萨达姆的另一个强人。这是它应 该做的。更糟的是，他们解散了该国的警察部队和复兴党，而不是 利用它们来建立一个新政权。
日军在二战占领新加坡期间，他们俘掳士兵却让警察和管理者 继续执行职务，因为他们知道需要这些人的帮助来治理这个地方。 他们也没有罢免英国籍水电和煤气首长的职务。美国希望在伊拉克 重新建立一个政府，并将这个古老的民族民主化。前者是几乎不可 能的事，后者是根本不可能。
在这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更为明智。他们不认为改变别 人的制度关他们的事。制度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去应对，并尽量 从中获取好处，而不把自己套牢。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带着相信 自己有能力改变制度的想法介入，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 了，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他们可能可以改变斐济、瓦努阿图这些新 兴且文明未深的社会，并且可以通过如基督教来征服它们。但是他 们可以改变中国或印度吗？它们可是本身有古老传统的国家。

• 问：当您回想起曾见过的各个美国总统，有哪几位给您的印 象较深？

• 答：我没见过约翰•肯尼迪，据说他相当有魅力。不过后来 浮现的另一种观点是，他的政策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我认为林登.约翰逊是一位强势总统。即使陷入越南问 题，他也不肯放弃。于是，他投入时间和资源，因为他 不希望被视为懦弱。但在国内，他是一位来自得克萨斯 州很好的政治家。杰拉尔德•福特是一个平庸的总统， 但他有很杰出的顾问，像亨利•基辛格和其他内阁部 长，所以他算是及格的。尽管他本人并不出色，他有一 支很好的团队。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位伟大的战略思想 家。可惜，他爱窃听反对派导致他下台。他给我的印象 非常深，他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家。我对他印象深刻是因 为他担任总统之前曾来过新加坡，在与我会谈的一个半 小时内，他来回走动，倾听并记下我的想法。为了使说 明更简易明了，我对他说，有些国家就像树，长得高大 挺拔，不需要支持；有些国家则像匍匐植物，需要依赖 树才能往上爬。幸好，他没有把我这些话公开，但我觉 得他是记下了。

问：您脑海里想的是哪些国家？
答：我会说日本、中国、韩国，甚至越南都是树。

• 问：您认为如果尼克松现在是总统，他会如何处理美中关系？

• 答：尼克松会与中国建立关系，不会去围堵它。不过，他也 会悄悄地部署应变方案，以防中国不肯按照良好全球公 民的规则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将被迫选边 站，他会筹划将日本、韩国、东盟、印度、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俄罗斯拉拢到美国这边。

• 问：克林顿被视为一位有魅力的总统，您的看法呢？

• 答：他是个有效且高明的演说者。

• 问：罗纳德•里根呢？您过去对他相当推崇。
  答：里根，对，我很尊敬他。他没有优秀的头脑，但处事合 乎情理。他总是安排能人在身边，进而制定了良好的政 策。他懂得如何挑选能人，让他们为他工作。

• 问：奥巴马总统刚上任时，您也说他集合了一批最优秀的人 才，形成一支看起来实力相当雄厚的团队。
  答：但是一些重量级人物离开了。换句话说，他们不同意他 的政策。没有一个总统是万事通，他必须依赖顾问。经 验丰富的顾问这样——离开他不是好迹象。换句话说， 他们说服不了他。

问：您对两位布什有什么看法？

答：老布什思想比较周到。小布什也许是受了意识形态的影 响，导致美国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造成很大的损 失。最后，他们的声誉大受挫折，不得不离开。即使如 此，我曾与一名欧洲领导人有过争论，他说：“我们欧 洲人不喜欢小布什那种自以为在替天行道的做法。”我 回应他说：“要是你的对手是一个相信自己是神的代理 的狂热分子，相信你也有上帝站在你这边是有助于让你 安心平静的。”小布什宣布他已下令攻打巴格达时，我 从没见过一个人这么镇静。他对着麦克风简短发言后， 掉头就走，腰背直挺，没有一丝犹豫。我心想：“这是 个不错的指挥官。”
问：就外交政策来说，新加坡认同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您 对我们采取这样的立场后悔吗？

• 答：我们是美国的安全合作伙伴，因此可以买到其他国家买 不到的武器作为回报。我们必须支持它。
  问：如果伊朗不开始就其核计划与国际社会合作，美国可能 攻打当地的军事目标。这个话题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一段 时间了。您认为可能吗？

• 答：如果伊朗被轰炸，中东局势将极为动荡，因为沙特阿拉
  伯将向巴基斯坦购买炸弹，埃及人也会去买，而轰炸的 必然结果是相互摧毁，只有理性的人能想到这样的后 果。要按捺这股冲动，我不清楚中东有理性的人够不够 多。事情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而余波可能震及五大 洲。不过，美国不太可能动武。真正关心的是以色列 人，他们才是直接受到威胁的一方，伊朗说过要对付以 色列。如果美国想动武，较可能的情况是它向以色列提 供武器。
  问：那只剩下吉米•卡特。
  答：对于他我说得够多了。“我的名字是吉米•卡特，我是 来竞选总统的。”就这样，他当上了总统。
  问：您似乎比较看重共和党总统，这是不是一种巧合？
  答：可能是因为他们比较注重外交政策。不是因为他们是共 和党人，而是因为他们对大国在外交政策上应扮演什么 角色比较有意识。

• 问：您提到美国能够吸引移民是它保持全球竞争力的原因之 一。但是，移民也带来一些不安。例如，拉丁裔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例预计显著增加，这可能会改变美国社会的 本质。

• 答：是的。现在的问题是，在文化上，你要把西班牙裔盎格 鲁-撒克逊化，还是他们把你拉美化。如果他们在一起 群居，这对美国是真正的考验。

问：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曰渐增强，东南亚国家会不会面对一 种危险，即过度依靠中国经济，使得中国只要威胁要与 我们断交，我们就会痛苦得不得不有求必应？我的意思 是，就如现在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它已无望宣 布“独立”。

• 答：情况不完全一样。台湾是一个情感、民族的问题。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一个先后让荷兰、葡萄牙和日本占据的一个省。他们一直认为这是国耻，因此想要收复。然 而，我们与他们之间没有历史糾葛，他们没理由会想要 控制我们。

问：虽然这么说，我们面临过度依靠中国经济的危险吗？
答：你必须做出选择。正如我所说，我不预见新加坡得靠中 国经济生存。如果我们只会讲华语，就不会有今天的新 加坡。即使中国再强大十倍又有何不同？它会使我们强 大十倍吗？不会。我们的繁荣是因为与全世界接轨。
问：但那是过去。
答：未来是一样的。我们不是海南岛，我们不是别无选择的 香港。距离、身份认同使得他们别无选择。我们是处在 一个十分多元化的群岛中心，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世 界会到这里来的。
问：要是他们在某个时候对美国在这里的物流枢纽提出反 对呢？
答：不，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对我们说？这太粗鲁了。如果他 们要求停止这里的物流基地，我们的答案会是：“这里 的物流基地也欢迎你使用，请把装备储放在这里。”
问：所以我们会同时接待中国和美国。
答：何乐而不为？
欧洲

衰退与分歧

 
欧元的根本问题是，如果财政尚未整合，就不可能实行 货币一体化，尤其是当一个地区同时有德国与希腊这 种消费和节俭习惯如此迥异的国家。这样的不协调最 终将破坏整个制度。因此，欧元注定会困难重重，灭亡早已存于其 基因。欧元过去几年的问题，不应被看作是因为一两个国家政府做 不到量入为出，或者是其他国家未能提醒它们入不敷出的危险。也 就是说，欧元的困境并非只要是几个相关国家在实行过程中，作出 了不同的且更负责任的决定，就可以避免的一起历史事件。相反 的，这历史的必然性只是在等待着时机发生。即使问题没有在2010 年或2011年达到白热化，它迟早还是会在某个年份，因为其他情况 而再度濒临危急关头。
所以我不相信可以挽救欧元，至少不会是在现有17个国家都还 在一起的情况下。
自欧元计划开展以来，思维清晰乂备受尊重的经济学家，如哈
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就对它内在的矛盾敲响警钟。英 国没有加入，因为他们不认为这行得通。对于欧元的好处，他们不 是很信服；而对于欧元的危险，他们则有充分的认识。虽然那些政 府以及选举它们的人民在1999年加入欧元区时，都热切盼望单一货 币的到来，但是他们并未准备接受财政政策上的整合，因为那显然 表示将丧失主权。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推行欧元，这折射出一种错 误的信念，以为欧洲比较特殊，可以化解矛盾。那是一个政治 决定。

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英语：Martin Stuart Feldstein，1939年11月25日—2019年6月11日）[1]，美国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是卫生经济学领域的先驱者，1960年代他在牛津大学做研究员时便提出了对医院和其他医疗保健提供者生产函数做实证分析的方法。他还研究了医疗资源可得性如何影响资源利用形式，并探讨了规模经济和最优医院规模的问题。他的计量研究对医疗系统的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转到哈佛大学后，他还研究了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建立模型来研究社保计划如何影响家庭企业，提倡奖社保系统私有化。另外，他还对公共财产、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有所贡献。

在美国，一种货币可以在50个州使用，是因为它有一个联邦储 备局和一个财政部长。一个州一旦出现经济困难，中央可以通过对 该州人民的社会支出以及展开政府项目，对它实行慷慨的财政转 移。联邦政府从那个州征收的税款，是不足以支付联邦政府拨给它 的支出的。如果有人记账，该州的财政多年来可能处于赤字状态， 但正是因为没人在记账，所以这个情况可以持续。其他州的美国人 把那个州的州民当做同胞，所以并不要求他们偿还这笔钱。实际 上，那是一份礼物。
当然，另一个极端也能行得通，也就是欧元体制前的欧洲。

每个国家有本身的财政部长并自行管理本国货币。按照此制度，当一 个国家经济放缓时，因为不受制于一个共同货币，它可以推行因应 的货币政策。这些措施，包括美国人称之为“量化宽松”的扩大货 币供应量，以及让货币贬值，使该国的出口更具吸引力。但是，在 欧元区国家加入一个货币共同体后，等于是放弃使用这些工具。而 它们在形成货币共同体后，也没有确立某种机制——不论是类型还 是数量，可以实现相当于那些美国不景气的州能够接收的预算 转移。
所以，当一群杂牌军尝试听命于同一个鼓手时，结果是什么？ 这就是欧元区面临的情况：有些国家迅速发展，其他国家挣扎跟 上。在经济上掉队的国家，即使政府税收减少，在选举压力下还是 被迫保持甚至增加公共开支。预算赤字必须通过在货币市场举债来 融资填补。由于贷款货币是欧元，而非比方说德拉克马（希腊在 2002年之前的货币单位），借贷的利率相对较低，因此挥霍浪费的 情况继续下去。希腊最终成为这种衰退的最极端例子，赤字越滚越 大。说句公道话，整个欧洲货币联盟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按照 《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欧元区国家政府如果连续出现财政赤 字，须受到一定的制裁，但实际上这些制裁从没有实施于任何一个 国家。

过去一段时间，始终保持乐观的专家还希望这些国家的政府能 通过削减福利项目、改革税收制度、放宽劳动力市场规则，或延后 民众退休的措施，来拉近与较强的国家如德国的竞争力差距。但这 些都没有发生。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情况终于开始急转 直下。宽松的信贷枯竭了，对于像希腊政府的信誉，市场的信心开 始下滑，导致其借贷利率飙升。德国和欧洲央行被迫干预，提供紧 急援助，以阻止债务危机向整个已垂头丧气的欧元区蔓延。
截至2013年6月，在拨出足够的钱之后，欧元区总算是避开了 灾难。不过，17国政府必须面对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即它们要怎么 解决没有整合财政下货币一体化这个欧元计划的根本矛盾。它们可 能暂时不去碰这个问题，但是它们明白不可能无限期拖延下去，否 则历史会重演，另一场危机会到来，紧急援助的资金将更庞大，到 了紧要关头，德国可能得负担这些费用。与其拖延，倒不如迅速采 取行动，尤其是拖得越久，选民对债务危机的痛苦和恐慌记忆会渐
渐消失，而果断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也会随之减弱。
不幸的是，当前没有一个选项是容易的。最明显的解决方案是 让欧洲人接受财政政策的整合，让欧洲央行变成另一个联邦储备 局，由一名财政部长监督全体欧元区国家的预算，而不设个别财 长。这将使欧元区迈向欧盟支持者口中的“前所未有的紧密联 盟”，使欧元区看起来更像美国。这种情况会发生吗？选民愿意把 本国制定预算的重要权力交给一个中央机关，并相信它所作出的税 收和支出决定将对各国公平，同时有利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元区 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老实说，我不认为这会发生。但如果真 发生了，总的来说，这大概是对世界最好的结果。
比较可能却不太理想的结局是欧元区解体，让各国回归本身的 货币。对所有相关者来说，这将是痛苦和混乱的。假设你是个希 腊人或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而你以欧元借钱，现在你必须以欧元 偿还贷款，但以什么汇率偿还呢？加盟前的旧利率？还是一些任 意设定的新汇率？解体过程将是混乱而且代价高昂的。在解体之 前，银行很可能面对挤兑的风险，谣言驱使一般民众由于担心积蓄 在一夜之间可能被强制换成一种新的货币，而且币值可能大大不如 欧元，进而促使他们涌向银行以欧元提取存款。私人投资也会因为 情况不明朗而减少；这也是为何拖拉是不利的另一个原因。对于欧 元区以外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大量出口至欧洲的国家，包括中国， 这也将意味着不小的经济混乱。虽然过了一段受干扰的时间，贸易 最终会恢复，事情会安顿下来，但是全球经济在短期内将很可能会 放缓。
在介于彻底解体和完全整合之间，还有第三个结局，就是局部 解体。这个结局的情况就有很多种可能，从欧元几乎完好无损，只 有一两个国家被逐出，到多数国家受这样那样的影响，可能一些得 独立运行，其他的选择加入两三个新共同体，即专家们所谓的两个 层次或三个层次的欧洲。而每一个层次会以不同的速度发展。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一个经济竞争力相对接近的欧洲核 心，足以抵抗巨大的离心力，不让核心散掉。我相信会有一个，这 个核心的领导者显然是国民最勤奋的德国，但也包括比利时、荷兰 和卢森堡。我不认为法国会变得像德国那样有纪律，它比较可能成 为第二层次的核心。

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欧元区乃至其广义上的欧盟应该被看作 是成功的，因为和平确实实现了，现在爆发战争是难以理解的。但 是人们也可以轻易争辩说，促成和平的另有其他因素。苏联解体的 后果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不会再关注在军事上与西方争 雄，因为它的精力都很恰当地集中在经济发展上，未来也会是如 此。此外，美国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式所提供的安全保障， 已将任何可能发动自其他非北约国家的军事行动，变成不切实际。 在欧盟内，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战败，它永远也不会想要再开 战。德国人觉得已经够了，只想继续过他们安静、舒适的生活。 因为这样，他们一直在尽力去迁就他人。
后世最终会将欧元的记载视为可悲的。无论是谁想为这个货币 一体化计划挽回一些政治功绩，他不得不面对的是冰冷、残酷的 事实。

一

就在欧洲试图理清单一货币的相关问题之际，这个大陆也不得 不关注它相对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福利社会和僵化的劳动力市 场法律。这些政策在当初构思时看似好主意，接着在二战后于整个 欧洲陆续出台，但是在过去几十年，这些政策已变得越来越难以为 继，尤其是随着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一一抬头。欧洲如果想避免持 续懒散，并恢复曾经闻名一时的活力和勤奋，就必须展开大刀阔斧 并伴有痛苦的改革，简化其复杂的福利制度，放宽公司雇用和解雇 员工的法规。
作为一名在战争结束后到英国留学的学生，我记得曾敬佩克莱 门特•阿特利政府在早期尝试为每个人提供慷慨的一辈子福利的做 法。例如，我配了一副新眼镜后发现不必付钱，对此我感到惊喜， 原来费用全由国家医疗保健服务给包了。我心想，这是一个多么文 明的社会啊！我当时还不明白这种全面供应的方式，对造成效率低 下和懒散的潜在作用。但后来，我是了解了。

阿特利政府的出发点完全是善意的。在经历两次几乎摧毁一切 的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政府和人民想要的是一种宁静安定的生活， 有什么负担都由大家平均分担。除了精英分子，那些在战争中以鲜 血付出代价的更多是无产阶级者。社会对底层人民有一种强烈的亏 欠心理。所以，当政治人物提出要公平，要社会福利政策来照顾失 业者、病患和老人时，很轻易地就是一呼百应。多年来，欧洲在负担这些政策方面没什么问题。马歇尔计划通 过刺激欧洲从满目疮痍的战争中强劲复苏，帮助大多数西欧国家重 新站立起来。工人的工资上涨，他们所支付的税赋足以支撑国家福 利。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成不变的。对欧洲来说，世局改变 了。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全球化，欧洲的低技术工人发现他们不仅 与自己人竞争，也同日本，然后是同中国和印度的工人在竞争。出 口因对手的价格更低廉而受到影响，企业则逐渐将生产中心转移到 亚洲。欧洲工人的工资自然也下降。要是没有中国、印度和曰 本，福利社会这个制度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可行。但是 一旦这些国家登场了，福利制度很快就变得不可持续了。

“阿特利政府”通常指的是英国工党领袖克莱门特·阿特利（Clement Attlee）领导下的政府。阿特利在1945年至1951年间担任英国首相，其政府被认为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和具有深远影响的政府之一。

阿特利政府的主要成就包括：

1. 国有化：阿特利政府在二战后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国有化措施，将许多重要行业和企业（包括煤炭、钢铁、铁路、运输和电力等）收归国家所有，旨在提高经济效率并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

2. 建立福利国家：在阿特利的领导下，英国建立了现代福利国家。最为重要的举措是实施了由威廉·贝弗里奇爵士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推出了1946年的《国家保险法》。这项法律为全体公民提供了普遍的社会福利，如养老金、失业救济、健康保险等，旨在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条件。

3. 国民健康服务（NHS）成立：1948年，阿特利政府创建了国民健康服务（NHS），为所有英国公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这一改革被认为是现代福利国家的核心组成部分。

4. 外交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阿特利政府面临着战后重建的挑战，并且在冷战初期的国际局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阿特利政府支持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并且开始了对殖民地的去殖民化进程。

5. 去殖民化：阿特利政府在其任期内推动了英国帝国的去殖民化，放弃了许多殖民地，使得一些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等获得独立。

阿特利政府不仅实现了对战后英国社会经济的重构，还为英国的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使得英国成为了20世纪最为具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

总的来说，阿特利政府的政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其对现代英国的社会结构、经济体系和全球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然，欧洲是尽力地朝提供更高价值的商品与服务的方向发 展，然而一个国家在这方面能做的是有限的。你或许希望往上攀 升，但是一大部分的人口未必能跟着行动，因为这涉及学习新技 能，而这需要时间、精力，以及更重要的，意志。何况，日本人、 中国人和印度人也有能力自我提升。这是一场不断自我完善的无休 止较量，就任何特定的年份而言，你比竞争对手获得的进步通常是 微不足道的。较量的结果最终是取决于一国人民的先天素质，以及 国家的组织和治理方式。如果与欧洲对阵的是斐济或汤加，那么后 两者或许真的无望赶上。然而，我们在这里谈的是欧洲面对日本、 中国或者是印度，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全球情况容易改变，不幸的是，法律和政策却很难。应得的利 益一旦给出去了就几乎无法收回。任何政府要是有胆量尝试，人民 会通过选票给予它重重的惩罚。英国撒切尔夫人用尽她所有的政治 才智和资本去设法扭转政策，结果她只成功了一半。其他欧洲领导 人肯定也看到了她所取得的部分成功，但是他们所面对的选民，显 然没打算放弃多年来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许多欧洲国家， 这己成为根深盘踞的问题。
如果福利开支停滞在一个水平，问题或许还可以受到控制。可 是，这类开支向来会随着时间而增加，不只是绝对数额，它占国家 总收入的比重也会上升。原因之一是民粹主义者会施压要求扩大现 有计划，不过，就如瑞典资深新闻工作者乌尔夫•尼尔森所观察 的，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福利制度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自我产生 需求”。他在2007年一篇有深刻见解的文章中写道：“福利会催生 客户，工伤保险会带来受伤，难民政策会引来难民；允许人们在退 休年龄前退休会造成人们提前退休。”换言之，这些欧洲国家的一些 理性的公民，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最终会设法战胜这个制 度。据说某些情况是，有些人一边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可多达他们最 后支取薪金的四分之三，但另一边又同时在非正规经济领域中从事 兼职工作。这样他们领的是两份收入，而由纳税人承担损失。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截至2007年，经合组织的欧洲 成员国的政府社会支出，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以上。在一些 国家，这个数字显然更高——意大利25%、法国28%。相比之下， 经合组织的非欧洲成员国在社会支出方面，平均只投入占其国内生 产总值的17%。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比率则为16%。

不过，福利社会最坏的影响，不在于其僵化或难以为继的本 质，而是它削弱人们努力奋斗的动力。如果社会保障体系设计成不 管一个人努力工作还是悠闲过活都能得到同样的好处，那他为什么 还要努力？他根本没有向前走的推动力。美国人自力更生的态度 比较普遍，因为就算失业者获得了援助，也有措施确保他们会积极 甚至被强迫去找工作。那是一套不同的理念，其基本原则是工作将 使个人和社会更好，而支撑这套原则的信念是，过度慷慨的福利往 往会削弱并在无意中抑制人们奋斗的动力。欧洲模式造就了一个习 惯于津贴的阶层，因此他们缺乏强烈的工作热情。
除此之外，欧洲对于不必要的严格劳动力市场规定也没打算让 步，包括管制公司裁员、最低年假等。目前的新经济格局越来越讲 究灵活，它偏在这个时候更加固执己见。法国及周边国家的工会和 社会主义政党，还在尽量延续那个神话，即在经济不受太大影响的
情况下，工人可继续拥有过去的福利。当地学生也要求享有同父母 一样的安稳工作权利，换言之，他们要求的是世界为他们停止转 动。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些措施最终伤害的是劳动阶级本身。 因裁员而受罚的企业理性地作出反应：尽管经济增长苗头再现，它 们雇用员工时更加谨慎。工作是有，只是去了别的地方。
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在2008年，以过去十年平均失业率 计算，十大劳工法最自由的欧洲经合组织国家当中，八个同时跻身 失业率最低的前十名。相对的，十个劳工法最严苛的国家当中，七 个登上了十大高失业率排行榜。
但是，现在你要怎么去改变这些政策？工会走上巴黎的街头游 行，怎样都不相信全球的竞争力量已经使得雇用法国工人不再合 算，从而必须要他们放弃额外福利。他们会说：“不，我们要保留 这些福利，然后再设法竞争。”
我从一开始就确保新加坡不会沿着这条福利和劳工法的路线发 展。见过英国人在上世纪50年代如何实施一些政策，我肯定那将 通往毁灭。我们不允许工会危及国家竞争力，而是通过劳资政这个 基于非对抗性谈判的三方关系，去与工会建立关系。我们终止所有 免费配药的做法，确保收费慢慢贴近现实。我们提供的是资产，不 是津贴。政府协助你买房子，并填补你的中央公积金①户头。你可 以选择花完这笔钱，但是当你退休而身无分文时，你得自己面对后 果。相反，如果你不乱花这笔钱，让它增值并赚取利息，长期而 言，你将获益。换句话说，每个人必须负起各自生活的责任，政府 会从旁提供一些协助。我相信，要是采用了欧洲制度，我们的经济
①中央公积金（CPF)是新加坡的退休金制度。它建立在个人账户的基础上。
将失去不少活力，并将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欧洲前方的是苦日子。由于独特的历史情况，欧洲人选择了 福利和劳工保护的发展道路。谁都不能否认，比起美国，欧洲人的 这种选择造就了一个比较温和的社会，底层阶级比较少，成功者和 失败者之间的差距也较小。然而这是有代价的。如果他们放弃这 些政策，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大概每年会多取得1%至3%的增长。 在一段时间内，许多欧洲人的生活仍将舒适，因为他们在年头好的 时候积累了储备。但不管他们是否乐意，他们在战后为自己创造的 舒适和受到百般呵护的世界，最终会被外部力量弄垮。届时，他们 就得协商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与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相比，一组情况不同的北欧国家在面对 一些问题时，受到的打击较轻。在我看来，对于这些斯堪的纳维亚 国家应该做完全独立的分析，因为它们是自成一格的。
主张福利制度行得通的人往往会举瑞典、挪威和丹麦的例子， 尽管这些国家广泛的社会安全网开支都由政府支付，资源浪费的情 况并不普遍。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举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为失败 的例子，只是反对福利主义者提出的挡箭牌。
对于这样的论点，

• 第一个反驳是，有证据显示，即使是北欧国 家也无法完全避开社会主义政策的代价。例如，瑞典于2011年的 失业率为7. 5%,比意大利的8.4%低不了多少，却远远高于亚洲的 先进经济体如日本（4.6%)、韩国（3.4%)和新加坡（2%)。话虽如此，人们应该承认北欧国家在增长方面的表现，确实明 显优于其欧洲邻国。2002年至2011年，意大利和法国的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以美元计算）年均增长率分别是5. 3%和6.1%,丹麦同 比增长了 6.4%、瑞典7. 3%、挪威8. 9%①。而且，它们是在同时 保持高度社会支出的情况下，实现这样的经济增长的。这个现象需 要进一步解释。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瑞典、挪 威和丹麦都是相当小的国家。这三个北欧国家的人口总和大约只有 法意西三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挪威人口有500万，比新加坡还 少。因此，无论是问题的规模、利益的多元还是治理的复杂问题， 北欧国家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不过，比规模更重要的是人口的组成，这是了解北欧例外论的 关键。瑞典、挪威和丹麦的民族都相对单一，这使它们拥有一种欧 洲其他地方不可能有的内部凝聚力，其人民有更加强烈的一体性和 团结意识。

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视自己为一个部族，部族成员 愿意为同族人受苦。人们愿意勤奋工作，不只是为自己，也为感觉 上近乎亲戚的部族成员，而不是为了一群来自世界陌生地区的游手 好闲之徒。因此，即使面对福利社会为平衡预算而必须征收重税的 情况，只要其他条件不变，富裕的企业大亨和个别高收入者，也不 太可能离弃这个部族社会，尽管他们随时能够这么做。而且，他们 都是社会上最有能力为自己和他人创造财富和机会的顶尖人才。如果是一家人，对于缴税去帮助那些不那么富有的人，你就不会持有 那么强烈的怀疑态度。但是，如果你周围有大量的外国人，而法律 规定在发放福利时不得有歧视，你的态度就会改变。
我在上世纪70年代访问过挪威，那里几乎是个全白的社会。
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这个美丽的国家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山峰和冰川，景色迷人，十分 寒冷但很安宁，我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团结。在这样一个国度，不 仅是那些有工作的人愿意缴纳更高的税，那些没工作的人也不太可 能滥用福利制度，因为他们对社区有一种归属感。也就是说，即使 是靠政府救济的人也比较不懒散。
在过去几年，这一切都己经慢慢地改变。因为北欧国家对收留 难民和受迫害者采取了宽松的政策。瑞典每年收留的难民多达2000 个，大部分来自非洲国家。目前，那里有八万多难民。难民大量 涌入会如何改变瑞典人的公有社会主义观仍然有待观察，但是如果 按照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这个人口变化的结果迟早会改变他们对 于慷慨援助低收入群体的看法。就种族而言，目前的北欧比起欧洲 其他地方还是相对单一得多。
当今欧洲的社会风貌，与我在二战刚结束后到那里留学的情况 很不一样。我当年在伦敦求租房间时，得根据广告致电房东约看房 间。我在电话中对他们说：“我姓李，但我是华人。如果你的房间 不想出租给华人，请跟我说，这样我就不必白跑一趟。”李是一个相 当普遍的英文姓氏，我想一开始先说清楚免得有不必要的误会。果 然，有些房东礼貌地劝我不必去了。当时的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仍 以白人为主，非白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歧视。
由于生育率下降和需要劳动力，欧洲国家这些年来己经接纳了 来自亚洲、中东、非洲和东欧的移民。移民舒缓了经济和人口的压 力，但也产生了不同的问题。
德国至少有250万人是土耳其后裔。人数之多在德国人之间引 发了强烈反应，极端的当地人出于种族动机犯下的罪行时有所闻， 令人担忧。在法国，一些大城市周围，尤其是巴黎，突然形成由少 数种族主导的郊区，也让政府头痛不己。因为觉得被边缘化，这些 地区的居民不时制造骚乱。2005年的一场骚乱就出现失控的情况， 全国近9000辆车被人纵火，使当局不得不宣布长达两个月的紧急状 态。就连少数种族的大学毕业生都感觉到被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官方数据显示，在法国国民中，非洲裔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比法国 裔毕业生高出三倍。
到过英国任何一个主要城市的人都会觉得，英国的种族越来越 多元化了。不过，由于华族社群比较不求闻达，并被视为最不会乱 添麻烦，当地社会对华族的焦虑已逐渐转移到其他种族。在第一代 华族移民当中，许多成了餐馆老板，他们的子女则成了专业人员。 今天较受关注的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他们往往爱在 某些邻里群居，没融入当地社会，一些学校甚至完全被这些少数种 族占据。
种族问题因为宗教元素变得更加复杂。许多移民正好是回教徒 (穆斯林），近年来，他们要求建造有尖塔的回教堂（清真寺）的呼 声越来越大。这样的建筑除了会对传统欧洲建筑景观造成视觉冲 击，也会加深当地人担心本身习以为常的文化和社区，正逐渐被麻 烦的外来者改变的恐惧。如果这些移民是基督教徒，问题可能不会 那么复杂。不管多数欧洲人现在还去不去教堂，欧洲作为一个以基 督教为主要宗教的社会，当外来移民多数是回教徒时，分歧自然会 出现。

• 欧洲不如美国那样欢迎移民，他们尚未成功地融合原有的 移民。美国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所以更容易接受新来者；其清 教徒先辈移民其实不过是约400年前才抵达的。许多移民攀上了美 国社会顶层，如台湾出生的企业家、互联网公司雅虎的联合创办人 杨致远。欧洲则是由古老成熟的国家组成，对自身的文学、文化和 悠久历史深感自豪。
  过去两三年，欧洲领导人包括卡梅伦、萨科齐和默克尔，分别 在各自国家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己经失败。换句话说，落户德国的土 耳其人未能成为德国人，迁居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和突尼斯人也未变成法国人。欧洲日益认为这些人难以融入社会。虽然宗教、文 化和语言都各有影响，种族还是那个抗拒融合的根本原因。然而， 欧洲也没办法停止接受移民，因为他们能满足其国内迫切的需要。 因此，我们很可能看到的一个局面是，只要情况允许，欧洲各国政 府都会让移民进来，只有在选举期间，当极右政党通过激愤的言辞 力压温和派对手时，才会踩刹车。无论怎么看，他们陷进的都是一 个无可奈何的两难境地

欧洲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崛起，启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想 法似乎理所当然。怎么说，这都是一个拥有许多共同事物的大陆国家。他们都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进而形成一种对自我和世界的思考相似的欧洲文化。基督教是他们的主要宗教，回溯更久远 的历史，这些国家从罗马帝国的时代继承了同样的文化遗产，使他 们在社会组织方面有一定的一致性。可是，尽管有这么多共通之 处，在20世纪浮上台面的却是他们的分歧和隔阆，他们因而走进一 场残酷、自相残杀又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大量的人死亡。此后， 融合成了欧洲领导人的核心任务。融合代表了最可能实现持久和平 的希望，是各国以共通性为基础，抛开之间的分歧，并将它们国家 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最明显方式，这能确保以后再也不必因为有人

认为的自作孽，而遭受如此可怕的后果。
确定这是项重要任务后，他们着手建立必要的机制。1951年， 他们签订了《巴黎条约》，成立欧洲联盟的前身——欧洲煤钢共同 体。1957年，他们就建立共同市场、共同农业与运输政策的《罗马 条约》的提议达成协议。“冷战”结束后，共同体演变成了欧盟，并 扩大至包括27个成员。其中的17国采纳了欧元作为统一货币。

巴黎条约通常指的是指一系列在巴黎签订的国际协议，它们涉及不同的历史事件和背景。最著名的几个巴黎条约包括：

1. 1815年巴黎条约：
   该条约是在拿破仑战争后签署的，标志着拿破仑帝国的终结和欧洲的重新划分。它主要是为了恢复欧洲的政治平衡，确保法国不再成为一个过于强大的国家。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维也纳会议》的结束，确立了新的国际秩序。

2. 1856年巴黎条约：
   这份条约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它是由俄国与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和撒丁王国之间签订的。条约规定了对黑海区域的中立化，并迫使俄国放弃在黑海及其周边的军事优势。它还进一步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并促进了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弱化。

3. 1919年巴黎和约：
   这份条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署的，旨在重建战后秩序，明确战败国的责任和赔偿。最著名的部分是对德国的严厉条款，包括领土割让、军备限制以及巨额的战争赔偿。这份条约对德国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被认为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

4. 1951年巴黎条约（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
   这是关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条约，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起步。条约的签署者包括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西德六国，旨在通过经济合作，减少战争的风险，并为欧洲的长期和平奠定基础。这为后来的欧盟建设提供了基础。

这些条约都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它们在国际法和历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罗马条约》是指1957年3月25日签订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Treaty of Rome），以及它的两个附加协议：《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EURATOM条约）。该条约是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的成立基础，并为后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奠定了法律框架。

1.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EEC条约）

该条约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创建一个共同市场和关税同盟，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最终实现欧洲的经济、政治一体化。条约规定了许多重要的原则，如：

• 自由流动：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
• 关税同盟：成员国之间逐步消除关税，并建立对外统一的关税政策。
• 共同农业政策：为保障农业生产，设立统一的农业政策。
• 竞争政策：通过制定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确保市场公平竞争。
• 区域政策：缩小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2.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EURATOM条约）

该条约的目的在于推动成员国之间在核能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核能的研究、发展和利用方面。它的目标是确保安全、和平的核能利用，同时促进能源的共同研究和技术进步。

3. 影响与后续发展

•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该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欧洲一体化的正式开始，为之后的欧洲共同体（EC）、欧洲联盟（EU）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 扩大成员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逐步增加，最终发展成了今天的欧洲联盟（EU）。
• 单一市场与欧元区：在《罗马条约》基础上，欧洲继续推进单一市场建设和货币统一，最终形成了欧元区并推行统一货币欧元。

4. 《罗马条约》与现代欧洲

《罗马条约》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占据着历史性地位。尽管《罗马条约》经历了多次修改（例如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以及《里斯本条约》等），它依然是现代欧洲联盟构建的基石之一。

《罗马条约》为后来的欧洲发展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贸易、法治、社会政策和环境保护等领域，至今仍然对欧盟的政策起到深远的影响。

除了和平，融合还具有其他巨大的潜力。一个在意义上整合的 欧洲将拥有更大的经济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它在国际事务上可以 有更大的发言权。简单地说，这是一个更强大的欧洲。

如果欧洲进一步加强融合经济的努力，接受一个财政部长，甚至一个外交部长 和一个国防部长，其硬实力的提升将是巨大的。看看美利坚合众国 的人民，他们基本上是迁居至另一个大陆的欧洲人，放弃了不同的 语言和对原来部族的忠诚。如果欧洲的融合达到相同的程度，成了 欧洲合众国，美国人所能做到的，他们也能做到。作为一个实体， 欧洲的人口比美国人口（5亿对3.1亿）还多，经济规模也比美国大 六分之一。这样的欧洲在角逐世界领先超级强国的竞赛中，肯定有 获胜的希望。

可惜，所有的迹象都指向欧洲不可能完全融合。欧洲国家迄今 未能成功让单一货币行得通，要进一步发展到单一外交政策或单一 军队的可能性更小。欧洲国家有各自可追溯到好多个世纪前的历 史，每个国家对自身的传统深感自豪。尤有甚者，它们都想保留本 身的语言，因为语言背后有着荣耀和文学。美国决定重新开始，而 创建了新文学，但欧洲却无法这样做。尽管英语在其他国家已是第 二语言，欧洲大陆国家永远也不会接受它作为唯一的工作语言。

• 那么，欧洲在世界占着什么位置呢？它在国际舞台上将只是次 要的演员。面对美国、中国和未来也可能成为大国的印度，欧洲终 将沦为配角。大部分欧洲国家将理当如此地被视为普通的小国。 尽管德国因为在大屠杀期间杀害了 600万犹太人而仍然充满内疚， 所以不希望当出头鸟，但基于其人口和经济成就，德国可能还是可 以独自发挥影响力。英国也因为与美国有特殊的跨大西洋关系，而 将保有一定的影响。

除此之外，在与美国、中国和印度同桌而坐的格局中，欧洲难 以指望能有什么作为。一些欧洲领导人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毕 竟他们仍怀有自尊自大的历史感，而且长久以来在国际事务的博弈 中，他们也确实相当有经验。但无论如何，这都是4000万、5000 万或8000万人口的国家在与13亿人的中国及12亿人的印度较量。 一个分化的欧洲是更容易应付的，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只 需要处理与个别国家，而非一组国家的关系。每一个欧洲国家对中 国的依赖，肯定比中国依赖它们更甚。

•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转为由国内消费驱动，情况更将如此。然而，欧洲的国际话语权减弱，不会造成其生活水平出现同等 程度的下降。如果它能承受欧元终结的冲击，就可以回到过去。 尽管欧洲在国际事务上失声，这个大陆上的国家所拥有的高水平教 育和技能，足以让欧洲人过上好生活。个别国家将有些衰退，但会 根据自身的竞争力水平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欧洲人的生活还是能 够过得很开心的。

我是带着感伤而非嘲笑去写关于欧洲无可避免的式微的。我不想贬低欧洲，欧洲人是非常文明的民族。没错，他们曾是殖民 者——法国人、比利时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但是法国通过其文 明教化使命，将文明传授给了非洲人。就整体来说，英国也将制度 留给了它的殖民地，包括新加坡。我们有法治，有法规，有英语， 这些都帮助了我们成长，而我们也没糊涂到要去改变这些制度。英 国的制度本来就行之有效，我所做的只是确保不去颠覆，而是强化 这些制度。

与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刚果留下烂摊子的比利时人。他们 到那里开采原材料，但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他们任由刚果深陷部 落之间的战争。这个国家至今还未脱困。在几内亚，戴高乐则是 对深具影响力的解放运动先驱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气愤得咬牙切 齿，所以才在临走前下令把所有的电线和电话线扯掉。因为这样， 几内亚迄今仍处于困境。法国并不是如此对待所有殖民地的，他们 会这样对几内亚，是因为塞古•杜尔侮弄了法国政府。塞古•杜尔 也因此继承了一个无法运转，而他又始终无力纠正的制度。

这些事情是重要的。如果英国留给我的新加坡是如法国或比利 时那样的状况，我不确定我有能力将新加坡建设成今天的样子。英 国人离开时不失风度，末任总督顾德将总统府主楼完好无缺地移交 出来，一切都井然有序。他拉着我，为我一一介绍管家之后才离 开。之后，他去了北婆罗洲一会儿，然后退休了。对于英国的制 度及其有风度的离开，我们应该心怀感激。

问：您如何看待个别欧洲国家的发展？例如，德国在过去十 年做得非常好。
答：是的，因为他们量入为出，而且工人技术水平高。世界 一些最好的机器是他们生产的，包括最好的汽车——奔 驰、福士伟根（大众汽车）、宝马、保时捷。德国会继 续发展得不错，因为他们的社会本质是如此。他们几乎 征服了整个欧洲，他们有冲劲也准备随时组织起来。要 不是有丘吉尔和美国人，要不是它愚蠢地去攻打苏联， 希特勒已经征服欧洲，所有人都在说德语了。

• 问：您认为20年后的英国会更有活力还是更没有活力？
  答：它将是不好不坏。英国曾经建立一个大帝国，二战后因 为美国人而被迫放弃。在失去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之后，其余的已不重要了。要是你看看澳大利亚、新西 兰和加拿大这些曾经效忠英联邦的成员的态度，英联邦 现在对它们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在它们眼中，重要的 是美国、北约，以及太平洋地区相当于北约的非正式组 织。它们靠拢的是下一个强国，一个它们自认在文化和 地缘政治上拥有共通性的国家。

• 问：假设欧洲没有成功地融合成一体，而中国发展得可称霸 亚洲，欧洲对于东南亚包括新加坡，会不会变得越来越 无关紧要？
  答：已经有人以漫画方式将欧洲讽刺为博物馆了。不过，我 认为那里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地方，如果你问我周末想在 哪里度假，我会说法国3为什么？因为你在那里可以过 一种十分优雅的生活。即使法国人给不了你可媲美德国 那样的生活水平，他们还是能让你过上好生活。我在欧 洲时，周末喜欢去景色迷人的法国郊野。法国每个城市 大亨都有一个葡萄园，由底下还有一个工人的乡绅农夫 看管着。葡萄园获得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补贴。那是一种 令人非常享受的生活：食物好、环境好，饭后还可午 睡。今天的法国已不再追求荣耀。我不认为德国有这样 的生活。不过，每个国家的个性和特征都是经过几个世 纪才形成的。

• 问：欧洲是如何创建这样一种美好生活的？

• 答：它们比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早工业化，并且统治了世界 的其他国家。英国有大英帝国，法国有法兰西帝国。比 利时这个人口少于500万的小国，拥有矿产资源丰富的 非洲大国刚果，并肆意开采矿产。后来，非殖民化浪潮 来了，它们威风不再。帝国时代这种欧洲主宰世界的方 式已不复存在，至少不会再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它可能 会以其他形式重现，例如在经济上，中国在世界某些地 区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不是真正的殖民统治。

• 问：俄罗斯能在一个分裂的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吗？

• 答：我不这么认为。俄罗斯自认是个大国，有九个时区，疆 土广袤、资源丰富。过去，苏联是一个安全威胁，但今 日的俄罗斯要保持强国地位会有困难。它的人口下降， 经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也没发展出真正的社会经济。 人们酗酒，妇女不多生育，都折射出一种普遍的悲观 情绪。

• 问：债务危机之后，一些欧洲领导人认为，欧洲问题的解决 方案之一在于紧缩政策。但是在一些国家，民众通过选 举将那些鼓吹紧缩政策的领导人拉下台，例如法国，萨 科齐在2012年寻求连任失败了。

债务危机是指国家、企业或个人因负担过重的债务无法按时偿还本金或利息，导致信用危机和支付困难，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在全球经济中，债务危机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层面，最常见的有国家债务危机和企业债务危机。

1. 国家债务危机

当一个国家的公共债务过高，政府面临无法按时偿还债务的风险时，就会发生国家债务危机。国家债务危机通常会导致经济衰退、货币贬值、资本外流以及社会和政治动荡。

主要原因：

• 过度借债：国家为了支撑财政赤字，借取大量外债。
• 低收入或收入减少：如税收减少或资源价格下跌，政府收入减少。
• 汇率波动：国家外债多为外币计价，汇率的波动可能增加偿债成本。
• 经济增长放缓：当经济增长低迷时，国家的偿债能力下降。

著名案例：

• 希腊债务危机（2009年）：由于政府高额借贷与预算赤字，希腊在2009年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最终需要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
• 阿根廷债务危机（2001年）：阿根廷因债务负担过重和经济政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债务违约，进而引发了经济危机。

2. 企业债务危机

企业债务危机发生在公司因负债过多，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时。这可能导致公司破产、股东损失、员工裁员等一系列问题。企业债务危机常常伴随着信用评级下调、融资成本上升等负面影响。

主要原因：

• 过度借贷：企业为了扩张、收购或日常运营，依赖大量借款。
• 经营不善：企业管理层决策错误，导致收入下降、成本上升，无法按时偿还债务。
• 市场风险：外部经济形势变化，如需求萎缩、原材料价格上涨，可能对企业造成压力。

著名案例：

• 雷曼兄弟破产（2008年）：雷曼兄弟因持有大量高风险的次贷债务，无法应对金融市场崩溃，最终破产，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
• 中国的地产企业债务危机（2021年起）：中国多个大型房地产企业（如恒大集团）由于负债过高、资金链断裂，陷入债务危机，影响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

3. 个人债务危机

个人债务危机发生在个人或家庭因负担过重的债务而面临无法偿还的困境。个人债务危机常见的形式包括信用卡债务、住房贷款、消费贷款等。

主要原因：

• 消费过度：个人或家庭因过度消费，借款过多，未能合理规划财务。
• 突发事件：如失业、疾病、离婚等突发事件可能导致收入大幅下降，无法偿还债务。
• 高利率贷款：高利率贷款可能导致偿还压力加大。

4. 应对债务危机的措施

债务危机一旦发生，通常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缓解危机，防止其蔓延。

对于国家：

• 债务重组：通过与债权人协商，延长偿还期限、降低债务金额或调整偿还利率。
• 国际援助：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寻求贷款援助。
• 紧缩政策：政府通过减少开支、增加税收等措施来控制财政赤字。

对于企业：

• 债务重组：企业可能与债权人谈判，延长偿债期限或减少债务。
• 资产出售：通过出售资产、裁员、降低成本来提高流动性。
• 寻求资本注入：引入投资者或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筹集资金。

对于个人：

• 债务合并：将多个债务合并为一个，通常能够降低利率和每月还款压力。
• 个人破产程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个人可以申请破产清算，重新开始。
• 调整消费与支出：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提高储蓄和偿还能力。

5. 债务危机的影响

债务危机不仅对债务人本身带来负面影响，还可能对社会、金融系统和全球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

• 经济衰退：债务危机会导致投资者信心下降、消费者支出减少，进而引发经济衰退。
• 失业增加：企业因债务负担过重，可能采取裁员等措施来削减开支。
• 金融市场波动：大规模的债务违约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导致股市、债市的剧烈波动。
• 国际影响：尤其是对于全球化经济体系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债务危机可能会迅速蔓延至其他国家。

结论

债务危机是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金融和社会问题。通过合理的政策和有效的债务管理，债务危机是可以避免或减轻的。了解债务危机的原因、影响及应对措施，有助于个人、企业和政府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

答：在民主体制中，反对紧缩措施是一种自然反应。有人站 起来宣称：“我们不必紧缩。”选民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那好吧，让我们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不必勒紧裤带。如 果他们真的不必这么做，那选民就做对了选择，一切都 会好起来，而萨科齐就是无知的。但如果他们必须勒紧 裤带，那问题来了，他们又回到原点。

问：您认为他们需要紧缩措施吗？

答：如果不是深信有这个必要，理智的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怎 么会坚持带着一项不受欢迎的措施去选举。法国选择了 改变，德国却没有，德国人十分支持默克尔。我不认为 奥朗德总统能够改变默克尔的想法。法国人只是取易 舍难。

• 问：一些专家，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认为在危机时刻采取紧 缩政策是最不可取的解决方案。他们认为尽管从长远来 看，紧缩政策或许有必要，但在短期内推动增长才能刺 激经济。您怎么看？

• 答：在这两种方案之间，与总是乐观地以为明天会更好的美 国人相比，我相信欧洲人更清楚自己的问题。
  问：您认为他们应该信守一个基本上由德国促成的协议吗？ 这就是欧洲国家的出路？
  答：那是最好的出路。默克尔和德国人不傻。因为自律，他 们是欧洲最成功的国家。
  问：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德国自身的利益？
  答：不是，他们希望法国和其他欧元区国家成功，因为他们 希望欧元成功。

在鼓励生育政策方面，欧洲有 什么是新加坡可以借鉴的吗？

• 答：要改变生活方式哪有这么容易。瑞典每个家庭几乎都有 两个孩子，这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民族单一的社群，并有 相关的支援政策——幼儿护理、幼儿园和直到成年的各 种好处。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他们都是同 一个部族，愿意为彼此牺牲。你要怎么复制这些？法国 在一定程度上是做到了。
  问：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您提出了 “一个部族”理论， 即因为他们基因相似，所以凝聚力强并支持福利政策： 您认为这个理论适用于日本和中国这两个种族也相对单 一的国家吗？

• 答：日本，可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欢迎移民。但是中 国人就不行。中国不是一个单一部族的国家，而是有许 许多多个民族。没错，他们都讲同一种语言，用同一种 文字，但是全国各地南腔北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可以 在整个王朝执行统一政策。这就是为什么在各省各县， 人们会说山高皇帝远。在各个省份，他们可以说：“在 这里，我就是皇帝。”这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同 省份的态度非常不同。

• 问：与您在上世纪40年代的情况比较，欧洲今天深层的种 族紧张关系是否不一样？
  答：这很难说，因为我不住在那里。（荣誉国务资政）吴作 栋的女儿嫁给了一名英国人，住在布拉德福德附近。他 去看望长得更像白人的孙子。他告诉我，他们与邻居
  相处得很好:，但那是因为他们是中产阶级。
  问：随着中国崛起，这情况在未来会改变吗？

• 答：我不认为会改变。这跟中国崛起没有关系。日本战前是 一个强国，但这并没有改变欧洲人对它的看法。欧洲人 认为他们是高人一等的，就如中国人也相信他们高人一 等。所以大家扯平了。
  问：欧洲移民不融入社会的问题之一是国内滋生恐怖主义。 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些例子……

• 答：不，这跟融合没有关系。他们就是恐怖分子。即使融入 了，他们还是会成为恐怖分子，因为他们是通过互联网 自我激进化的。
  问：关于针对移民的强烈反应，以及极右政党在欧洲政治中 崛起，您会担忧吗？这可能促成一个不友好又分化的 欧洲。
  答：这些裂痕是早就存在的，现在只不过是加剧了。即使移 民只占社会的百分之五或六，裂痕也会存在。你看，世 界可以划分成几个种族：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栋 种人；你只能在同种人之间交往融合。例如，如果一个 中国人娶了日本人或越南人，他们的孩子可以被看作是
  中国人、越南人或日本人。
  问：在您过去50年见过的所有欧洲领导人中，谁给您的印
  象最深？

• 答：这不好说。从历史上看，丘吉尔是鹤立鸡群的，他是一 位伟大的领袖。在德国面前几乎是毫无胜算的时候，要 不是他顶住了压力，坚持抵抗，世界的发展会很不同。 他的态度是反抗到底的。“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 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 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他这场演讲有些口齿 不清，但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感染了英国人民。法国 没有这样的领袖，所以屈服了。贝当元帅从退休中被召 回出任法国总理，最终选择了成立维希政权。在那段历 史中，温斯顿•丘吉尔完全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他和英 国皇家空军，英国早被德国空军打垮了，是他灌注给空 军机师的精神拯救了英国。然后日本人袭击珍珠港，把 美国人拖进战争。这算是他运气好，但是他靠自己也撑 了一年。

日本眼前最严峻的挑战是人口问题。它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生育率也达不到人口替代水平。其他如经济 停滞不前及政治领导班底虚弱等问题，相比之下是小 巫见大巫。日本若不解决人口问题，前景将非常黯淡。
摆在眼前的，是发人深省的数据。日本女性的生育率为1.39, 远低于2. 1的人口替代水平。1950年，日本每名年长者由10名劳 动者供养，随着生育率下降，这个数字近年来却减少至2. 8人。这 样的趋势预计还会持续——到了 2022年，将进一步减少到2人， 2060年则可能降至1.3人。

届时，日本的年轻工人或许就再也无法 承受负担而选择离开。日本人口在战后的65年间从7200万人增至 1.28亿人，却在过去三年不断下降，目前为1.275亿人。随之而来 的必定是经济萎缩。这样的情况确实难以为继。
在文化上，日本女性多年来接受在家庭和社会所指定的角色。 她们相当乐意在家中生儿育女、侍奉长辈以及管理家务事。然而，
当她们有机会到国外旅游、同世界各地的人接触，并体验到工作所 带来的自由和经济独立的好处后，态度便有了彻底的转变且不可逆 转。

例如，新加坡航空公司的一些日籍女职员就嫁给了新加坡籍空 中服务员。她们因此看到新加坡女性是如何生活——无须和公公婆 婆同住，也不会被丈夫呼来喝去。日本社会尽其所能阻挡改变的浪 潮，让女性在经济上继续依赖男性，但并不成功。日本女性在一两 代人的时间内摒弃了在旧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她们经过一番盘算， 认为已不值得再恪守成规。她们不想被孩子拖累，有许多人因此选 择单身，另有一些人选择结婚而不生育。更无助的是，相当多的日 本雇主也不愿与时并进。这些日本公司非但不像瑞典雇主那样想办 法让女职员兼顾孩子和事业，反而将离职生产的女雇员调降为临时 员工。这么一来，对于那些有抱负、有前途，又或者想要拥有与职 业相称的全职收入的女性来说，生儿育女的代价就太大了。即使她 们当中有许多人想生育，也没有勇气跨出这一步。
新加坡也面对低生育率问题，情况和日本的没什么不同。但这 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差别：新加坡引进移民，稍微减缓了这个问题， 而日本却对接纳外国移民极为抗拒。由于保持种族纯洁性的观念是 那么根深蒂固，日本人从未尝试公开讨论其他选择。无论是对日本 公众还是政治精英而言，一个多元种族的日本都是无法想象的。

我也亲眼见证过日本对其种族的纯洁性是何等自豪。日本占 领新加坡时，我曾在国泰大厦做过一段时间的英文编辑。日本人每 逢12月8日就会举行一种仪式，由一名士兵边挥舞一把武士刀，边 以日语说：“我们日本人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换句话说：我们是而你 们不是。我想他们如今已不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但我不认为这个 基本信念会改变。有一名在美国出生和受教育的日本文官乔治•竹 村，并未得到同僚完全的信任。他在日治时期的“报道部”（即曰 本人的新闻或宣传部）任职，专门管理像我这类处理外电的编辑。 他为人温文尔雅。
恪守这样的信念将带来严重的后果。这意味着，让日本走出人 口老龄化困境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可能自动地被排除。比方说，假 如我是日本人，我会尝试吸引外表和日本人相似的民族移民到曰本 来，并尽量让他们融入社会，包括中国人、韩国人，甚至是越南 人。实际上，日本己拥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在那里居住的朝鲜族有 56.6万人，华族则有68. 7万人。他们能说一 口纯正的日语，在生 活习惯和言行举止上也己完全被同化了，并渴望入籍成为日本公 民。的确，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在日本土生土长的。不过，日 本社会并没有接受他们。
要彻底了解这种狭隘思想的极端性，我们可把视线转向另一个 不被日本社会接受的群体：来自拉丁美洲并拥有纯日本人血统的曰 侨。数以万计主要来自巴西的日侨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趁日本 政府放宽移民政策时回归，并期望自己能成为解决日本人口老龄化 难题的答案。他们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在上世纪20年代移民到巴 西，到那里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咖啡种植园寻找工作机会。他们则走 上与先辈相反的道路，漂洋过海回到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所离开的家 乡。只是，这个试验失败了。由于这些日侨是在一个全然不同的 环境下长大，因此同一直在日本生活的血缘亲属有着强烈的文化疏 离感。他们被视为外国。

日本政府最终在2009年经济危机达到 巅峰时，为失业日侨提供一笔安置费，让他们回到巴西生活。若换 作是另一个对外国人持有不同态度的社会，这个试验或许会成功。 曰本政府在推行这项政策之前，也必定相信它有成功的可能，只不过连政府也高估了日本社会的容忍度。

外国人比率目前占日本常住人口的不到1.2%，低于英国的 6%、德国的8%和西班牙的10%。鉴于日本社会的单一性，一些因 为父母在海外工作而从小在外地生活的年轻日本人，即便是上过曰 本人学校，回国后也感到难以适应。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多用非言 语的沟通方式，迫使他人必须靠观察身体语言和喉音来揣摩他们的 本意。要让这样的国家考虑以吸引移民来解决人口问题，还需要很 多年的努力，也需要人们彻底改变态度。我怀疑日本还能有多少年 的时间，去面对这个人口问题。如果日本人再把问题搁置10年至 15年才来解决，到时恐怕已是在走下坡路，回天乏术了。
日本已经历了两个“失落的10年”，眼前又进入第三个。1960 年至1990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为6. 2%。日本人民 从战后的废墟中重新振作起来，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刻苦耐劳地把国 家建立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日本商人在西方国家积极抢购房地 产时，有分析师一度惊慌警告，日本企业大集团将在经济放缓的发 达世界称雄。这和今天一些人对中国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然 而，日本的资产泡沫在1991年破裂，经济从此长期陷入低迷。日 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自1991年以后便只有微不足道的1%。 在我落笔之际，日本又迎来了第三个令人沮丧的10年。除非日本 能尽快采取果断行动解决人口问题，否则无论政治或经济政策如何 改变，都无法让它恢复一丝战后的活力。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决定了人民的命运。人口萎缩意味着国家 的力量正在减弱。年长者小会想要换掉他们的汽车和电视机。他 们不会购买新的西装或高尔夫球杆。他们已拥有所需要的一切，并 几乎不到高级餐馆用餐。为此，我对日本的未来感到十分悲观。 不出10年，它的国内消费就会开始下降，而这个趋势或许无法逆 转。这也部分说明为何日本政府在反复推出经济刺激配套后，仍没 有见到太大的效果。以全球的发明专利申请计算，日本如今依旧是 继美国之后发明最多的国家。然而，新发明来自年轻一代而非年长 一代。就拿数学领域来说，一个人会在大约20岁或21岁时达到巅 峰。没有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在过了这个年纪以后，还能取得更了不 起的突破。

2012年5月，我到日本参加一项题为“亚洲的未来”的国际会 议。这项会议由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由于想了解一些日本领导 人对人口问题的真实想法，我在和他们交谈时刻意将问题问得婉转 一些。我没有问：“你们会否接纳移民？”而是问：“你们有何解决 方案？ ”对此，他们的答案是：“更多的托儿津贴和婴儿花红。”这 让人感到失望。婴儿花红并不足以扭转局势。政府为鼓励人民多 生育而出台的激励措施往往作用有限，因为这不是钱，而是生活方 式和志向改变的问题。即使是一些看到成效的国家，例如法国或瑞 典，这个过程始终是缓慢而代价高昂的。
日本人是了不起的民族。当日本东北部在2011年3月11日发 生大地震时，日本人的反应让全世界的人感到佩服——他们在经历 地震灾难后没有恐慌、没有掠夺，在满目疮痍中不失优雅和尊严， 并互相关怀和帮助。我们鲜少见到一个社会在经历了这样的浩劫 后，还能如此冷静、自律和有秩序。此外，日本人在做每一件事 时，无论是生产毫无瑕疵的电视机和汽车，还是制作最美味的寿 司，都力求完美，这种精神也是无可比拟的。

日本劳动队伍所展现 的团队精神，也让他们比其他国家更占优势。若论个人能力，韩国 人和中国人或与日本人旗鼓相当，但说到团队精神，日本人则是举 世无双。或许是日本人这些了不起的特质，让我一度相信他们在看 清事情的严重性后，就会从人口问题的迷思中觉醒。毕竟，一个国 家如何能眼巴巴看着邻国越发强大而自己不断衰弱，却还坐视 不理？

然而，我不再相信日本人必然会及时反应过来。随着一年又一 年过去，他们始终毫无动静。较有可能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平 庸。诚然，处于中层阶级的日本人在此后的许多年，仍然能过着舒 适的生活。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并没有累积巨额外债。 它也走在科技的尖端，而人民的教育水平也高。但日本人终究无法 逃避他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假如我是一个年轻的日本人，又懂得说 英语，我大概会选择移民。
问：我们正在看到局势快速变化。不久以前，日本还处于迅 速崛起之势。您对如今的事态发展感到意外吗？
答：我没有预料到会是这样，然而生活方式改变了。

问：您曾经说过，当日本人到了绝境的时候，作为一个民 族，就会有所反应。基于文化的影响，他们会奋起反 击。您为何就不认为他们能克服人口问题？
答：你说的是他们对抗外人时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他们 是在和自己人对抗。他们的女性和男性都得改变态度， 才能提高生育率。但日本女性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不 再甘心只当父母、公公婆婆、丈夫和孩子的侍奉者。她 们已群起反抗。
问：这是否也表示，政治领导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表现失 败？比方说，新加坡也面对类似的问题，但这里的领导 人会尝试在这方面给予指引，并说服、提醒和劝告新加 坡人。
答：或许是文化不同的缘故，他们不公开讨论这些事情。即 使他们这么做，我想日本人的想法也不会改变。
问：那么，这是政治领导人想要行动但知道人民不愿意的问 题吗？还是政治领导本身也同意人民的想法？
答：政治领导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如果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萎 靡不振的状态，其领导人也无法施展什么魄力。日本人 知道自己处于这样的状况，却无动于衷，一副松散的 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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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问：但日本人向来不是这样松散的人。
答：遗憾的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确实表现得如此。
问：那么，您也不认为一名英明领导的出现，能为日本带来 转机？
答：是的。
问：但您也同意日本不稳定的政治格局确实于事无补。您对 这种不稳定性有何解释？
答：曰本政治领导权在众武士首领间轮替。日本国会中有不 同武士首领所领导的派系以及他们的武士。手下的武士 越多，就越有可能登上首相的宝座。我不晓得他们会不 会转而投靠别的阵营。或许他们会为了谋得政治职位而 这么做。但无论如何，这会造成不稳定，并无法让任何 曰本领导人有影响政策的机会。
问：或许日本人对人口问题是这样想的：是的，人口会萎缩, 经济会走下坡，但如果能保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生活 水平，我们就不会有事。
答：不。一个老龄化的人口将无法维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能让经济不断发展的是年轻人，而他们缺乏年轻人。
问：一个势力减弱的日本，会对地缘政治造成什么样的影 响，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正在崛起？
答：中国的崛起对日本人而言是太大的问题，就算他们生育 更多孩子，人口还在增长，也于事无补。他们无法抵抗 中国，也绝对不能再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试图大举 侵占中国，还险些得逞。他们需要美国给予安全保障。 日本人自己是无法压垮或阻挡中国人的。但假如他们和 美国人联手，则能这么做。日本会继续和美国保持这样 的同盟关系，但它会是势力较弱的盟友，也是一个较 小、实力正在衰退的盟友。
问：那么，日本人会紧握美国人的友谊之手？
答：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与此同时，他们仍会到中国投 资，和中国人交朋友，从中获得一些商机。
问：冲绳对日本人而言是一个难题。美国人把大多数的军队 派驻那里，但冲绳的老百姓觉得，要他们为整个日本的 安全背负这样的一个包衹，是不公平的。您认为美国人 最终会被迫离开吗？若是如此，这将对日本的安全造成 什么样的影响？
答：我无法预测曰本人最终是否会支持冲绳人民的看法，将 美国人送走，但这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倘若他们这么 做，美军将撤退到关岛和中途岛，而这些岛屿离曰本 很远。
问：您认为20年后的日美同盟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答：这得看到时美国经济的情况。如果美国到时已无法负担 这样的同盟关系，那它将逐渐淡化。若是这样，日本就 得向中国低头，成为其附庸国。
问：附庸国？
答：是呀，它无法对抗中国，必须听中国的话。假如日本船 只和中国船只在钓鱼岛相撞，日本船只会撤退。
问：您认为日本自卫队会走向军事正常化吗？
答：假如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减弱，日本或许会以建立防 御性核武力量作为最后手段。
问：而这将有助它对抗中国？
答：不是对抗，而是自卫。它如何对抗中国？三枚炸弹就能 将曰本彻底炸毁。然而三枚炸弹不能将中国彻底毁灭。
问：北京会阻止日本走向军事正常化或发展核力量吗？
答：它如何阻止？日本有权武装自己。中国能够做的是进一 步增加自己的军备。
问：中日关系一直受另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记忆。这个问题会久久得不到解决吗？
答：日本人曾侵占中国，并占领了它所有主要城市。若不是 美国人恫言禁运石油，他们或许已呑并整个中国。倘若 如此，我也不知道他们能坚持多久，因为他们必定会深 陷游击战的泥沼3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件事。
问：日本人坚持他们已多次道歉。
答：他们是道歉了，但他们也同时继续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 神社c
问：您曾经转述一名日本领导人所说的话，指美国人和越南 人交战后，过了一段时间又能握手言和。但曰本人与中
国人打完仗后，过了 100年也无法言归于好。
答：这场仗打了很久，从1931年就开始了。
问：您对此有何解释？
答：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而一个比它小很多 的国家居然想将它呑并。由于当时的中国被军阀搞得四 分五裂，因此日本险些就成功了。
问：所以，两国的人民之间积怨很深。
答：我不会这么说。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十分引人注目。曰 本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力邀日本投资，以得到其技 术。中国提供了一个廉价的生产基地。但二战问题是时 不时可用来激起爱国情绪的工具。
问：新加坡和东南亚应该希望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改善、两大 经济体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吗？
答：是的，这两个国家的繁荣，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

朝韩：偷天换日

我从未到过朝鲜，也从没有要到那里的强烈愿望。那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国家。即便是在中国，人民也享有某 些基本权利：但在朝鲜，人民几乎与世隔绝。朝鲜自 称是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事实上它是全世界治理得最差的国家之 一，就连让人民温饱的基本要求，也无法达到。
在可预见的未来，朝鲜半岛的形势估计将保持不变，因为眼前 并没有什么改变现有均势的强烈动力。关注朝鲜问题的各方，包括 中国和美国，几乎都不希望看到战争爆发或和平统一的情况出 现——至少在短时间内。这其中的风险太大了。
朝鲜不希望重蹈覆辙，再像1950年那样向韩国宣战。他们深 知自己不可能打败美国，而后者会基于战略原因集结一切所需兵力 保护韩国。但即使没有美国介入，朝鲜也无法战胜韩国。朝鲜虽 然推行全面先军政策，但韩国有着绝对的经济优势。若相信打仗时 军备胜过一切，就是犯上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犯的错误。日 本人以为自己能够摧毁美国舰队，在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但 美国的工业产能足以让它再建一支新的舰队，甚至更多。因此，他 们没用多长时间又重新站了起来，对日本展开反击。到头来，决定 国家实力的是工业产能，而不是军舰和枪炮的多寡。你若光有军 备，却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即便你能为战争做更好的准 备，也未必能持久战斗下去。朝鲜人并不愚笨，他们深知这一点。
近年来，朝鲜肆意展开军事行动，不仅击沉韩国天安号军舰， 还炮击延坪岛。共有48名韩国人在这两起事件中丧生。这种挑衅 行为，就像朝鲜的核武政策一样，反映了其惯于采取边缘政策的作 风。但我相信，尽管朝鲜人的举动看似愚蠢和毫无意义，他们还是 知道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会小心衡量自己 的行动，而不至于招来严厉的报复，并在这么做的当儿，在国内取 得最大的利益。或许就如一些分析师所指出，这是加强领导权继承 人的军事与政治威信的一种较方便的方式。
相同的，韩国人也不想看到双方骤然统一。由于韩国首都首尔 在朝鲜的火炮射程之内，因此战争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冒险的。所 以，即便韩国或许能打赢这场仗，其首都也可能在战争中被摧毁， 而韩国有约五分之一的人居住在这里。可是，韩国人也未必乐见和 平统一。尽管统一是他们的长期愿望和最终目标，韩国人却认定和
平统--假如双方协议这么做"一的经济代价会大得令人咋舌，
因此他们宁可暂时将它缓一缓。朝鲜为韩国带来的问题，将比东德 为西德带来的严重两三倍。这是因为朝鲜比东德的情况糟糕得多。 而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至今仍未摆脱统一所带来的影响。说“让我 们重归统一”是一回事，要说“我们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接济你们， 直到你们也和我们拥有同样的生活水平”，则又是另一回事。韩国
人会更希望看到朝鲜逐渐向世界开放，并在隔了一段较长的时间， 或许是改革开放数十年后，才同韩国统一。
最后，曾在上世纪50年代于朝鲜战争中交手的两大强国中国和 美国，也不会对朝鲜半岛的现状感到不满，不然对它们来说，情况 可能更糟。美国人刚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劳民伤财的战争抽身， 并己无心恋战。虽然没有人会质疑他们保护韩国的决心，但他们必 定希望局势长期保持平静。
中国则不希望看到韩朝通过战争或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中国 人把朝鲜视为缓冲国。统一的南北朝鲜将受韩国控制，而美军将有 可能获准前往位于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中国人极不愿意看到美军在 自家门前徘徊，而这正是促使他们当年介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即使 美国人同意在韩朝统一后撤出朝鲜半岛——而这是一个很大的未知 数__一中国仍然不会将统一视为好消息。他们为何要看到邻国出现 强大的、统一的南北朝鲜？按常理说，邻国内部分裂，自己岂不更 加安心？
因此，眼前的情况并非不稳定。各方都会非常、非常谨慎地行 动。朝鲜问题在未来10年到20年或许仍会存在，并几乎没有什么 改变。当朝鲜老百姓能较自由地与外界联系时，局势就会有新的
突破。
此时，朝鲜执意发展核武器，对国际社会造成威胁。在这件事 上，唯有中国能对朝鲜发挥影响力，然而他们也没能说服朝鲜放弃 核武器计划。朝鲜政权认为，拥有核武器对其生存至关重要。他 们不完全信任中国人，因为他们看到中国人在需要韩国的科技和投 资时，是如何积极地与对方接触。朝鲜或许愿意把核武器封存，在 遇到紧急情况时才启动。前提当然是他们继续要求国际援助时，能
及时地获得援助。但要他们完全放弃核武器则是免谈。当我尝试 站在朝鲜人的立场思考这件事情时，我得出以下的结论：中国人会 对我施压，但我倒下对他们并没有好处。那我为何要听中国人的 话？利比亚的遭遇必定让他们确信，坚持不放弃核武器才是上策。 利比亚的卡扎菲向西方低头，放弃了核武器，结果在国内爆发叛乱 时，无法阻止法国和美国介入支持叛乱分子。卡扎菲在2011年10 月遭叛乱分子处决。他的下场一定让金氏家族的成员不寒而栗。
在朝鲜举棋不定之际，韩国将继续沿着其增长道路前进。韩国 向来表现不俗，而这样的表现还能维持许多年。它向世界，尤其是 中国开放，充分利用这个巨大邻国在市场和劳动力资源方面所提供 的优势。当我在几年前走访韩国时，我所遇到的韩国商人几乎个个 都在中国做生意。韩国人也是中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他们学习 中国人的语言，为将来建立重要的关系。韩国人愿意协助谱写本世 纪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故事，而这将为他们的经济带来强大的推 动力。
韩国所生产的一些产品，包括发光二极管屏幕，全球最好。像 三星、乐喜金星（LG)以及现代等韩国财阀，都能与世界上最成功 的跨国企业分庭抗礼，而研究和开发新技术也是它们的强项。对一 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新兴经济体来说，这样的成就是非常了不 起的。

朝鲜族是该区域最强焊的民族之一。这是因为，当年蒙古大军 四处征战时，就止步于朝鲜半岛。他们在渡海侵略日本时遇到阻 碍，当中有许多人索性在朝鲜半岛定居。因此，朝鲜族拥有中亚最 骁勇善战者的血统。他们是顽强的民族。如今，我们还能在某种 程度上看到他们这样的特质。此外，他们的人民教育水平高、刻苦
勤奋，并注重考试。他们将能保持着这样的高素质。
然而，过去的成就不能担保将来也成功。韩国需要克服社会内 的一些障碍，才能继续发展。
首先，他们必须密切留意人口的总体趋势。韩国的生育率也相 当低，但它比日本更愿意接纳外国人，而这就形成了明显的优势。 韩国人必须不断想办法填补婴儿短缺，确保国家长期不断向上 发展。
再者，韩国人若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拥有较大的共识，而不是比 其他社会更常陷入内部纷争，那对未来更有帮助。例如，各政党针 对财阀所应扮演的角色，以及政府是否应更约束它们以重新分配财 富的争论，已迫使一些企业考虑将更多业务迁至海外。这些争执将 耗损韩国社会的精力和资源。韩国人若能团结地说“让我们一同攻 下全球市场”，韩国就会更加富强。
问：您认为东北亚会出现核竞赛吗？
答：朝鲜或许已拥有核武器。因此，现在只待韩国也发展核 武器了，而我相信它是有能力这么做的。倘若美国的经 济走下坡路，无法再在亚洲部署军力，它就会这么做。 因为美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它届时将无法保障韩国和 日本的安全。
问：那日本也会成为核俱乐部的一分子？
答：我想日本将会是最后一个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因为广岛 和长崎的经历让日本更清楚其后果，这并不只是关系到 被炸死的人，还有那些存活下来，却因血癌及其他疾病 而死的人。因此，日本民众对核武器相当反感。
问：但假如日本和韩国都拥有核武器，东北亚局势不就变得 更安全吗？倘若它们都拥有核武器，它们就不能向彼此 宣战。
答：这得看情况。有关核武器的理论有好几种。若你能一举 歼灭敌人，那么敌人的核武器就没什么作用，除非敌人 先发制人。但若首轮攻击不能彻底击垮敌人，而对方还 能还手，那么确保同归于尽的威胁就相当可信。
问：那您不认为朝鲜半岛在未来几十年内会有战争爆发？
答：我想不会。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问：对朝鲜领导人来说，利比亚的情况可作为前车之鉴。那 缅甸是否也有什么能让他们借鉴的？缅甸政权也同样改 变了。
答：缅甸的将领觉得自己正在原地踏步。他们能看到泰国人 所取得的进展，并认定不可以再这么继续下去，因为这 样的话迟早会垮台。但朝鲜人和缅甸人不同，他们有不 同的文化。那些裹着纱笼、戴着头饰的缅甸将领，怎么 看都没那么冷酷和刚毅。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民族。
问：韩国对朝鲜政策在金大中的阳光政策之后就起了很大的 变化。李明博总统对朝鲜就采取强硬的态度。您认为这 是明智的做法吗？
答：金大中的政策并不奏效。如果是管用的话，这个政策就 会继续推行，但它仅仅是让朝鲜占了便宜。李明博的政 策较为合理。如果给了对方面包他们却反咬一口而不懂 感谢，那何必多此一举呢？
问：对于韩国，您曾经说过，他们在大约10年前过于迅速 地从军法统治转变为自由民主政治体系，让工会制造了 许多问题等等。眼看韩国今曰的成就，您认为他们成功 转型了吗？
答：我认为他们或许可以在少了这些激进工会的情况下，以 更渐进的方式改变。如今他们的工会仍然势力强大。你 也看到他们是如何高举拳头、集体罢工的。这已成为他 们文化的一部分。
问：一些人会说这是韩国制度的强处，是一种精力充沛的 表现。
答：日本的性格也很刚毅，但他们的工会只让成员戴上臂 章抗议，从不罢工。他们将公司及国家的前景摆在自己 的困难之前。韩国人在这方面态度有所不同。

印度：受种姓制度羁绊

经过这些年，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和印度是不能相比 的。中国是经过自然发展逐渐形成单一国民的。它 不是一个由外人打造的国家。中国有九成人口是汉族 人，而全国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同一种语言。中国有着印度所缺乏的 某种凝聚力。印度境内使用的民族语言超过400种①，而在英国统 治者还没到印度建造铁路将其统一之前，印度人是由不同王公、苏 丹或纳瓦布（地方行政长官）管治的多个族群。鉴于语言环境的多 元化，在德里，你无法同一时间向超过40%的人发表讲话（德里位 于印度的印地语地区；根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印度有41%的人以 印地语为母语。而旁遮普人虽不以此为母语，但也通晓它）。印度 的许多语言，例如泰米尔语和旁遮普语，在历史上毫无关联，说其 中一种语言的人和说另一种语言的人可能是鸡同鸭讲。如果你说英 语，那么12亿人口当中只有2亿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如果你会 说印地语，那你就能争取到约5亿听众。如果你只会说泰米尔语，
①资料来源：《经济学人》2012年2月。
那你的听众就只有约6000万人。这对印度任何一位总理来说都是 很大的障碍，因为他们没有一位总理通晓所有的语言。

印度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性的实体，那是英国人想出来的概 念。尽管英国统治者及印度民族主义者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为一 个国家的印度始终是理想多过现实。
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相提并论。若问印度是 否能取得和中国一样的成就，就如同问能不能把苹果变成橙子。因 两国根本上的区别而产生的不同结果，也相当明显。一个能迅速将 事情办妥，另一个则口沫横飞，却少有付诸行动的意志或魄力。印 度就是不具备中国那样的决心和专心致志。
这种分裂的情况，也体现在印度的政治体系上。身在德里的领 导人无法令各邦首席部长按中央政府的意思办事，因为他们不是靠 中央领导，而是靠老百姓的选票获得委任。在中国，你得听从中央 的指示，否则就得靠边站。整个国家以一致的步伐向前迈进。但 印度的内部差距太大，无法像中国一样在单一制度下保持统一。
在中国成功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印度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 向国人下挑战书，让印度不是在2016年，就是在2020年主办一场规 模不逊于北京奥运的运动会。这会发生吗？不管你对中国的计划 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有何看法，他们毕竟是执行了这样的政 策。根据2012年9月的一篇新闻报道，中国人可以把七个月的胎 儿拿掉。陕西省一名妇女冯建梅因为没征得官方批准就怀孕，在怀 孕后期被迫堕胎。这就是中央集权体制的运作方式。你若犯规， 就必须堕胎。印度人则不会尝试立下规定，更谈不上去执行它。
种姓制度使印度的情况更为复杂，这是阻碍其发展的另一个重 要因素。根据种姓制度所定下的规矩，若你与比自己阶级低的对象 结婚，你就自动失去原有的阶级身份。因此，婆罗门人（僧侣阶 级）只会同婆罗门人结婚，吠舍人（平民）只会与吠舍人结婚，而 达利人（贱民）只能与达利人结婚等等。
属于僧侣阶级的婆罗门人，以个人来看，同世界上任何人一样 聪明，当中有许多人通晓多种语言。那么，种姓制度对印度造成什 么样的影响呢？我接下来要提出的看法，或许不太受人欢迎，但我 相信它是事实。从宏观的层面来看，种姓制度限制了各阶级基因库 的多样性。年复一年，人们的总体智商会受这种孤立性的影响。 中国古代杰出的官员能够三妻四妾，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上任，就有 机会将自己的基因散播开来。他在悬车告老后多半会选在苏州定 居，因为那里气候温和，并且妻妾成群。然而印度的婆罗门人，则 不能与非婆罗门人结婚，否则就会失去其社会地位。如果没有种姓 制度这回事，婆罗门人就能够散播他们的基因，那印度各地拥有一 半婆罗门血统的人就会明显增多。假设你所处的社会突然规定，大 学毕业生若与非大学毕业生结婚，就会自动失去原来的社会地位， 那你的社会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在上世纪70年代首次领略到种姓制度的巨大影响力。当时 我有一名属于婆罗门阶级的私人秘书，名叫A.桑卡兰。他的父亲 是新加坡登路印度庙的祭司。你可以从桑卡兰的身体特征看出他是 一名婆罗门人。有一回，他跟随我访问印度。当我们到了首席部 长官邸时，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抵达时，桑卡兰和执 勤的勤务兵说了几句话，而他们就立刻听从他的指示。他们从他的 谈吐以及特征看出他是婆罗门人，因此他的话相当具有权威性。勤 务兵都听他的话。桑卡兰如今虽已逝世，但此事让我毕生难忘，因 为它让我大开眼界。一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新加坡籍婆罗门人仅 仅同一群印度勤务兵说了几句话，就因阶级身份高而得到他们的 尊重。

另一件事则在约20年前发生。当时我又到访印度，坐在一辆 从阿格拉开往德里的汽车上。阿格拉最高官员陪我前行，我趁机询 问他有关种姓制度的问题。我对他说：“假如我告诉你我是婆罗门 人。你会相信吗？ ”他回答说：“唔，如果你有婆罗门人的地位、财 富以及举止，我或许会相信你。但如果你要同我的女儿结婚，我就 得展开最深入的调查。”我接着问他如何在像德里这样的大城市追查 一个人的底细。他回答说，德里也不尽是一片人海，一个人总得在 某处落脚，因此是可被追查到的。
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但情况至今也没有什么重大改变。在 印度最国际化的都市里，例如孟买，种姓制度的影响或许稍微小 了。但就整个国家而论，阶级意识的降低是微不足道的。印度或 许还需要经历数十年甚至是数百年的逐渐变化，才能摆脱种姓制度 的影响。
鉴于这些阻力的存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差距将逐年扩大。印 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500美元）不及中国的（5400美元）三分 之一。印度的增长率是中国的60%到70%。我不认为他们能赶得 上。印度某些地方会因私人企业实力雄厚，而比其他地区发展得 快。孟买是一个主要的增长区。班加罗尔是另一个迅速增长中的 城市，这有一部分是因为那里有像N.R.纳拉亚纳•穆尔蒂这样的世 界级企业家所领导的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印孚瑟斯（Infosys) 等企业。然而，印孚瑟斯能聘请多少人呢？这样的活力在印度并 非处处可见。
或许是因为相对缺乏机遇，又或者是因为国家潜能受官僚主义 所限而感到苦闷，许多有才干的印度人都离开印度到国外寻找更辽 阔的天空，并一去不复返。这是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一个关键的差 别。中国人也同样蜂拥到美国，但当中有不少人会回国创业。中 国提供了印度所无法提供的机遇。换句话说，中国人才外流的情况不 比印度的严重。选择离开印度的往往是最优秀的人才。他们管理着 世界上一些规模数一数二的集团，其中包括百事公司及德意志银行。
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重要领域也处于明显的劣势。这个 国家已具有不利于投资的名声，因为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集装箱 码头、铁路、机场、通讯及宜居城市等不够扎实，不利于经商。中 国有许多日本投资者因希望分散投资而尝试到印度设立工厂或矿 场，却惊讶地发现印度的基础设施相当破旧。若是这样，你要如何 把货物运来？如何把成品运出？中国高速公路总长度从1988年的 不到100公里增加至2010年的7. 4万公里，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 相比之下，印度高速公路总长度只有700公里。印度政府如今计划 在未来5年耗资1万亿美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这要由谁来建？ 如果是由印度人自己来建，这将耗费很长的时间。比较实际的做法 是发放特许权给日本人、韩国人和中国人，由他们代为建设。这么
一来，或许四五年就能建好。然而印度会这么做吗？我不太肯定。
我是带着难过的心情对印度作出这些观察的。我一开始是为印 度加油，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领悟到了 两件事。第一，民主制度并非什么灵丹妙药，它无法为所有人解决 所有的问题。第二，社会内有一些根本的势力是难以改变的，那些 历史越是悠久的国家越是如此。印度受制于其内部结构几乎无法改 变的现实，并被种姓制度紧紧束缚，无法挣脱。
问：您提到印度的多元性。但印度人不分语言或阶级，在甘 地和尼赫鲁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答：不，当你说他们团结起来，他们其实是为了某个目标而 团结。甘地反对缴盐税，而印度人觉得这关系到自己的 利益，因此他在此过程中成为了代表人物。尼赫鲁是首 个世俗领袖，人民对他的期望自然很高。他的英语演说 能力很强。他在1947年8月14日印度独立前夕发表的 英语演讲，有个非常动人的开头：“当午夜钟声响起， 世界还在沉睡，印度将从梦中苏醒，重获新生和自由。” 但只有六分之一的印度人听得懂这段话。出身于克什米 尔家族的尼赫鲁，印地语说得不十分流利，而他也曾对 这一点表示遗憾。他在英国的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受 教育。
问：但尼赫鲁如今在印度是备受景仰的人物，就算不是印度 六分之一听得懂他的话的人，也照样崇拜他。
答：是的，但这是留恋过去和渴望时光倒流的表现——要是 尼赫鲁坚持下去，改变印度，那就好了。但随着我的年 纪越大，我就越觉得伤感。我看不出尼赫鲁——即便他 还活着，并还年轻有魄力一能够改变印度的结构。当 我还年轻时，我以为他可以做得更多。如今，我相信他 也无法再做什么，因为他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文化偏 见，尤其是种姓制度:，
问：您过去曾经形容英迪拉•甘地为一名意志坚强的女人。
答：是的，她确实是个性格顽强的女人。
问：她在领导印度时，时而显得专制。这是否意味着印度目 前需要这样的领导人？
答：我认为印度需要更强势的领导。这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本 质促使它面对来自四方八面的拉力。
问：印度的体制有哪些让您欣赏的强处，而那也是中国的体 制所没有的？
答：他们最大的强处也是他们的弱点。印度社会是如此多元 和不尽相同。他们每一次发生地震，震破的石子（若把 印度比喻成石子）不管怎样群起移动，都不会分崩离 析，石子仍在原处。我不是说中国面对同样的情况会崩 溃，但以印度的情况而言，它有不同的地方政府和首席 部长，虽然不断地移位，却总能保持协调。
问：那么印度人常说的人口红利又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人 口当中有一大部分是年龄介于15岁到35岁的年轻人。 这能成为他们的经济优势吗？
答：这会给印度增添年轻的动力。印度的生育率为2.5，比 中国的高出许多。中国有一天或许会后悔不早一些放宽 计划生育政策，但印度所面对的问题，是为年轻人提供 足够的住屋和教育机会，以及更好的生活水平。这个国 家的一些地方连学校都没有，学生得在大树下上课。因 此，人口增长最终可能产生更多文盲。
问：您预计相对于美国，中国在亚洲会变得日益强大，并占 据主导地位。您认为印度在这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答：印度将在印度洋扮演很有影响力的角色。尽管（由英国 人打造的）印度陆军和海军是分开管理的，但它们还是 保持了一定的实力。我曾看过印度共和国日（国庆日） 的阅兵仪式，那是在丨996年1月到访德里的时候。整 个场面非常壮观。我看到裹着高头巾、身形魅梧的拉其 普特人和其他种族的士兵听从同一个总司令的指挥。海 军和空军也是如此。他们是一个统一的力量，在印度洋 所能展现的实力不容小觑。
问：印度社会若是如此分裂，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答：军队是个制服单位。若你选择入伍，就得听从命令。但 在政府，地方不一定听从德里的指示。更何况，国家安 全比什么都重要，因此他们在国家防卫方面下了很大的 工夫，其中包括安达曼群岛的防卫。虽说这些岛屿离德 里有好几千英里远，但仍是他们的领土。
问：印度也能在大平洋发挥影响力吗？
答：不，我不认为印度海军能进入太平洋。我相信中国人会 尝试控制缅甸和巴基斯坦的港口。事实上，他们正在建 设港口，以确保从非洲运送原材料回中国的船只能安全 航行。但他们无法在印度洋称霸。
问：那美印关系呢？您认为它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答：这将一直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因为美国需要有国家协助 平衡中国，而印度是唯一在人口方面与中国不相上下的 国家。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仍旧比中国低许多，但其中 有一大部分是用在武装部队上。但你也必须合理地看这 件事。中国人已把女宇航员送上太空，而印度人则还没 有这么做。我并不怀疑印度人做不到，但他们或许得花 上更长的时间，而这也将耗费许多原本能用来促进国家 发展的资源。但中国人这样做是为了向美国人证明：你 们能做的，我也能够做。
问：我想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您走访印度时，有什么地 方是比较吸引您的呢？
答：我有好些年没有到印度了。首先，他们说的是英语，而 这较有利于沟通及建立关系。另外，印度的食物也非常 美味。
问：您吃得惯印度的香料和咖喔？
答：你可以吩咐厨师不要把食物弄得太辣。但我不喜欢的是 那些顶级酒店周围的非法棚户区。有一回，我入住一个 印度城市新盖好的喜来登酒店，而马路对面就突出地立 着一个违规建造的棚户区。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在中国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安置无 家可归的人，但他们是绝对不允许这些人在城市内胡乱 搭建棚屋的。

马来西亚：分道扬镳

英国人在离开时给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留下大致相同的遗产，两国在后殖民时期的发展水平也旗鼓相当。但是，这两个国家在1965年以后所选择的道路却迥然不 同。马来西亚选择成为一个以说马来语为主的国家，而新加坡则选 择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建立了多元种族的社会。随着马来人口的 比重日益增加，一个说马来语的马来西亚将成为更根深蒂固的 概念。
在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的近两年时间里，我领导其他人组织联 盟争取建立一个属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竭力克服种族问 题。然而，此举遭遇强烈的反对，有时更引发暴力抗议。这最终 导致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
我这一代人一直都相信新加坡和马来亚是一体的。英国人在战 后将我们分开，成为个别殖民地，而我们则争取合并。马来亚领导 人一开始并不想让新加坡加入，因为我们的华人多，会打乱整体的
种族结构比例。英国人最终说服马来西亚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 曼，让他相信随着左派分子在新加坡华校日益壮大，新加坡倾向共 产主义的危险实在太大。他终于同意让新加坡连同沙巴及砂拉越 (沙捞越）一起并入马来西亚，以沙砂两地较低的华人比例平衡我 们的影响。
但在我们加入之后，东姑告诉我：“你的政党不该打马来西亚马 来人的主意。”新加坡当时有三个以马来人居多的选区，即芽笼士 乃、甘榜景万岸以及南部岛屿，他不希望我们接触那些他认为是马 来人地区的选区。然而，我们无法遵从这点，而必须依照宪法行 事。宪法没说那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而是“马来西亚人的马 来西亚”。我们仍旧组织了马来西亚团结总机构，提倡打造真正的 多元种族国家。我们说服砂拉越、槟城和怡保的政党加入，其中有 好几个马来族代表。随着总机构的实力越来越壮大，东姑感到十分 不快，接着我们被告知新加坡得脱离马来西亚，否则将有流血事件 发生。我的内阁当中有一些人反对脱离马来西亚，特别是时任副总 理的杜进才。杜进才在怡保出生，而脱离马来西亚违背了他的意 愿。他想见东姑，我也鼓励他这么做。但东姑拒绝见他，并写信 表示自己已无法控制大局。东姑写道：“这件事绝对别无选择。”
1963年至1965年间，我以新加坡总理的身份出席马来西亚的统 治者会议。出席的统治者都是马来人，他们身穿制服，并有护剑官 陪伴左右。所有州务大臣都穿着马来传统服饰，只有我是例外。 这不仅仅是象征性举动，而是要表明：“这是马来人的国家。你绝 不能忘记这一点。”
新马分家后，我们在马来西亚尝试在种族课题上朝着不同愿景 所作的努力也告终结。回首过去，我感到十分遗憾。假如东姑态 度坚定，摆平了马来激进分子，建立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让华人 和印度人在警队、军队和行政机关里分享权力，马来西亚将比如今 更加繁荣和公平。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大部分也都能在马来西亚各 地复制，两国的情况也将更好。
我大概是对东姑身为一名马来领袖所能扮演的角色，以及其能 力的局限过于乐观了。他出生于不同的年代，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 长大的，因此将所有的人——包括异族同胞，视为英国子民。他的 朋友是华人。他在剑桥大学最要好的朋友是蔡承嘉，而他会打电话 给蔡承嘉说：“过来我这里一起享用烤牛肉和白兰地。”东姑也接受 新加坡的发展更迅速，并将成为马来西亚的“纽约”的现实，而他 可从吉隆坡治理整个国家，并让它成为马来西亚的“华盛顿”。然 而，我一开始没能意识到的是，他无法阻止马来激进分子推动以马 来人为主的议程。我早该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之初就看清形势，尤 其是考虑到他们当时为了不让华人超越其他种族的人数，而坚持让 沙巴和砂拉越加入的决定。马来人既然在马来亚掌权，当然也希望 在马来西亚联邦继续当家做主，确保这个国家永久属于他们。
马来西亚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使马来人特权更加难以动摇。在 过去40年内，也就是打从马来西亚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马来 西亚华人和印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已大幅下降。华人在1970年 占总人口的35.6%,这个比率到了 2010年的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已 下滑至24.6%。印度人口的比率在同时期从10.8%下降至7.3%。
这样的种族成分变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马来人生育率较高是 其中一个原因。此外，马来西亚也迎来很多移民，例如移居沙巴的 菲律宾人。其政府之后被指向外国人大量发放公民权，以致得召开 听证会调查此事。许多华人和印度人选择离开。那些受过高等教 育的人尤其常听到父母这么劝告他们：“这是你赴外国大学留学的护 照。别回来了。”
我们有40%的新移民来自马来西亚。那些经济条件更好的人会 选择移民到更遥远的国家和地区。对受华文教育的移民而言，台湾 是他们早期的首选。近年来，也有马来西亚华族和印族移民选择在 欧美和澳大利亚定居。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出人头地的，例如前任 澳大利亚金融部长黄英贤。至于那些选择留下的人，一些是没有能 力离开，另一些则仍然能突破歧视性政策的局限，通过从商过着不 错的日子。后者有许多是同有关系网络的马来人合伙，而他们和印 度尼西亚的“主公”企业家没什么不同。这些华裔“主公”同能取 得执照却不怎么懂得打理生意的印度尼西亚人合作，负责处理公司 业务中繁琐的事务，并因此分得一杯羹。但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子 女将如何选择。在马来西亚，当中有许多人会到外国求学，之后就 移民他乡。
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政策让它处于劣势。这么做是自行缩小国 家的人才库，不利于打造一个擅用各族所长的社会。他们为了维持 一个族群的主导地位，甘愿牺牲人才。马来西亚政府近来也较愿意 承认，这些人才已流失到海外其他充满活力的城市，并试图吸引一 些旅居海外的马来西亚人回国。但现实情况是，这些举措或许来得 太晚，作用也太小了。在一个环球化的世界里，技能、才智和干劲 将日益成为人们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而马来西亚正在失去优势。 它在对外竞争中让其他国家领先一步。
华族和印族选票的影响力最终将变得微不足道。当这一天到来 时，华人和印度人将无法用选票表达诉求，也不能期望为自己争取 建立一个公平和平等的社会。
2008年马来西亚大选过后，一些人强烈感觉到这个国家即将迎 来真正的改变。反对党发出包括废除一些种族主义政策在内的竞选 承诺，结果他们取得的战绩是连支持者也始料未及的。就选票而 言，这是反对党自1969年以来所取得的最佳成绩。就国会议席而 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国民阵线（简称“国阵”）政府失去 了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优势。大选一年后，纳吉•敦拉萨接任首相 一职，过后推出“一个马来西亚”政策，以促进种族和谐和加强国 家团结。
纳吉首相之所以提出“一个马来西亚”政策，是希望赢回他的 政党在2008年大选中失去的一些华族和印族选票。然而，选民是 否为之所动？马来人是否热烈欢迎“一个马来西亚”政策？他一 开始或许是雄心勃勃，但政治现实也许限制了他后来的行动。他是 不可能在不失去马来核心支持者的情况下赢得华族和印族选票的。
“一个马来西亚”这个政治口号，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我 在政策推出后不久和马来西亚的华文媒体代表见面。他们告诉我说 他们一开始是将之报道为“一个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但后来被更 正为“一个马来西亚”。换句话说，人民共享一个马来西亚，但马 来族、华族和印族各族群之间仍保有清楚的界限。这个政策是否能 显著地为非土著公民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有待观察。
如果说那些希望“一个马来西亚”政策能够为种族关系开创新 时代的人想法不切实际，那么指望反对党有一天能这么做的人也好 不到哪里去。首先，反对党联盟是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夺过政 权。但即便它成功了，要废除马来人享有的特权，也几乎是不可能 的事。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仔细研究人民联盟（简称“民 联”）。这是一个临时凑合起来、投机取巧的团队。它连一套稍微 一致的理念也没有，仅被一个将政府拉下马的共同愿望维系着。只 要它一日不掌控联邦政府，无需执行上述的多元种族政策，它就能 维持表面上的团结。然而到了紧要关头，民联将无法摒弃马来人至 上主义。倘若民联真的被赋予全力推行政策的权力，这个谎言就会 被拆穿，它不是被内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就会因犹豫不决而陷入 瘫痪。联盟内以马来穆斯林为主的马来西亚伊斯兰党，将在胜利中 拥有绝大部分或至少足以行使否决权的议席。倘若民联想朝任何有 意义的方向迈进，就会立刻遭到它的阻拦。若是这样，马来西亚伊 斯兰党就和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一样，屈服于来自马 来选民的选举压力。
要了解马来人特权为何在马来西亚社会根深蒂固，巫统或国阵 能否继续执政不是关键。与其将巫统想成会继续执政的实体，我倒 是把马来人视为将一直控制多数国会议席的阵营。无论是哪个政党 取代了巫统，成为代表马来人利益的主要政党，作风都不会和巫统 相去甚远。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不仅仅是在种族课题上立场不同，但这些年 来，我们已学会了和平共处。我们接受彼此是不同的。当我们在 1965年和马来西亚分家时，两国都以英语作为共同语言。几年后， 马来西亚决定放弃英语，让学校改用马来语教学，使之成为工作语 言。华人私下出资办华文学校。后来，政府断定人们失去使用英 语的能力将不利于发展，因此又在2003年重新让学校以英语教数学 和科学。然而，这个决定引起了马来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人的反 对，学校因此又在2009年恢复以马来语教科学和数学。当初放弃 英语的决定，并非能轻易逆转的。在新加坡，我们也保留了传承自 英国的司法独立制度。在马来西亚，政府于1988年针对一些不利
的判决做了一系列决定，其中包括开除首席大法官及其他高级法 官，并且修改宪法，削弱司法权力。20年后，由首相阿都拉•巴达 威领导的政府给予那些被开除的法官或他们的家属一笔特别赔偿 金。阿都拉自己也承认，1988年的事件是国家面对的“一次危机， 而它至今仍没能完全恢复过来”。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选择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建立各自的社会，但 我们都已明白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对方身上。我们无法改 变他们，他们也无法改变我们。我们就这么相隔两地、相安无事地 共存。
新加坡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大的武装力量，以 维护国家的主权。只要我们拥有一支能够阻吓侵略者的新加坡武装 部队，就不会有人来千涉我们。
问：回想当初，您是否觉得自己在推动建立一个“马来西亚 人的马来西亚”时力度太大了？
答：不。倘若我当时不那么推动，我们现在就是阶下囚了。
问：您过去曾经说过，身边有些人不看好新马合并，其中包 括李夫人（柯玉芝）。您曾说过：“她告诉我，我们 (在马来西亚）不会成功，因为巫统的马来领导人有全 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政治也是以种族和宗教为本 的。我回答说我们必须取得成功，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 选择。然而，她是对的3还不到两年我们就被迫脱离马 来西亚。”
答：是的，但我必须放手一搏。
问：新加坡当时还有哪些其他选择？
答：另一个选择是让新加坡独立，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 当时正在扩张势力的华文中学学生。他们很有可能胜 利。可是新加坡一旦并入马来西亚，华人就会意识到自 己是身在马来人的地方，而要打造一个属于华人的新加 坡，是不可能的事。行得通的是塑造一个多元种族的新 加坡。
问：所以这是您想要合并背后的部分打算？
答：不，这并不在我的盘算之内。这是结果。我的打算是我 们必须重新加入他们，以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在历史上是一体的。
问：此举不是为了要消除新加坡那些华族的“共产主义威 胁”？
答：不。若是这样，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假设我们在马来 西亚被提控，而且也没有组织马来西亚团结总机构以争 取建立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我们今天就会像槟城、古 晋或哲斯顿（今日的亚庇）一样。他们的人不是马来 族，而是杜顺族、达雅克族以及卡达山族人。
问：一些人也提出这样的看法，认为您和人民行动党之所以 涉足马来西亚，是因为有统治这整个国家的野心。
答：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马来西亚的人口结构不允许这样 的情况发生。他们要非马来人扮演次要的角色，他们有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及马来西亚印 度国民大会（简称“国大党”）作为伙伴，协助争取马 来亚基层领袖的支持。他们能够操控沙巴和砂拉越，因 为这两地的领袖是年纪尚轻的新面孔。在斗争期间，东 姑为了让我出局，提议由我出任联合国代表一职。
问：新马分家的时候，报章报道说有许多新加坡人都公开庆 祝。我猜想如果现在问新加坡人的话，他们还是会认为 这对新加坡而言是最好的一件事，因为我们能靠自己的 双手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如今您回首这段往事，尤其是 考虑到新加坡之后的发展，您是否会以相当正面的态度 看待它？
答：不，我们是在不利的情况下尽力而为。当时的形势对新 加坡不利，他们盘算着我们会吃回头草，并接受他们所 开出的条件，摒弃我们同他们以及英国人协商好的条 件，而后者给予我们一些在教育和劳工方面的权利和特 权。我们是马来西亚独特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普通的 州属。
问：一些专家提出的其中一个看法是，这种想维护马来人特 权的渴望，是出自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因为华族和 印族的人数众多。根据这样的看法，如果马来人占人口 的绝大多数，使国家变得更单一化，他们或许就不那么 感到受威胁，而更有可能愿意放弃这些特权。
答：你相信大部分人会支持要他们放弃特权的领袖吗？
问：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少数族群是处于优势而非劣势的。 以中国为例，少数民族在申请进入大学就读时能获得额 外的分数。
答：看看中国的历史是如何演变的。中国人是一个偌大的、 自信的群体，他们希望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因此，他 们不强迫少数民族遵守独生子女政策，并成立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中国的历史背景何以同马来西 亚的相提并论？
问：您曾提出，其他国家所提供的例子显示，由一个种族支 配其他人或者全民同说一种语言的国家，往往较具凝聚 力。当马来人口的比重变得越来越高时，这样的论点是 否也适用于马来西亚的情况？马来西亚会因此变得更 好吗？
答：如果你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或印度人，你认为你的情况会 更好吗？
问：或许不会。但就整个国家和社会而言，这是否有可能对 马来西亚更有利？
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你认为他们的人才都源自哪里？
问：所以您的观点是，他们是有潜能，却没能实现。
答：是的，当然。
问：在马来西亚种族比例经历改变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另 一个趋势，也就是它更加严格恪守伊斯兰教教义了。
答：这是来自中东的一些影响造成的。
问：它能成为进步的伊斯兰国家吗？
答：你相信吗？你的“进步的伊斯兰国家”指的是什么？
问：向世界敞开国门，乐于接受新思想。
答：那他们就不戴头饰，男女彼此握手、坐在一块儿，而正 在喝啤酒的非伊斯兰可以请教徒朋友坐在他身边喝 咖喷?
问：但比方说，它难道不能更像土耳其而不是沙特阿拉伯？ 相对开放，接受一些较为国际化的价值观？
答：不，它会是一个马来伊斯兰国家。从前，他们较不拘小 节。如今，他们受中东国家影响，更加倾向于遵守伊斯 兰的原教旨。他们过去会在晚宴上以酒招待宾客，并同 宾客举杯共饮。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东姑会邀请朋友到 他那里一同分享他的威士忌和白兰地。现在，他们只以 糖浆代酒敬对方。
问：除了种族和宗教课题，另一个让许多人最为关心的课题 是“金钱政治”和制度内贪污的问题。比方说，将合 同发给马来企业的政策，只让很少的马来人受益。您觉
得马来西亚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答：这个我说不上来。如果能找到一群年轻、教育程度高且 想要认真治理国家的马来人，而他们也准备同既得利益 集团展开斗争，问题是有可能解决的。在每一个巫统支 部，他们的领袖因手持选票而享有特权。所以我不太确 定是否能看到改变，除非整个马来西亚经历巨大的 改变。
问：说到新马关系，您认为两国有经济合作的空间吗？ 一个 例子就是马来西亚的依斯干达特区，双方都采取务实的 态度，而也具备经商的基础。
答：我们暂且先观望一阵，看看依斯干达的发展如何。这是 在经济领域方面的合作，而你必须记得的是，我们把钱 投资在马来西亚的领土上。他们大笔一挥，就可以把整 个项目从我们的手中拿走。他们不太可能这么做，因为 他们还想要有更多的投资。但当我们到那里投资时，我 们必须了解，在那里所建起的任何房地产或建筑物，始 终属于那块地的主人。

印度尼西亚：偏离中央

哈托时代结束后，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政治最显 .ft著的发展却是令人惊讶的平淡无奇。这其中没有喧闹 的街头示威者呼吁国家大刀阔斧地改革，也没有政府 大胆推行转变国家经济的计划。你无法将它拍成好莱坞大片。但 我深信历史学家在多年后回顾这个时期，会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 所说的发展是指区域化、地方化的发展，也就是中央权力的分散。
1999年，接任苏哈托总统职位的哈比比悄悄地签署法令，从雅 加达向全国约300个县政府下放权力。法令于2001年生效，并取得 了非凡的效果。每个地区能够让当地选举出的官员负责地方事务， 整个国家也因此重现新的生机。经济发展更趋均匀化，而地方自治 也缓和了分离主义压力，让国家保持团结。权力分散对印尼而言将 更加有利，让它更有可能充分发挥潜能。
在这些法律实施以前，印尼是全世界政治上最集权的国家之 一。牵涉到国家经济的重要决策，是由身在首都的总统和他的内阁
所决定的，并由来自中央政府的官僚和代表在全国落实。大小事都 得通过首都雅加达来安排。包括新加坡投资者在内的外国投资者都 深谙游戏规则。他们知道即便是在印尼偏远的地区投资，还得在雅 加达交上入门费。因此，通过开发国家丰富资源所取得的税收和利 润，自然也得上缴首都，再由它决定要如何分配。

多年来，这样的制度在苏哈托的领导下也相当奏效。军人出身 的苏哈托在1968年接替苏加诺成为印尼总统，领导这个国家长达30 年。他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苏哈托接管的是一个通货膨胀失 控、经济形势极不乐观的国家。他把资源集中在国家的发展上，成 功扭转劣势。与苏加诺穷其精力在国际会议上敲桌子、试图将印尼 和自己树立成新兴国家领导的作风不同的是，苏哈托深知印尼若不 先解决内部问题，就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有力的声音。马来西亚 联邦成立时，苏加诺喊出“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而苏哈托决心 稳定国家的对外关系，不再提起这个口号，并接受马来西亚为印尼 的邻国，承认沙巴和砂拉越属于马来西亚。
苏哈托委任资历良好的行政人员和态度认真的经济学家协助治 理印尼，让国家在他执政的30年间取得真正的进步。苏哈托对印 尼作出巨大贡献。虽然苏哈托在根除贪污和裙带关系问题方面算是 失败的，但他执政的成果不言自明，历史会给予他评价：他让人民 受教育，使经济增长，并建设公路和基础设施。
然而，苏哈托所仰赖的中央集权制度，并不是团结这样一个多 元化国家的最佳方法。印尼由分散在5000公里范围内的1.75万个 岛屿组成，有超过200个不同民族。上世纪60年代，吴庆瑞曾说印 尼的逐渐分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清楚看到一个群岛国家如 何受各种势力所影响，而这样的国家无论在文化或历史方面，都难
以体现合一性的感觉。
语言是防止印尼分裂的其中一个因素，而无论苏加诺有何缺点 或如何哗众取宠，他在这方面都是有功劳的。这是因为他选择了马 来语而非爪哇语作为国语。假如他想要选择爪哇语，他也能够为此 提出充分的理由。爪哇族是印尼主要的民族，他们的语言非常精 炼，并在古代文学中已有使用。苏加诺本身是爪哇人，而身为印尼 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首都雅加达也位于爪哇岛上。可是，苏加诺知道 爪哇语无法让国家团结，因为它在印尼许多地区被视为一种外地语 言。居住在其他岛屿的人民或许会觉得学习爪哇语是个负担，而这 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另一方面，马来语则已是人们普遍使用的第二 语言，因为这是商人和海员在走遍国内各地及东南亚地区时所使用 的语言。他因此选择了马来语，并决定使之成为学校所教导的第一 语言，让当地语言或方言成为第二语言。结果，全国如今都能听懂 雅加达任何一个人的讲话。这确实是绝妙的政策，是苏加诺献给印 尼的最佳礼物。

然而，一个共同语言并不足以维持国家团结。苏哈托也利用武 装力量保持国土完整，比如用军队镇压亚齐叛乱分子。这只有在能 持续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才得以维持。但武装部队扮演的角色也在改 变。苏哈托在执政末期曾要求手下最高将领维兰托将军镇压起义的 学生和工人。但维兰托了解军事行动的局限而拒绝这么做。当哈 比比接任总统职务时，全国上下确实担心，一连串分离主义运动会 趁政治局势改变之际争取脱离印尼。
哈比比政府决定走地方化的道路。不过，为了避免鼓励一些省 份曰后逐渐争取独立，雅加达政府越过约30个省级政府，直接将 300个县政府和市政府设定为基层政府。政府过后在2004年承认， 这个做法不是没有问题，并立法重建省和县之间的等级关系。尽管 如此，自2001年后，每个地区还是夺回了各类地方事务的所有决定 权，涵盖的范围包括卫生、教育、公共工程、农业、运输、贸易、环 境和劳工等等。除了涉及石油、天然气和放射性原料的领域以外， 政府也赋予地方政府发放其他领域投资执照的权力。哈比比来自南 苏拉威西而不是爪哇，显然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假设当初接任苏哈 托总统职位的是另一名爪哇人，轴辐式的政府制度相信至少还会坚 持一段时日。此外，哈比比也曾在德国留学和工作长达20年左 右，而德国实行的是联邦制而非一元化体制，这想必对他也有一定 的影响。无论如何，在1999年底接替哈比比的瓦希德尊重哈比比 所签署的法律，并协助全面执行相关政策。一份有关印尼地方化过 程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2001年后，原本隶属中央政府的公务员如 今有三分之二改而听命于地方政府，而包括学校和医院在内的超过 1.6万个服务设施，也同样移交地方政府管理。

此举风险很大，但最终是成功的。如今，每个地区自行管理其 资源，直接同外国企业交涉。这让大家都分得一杯羹，也改变了这 个群岛国家的局面。由于企业再也无需和不同等级的政府交涉，因 此也加快了一些程序。地方政府较熟悉当地情况，所以它们能应对 局势的转变。一些在权力分散后所展开的调查也显示，许多印尼百 姓认为公共服务在2001年之后有了改善。无疑的，这其中至少有 部分原因是主要决策者如今得向选民和当地立法机关交代，而不是 向中央政府报告。
廖内群岛是其中一个从改变中获益的例子。在这之前，它受雅 加达政府管辖，但如今却能直接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投资者打交 道。由于廖内省最大的城市巴淡离新加坡比离雅加达近许多，因此
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外国投资和当地人的就业机会都显著增加。
但最重要的是，权力下放让印尼维持国家统一。既然命运如今 已掌握在各地区的人民手中，他们就无法称自己受中央压制，或得 到不公平的对待。通过开发天然资源所得到的利润，也由当地政府 管理。苏哈托时代用军事方案对抗分离主义的做法，让印尼内部如 同高压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往往紧张，而执政者必须确保紧紧将 锅盖压下，否则就有爆炸的危险。哈比比提出的地方自治政策，成 功释放了之前所积累的压力，让情况尚可长期维持下去。
地方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一旦你给了地方政府管理当地 人民的权力，就不可能收回控制权。印尼还会经历一些调整，以找 出地方自治，例如省级和县级政府之间的平衡，但它不会恢复苏哈 托时代中央集权的体制。

然而，若以为印尼的发展道路因这些正面改变而不再充满困难 和未知数，那就错了。地方化对这个国家虽说是很好的事，但并非 什么灵丹妙药。除了面对传统的挑战，印尼也面对新的挑战，其中 包括中央政府陷入的政治僵局、差劲的基础建设以及普遍存在的贪 污现象。这些问题继续威胁着印尼的发展，并有可能让它偏离正确 的航道。印尼会否面对、如何面对及何时面对这些挑战的决定，将 左右其人民的命运。
新加坡在和印尼以配套的方式签署引渡条约和国防合作协定 时，就领略到政治僵局所带来的问题。印尼总统显然相信这对国家 有利，否则就不会签署协议。然而，印尼人民代表会议（即国会） 却推翻这项决定，表面上是因为这有损国家主权。但任何一名政治 分析员都能道出协议被推翻的真正原因：印尼将在2009年举行大 选，而议员多不与总统属于同个政党，因此希望通过贬低总统的名 声来提高所属政党的胜算。试问一名曾任陆军将领、国防部长、外 交部长和总检察长的总统会不清楚印尼的主权吗？新加坡军队在苏 哈托时代于印尼进行军训长达20多年，也没有听到半点怨言。但 鉴于中央制度的组织方式，这样的政治“皮影戏”继续困扰着 印尼。

印尼在2002年修改宪法，让人民直接选出总统。之前，总统 是间接由议员选出，因此自然是得到议员的支持，无需担心政策被 推翻。然而，新的制度让总统不一定是从代表性最高的政党中产 生，因此有可能让政府陷入僵局。负责修改印尼宪法的人若参考法 国的政治体系，就会考虑赋予总统权力，让他在当选后不久，又或 者更迟一些时候，宣布解散议会、举行选举，以让他能够更明确地 得到选民的委托以治理国家。
印尼在2002年所设计的结构，容易让中央陷入僵局，并影响它 的决策过程。此外，印尼也不太可能实现改革，因为任何法案必须 由人民代表会议通过，而它也没有放弃任何权力的诱因。能够否决 总统的决策，是符合人民代表会议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看，地方 化就有其可取之处，因为许多重要决策都已移交地方做决定。
印尼所面对的第二大难题，是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一个国家 是由1.75万个岛屿组成时，能够将它们连接起来对经济发展至关重 要，因为将主要的人口聚居地联系在一起，才能让一个地区的增长 带动另一个地区的增长。提供更多的快速轮渡服务和内陆航班服务 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在岛屿之间建造跨海大桥，也是极为有利的。 这些都做得不够。建造巽他海峡大桥的计划已提了许多年。若建 成的话，它将是全国最长的桥梁，并连接苏门答腊和爪哇这两个最 重要的岛屿，产生相当大的经济潜力。遗憾的是，这一切还是空谈，而未变成行动。
根据印尼分析员观察，和苏哈托时代相比，改善基础设施的步 伐如今似乎慢了下来。当前的政府举办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的峰 会，并为提升公路和其他交通联系制订了宏大的计划，却缺乏实际 可行的项目。其中的挫折感会因许多印尼精英阶层喜欢到新加坡度 周末而变得更强烈。每逢到新加坡小度假后回国，他们就会深刻感 觉到自己国内的道路和机场亟须投资和发展。
最后，这个国家要能够有效控制猖厥的贪污腐败情况。地方化 无法缓解这个问题，因为省级领导也想从中捞得一些好处。贪污使 整个体系上下皆是漏洞，花费的是一元，但这边贪掉一角，那边又 亏掉两角，结果钱到了一名普通工人或是想要赚取利润的外国投资 商手上时，已所剩无几了。尤多约诺总统知道贪污行为一旦成为风 气，就难以根除。这将需要非常坚定和持续的行动，必须由中央做 起。印尼若能大力打击贪污，就能够创造新的未来，建设全新的 国家。
印尼在过去10年表现不算太差，持续取得了 4%到6%的增长。 它几乎没有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而丰富的天然资源，也吸引了 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巨额投资。但这个国家若能在未来的20年到30 年内转型，我会感到十分意外。马来西亚较有可能朝这方面迈出更 大的脚步。这是因为它的面积较小，并且有更完善的交通系统和更 有冲劲的劳动队伍。
印尼目前虽然发展良好，却还是一个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体。 人们的心态停留在以土地的馈赠谋生，而不是靠双手来打拼。他们 相信自己现有的资源还能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或许他们这么想没 有错。这个国家还有大片的土地未被开发。他们有石油和天然
气，这总有一天会耗尽的，但他们还有木材和棕榈油。这些是用之 不竭的，因为它们是可以反复种植的农作物。由于他们拥有这种种 的资源，因此培养了一种闲散的生活态度，而习惯说：“这是我的土 地。你想要底下的东西吗？那就把钱拿来。”久而久之，他们养成 了不求进取的个性，而这是不容易克服的。
问：印尼继续怀抱着大国梦，过去几年的增长，也提升了它 的国际形象。您对这样的抱负有何看法，而这对东盟和 新加坡这个小邻邦有何影响？
答：一般而言，印尼希望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能支持它。我 想，只要不影响我们的利益，我们就会支持他们。他们 实际上是东盟的领导者。他们有2.4亿人。当然，这 2.4亿人若同处在一个大岛上，情况就不同。但印尼依 然是最大的国家。
问：有人曾说，是印尼在过去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嶄 露头角，东盟才得以发展，它在东盟并不像印度在南亚 区域合作联盟那样专横。一个更自信的印尼是否会想一 直在东盟占主导位置？
答：我们只能等着瞧。但即使他们这么做，我也看不出他们 如何能偏离我们之前为让东盟成为通讯、物流、贸易和 投资枢纽所制定的方向。
问：当您还是总理的时候，新印关系的特点之一就是您和苏 哈托密切的关系。两国因此能相互谅解。如今少了这层 关系，您是否能预见今后会遇到困难或问题？
答：我们虽没有像从前那样的往来，但李显龙总理仍不时会 与尤多约诺总统会面。我们也经常通过印尼华裔商人建 立生意关系。这也凸显了新加坡培养一批精通马来语的 非马来人的重要性。这么一来，我们才能保持这样的关 系。这对与马来西亚和印尼建立友好关系而言是重 要的。
问：眼看中国在这个地区掌握主导权，您认为印中关系会如 何发展？
答：中国人会很尊重并有礼貌地对待他们。他们看中印尼所 拥有的资源，因此我认为这个关系将曰益良好。印尼已 解除了苏哈托时代不准教华文和庆祝华族传统节日的禁 令。所以，他们和中国人的互动会日益增加。他们也在 鼓励国内的华裔到中国做生意。
问：印尼民族主义经济的抬头，是外国投资者，包括新加坡 投资者，所反映的一个问题。企业面对提高当地所有权 比重的压力。您认为这样的事今后会较常还是较少发生？
答：我想会较常发生。他们想分得更大块蛋糕。
问：您认为印尼会继续为恐怖主义提供滋长的土壤吗？伊斯 兰教武装分子的崛起是否会威胁到印尼的穗定？
答：如果你看新闻报道，就会知道伊斯兰教祈祷团在印尼招 收了一些成员，并在巴厘岛和雅加达的万豪酒店发动炸 弹袭击。然而，我对印尼和对马来西亚的看法不同。马 来西亚更公开地奉行伊斯兰教教义，而印尼也可能因受 到沙特阿拉伯的影响而发生细微的变化。他们所信奉的 伊斯兰教如今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楷模，因为他们组织 了这些会议，并出钱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前来参 加。这促使伊斯兰教利益团体在印尼国内兴起。然而， 这些事情不会在一夜间改变，尤其当涉及人们的文化的 时候。

泰国：苏醒的社会底层

他信•西那瓦的出现，永久地改变了泰国政治的面貌。
在他未登上政治舞台之前，曼谷的当权者垄断了整个政治局面,执政方针主要以首都的利益为考量。就算
曼谷精英阶层过去也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也不比接下来的恶斗来得 激烈。之前也没有任何争执像在他信任内和之后所发生的争论那么 有分裂性。他信将原本被曼谷政权及中上阶层独占的资源转移到泰 国较贫穷的地区，颠覆了泰国的政治现状。他信的政治理念较具包 容性，并让来自北部和东北部的农民分享国家经济增长的果实。在 他尚未上台之前，前几任首相己因偏向实行照顾曼谷中央利益的政 策，而制造了鸿沟。他只不过是将人民唤醒，让他们看到鸿沟和当 中的不公平，然后提出弥合它的政策方案。即便他没有这么做，我 确信别人也会这么做。
他信在2001年接任首相职务时，已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和亿万富 豪。但倘若泰国的有钱人以为他会看在阶级的份上站在他们这一
边，那他们很快就会大失所望。他推行的政策，前所未有地偏向贫 困的农村人口。他为农民提供贷款，颁发海外奖学金给出身偏远地 区家庭的学生，并为城市贫民提供政府津贴的住房，而这其中有许 多是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只住得起贫民窟的人。他所提出的医药 保健计划，以无法支付医药保险的人为受惠对象，让他们每回到医 院就诊时以仅仅30泰铢（约1美元）获得医疗保障。
对他信的政敌来说，他是把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他们并不 打算让他得逞。他们指出他是民粹主义派，并声称他的政策将让国 家破产。（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在2008年12月至2011年8月执 政期间非但没有中止当中的许多政策，还提出了更多类似的政策） 他们也指控他贪污和滥用职权为家族生意谋利，但他否认这些指 责。他们也不满他控制媒体——甚至有人说他对媒体态度专横，以 及在南部发动颇受争议的反毒品战，而这可能牵涉忽略正当程序和 人权的问题。尽管如此，人数众多的农民不理会这些批评，2005年 再度推选他。曼谷的精英阶层最终忍无可忍。他的政府在2006年 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
泰国的首都自此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从2008年起，曼谷街头 屡屡陷入混乱，涌上街头的大批抗议者不是以保皇名义反对他信的 黄衫军，就是热烈支持他信的红衫军。不过，在2011年举行的最 近一次大选，他信的妹妹英拉当选首相，这清楚地证明了泰国选民 认同他信为国家所制定的新方向。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农民尝到了 拥有资金的甜头后，已不准备松手。他信和他的盟友目前已一连赢 得了 2001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和2011年的五次选举。 对他信的对手来说，要阻挡这股浪潮，是枉费心机。
尽管泰国社会近期有些动乱，它长期的前景还是乐观的。红衫
军的实力接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会比黄衫军来得强，因为后者 的人数是在不断缩水的。年轻一代对王室的尊敬已不如老一代。 更何况，泰王普密蓬虽然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国王，但在他离世之 后，他所体现的王室威望和魅力也会随之消逝。
军人向来在泰国政治中舞台扮演主要的角色。他们得到王室赋 予的权力，因而竭力制止反王室势力抬头。但军队同样别无选择， 必须接受和顺应新局势。毕竟，它也不能长期违背选民的意愿。 假以时日，军队上上下下也会有更多的士兵属于不那么仰慕王室成 员的年轻一代。军队领袖会继续坚持保留特权，不甘成为普通军 队。但他们也会学习与由他信盟友组成的政府和平共处。他信若 能承诺放下宿怨与军队和睦相处，他们有一天或许会让他回国。
泰国政治已无法走回老路，回到他信就任之前曼谷精英独揽大 权的年代。泰国会沿着他信所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国内的生活 水平差距会缩小。许多农民将加入中产阶层，协助推高国内消费。 泰国的发展态势会是良好的。
问：一些泰国分析员对他信出现之后泰国政治所发生的变化 看法没那么乐观。他们提到，上世纪90年代的首相能 够通过实行长期政策取得经济发展，但自从他信在2001 年掌权后，政府则不断推出短期的民粹主义措施以及向 贫困者发放援助。
答：不，那是一个非常片面的看法。他信比他的批评者精明 许多。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利用来自东北的支持来克服他 们制造的阻力。
问：但我想确实有人关注这是否是各方抢夺农村选票的逐底 竞争。
答：那他们到哪里找钱发放援助呢？
问：这就是问题所在。
答：不，在你发放援助之前，你必须先有这个资源，而这只 能来自税收。假如你想给得更多，而收支已完全平衡， 那你就得增加税收。
问：又或者能够借贷。
答：谁会借？用什么资产作抵押？
问：所以您不认为泰国有可能因逐渐陷入民粹主义政治困局 而经历长期的瘫痪吗？
答：我想不太可能。他们为何要过度地迎合穷人？
问：您对他信的印象如何？
答：他是一个亲力亲为并会为快速取得成效而努力的领导。 比起经济理论，他更相信自己作为一名商人的经验和直 觉。他曾经告诉我，有一回他从曼谷乘坐长途客车到新 加坡，并觉得已领悟到让新加坡成功的秘诀。所以，他 也要照着我们的方式去做。我不晓得他是否真的能用一 次行程就搞清楚我们的内部运作，因为这其中靠的是教 育、技能、培训，以及一个为大家提供平等机会、有凝 聚力的社会。你不能忘记的是，泰国东北部的老挝人比 泰国人多。
问：新加坡领导人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在10年或更久以前， 曾将泰国视为势均力敌的对手，尤其是在运输、制造业 和成为医疗旅游枢纽方面3如今还是如此吗？
答：看看他们的地理位置。船只可以不必经过曼谷，但不能 不路过新加坡。
问：那航空交通呢？
答：他们的技术和教育水平有多高？他们必须比我们更出色。
问：他们是否具备比我们优秀的潜能？
答：首先，我们有通晓英语的优势。再者，我们拥有一个培 养优质大学毕业生、理工学院毕业生和工艺教育学院毕 业生的教育体系。没有人是不具备某种专长的。他们能 为遍布乡下地区的6000万人发展这样的体系吗？
问：我们能否谈谈本区域的地缘政治？泰国向来是美国的盟 友，越战时期更是美军的一处基地。它是否会继续是美 国的盟友？
答：是不是都没有分别。真正的问题是：它们的利益一致 吗？你可以建立同盟，但这也得要大家的利益一致才有 效。这就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样。他们在苏联还存在 时就很团结。苏联解体后，北约就变得毫无作用。
问：有一个看法指泰国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遇到问题 的时候，来到了转折点。当时泰国人发现美国人不会帮 助他们渡过难关，而自那个时候，他们已断定中国可能 会是个更可靠的朋友。
答：因为泰国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对美国来说也没那么有价 值了。
问：您认为泰国对中国在本区域日益彰显的支配能力和影响 力会有何反应？
答：你也知道泰国的历史。在日本人势力强大，并准备攻打 东南亚时，他们允许日本军队进入泰国，让对方更轻易 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挺进。谁是胜利的一方、强大的一 方，他们就会向谁靠拢

越南：解不开的社会主义思维枷锁

中国改革开放几年之后，越南也于上世纪80年代决定推行自由市场改革，当时许多人都对此抱有很大的期望。“DoiMoi”在越南语中是“革新”的意思，而革新 开放的政策是在一个积极的基调下开始的。越南初步走出社会主义时，将大片集体农用地的控制权归还给个别农民。这使农业产量在接下来几年内激增，国内外许多人都认为越南走对了方向。确实， 当全世界都清楚看到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是如何成功时，那些没有 那么仔细观察越南的人便断定它的改革计划也朝着类似的方向 前进。
有一种更谨慎的观点正在浮现。我个人对越南改革的看法也改 变了不少，有别于上世纪90年代头几回走访越南时所持有的较乐观 想法。我如今相信，越南老一辈共产党领袖的思维，基本上无法跳 出社会主义的框框。他们一开始同意踏上改革的道路，是因为看到 国家正在原地踏步。但是，他们始终都拿不出和中国领导人一样的 真正决心，去彻底改变整个制度。是这些老一代领导人让越南停滞 不前。直到他们谢世为止，这个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是无法取得 突破的。
我最近一次访问越南时的一个亲身体验，说明了它正面对什么 样的阻碍。当时，我和他们的最高政府和军事领导人会面，并向他 们详述了 一家新加坡公司在河内西湖幵发酒店项目时所遇到的困 难。在公司启动打粧工程时，数以千计的村民以受噪音干扰为由， 前来索讨赔偿。为避免额外开销，公司决定改用比打粧安静许多的 螺旋桩。这回轮到当初批准这项工程的官员来找茬了。他说：“我 并没有批准你这么做。”很明显，这名官员和那些不满的村民是一伙 的。我向越南领导人解释说，这样的情况会让工程事倍功半，并力 劝道：你若要开放，就该认真行事。对此，他们吞吞吐吐，这清楚 地显示他们对改革是三心二意的。他们并不明白一个满意的投资者 会吸引许许多多其他投资者前来的道理。他们的想法是，如果能把 投资者逼到墙角，就能从他身上挖到最多的好处。
老一派的领袖是靠在战争中的表现获得擢升的，目前在党内享 有权力地位。不幸的是，他们得以步步高升，不是因为擅于管理国 家的经济，或者是行政方面的人才。他们是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挖 了一条贯穿国家南北的隧道，才取得今日的地位。越南改革和中国 改革开放经验的相似之处，是官员变得贪污腐败。那些以为能被体 制照顾一辈子的干部，突然发现党外的人迅速致富。他们感到心灰 意冷，因此变得贪婪。例如，高级海关官员为了能分享财富，会非 法进口汽车。和中国不同的是，越南没有像邓小平那样既在干部中 享有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又坚信改革是唯一出路的领导人物。他 们缺乏这样的人物，究其原因是越南战争导致的。在这数十年内，
处于和平时期的中共党员积累了行政经验，对于什么行得通、什么 行不通采取实用的建议，并不断更新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而越共此 时却在和美国人打一场残酷的游击战，对于如何治理一个国家毫无 领悟。与此同时，那些来自南部并了解资本主义运作的成功商人， 多数都己在上世纪70年代逃离越南。
越南人是东南亚最能干和精力最充沛的人民之一。那些获得东 盟奖学金到新加坡求学的越南学生对学业非常认真，成绩也是顶尖 的。他们有着这么精明的人才，却没能充分发挥潜能，着实令人感 到惋惜。但愿在经历战争的一代告别人生舞台后、年轻一代接棒 时，他们能够看到泰国的良好发展，从此肯定自由市场的重要性。
问：越南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很大的歧见。 2012年的东盟外长会议，东盟这个区域性组织45年来 首次无法发表联合公报，越南就是陷入激烈争吵的 一方。
答：他们无法让东盟一致同意支持他们的立场，因为中国相 信已针对文莱和马来西亚提出的主权声索，同它们单独 交涉过。然而，越南提出的主权声索才是最主要的，而 这仍然是个问题。
问：这显示中国在这个课题上有能力分化东盟吗？
答：这显示了中国人的高明:他们有着数千年和外国或外邦 蛮夷交涉的经验，懂得将它们一个个分开周旋，避免让 对方联合起来，也不必面对整个组织。他们就这样一个 接一个把人心都收买了。
问：越南正寻求和美国扩展双边关系，以便更有能力应付 中国。
答：是的。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莱昂•帕内塔在2012年到 了金兰湾，这意味着越南或许会将此军港开放给美国人 使用。如果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引发争论的话， 美国人驻扎在那里或许是有帮助的，但我不认为美国会 直接与中国对抗。越南解决纠纷的最大希望是援引《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
问：也有舆论指出，越南可能会向美国购买军备。
答：我不会感到意外。如今他们与美国人的关系比和中国人 的好，况且美国的军备比中国的更精密。
问：您是否认为东盟应该在往后的峰会避谈南中国海纠纷？
答：他们已采取了不同的立场。本来是有一套行为准则的， 现在却已被破坏.

缅甸：将领改变路向

你发现眼前走投无路时，只有一个做法是理智的，那就是：掉头走出去。这样的比喻，在很多方面贴切地 解释了緬甸军政府为何会在2011年骤然回心转意，改
变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这样的彻底转变，并非因为是深刻的自我 反省或真实的顿悟。这也不是一个濒临倒台的独裁政权急于求存的 举动。其中有一个更平常的解释，即緬甸将领看到国家正步向死胡 同，已经别无选择。
若把视线转向毗邻相对富裕的泰国，他们就会更快发现这一 点。论天然资源，缅甸的资源不比泰国的少，甚至更多。然而， 假如要比较两国出产的柚子，人们就会发现泰国的柚子更大更鲜 甜，因为他们进行了科技研究。泰国人也将国家打造成胡姬花以及 其他植物和水果的最大区域出口国。缅甸理论上也能够这么做，因 为它有着相同的气候和土壤。但实际上，它什么也没有做到。最 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緬甸人必须越过边境用宝石向泰国人换取医疗
用品。这个国家越来越落后。
热带风暴“纳尔吉斯”更为缅甸政权和人民敲醒了警钟。当这 场风灾在2008年席卷缅甸时，毫无头绪的政府既无法有效地向受影 响的灾民提供援助，也不愿意接受美国和法国等国家的海外援助， 结果导致数百万的緬甸人流离失所。这和中国政府在四川大地震发 生后的反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四川大地震的破坏力不比缅甸的 风灾小。中国的军队迅速展幵救援行动，包括温家宝总理在内的国 家领导人能够控制住局面，整个国家也紧紧团结在一起。有缅甸专 家认为，风灾是将该国推向转折点的最后一击，为改革埋下了伏 笔。他们的看法或许和真相相去不远。
这个国家在2011年没有大肆宣扬，却认真地开始改革。包括 昂山素季在内的数百名政治犯获得释放。这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获 准在2012年参加缅甸的议会补选，并成功当选。緬甸政权迅速举 行选举和释放政治犯，部分原因是为了说服西方国家解除对缅甸的 制裁，并认为这将显著刺激国家的经济。西方国家一开始态度相当 谨慎，但最终也默许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11月访问緬 甸，标志着它已重新回到国际舞台上。拟于2015年举行的緬甸大 选，将是自1990年昂山素季获得压倒性胜利却被军政权推翻结果的 那次大选以来，首次自由公正的选举。缅甸将稳扎稳打，慢慢让国 内局势再度恢复正常。
上世纪60年代，领导缅甸的奈温将军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将英国人引入缅甸协助搞好经济的印度商人和企业家驱逐出境， 让国家只剩下緬甸人，经济闭关自守。整个国家僵立不动整整 40年。
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在丨〇年前，我和缅甸前总理钦纽有过联
系。他是众将领中最精明的，并且是唯一倾向改革的领袖。我敦 促他学习苏哈托卸下军服、组织政党，并赢得选举。我告诉他说， 如此一来你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将国家开放。但不久后，钦纽被 软禁在家。我失去了和緬甸政权的联系，也不认为到緬甸去说服他 们改变会符合新加坡的利益。毕竟已经有那么多人尝试后都失败 了。这根本不关我的事。
缅甸过去两年在改革开放上取得重要的进展。我不相信緬甸的 将领们这次又会打退堂鼓。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会以什么样的速度 前进？
许多人都对昂山素季寄予厚望。她是缅甸反军政府势力的代表 人物。一些人要求她在未来的政府扮演领导角色。我对此则有所 保留。即使她的父亲昂山将军是解放緬甸的英雄人物，但她曾嫁给 英国人，孩子是拥有一半英国人血统的混血儿，因此一些缅甸人并 不完全接受她为一份子。目前，缅甸宪法中有条文禁止她担任总 统。她如今已有68岁，不再年轻。即便她能领导这个国家，她还 必须应付南北各地的多个民族叛乱势力。她有办法平定叛乱分 子吗？
在海外生活的緬甸人是另一个有望鼓励国家加快开放步伐的群 体。他们是流亡到海外的缅甸精英。他们的孩子已不会觉得自己 对緬甸有任何义务，但那些在青少年时期或成年后才离开緬甸的 人，依旧会和缅甸有情感上的联系。随着政治局势改变，如果他们 能被说服回国创业，这对緬甸而言无疑是打了 一剂强心针。
问：您在过去撰写的《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中， 说过您这辈子已对缅甸将领彻底放弃了，因为他们是愚 钝之辈，看不清自己该做些什么。
答：他们过去的态度是非常不妥协的，但就连他们也改变想 法，并承认自己已碰壁。
问：对于缅甸最终决定改革开放，到底是东盟所谓的“建设 性接触”还是西方制裁的功劳，外界有些讨论。您对此 有何看法？
答：是哪一个的功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已决定拥抱不 同的未来。
问：如果改革持续，而缅甸大开门户，我们还会继续看到中 国对缅甸发挥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吗？
答：会的，因为他们已建造了一条高速公路。更何况，他们 在缅甸长期实行锁国政策时一直都给予对方帮助。因 此，双方已结下友谊，并知道这是长存的友谊。印度人 想通过提供一些援助也插上一脚，但我不认为他们能够 与中国人竞争。
问：那美国人是否能在缅甸占有一席之地，以作为他们在这 个地区争夺影响力的举措之一？
答：美国大遥远了。从这样的距离发挥影响力大远了。缅甸 是和中国云南接壤的。

政治

2011年5月全国大选那样的结果，迟早会发生的。人 民行动党（简称“行动党”）的全国平均得票率只达 60. 1%,丢失6个议席，这是自1965年独立以来最糟 的成绩。行动党在历届大选中几乎囊括所有议席的局面，终究无法 长久持续。之前的一代人，在建国时代长大，体会了生活水准怎么 从低点大幅跃升。渐渐地，提升的速度会放缓，能见度也不再那么 显著。新一代选民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投下手中的一票时， 凭借的是一套与父母辈或祖父母辈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权衡标 准。当然，2011年5月大选也受到好些短期因素所困扰，让整个局 面对行动党不利。例如，工人党领袖刘程强决定离开后港旧巢转战 阿裕尼集选区，以及政府推行的一些政策引起民间不满。再怎么样 都好，输掉一整个集选区①的结果，迟早都得面对。
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这得取决于行动党如何因应大环境的改变，选民又会怎么作抉择。万事难料，唯有一事 我敢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走向两党制，我们将注定平庸。我 们如果对自己说：“没关系，就甘于当一个普通的城市吧，为什么非 得要处处比其他城市或其他国家做得更好？”那么，我们将失去光 芒，沦为一颗黯淡的小红点。如果新加坡真的走上这条路，我会为 它感到十分惋惜。
①新加坡大选实行集选区制度，一个集选区由几个议席组成，各政党竞选这类多议 席集选区时，必须派出一组候选人团队参选，以团队论胜败。2011年之前，行动党也曾 输过几个单选区议席，但从来不曾失掉一整个集选区。 
我在2012年8月22日收到一张感谢卡，写卡人是个新加坡人， 名叫欧阳坚海（音）。看他那隽秀优雅的草书笔迹，想必至少是五 十来岁的人。现在的年轻人多半会选择打字，即便是写，也无法写 出一手漂亮的字。这位欧阳先生是这么写的：“您的伟大领导与卓 绝贡献，让我们国家在这么多年里享有和平、快乐、进步、繁荣、 团结、安全，我们一家也从中受惠，非常感谢！我们要由衷祝福 您，尊敬的先生，祝您平安快乐、睿智常在、延年益寿，来年一切 顺利！但愿我们亲爱的国家能继续幸福美满，继续受到护佑。上 帝保佑您。”
我成段引述感谢卡上的留言，是为了突显新旧两代人在观念上 的落差是何等巨大，从早一辈人，包括这位写卡人、他的同辈、前 辈，到把所有成就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年轻一代。欧阳先生这一代 人，见证了新加坡怎么历经艰辛困苦，从动荡不安的60年代发展到 今天，已是一个繁荣兴盛有活力的国际大都会，足以为受过良好教 育的人民创造待遇优厚的工作。许多年长一辈新加坡人的居住环境 也从简陋的棚屋提升到高耸住屋，拥有一切舒适方便的现代设施， 四周邻里安全稳妥。他们更能充分体会这个国家必须具备哪些条 件，又面对哪些脆弱性——我们是怎么努力才建立起今日成就，又 必须怎么做才能继续取得成功。然而年轻选民的看法不一样。打 从一生下来，他们身处的新加坡，就是一个已经在各个方面尽善尽 美的国家，他们看到的体制，不断地在维持稳定、创造财富。年轻 一代会问：“奇迹到底在哪里？”
行动党过去几十年来得以持续在大选中大获全胜或近乎横扫所 有国会议席，正因为年长一辈选民占了大多数。1959年至1990年 我担任总理期间，随着经济惊人的发展，每个人也看到他所分享的 成果，行动党因此在人民的拥护下一再地在大选中以压倒性胜利重 新执政。1990年至2004年间吴作栋接任，情况也一样。但渐渐 地，潮势逼近巅峰，要以让选民足以感受得到的方式超越巅峰，变 得越来越困难。大多数年长的新加坡人还是愿意继续支持行动党， 毕竟对早年的新加坡他们仍然记忆犹新，也能体会到即便有了成熟 完善的经济体制，良好治国还是很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但年轻人 可不这么想，他们会以为今日的成就是稳固牢靠的。
选民结构改变的趋势，正毫不留情地冲击着我们。2001年，吴 作栋最后一次领军的大选，行动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总得票率 75%，仅输掉两席。那届大选的选民当中，独立前的选民人数相对 于独立后选民人数，比例是2比1。到了 2011年大选，这个比例倒 了过来，51对49，以]965年后出世的选民居多。那届大选，行动 党总得票率跌至60%，反对党赢得6个议席。
当然，也不应忽略了每届大选存在的直接因素。以上述两届大 选而言，这些直荦因素尤其重要。2001年，美国“9 • 11事件”刚 爆发，环球氛围充满变数，这些都很可能促使选民选择政绩基础扎 实的政党。到了 2011年，至少有两大因素对行动党不利。
一是工人党领袖刘程强推出了国际企业律师陈硕茂为候选人。 陈硕茂的履历条件非常亮眼，看起来是个人才。刘程强决定转战阿
裕尼集选区，与陈硕茂和党主席林瑞莲一起组团参选。他们传达给 选民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孤注一掷，把实力最强的候选人都 齐集这里了，请让我们拿下一个集选区吧。”果然，他们赢了。
不过，结果陈硕茂并不如想象中出色。在国会里，他根据预先 写好的讲稿，还说得不错。但一旦进入后续辩论，他就阵脚大乱， 似乎总在状况之外。要是他真的思路清晰，对辩论的课题有过透彻 思考，那在国会上的这种表现，只能说明他把自己的实力隐藏得太 好了。这么想的不光是我一个人，政治新闻专线记者以及坐在国会 旁听席上的选民，相信也都有同感。这个人物亮出的漂亮履历让公 众对他的期待很高，但也可能因此而失望更深。
另一个显著影响20U年大选结果的因素，是外来人口大量涌入 引发民怨。很遗憾，就这点，我们可作的选择其实很少。本地生 育率未能达到人口替代水平，再不引进外来移民与外籍客工，这个 国家就撑不下去了。政府放慢了引进外来人口的速度，减少人民的 困扰。但不满情绪仍会继续存在一些时日；因为，哪怕公共交通业 者再怎么增加巴士和地铁服务趟次，乘客还是得日复一日承受着挤 车的痛苦，所以依然会日复一日地烦躁生气。
然而，要认真探讨大势所趋，就得先把这种种短期因素暂且搁 置。你得问问自己，下一届大选，或后一届大选，把这些短期因素 全抽掉，情况会不会回复到2011年以前的旧常状态？我相信答案 绝对是否定的。眼下的问题不是哪一位候选人或哪一个政策令人民 不满，而是一些年轻选民渴望在政治上看到更多竞争。
今后事态会怎么发展，至少某种程度上将取决于人民行动党与 反对党有些什么作为。反对党能不能不负众望，达到自己非常努力 建立起来的自我期许，当一个第一世界反对党？他们能不能说服足 够的优秀人才，足以和行动党前座议员与内阁部长相提并论的人才 加入反对党阵营？对这点，我实在很怀疑。很少有商界、学术界 或专业领域人士会甘于在反对党议席待个三五任才组织政府的。想 从政的话，最好加入行动党，毕竟这是个已有组织也已有政绩的 政党。
行动党当然也不会静止不动。这个政党会继续为选民推出年 轻、可靠、认真的人才，向新一代选民伸出触角，争取信任。我们 在2011年引进的好几位最优秀的候选人，之后都相继入阁。现任 教育部长王瑞杰，是我历来的首席私人秘书之中最好的一位。只可 惜他的个子不高，在群众大会上跟其他人不一样，但他的思辨能力 是我合作过的公务员当中最强的。还有其他几位新候选人，如今也 在内阁内，包括陈振声、陈川仁、黄循财。我们要对选民说的是：
“我们招揽的人才展现的是这等素质。我们可不想坐以待毙。”可是 反对党能培养出与行动党年轻一代部长并驾齐驱的人才吗？更别说 像总理李显龙或副总理张志贤与尚达曼这等人才了。
尽管如此，即便行动党再怎么认真努力，年轻的新加坡人最终 要的可能还不只是政治上的竞争，而是全面的两党制。他们自有选 择的权利。毕竟每一代新加坡人都有权自行决定他们要建立一个怎 么样的国家，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但我希望年轻人不要轻率 地做决定，而是考虑后果、权衡得失。因为后果终究得由他们自己 承担，不是我，或者我的那一代人。到后果浮现的时候，我们早已 经不在了。
两党制最大的问题是，一旦落实，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 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 恶毒。如果你才干超群、事业有成，何必为了参选而冒这么大的风 险？不只赌上自己的利益，还会牵连家人。你也许宁可置身事外 不趟这趟浑水，继续过着好日子。
要在每一届大选中说服最优秀和最有承担的人挺身而出参选， 是艰巨的任务。因为国家前景一片大好，实在没几个人愿意牺牲美 好事业前途转而从政。今后如果演变为两党制，这项挑战该会有多 么困难！这不只意味着我们的甲队将一分为二，或者一半时间由甲 队执政，另一半时间换乙队执政。不只这样。情况也许比这两种局 面还要更糟，那就是，甲队，可能连乙队也如此，对政治避之不及， 宁可专注于其他领域。如此一来，执政的就只能是丙、丁、戊队了。
打个比方说，如果当年林金山能不能当选还是个很大的未知 数，我会更难以说服他从政。如果当年的情势是难以预测的，随时 可能逆转的，任何人的正常反应都会是，你找别人去吧。但我们把 他放到一个有必胜把握的选区竞选。如果林金山当年拒绝从政，对 新加坡来说会是个多么大的损失！是他一手创建了建屋发展局；没 有了这个主管公共住屋的官方机构，新加坡今天会是完全两样。倘 若新加坡允许平庸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必定往下沉，沦为一个再 平庸不过的城市。
如果你看其他全面实行两党制的国家，你将得出同样的结论。 比如英国，只要看看牛津和剑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生名单，研究这 些人从事的行业，从政的没几个，你会发现他们大多都进了银行 界、金融界和专业领域；而国会里的前座议员往往都不是最杰出的 人才，更非最优秀的律师或医生。美国也如此。当上《财富》杂 志500强的总裁，日子肯定比从政更好过，渴望当总裁的青年才俊 自然远比希望当美国总统的人来得多。但与英美这些国家相比，新 加坡的差别是：英美等国即使只能有个平庸的政府，国家一样可以
继续发展；但新加坡做不到。这是一个弹丸小国，没有任何资源， 从历史角度来看，它处在一个多变的地区。这片土地，需要的是一 支超凡的领导团队。
很遗憾，即便一切维持现状，部长减薪已足以使我们越来越难 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从政。讨论部长减薪时，如果我还是内阁部长， 一定会坚决反对。但年轻一代的部长决定顺应民意。诚然，世界 上没有其他国家像新加坡这样付给部长如此高薪，但世界上确实也 没其他岛屿能像新加坡如此发达^—闪亮、整洁、安全、没有贪 污、犯罪率低。人们夜里可以在街上散步或慢跑，妇女不会遇袭， 警方绝不受贿，意图行贿的人会被严惩。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而是凭借一套需要高薪受雇的部长才有办法构建而成的生态系统。
每一次减薪，部长因为放弃其专业或银行事业而做出的牺牲就 更大。一些人最终会对自己说：“我不介意做个半任，两年半，就 当是国民服役吧。但再久一点，谢谢，我可不干。”最终后果是， 政府将形同旋转门，既缺乏对事物课题的深入了解，又找不到从长 远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动力。
100年以后，新加坡还会存在吗？我实在不敢说。美国、中 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在百年后都还会存在。但新加坡独 立建国不过是近年的事。早一代的新加坡人从无到有、建立了新加 坡。我们那一代人真的做得很好。当年我领导这个国家，是穷尽 一切努力来巩固每一分成就。吴作栋也是。现在，在李显龙和他 的团队领导下，这个国家会在未来至少10年到15年内继续繁荣兴 盛。但之后，国家要往哪个方向走，将取决于新加坡年轻一代做出 什么样的决定。无论选择是什么，我敢肯定的是，新加坡一旦选出 一个愚蠢的政府，我们就全完了。国家将会沉沦，化为乌有。
问：2011年大选后，政府是不是越来越往民粹路线靠拢？
答：不，我并不这么认为。我们输掉了一个集选区，失去6 个国会议席。算不上一场大灾难。
问：您说行动党引进优秀的候选人如王瑞杰，这些人才也都 入了阁。但年轻一代似乎只希望国会里有更多反对党议 员，不管素质好不好……
答：我无从预测也无意否定他们最终所作的选择。
问：但这个趋势会不会令您操心？
答：不，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已经89岁了，还会去担心世 界末日是否到来吗？我构建了一个清廉开放、任人唯贤 和开放的体制，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问：但您相信如果年轻一代选择两党制，新加坡就必定会从 此平庸？
答：必定会如此。而正如我说过的，如果年轻一代人都认为 新加坡可以只甘于当个普通的城市、平凡的国家，这个 结果必然会出现。
问：行动党可能在这种情况发生前就失去执政地位吗？
答：我不敢肯定行动党会在三、四或五届大选后依然执政。
问：如果行动党作出改变，回应人民的要求呢？
答：不。不如你来说说看行动党应该怎么改变，人民的要求 又是什么。
问：比如说，许多人认同行动党的核心价值观，但希望看到 更多从“心”出发的关怀。
答：从“心”出发？说得具体一点。
问：一，部长别总是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二，拨出更多款 项缓解社会问题，不过这当然得牵涉整个财务原则。这 就是人民普遍的两大期许。
答：你说“居高临下”，是什么意思？
问：避免高高在上训斥说教的姿态。也许在制定政策时多一 些协商过程。
答：这正是张志贤与尚达曼的作风啊。
问：大选前后，舆论都在议论着行动党应该怎么转型。
答：没有啊，谁在议论？
冋：杨荣文是其中一个。
答：不，不是的。杨荣文败选了。而每一次败选过后都必定 会有一番彻底的检讨和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得改变 一些基本价值观与基本方针。
问：就部长薪金课题，在您看来，政府是不是太过迁就民间 情绪了？
答：不是。我并没说他们迁就民间情绪。他们只是设法回应 人民情绪上的转变。
问：但在您看来，这么做是得付出代价的。
答：绝对是。
问：可是，即使在部长薪金偏高的时候，行动党议员也多是 从公共部门招揽，而非来自私人企业。
答：不是的。我拉了林金山，还有其他一些人。
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当年的部长薪金并没有今天这 么尚〇
T 答：不，你不能这么说，薪酬是重要的。当年如果牺牲太 大，他做了 一任后就会选择不干。但他坚持了下来，创 建了建屋发展局，让每个人现在都拥有房子。他做满一 任后觉得还是值得留下来。
问：对于新加坡，您最担心什么？
答：我没什么好担心的。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找到了接班 人，把棒子交给下一代。我的任务到此为止。我没法永 远活得像个四五十岁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问：看着新加坡未来的走向，会不会让您有时候觉得难过？
答：告诉你我的真实感受吧。对于以后会发生的事，我早已 认了。没什么好难过的。完全看现在成长的一代人，他 们会怎么做。他们是不是还跟父母的那一代人有着同一 套价值观？
问：我们是否可能达到一个平衡点.，既不是像过去行动党的 一党专政，也不全然是个两党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也许，反对党三分之一，执政党三分之二......
答：你认为有这个可能吗？假如你有三个孩子，你能够说服 其中两个投票支持行动党，而第三个把票投给反对 党吗？

人口政策

如果果我现在还主政，我会把婴儿花红定为国人平均年薪的一倍，这笔花红足够应付孩子从诞生到至少进入小 学的开销。但这会大幅度刺激生育率吗？并不会。 在我看来，即使是巨额的金钱奖励，对生育率还是起不了太大的作 用。但我还是会坚持推出丰厚的婴儿花红，为期至少一年，这纯粹 为了证明我国的低生育率完全不关乎经济或财务因素，如生活费高 涨，或政府没为家长提供足够援助等等说法。生育率下降，是因为 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已经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已经无法在奖励方面 再多做些什么来鼓励国人生育，那就得实事求是，问问自己还有什 么其他方案，才能制止这个社会在几代人时间内就渐渐消失。
1959年，我刚当上总理的第一年，新加坡共有6. 2万个婴儿诞 生。50年之后，情况完全逆转。居住人口翻上一倍多，但婴儿人 数却骤降。2011年，只有39,654个婴儿诞生。平均生育率从80 年代末的几乎2.0,下降到2010年的1.15新低，而人口替代水平应 为2.1。每逢农历龙年，生育率总会小幅上涨，但纵观过去三轮龙 年，分别是1988年、2000年、2012年，生育率增幅却是不断在缩 小，与总体生育率下滑的趋势是相吻合的。
无论以什么方式来划分我国人口结构，所得出的数字都在不断 地缩小，哪一组人口都好，生育率都在下降。根据2012年的初步 统计，华族总生育率是1. 18,印族1. 14,马来族1. 69。这意味 着，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华族与印族人口会一代代减半，马来族 人口则是代代缩减五分一。越来越多国人选择不结婚或迟婚，不生 育或少生育。已婚妇女当中，年龄介于30岁至39岁的，子女平均 数十年来从1.74降至1.48。40岁至49岁已婚妇女，子女平均数从 原来的2. 17降至1.99。单身者则稳健上升，30岁至34岁的男性人 口，多达45.6%单身。同龄的女性人口，32. 3%单身。
以目前的生育率看来，如果不引进外来人口，年轻人口在一代 人时间内将更难以承担人口老化所带来的负担。劳动人口相对于65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例，会在一代人时间里，从2012年的5.9,缩 减到2030年的2. 1。也只有大熊猫在替代问题上跟我们陷入相同困 境，但起码大熊猫不必担心有没有足够资源确保老熊猫得到妥善 照顾。
有些人甚至非议，是政府在70年代大力推行“两个就够了”节 育运动，才造成我国今日的困境。真是荒谬之极。生育问题并非 我国独有。生活方式的改变放诸发达世界全一个样，从日本到欧洲 皆是。一旦妇女受教育，有了平等的就业机会，她们就再也不把生 儿育女照顾家庭视为首要任务。妇女要像男人一样充分发展事业， 要更多闲暇时光，到处旅游看世界，不想受子女所牵绊负累。现在 的妇女在经济上独立得多，对是否成家、要选择怎样的对象，有着 全然不同的要求。我们不可能让时光倒流，除非不再让妇女受教 育，但是这么做根本毫无意义。
许多西方国家渐渐开始接受同居文化，或承认非婚生子女。这 么做也许有助于改善生育率问题，也能为婴儿创造更大的空间。即 使是亚洲社会，未婚妈妈也不再那么受歧视，实际上好些社会甚至 为单亲妈妈提供额外帮助，这却在无意间有效地鼓励了不婚现象。 新加坡在这方面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亚洲社会。虽然同居现象开始 普遍，但是非婚者有子女的例子还属于少数，毕竟还是摆脱不了社 会禁忌。如果社会规范改变了，生育率是可能有所提升的。但我 预见社会规范在这方面的改变将会非常缓慢，而政府不可能反而走 在人们前头。何况非婚生子女一旦增加，也会带来其他社会问题和 挑战，就像其他有较多单亲家庭的社会一样。
新加坡人对引进外来人口的做法有着强烈反感，但政府几乎是 在无计可施之下才出此下策的。处处见到长相、口音、行为举止与 我们不太一样的人，自然会让人不自在。我也宁可多看熟悉的脸 孔。但是，我们愿意生育吗？我们是要面对现实，认清引进新移 民是个必须接受的现实；还是要任由新加坡持续萎缩、老化、失去 活力？
移民政策面对三重局限：
首先，引进外来移民的步伐不应超出政治上所能承受的水平， 否则会引起民间反感，结果得不偿失。针对我们究竟需要多少移 民，社会必须达成共识。以目前的情况来说，也许一年引进1.5万 到2. 5万个外来移民，会是个大家都可接受的水平。再少一点，数 据上来说，实在无法在现有的生育率基础上制止人口继续萎缩。不 过，一旦政府成功地让国人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足以发动全 民共同克服困境，外来移民数据理应逐步增加，尤其未来当人口老 化的冲击越来越显著时，更须如此。
其次，就算国人最终愿意包容更多外来移民，社会对容纳外来 移民总还得有个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本地原有的文化和精神面 貌就会显著地受外来因素所影响，而这正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结 果。当移民人数相对于本地人口尚属少数时，他们自然会更主动地 与本地人打成一片，融入本地现有文化。这个融合过程即使无法在 第一代移民身上完成，也会通过移民的子女来完成。而一旦移民人 数达到临界点，他们会渴望突显自我，继续保有独特性。而且，如 果移民人口够多，他们甚至能强力改变本地的文化。说句实在话， 纵然有再多的不愿意，某些改变还是正面积极的。但如果我们真的 允许自己走到那个地步，对于移民文化要如何去芜存菁，哪些成分 值得汲取，哪些成分又应该排除，我们恐怕也管不来了。我们已经 看到这些文化中一些负面元素的明确例子。打个比方，新移民原来 的居住国也许是个相对单一的社会，不习惯与不同种族的人毗邻而 居。又或者，新移民原来居住的社会有多层阶级之分，有别于新加 坡社会的无明显阶级观念，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也会有所差别。 新移民潜意识里的社会态度未必能全然融入新加坡原有的一套社会 标准和行为规范，难免要引起摩擦。我们必须避免让这些外来的社 会态度侵蚀本地原有的生活方式。
最后一点是，实践经验证实，这些新移民并不会显著地提高我 们的生育率，因为他们也和新加坡人一样不愿意多生育。新移民是 替代我们所缺的年轻人口，但他们所生育的下一代，也一样不足以 替代他们上一代的人数。所以，一代代引进新移民，对人口问题不 过是权宜之计，始终无法长远地从根本解决问题，只能永无休止地 引进一波波的新移民。要改变这场游戏规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改 变观念，多生儿育女，换一种方式过日子。
尽管移民政策的局限清楚地摆在眼前，我们必须明白，短期内 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案。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胸襟看待新移民所带来的 多元面貌。如果在学校、在工作场所，能把这多元关系处理好，有 助于我们开阔视野，促进思想交流。永久居民都可能成为公民，只 是现阶段，也许我们国家或他们自己尚未就成为公民与否做出最后 决定。我们应该逐步帮助他们融入，使他们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和社 会规范，让他们成为潜在公民。至于外籍客工，我们感激他们在协 助建设与改善新加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他们会在工作几年 后就离开新加坡，并不会进一步加重我们人口老龄化的负担。
我有七个孙子，全都是二十来岁，至今还没有一个成家。我想 他们恐怕都要过了三十岁才结婚，但到了那个年龄也很难再多生育 了。在他们同一代人当中，这样的选择相当普遍。很不幸，每一 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周详盘算、自我人生观和世界观做决定，整个社 会却也同时正向危险边缘渐行渐近。对新加坡来说，后果将非同小 可。世界上可有任何国家在人口萎缩的同时还会继续繁荣兴盛？ 如果要我说出哪个问题对新加坡的生存威胁最大，我会说是人口问 题。这个问题我无从解决，也早已放弃。我已经把这个工作移交 给下一代领袖，也只能希望他们或未来的接班人最终能找到出路。
问：您认为目前的这一代领导人有办法解决人口问题吗？
答：这你得问他们了。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副总理张志贤提 呈了人口白皮书，再多等几年吧，让白皮书付诸实行， 再来看看那些措施是否秦效。你有什么想法也请告诉我 们。如果实际可行，我们会把它纳入计划中。得从本质 上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德国人也不生育，所以土耳其人 进来接替了德国人的工作。亚洲四小龙，没有一个达到 人口替代水平。只有美国人还好，但我想拉美裔生育得 比白种人快。至于中国，推行的是独生子女政策，他们 很快会发现独生子女得一人独自奉养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四个老人，必定后悔莫及。
问：我们可否仿效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模式，在幼童入学前 给予广泛支援，例如提供托儿设施，以协助家中有年幼 孩童家长减轻负担？
答：行不通的。我说过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作业模 式就像部落族群，随时愿意相互分享资源。我不认为我 们应该像他们一样向人民征收重税3即使为托儿服务提 供大幅资助甚至全额资助，也很可能对生育率起不了任 何作用。
问：另一个跟生育相关的课题是住房。有个说法是房价大高 了，人们的收入有大半用来偿还房贷，养家糊口就更不
容易。再加上现在的组屋也越建越小。
答：土地有限。就如我所说，这涉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多过于 这些因素。过去，人们的生活环境更拥挤，却也生育更 多孩子。
问：您可将组屋建到50层楼高。
答：许文远说的想必你读过了。这事由他掌管。他说过，会 在接下来几年内解决问题。但并不是组屋越建越大就能 解决问题的。你说，建高些；但是楼层越高，电梯也越 贵，维修费、装置费都会增加。
问：我们必须想办法拉低成本。
答：不。我说，我们必须想办法让家庭有更多小孩。房子更 大更便宜，无疑大家很满意，可是到头来还是只会生一 个小孩。问题在于生活方式。已婚夫妇至今还是无法自 我替代。接近了，可还是达不到2.1的替代水平。而考 虑到30岁出头的女性，三人中就有一人未婚，已婚夫 妇其实生两个还不够，需要生三个宝宝，才足以补足单 身男女的替代率。
问：在我看来，大部分单身人士其实都是想结婚的。只是不 知什么原因就是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答：“不知什么”的原因就是，他们想要过舒适的生活。这 些人养得起自己，可以慢慢等待理想男人出现，这个男 人最好赚得比自己多。如果这个理想男人不出现，她们 就宁可不嫁0
问：目前接受试管受精可享有津贴。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增加 人工受孕津贴，尤其因为现代人越来越迟婚，在生育方 面会更需要最新医学技术来辅助？
答：这么做的话会有风险。可能引发各种复杂的状况，如增 加多胞胎概率，高龄母亲，婴儿可能早产。也得注意求 取平衡，我们可不想鼓励人们迟婚，让人误以为有了人 工受孕术，也能解决生儿育女的问题。
问：假设移民浪潮有朝一日真的改变了新加坡社会，什么样 的改变最让您忧心？
答：那得要看是哪些新移民。
问：如果大部分来自中国呢？
答：不是中国而已，而是中国的各个不同省市，在这里形成 一个多语言社群。的确，他们都会说华语，但全来自不 同背景，都必须调整自己融入新加坡社会。不过，一旦 他们成为大多数，就或许会改变我们。
问：既然大多数新加坡华人都源自中国南方省份，我们可不 可能也多引进南方人？这样是否行得通？其实有些人注 意到，比如来自福建的移民吧，要比来自北方省份的移 民更容易融入本地社会。
答：这不行，我们不可以凭省份引进移民。主要考量应是： 融合度、对经济的贡献、资历。一代人之后，他们会改 变的，他们的下一代会成为新加坡人。我们要的是资质 才能最优秀的人，而不是因为他是福建人或广东人。
问：移民政策也影响了本地的种族结构。
答：是的。我们也很努力地在维持种族结构平衡。毕竟大家 长久以来都能互相包容、融洽相处，而一旦任何一个族 群忽然涌来大量新移民，影响了原有的结构平衡，麻烦 就来了。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浮现了，印族人数 正渐渐追上马来族。光是公民人数还不至于，但连永久 居民算在内的话就几乎赶上了，原因是我们引进许多高 端资讯科技人才，本地共有四所印度人学校D这个现象 确实让人不安。
问：印度族人数会不会有一天超越马来族？
答：不会，绝对不会。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经济

 
新加坡是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打从新马分家那一刻 —起，我们就沦为被切割在外、与腹地断了纽带的港城，注定只能借着与世界各地建立广泛联系才得以生 存发展。正因为与世界相通，我们才能够借着二战之后席卷全球的 快速增长势头取得繁荣。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提供的数据，新加坡今 天的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6%,比邻国马来西亚（】67%) 与印度尼西亚（47%)要高出许多，也超越了其他在现代化发展初 期以外向型策略为导向的亚洲经济体，如台湾（135%)、韩国 (107%)和泰国（138% h唯独香港（393%)在经济上的开放程 度比得上新加坡，但也只有在把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往来也视为 外贸，香港才能有相等的成绩。
正因为新加坡十分依赖这些环球联系，致使我们对世界其他角 落的任何风吹草动，或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事愈发敏感和显得脆 弱。为了避免依附于任何一股单一的外在势力，我们只能尽可能多
地边押注、分散风险。但打个比方说，一旦经济放缓影响世界各主 要经济体，那就别指望新加坡还能全身而退。同样的道理，如果西 方发达经济体每年取得2%至3%增长率，而中国增长达7%或8% , 新加坡的情况自然也不会太坏，平均可取得2%至4%增长。
万一东南亚局势动荡，我们也会跟着遭殃。跨国企业会唯恐整 个区域不稳定而撤资或延后注资。还好现阶段来说，这样的可能性 不大。马来西亚看起来一切安稳，印度尼西亚也早已不再遵循苏加 诺时代咄咄逼人的强硬路线，緬甸正在逐步开放，泰国从来就是一 个自由市场。东南亚区域一片风平浪静，此番好景如果能持续，新 加坡自会从中获益。
新加坡国内局势也得要持续平稳才行。如果走回上世纪50年 代的老路，华校生和工人静坐罢工，处处张挂着布条标语，反复彰 显政治斗争意识和社会潜在矛盾，那外企该往哪里投资？外企怎么 还会要到这里来？工业关系目前还算是平静的，一如过去几十个年 头；这得归功于蒂凡那等第一代工会领袖的努力，他们不只为工友 争取福利，更关注社会大众的福祉。那一代工会领袖总有办法低调 而有效地化解纷争，不对国家大局或基本民众服务造成任何损害。 对外企来说，工业关系稳定，绝对是吸引他们前来投资的主因之 一。为了巩固劳资政三方体系，我们总会委任一位工会领袖入阁。 而劳资政三方相互理解体谅的关系一旦动摇，新加坡的处境也必然 岌岌可危。
最后，我们得时时保持竞争力，灵活且迅速地因应新的实际情 况。我不能断定二三十年后的新情况将是怎么样。但我们在过去 几十年奠下了很好的优势：劳动队伍受过良好教育并以英文为第一 语文、华文为第二语文；法治制度完善，尊重知识产权；各个领域 都随时准备引进最新科技；政府清廉且高度透明，并时时创造利于 经商的环境。
遗憾的是，随着经济持续增长，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这并不 是新加坡独有的现象。如今身处全球化世界，竞争的结果只能是最 底层的收入越压越低，而最顶层人才因为流动性高继续受全球竞相 招揽，收入也更多。就新加坡在这方面的表现来说，确实比我们面 对的批评好太多了。大家都为欧洲社会的福利制度津津乐道；那么 究竟欧洲有哪一个城市能做到为全国超过八成的居民提供公共住 房，而且绝大多数人又能拥有自己的房子？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为此而沾沾自喜。政府必须认真 处理收入差距的问题，否则新加坡难以上下一心。问题在于，我们 该怎么做，才不会伤害整体的竞争力？
我反对过度干预自由市场作业，因为这么做会扭曲了自由市场 的潜在诱因与效率，一旦根深蒂固就难以还原。一个例子是，为最 低工资设定底限。比较有效的方法是，让自由市场自行运作，达致 最理想的经济产量，政府最后才介入，向富人征税，救济贫困者。 新加坡在某个程度上是在这么做的。其实富人向来都在承担大部分 税务，这包括个人所得税、消费税、房地产税等，帮助提高国家税 收，政府才能通过消费税回扣、水电费回扣、申购组屋津贴、就业 入息补助金等各种各样的现有计划，实践财富再分配原则。不过， 我们得谨慎行事，避免过度增税，否则有能力移民的富人将纷纷远 走他乡。早一代的人早已根植新加坡，也许大多数人还是会愿意留 下来。年轻有为的一群可不这么想，毕竟大同世界处处有机遇，移 民的诱惑恐怕更难以抵挡。
也有人认为，外籍客工近十年来大量涌入，拉低了新加坡低技 能员工的工资水平，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我不否认在一定程 度上的确如此。然而，新加坡的现实情况是，如果我们不引进外 劳，中小型企业迟早会垮；这些中小型企业占了国内生产总值近乎 一半，同时为就业市场制造多达七成的工作，一旦垮台，对本地低 薪工友的冲击肯定更大。当然，我们引进的外劳也确实达到了临界 点，不只引起人民的不满，也找不到足够地方为外劳提供住宿。政 府近年来的确幵始收紧外劳人数，但权衡的标准依然没变——过度 收紧外劳政策必定会拖慢经济增长。个中微妙的平衡点，不一定能 让民众所接受，毕竟讨好的措施总是比较受欢迎，这也是可以理解 的。但政府绝对有责任继续把关，确保经济能持续健康稳妥。
问：谈到经济发展，我们需要在策略上进行哪些调整？
答：可调整的策略包括加强国内消费。但新加坡人口那么 少，国内消费起不了太大作用。中国和印度都可以剌激 国内消费。我们不可能。
问：接下来还可能有哪些领域是值得我们重点发展的？就好 比过去的生命科学领域。
答：也许吧。但必须对这个领域的发展潜能以及持续发展的 前景有相当的把握与信心，同时还得确保领域里有足够 的人才。
问：生命科学领域的大跃进，也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了十 足信心和把握？
答：不，恐怕我们还只是走出了一小步而已。我们培训了更 多博士推展生命科学研究与开发，但要从建立研究实力 到取得经济回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问：在提高生产力方面，我们还落在许多发达国家后头。以 制造业和服务业来说，新加坡的生产力只达日本和美国 的 55% 至 65%。
答：因为我们还有大量外来移民不会说英语，也难以顺利融 入劳动队伍。他们当中好些只是持工作准证，并不打算 久留，花个几年时间把技能学上手了就离开。
问：谈到收入差距问题，尽管新加坡面对某些局限，我们能 不能做得更多，来提升底层工人的工资水平？
答：其实不平等现象之所以产生，也因为劳动队伍最底层有 大批中国和印度工人的供应来源，不是指这里，而是指 中国和印度。所以，除非你有一技之长，否则这个差距 只会让你更加处于劣势。可是你问问自己吧，如果政府 大幅缩减外籍劳工，有多少中小型企业会遭殃？
问：可这不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吗？正因为聘 请外籍劳工如此方便低廉，中小型企业很自然地继续依 赖外籍劳工。一旦来源收紧，公司就得被迫改变经营方 式另寻出路。也许有些会撑不下去而倒闭，但为了迫使 经济更能提高生产力，也许必须做出一些牺牲？
答：切断外籍劳工来源，中小型企业会崩溃。
问：那会是坏事吗？也许是一个必要的转型过程？
答：中小型企业如果崩溃，我们也会流失超过一半的国内生 产总值。
问：从某个角度看，政府不正在尝试这么做吗？政府正在设 法放缓外籍劳动队伍的增长。
答：是的。但那是因为人民对外籍劳工太多感到不自在。这 么做可不是为了经济〇如果从经济角度看，我们是应该 继续引进外籍劳工的。
问：所以您认为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开始收紧外劳人 数，就必定意味着会流失一半的经济所得吗？
答：停止发放工作准证给现有外劳，的确会造成经济萎缩。 但我们其实只是维持现状，减缓新外劳进来的人数。不 是完全制止。完全喊停的话，麻烦就来了。
问：我们的税率比起其他许多发达国家都来得低。应该进一 步提升吗？
答：增税幅度太大的话，会逼走很多最顶尖的人才。我们的 人才已经在不断流失了，许多学生到美国留学，学成后 被大公司看上，从此就不回来了。中年以上的人会留下 来，他们没有选择。可是中年以下的一群人有条件来去 自如，他们会成批出走。新加坡少了最顶尖的人才，整 个国家将不再一样。如果没有我们这一代人，新加坡不 会有今天。是吴庆瑞、拉惹勒南和林金山，他们协助创 建了这个地方。换作是今天，他们恐怕已经远走他乡到
美国微软就职，从此不再回来了。
问：但您和您那一代领袖在世界最好的大学学成后，不也决 定回到新加坡？怎么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就没可能也受 到使命感召唤，选择回国服务？
答：我的那一代人……在英美完成学业后是不准留下来的。
问：您没想过要留在英国当律师吗？
答：不，我会讨不到生活。我没在英国执业过，是回来后才 在这里开始工作。
问：李显龙总理那一代人呢？我要说的是，回不回国，经济 机遇也许不是唯一考量？
答：当然不是。会让他们回国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父母。
问：那当然是主因。但是难道就没有爱国情怀吗？或者，要 回来为国奉献的某种使命感？
答：你在说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啊。整个天下是他们的 舞台。
问：也许新加坡在这个大舞台上始终占据了一个特别的位置？
答：不。过去的世界还未环球化。如今已经环球化了〇
问：您可留意到最近因林崇椰教授的言论而引发的一场讨 论？他主张展开另一次工资革命。
答：林崇椰是个学者，目的在于激发讨论。他可有具体计 划，说：“认真要做的话，要这么执行”？总理和部长 都不把他的话当真。有个部长回应了他，他承认自己不 过是把球踢出去等人来追，而不是自己带球直捣龙门。
问：他没法带球跑呀，他的位置做不到。
答：不是的。如果他有周详的计划，大可具体地列出：第一 步，第二步，第三、第四、第五步，攻破龙门。
问：随着我们渐渐转型为知识经济，可不可能因此而越来越 仰赖革新主意，以及像Fwitter和Facebook这类改变整 个游戏规则的玩意儿？
答：不会的。要等多久才可能等到一个比尔•盖茨出现？新 加坡人口只有300万。中国有13亿人，但论创意还比 不上美国人。印度也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自清教徒 移民美国之后，美国就吸引了顶尖人才不断涌入，现在 已是世界各地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地。

中东：春残无夏

当轰轰烈烈的所谓“阿拉伯之春”终于尘埃落定，也许 世界总算恍然大悟，其实这个区域的治理和制度也没 因此而历经多大转型。看似出现好些戏剧性的变化，在新闻记者笔下更是成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但要在几十年后再拿起广角镜回顾这段期间所发生的事，我会十分怀疑，这段时期是 否真有哪一场革命，会真正促成阿拉伯世界实质而永久地走向民主 治国？比较可能出现的结果反而是，这些民主试验大多数不会长久 持续。如今有好几个国家正朝一人一票制度蹒跚前进，但预料过不 了多久，也都会一一被打回原形，回到一人专政或阴谋集团主政的 体制。换句话说，春之后，夏秋冬接踵而来，自古以来皆如是，日 子还是要继续。
中东世界在历史上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传统。打从远古的伊斯 兰教时代，到比较近代的殖民统治，到后殖民时代民族主义运动兴 起，这个地区从来就没有民主传统。当年英法保护领地分裂为各个 独立国家之后，全都演变成一人专政体制。这不是巧合，而是有着

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因素。

当然，有人会说，民主主义在人类史上还算是个比较新颖的概 念，总得要有个起步吧；其他许多地方，包括好几个亚洲国家，民 主也是在缺乏传统背景的情况下开始萌芽扎根。或至少看起来是如 此。但较之这些地方，中东还有个重要区别。除了不曾有过代议 政治的实际经验，中东也缺乏某些必要的社会元素，去建构一个让 民主主义足以萌芽扎根的坚实基础。
首先是公民平权。意即你我即使在财富、社会地位、成就、体 质和智力等方面有差别，只要同为一国子民，我们还是平等的。凡 国家赋予任何公民的权益与义务，你我也都共同享有、共同担当。 法律上你我平等，道德上亦然。公民平权，这是发展实质民主程序 与体制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不光需要在知识界和进步圈中受到认 可，还必须能深入社会民间。
但我们在中东许多地方看到的却是部落或封建制度。沙特阿拉 伯的部落领袖每年都必须给国王进贡，就像中国古时候那样，国王 会回赐更厚重的礼物。平民百姓效忠的对象是部落而不是国家，因 为国家的概念根本不存在，更谈不上忠于公民同胞。我在几年前曾 跟一位刚完成任期要离开沙特的美国外交官交谈过，他也同意我的 看法。他告诉我，沙特奉行的是封建制度。利比亚同样算不上是 一个全民团结的国家，而是由无数个部落凑合而成，更有地方主义 因素作祟。在这些部落国度里，一个政权垮台后，有可能导致政治 规则出现显著改变或重新整顿——谁说了算。可是民主体制终究还 是难以生根，因为政治体制的基本单位由始至终都不是公民，而是 部落。
观察家指出，其实好些阿拉伯政权已经称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 国家，其中又以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最为突出。但即使是这几个 国家，也还缺乏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元素：民主体制要趋于成熟，要 让公民不单能接受革命以后的首届大选的结果，还要接受接下来每 一届大选的结果。这个元素，我称之为：让经济真正发展起来的 “资本”。
这些国家之所以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是因为它们始终不让妇女 走到前线。阿拉伯世界是个男人主导的世界，不容许妇女接受同等 教育，进而对社会作出与男人同等的贡献；而这又恰恰是各国释放 潜能并促进经济现代化所急切需要的。他们时常寻找各种各样的借 口，抗拒解决这方面引发的问题。也正因为母亲跟孩子相处的时间 往往比父亲要多，教育水平不高的母亲自然也会倾向于只能教出受 教育水平不高的孩子，这个问题于是代代相传世代延续。反之，如 果能有一整代的母亲受过良好教育，那所教育出的一整代年轻人， 自然也会拥有不一样的态度和世界观。
虽然有些中东国家也让妇女上大学，而且与男性比例几乎相 等，但是这些妇女要在各方面发挥潜能，仍得面对重重障碍。妇女 往往不准报读热门科系如理科、工程系和法律系等，也总被定型为 只能从事教书等传统观念里较适合女性的职业。男女毕业生人数也 许不相上下，但在许多中东国家，真正加入劳动队伍的妇女，仍远 远不如男性。即便能顺利进入职场，妇女也经常会受到各种歧视， 从不平等工资待遇到性骚扰现象都有。再加上日常生活上的种种不 便，好比限制妇女单独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社会对妇女婚后不待在 家中相夫教子不予以谅解等，好多妇女不堪折腾，最终选择放弃。
没有真正的经济发展，新上台的民主政权是不可能长久持续 的。对街头巷尾的平民百姓来说，无法换来实质成果的民主，还能
有多大的存在意义？不外是每隔一段时间排队轮候，只为了在一张 小纸卡上打个钩。一两届选举之后，随之而来的难免是对民主制度 的幻灭，然后要求回归某种形式的专政体制。在埃及，首次主政的 穆斯林兄弟会©似乎明白这是当务之急，派遣代表团到其他国家去取 经，学习如何推动经济发展。这显示了他们真的想把国家搞好。 但会成功吗？需要促成的改变太根本，实现这些改变的时间也太仓 促。在大刀阔斧促成种种变革之际，他们还得面临旧政权遗留下来 的旧元素所形成的重大障碍。就说民事服务好了，原任总统穆巴拉 克的旧班底无处不在，而这支旧班底的势力不可能从新体制中完全 撤除，若要把民事服务制度完全废除之后再重新建立，整个体制根 本就不可能运作。
当世界走向全球化，中东各国政府知道自己终究必须随着时代 的脚步前进，哪怕速度缓慢。沙特阿拉伯奉行的是一套以伊斯兰教 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妇女至今在公共场所还是必须身裹长袍头戴面 纱，也不准驾车，公共场所男女隔离。但即便在这么一个传统社会 里，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例如，于2009年创建的阿卜杜拉国王科 技大学就等同于一个极度保守国度里的一片自由领土。这所大学聘 请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前校长施春风教授出任首任校长。在校园里， 男女生待遇平等，像在西方社会一样一起学习、生活。这是一大进 步，但我不指望这所大学的毕业生会改变整个国家；单凭几个受过 良好教育的青年男女才俊，并不足以改变整套封建体制。这套封建 体制，关系到阿拉伯世界势力最强盛、思想最保守的瓦哈比教派神 职组织。瓦哈比神职组织的权势建立在与王室之间的共生意识基础
①2013年7月23日，代表穆斯林兄弟会的埃及总统被埃及军方废黜。
上：王室掌管国家的财富，而神职组织在一切与宗教相关的事务 中，掌握了几乎绝对自由的统治权。但见过阿卜杜拉国王后，我相 信沙特王室也十分清楚不可能让国家继续冻结在某个特定时代。王 室会允许进步，改变是免不了的。但会以什么样的速度改变，我还 真是说不准。也许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里的社会准则会影响校园 附近的所有邻里，进而带动整个城市。
可是现阶段看来，中东地区的长远前景看似充满动荡起伏。当 前对投票制和选举制的试验进入尾声，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推 动可持续增长，为3亿5千万人口创造良好就业机会。个中矛盾再 清楚不过：这个地区按理说是天然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但是其中好 些地方却始终处在蛰伏状态。
中东国家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一旦这些有限的资源消耗殆尽， 它们该如何让自己继续在世界上有存在的意义？这些国家必须从石 油财富主导的经济体，转型为更可长久持续的经济模式，而且必须 在几十年内完成转型。它们必须加速提升自己的表现，在金融、航 空、旅游、消费产品等非采掘工业建立起竞争优势。一个做法是， 把青年才俊送往欧美城市各个工业领域工作，好让他们回国后也在 各个相关领域有所建树。遗憾的是，石油财富容易把人惯坏，这些 人总相信目前拥有的一切是世界欠他们的。政府必须设法让人民行 动起来，摆脱这种日渐衰弱的依赖感，这绝对是项吃力不讨好的工 作。政府必须说服人民，即使把所有的石油利润另设一笔特别基金 然后审慎投资，石油财富仍是不可能永久持续的。这是中东各国政 府最为艰难的任务。
几年前，有个中东国家派了一些学生到新加坡进修，以为可以 改变这些年轻学子的想法。这种情况终究没有发生。这些年轻人
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学习我们的文化或职业理念；他们来这里是为了 寻欢作乐。新加坡对他们而言是个新奇的地方，他们心里想着： “好好享受了才回去。”当你认定自己家财万贯任由挥霍，你怎么还 会想要工作？
中东绝对是个值得一游的美丽地方，有着丰富的文化，以及源 远流长的历史。几个与南欧毗邻的国家，例如摩洛哥与突尼斯，要 比其他中东国家来得先进，也相对更开放。
伊朗国王巴列维还未被推翻时，曾经邀请我到伊朗访问。我受 邀入住国王的一座宫殿。至今还记得那些地毯，纺织得如此精细， 如果地毯是我的，我一定把它挂在墙上。不过在宫殿里，这些地毯 全摊在地上让人踏过。伊朗的织工多得是。后来轮到巴列维国王 访问新加坡，他送给了当时的总统薛尔思一张大地毯，送我一张小 地毯，两张地毯都是丝质的，图案也相同。给我的那一张，现在在 我儿子的屋里放着。这张地毯是铺在地上的，但他们是赤着脚才踩 上去，而且地板是干净的。
我最熟悉的中东国家是埃及。当年总统纳赛尔邀请我访问埃及 时，我也曾在法鲁克国王的一座宫殿住过。纳赛尔是个生活简朴的 现代主义者，虽然最终他并没有成功地解放人民。他在苏联的协助 下，兴建了阿斯旺水坝，以控制洪水与发电，在当年算是一项了不 起的成就。他们用纳赛尔的一架私人专机把我送到水坝一带住了几
天---■个气候全然干燥的地方，四周万籁俱寂。我想，到戈壁沙
漠或大峡谷去，可能也会有相同的感受吧。可唯一不同的是，走出 戈壁沙漠，马上就置身于繁华喧闹的社会，处处充满忙碌的气息； 而一离开大峡谷，绚烂的美国梦，就在眼前铺展开来。
问：您对中东似乎并不乐观。那土耳其又怎么说呢？这算不 算是一个既属伊斯兰教又同时实施民主主义并向世界开 放的国家？
答：不，我并没有说伊斯兰教国家就缺乏治国能力。奥斯曼 帝国就非常成功，而且全是伊斯兰教主义者。土耳其其 实不能算是隶属于阿拉伯世界，他们是土耳其人，他们 反而更像是奥斯曼人，自视为阿拉伯人的征服者。他们 比其他中东人有更好的表现，就因为他们受教育水平 更高。
问：再来谈谈“阿拉伯之春”及这场运动对地缘政治所带来 的冲击。有些人认为穆巴拉克总统向来亲美，美国却大 急于弃他而去。有评论家因此指出，这再一次显示不可 把美国当朋友或盟友。
答：美国怎么可能救得了穆巴拉克？派兵吗？这可是一场内 部反政府斗争啊！美国若试图介入，埃及人民就会当街 焚烧美国国旗。所以不是说有美国做靠山你就万无一 失了。
问：在您看来，“阿拉伯之春”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后续效应， 美国整体来看是赢家还是输家？
答：两者都不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无论如何已经大 不如前了，原因是美方所支持的政权一个接一个失去了 权力基础。但新上台的强人相信过一阵子会需要美国数 十亿元的经济援助来搞好国家。所以美国人或许会回 来。再怎么说都好，经济援助是新政权解决财务困境必 须争取的。
问：既然如此，您会怎么看中东地区列强之间的势力变化？ 中东是否会继亚洲之后成为中美两国的博弈舞台？
答：谁才是这个地区的列强？唯一有意愿也有能力在中东称 霸的，就只有伊朗。中国到不了那里，太远了。美国会 发现自己的国旗被焚烧，大使被杀害，在利比亚就是这 种情况。
问：所以在您看来，美国对中东失了兴趣，也失去了影 响力？
答：不。美国永远都会对中东感兴趣，因为那里有丰富的资 源。美国声称在境内找到页岩气，从此在能源方面自给 自足。但许多国家并没有页岩气，而石油会继续作为重 要商品。飞机也好轮船也罢，大多数交通工具都少不了 石油。
问：中国一定也想插上一■脚？
答：是的，但他们离得太远了，很难在那里发挥影响力。中 国人会到那里投资，采掘资源。他们也在非洲这么做。 他们建大会堂、宫殿，以示善意，以换取更多石油和其 他主要资源。
问：您认为美国该如何制定一套较能持续的中东政策？ 答：静观其变，看看谁上台主政，设法和他交朋友。
问：即使是伊斯兰教政党？
答：再过不久，的确会是这样。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是困扰着中东地区的最大问 题，它形同一个除不去的疮，不断在流脓。要终止冲突，非得达致 “以巴两国”协议不可：一边是以色列国，一边是巴勒斯坦国。巴 勒斯坦国也必须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唯有让巴勒 斯坦人感受到他们也有机会在自己的国家里取得成功，他们才会为 了各自的既得利益，力求为这片长久动乱的土地桿卫和平。
因为犹太族群说服美国采取亲以色列政策，以色列领导层所展 现的强硬路线，一直受到默许。这个现象对以巴之间的和平进程可 能形成无可逆转的负面影响。一个例子是，以色列在占领区不断扩 建犹太人定居点，等于逐渐吞并了在未来任何以巴协议中理应归还 给巴勒斯坦的领土。以色列极端保守派相信，扩建定居点，有助于 以色列趋近历史所划定的合法边界。这个领土边界，是以《旧约》 的记载为依据，他们相信收复圣地是上帝的意旨，不可违抗。扩建 定居点使原来已经很复杂的现状变得更加棘手，使未来任何可行的 协议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犹太复国运动初期，是英国在背后为犹太人撑腰。英国支持犹 太人在巴勒斯坦设立定居点，正是为了促成犹太人最终能在这里成 立“犹太国”。1917年发表的《贝尔福宣言》，确立并公幵宣示了 这个立场。宣言说：“英王陛下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 个民族家园，并愿尽最大努力促使此目标实现……”此前，犹太人尚未大量涌入之时，巴勒斯坦内的犹太居民其实屈指可数。至大屠杀发生，近600万犹太人被杀害之后，欧洲各国对犹太人的同情心 达到顶点，也促使各国在政策上转而偏向犹太人。尔后大英帝国衰 落，美国取而代之填补权力真空；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美国成为 其主要盟友，此后长期为以色列护航。
随着时间流逝，永久化解以巴冲突的希望，看似越来越渺茫。 联合国曾几次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定居点计划违反国际法，谴责这 种行为形同“逐渐并吞”。可是以色列却等闲视之，深知没有美国 的认可，这类声明是起不了任何实质作用的。打个比方说，假设美 国愿意切断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自1949年以来总值高达1150亿 美元，并宣布中止其他形式的军事与政治支援，直至以色列停止定 居点计划，以色列就不得不采取行动作出回应。因此，美国如果不 愿意对以色列施压，以巴冲突就永远看不到尽头。
其实这种情况长远来说对美国是不利的。美国作为超级强国的 整体信誉会因而受损，整个阿拉伯世界也会因此而群起与美国对着 干，这只会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目标更加难以实现。以巴 冲突也成了圣战组织进行宣传、招募年轻队员时，信手拈来的最佳 理由。这不光在中东各地如此，也蔓延到亚洲一些地方，电视上反 复播出巴勒斯坦人受欺压的画面，更是成了宣扬这一使命的最佳 武器。
以巴冲突在中东地区充满暴力动乱的天罗地网之中，占据了中 心点。它也像是国际世界的一颗肿瘤，一旦成功割除，其他许多问 题也将迎刃而解，并将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气候。以巴和解虽未必 是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和平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前提。如果美国对 寻求“两国并存”和解方案秉持着更中立客观的立场，抱持着更认 真的态度，会有更多阿拉伯国家，尤其是那些以逊尼派为主的国家 与社会，更愿意公开支持美国在中东的政策。这才是美国在这个区 域必须优先处理的事。
更想损害以巴和解的一个国家是伊朗。伊朗政府一再承诺要摧 毁以色列国，这个什叶派占大多数的国家，必须借着以巴持续冲 突，来与其他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相抗衡，争取中东世界的霸主地 位。逊尼派与什叶派分裂超过千年，由于伊朗对散居阿拉伯各国的 少数什叶派信徒深具影响力，导致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深感疑 虑。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就说过：“什叶派的效忠对象永远是伊 朗，而非居住国。”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是足以在中东地区与伊朗 相抗衡的另一股势力。而今权力平衡不复存在，但伊朗要在中东地 区称霸，美国就成了最大绊脚石。
伊朗的野心至少一部分源自于它的自我评估：一个有别于阿拉 伯世界、唯我独尊的文明力量。伊朗人对自己的历史非常自豪。 几年前看到一位伊朗部长上英国广播公司节目接受提问时这么回 应：“在亚洲，其实也只有两大文明值得一谈：中国与波斯。”这句 话恰恰反映了伊朗人的想法。他们眷恋有过辉煌岁月的王朝，所以 更有觊覦之心。
这场地缘政治博弈，对世界和平有着深远影响。伊朗看似野心 勃勃地正意图发展核子武器，很可能激起一场核子战争，或至少是 掀起核军备竞赛。如果伊朗拥有核弹，埃及也会想要，他们很可能 向巴基斯坦开口要。这么一来，就有四大核子强国聚集一处——埃 及、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伊朗，整个中东地区会成为高度危险 区。这也会提高中东向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向非国家组织输出核子 材料和能力配备的概率。
我不相信以色列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美国做得到，但必须 准备发动一场地面侵略行动；而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毕竟美军刚 从伊拉克脱身。由于存在可怕的估算错误，这意味着世界较不稳 定。我们或许会见证本地区在二战后率先动用核武器。
也许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万一中东爆发核战争，核爆炸阴云会 笼罩大半个中东地区，也许还会蔓延到欧洲，但应该还不至于殃及 东南亚，虽然我们还是难免会溅到几滴黑雨。
问：奥巴马总统说过，他有意修订政治捐赠法，避免拥有大 笔资金的利益集团，势力过度膨胀。这可能对美国政治 内部动态造成任何改变吗？
答：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他真有心要这么做，也难以争 取到参众两院通过。
问：欧洲国家越来越同情巴勒斯坦，这个现象会产生什么 影响？
答：同情心值多少钱？每一天，领土一寸寸被剥夺，这些同 情心，做了些什么？
问：谈谈伊朗和核武。您不排除伊朗如果拥有核弹，会先对 以色列下手吗？
答：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问：但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伊朗具备核武器，也许会比不 具备核武器变得更安全、更容易预测，也更容易对付； 而一旦伊朗跨过核门槛，对中东地区也许不是什么坏 事。您怎么看？
答：这是个安慰人的理论。但我会说，伊朗人的思维与美国 人和俄罗斯人不一样。他们会如此盘算：我攻击你，你 回去，我再攻击你，你再回击。第一轮攻势后是第二 轮、第三轮，双方同归于尽，连带一大片欧洲大陆也会 被摧毁。以色列、伊朗和埃及可能冷静思考吗？这才是 问题症结所在。我们在谈的，是一群自杀式炸弹引爆 者，他们口口声声说：“没问题，我大不了一死，只要 能让你们更多人一起陪葬。”我想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
问：这正是以色列针对为何要对伊朗先发制人的辩解，以预 先制止伊朗发展浓缩铀，避免它进一步巩固核能力。他 们说：最好是尽早发动攻势，才能制止核弹爆发。
答：有一组人确实以这个为理由，主张提前对伊朗发动攻 势。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你能够除去整个伊朗吗？再 过不久，他们会发展第二颗核弹，你再发动新一轮攻 势。但这一次，肯定会是深埋地底的。
问：所以您并不看好以色列有能力制止伊朗发展核武器？
答：当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问：就这个问题，还可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答：这个问题得由美国的2000个犹太人来回答了。最好的 方法就是为以巴冲突寻找永久的解决方案。但一直到今 天，这还是个解不开的死结。
来来来
除了攸关世界和平，中东局势也会对商业活动产生一定影响， 包括新加坡企业的生意。新加坡企业向来比较谨慎，近年来却也开 始进军中东地区。对新加坡企业来说，这是个新市场，他们算是来 迟了。新加坡人习惯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城市做生意，如中国、印 度、东南亚各地，他们在这些地方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而中东， 无论是文化、语言、地理位置，都不会是新加坡企业的一个自然选 择。但他们还是通过其他方法进入了中东，有些是和会说阿拉伯语 的印度人合作。鼓励在新加坡居住的阿拉伯族群多使用阿拉伯语， 或许也有帮助。中东是个新兴市场，新加坡人不应错过，迟到总好 过缺席。
投资其他新兴市场，一般得在注入好多年的资金和心血之后， 才能开始看到回报。中东的情况则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地区非常富 裕，回报很可能来得更快。难处在于寻找适合自己的专长和能力的 适当商机，以及是否拥有足够的人脉促成交易。新加坡企业在一些 规模较小的中东地区如卡塔尔和阿布扎比颇有建树，原因是这些小 国的社会阶层结构相对来说比较清晰。沙特阿拉伯的社会结构就复 杂得多，王子公主等等逾百位，对市场新客来说可能不容易摸透。 就算如此，沙特要着手发展面积达1.68亿平方米的大都会“阿卜杜 拉国王经济城”时，也邀请新加坡在经济城规划期间结为伙伴，并 参与城中推展的几个金融业项目。其实沙特近几年来频频低调地派 团访问新加坡，经常是不对外宣布。我们建构的一切，这么一个整
洁、安全、高效的城市，给沙特人留下深刻印象。
可是中东也同时会是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对手。尤其是 迪拜，无论在航空业、旅游业、金融业或会展业，都与新加坡陷入 白热化竞争中。在谢赫•穆罕默德•马克图姆的领导下，迪拜已是 今非昔比。很显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准备投下大笔资金，将迪拜 这个城市发展成中心枢纽，有能力与新加坡展开竞争。
阿联酋航空公司国际机票的价格刻意定得比新加坡航空公司稍 低，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而在金融危机来袭之际，阿联酋航空公司 出手订购32架A380型空中巴士，足见其资金之雄厚。当这些订单 全数到位，阿联酋机队就有超过90架A380。新航目前只有19架 A380,另有5架还未到位。
伦敦港口发展计划招标，迪拜也再一次出手压倒新加坡。我们 在经过仔细盘算后决定不再继续抬高出价。迪拜为了赢得竞标，展 现了极大决心，敢于冒险。而我们则认为世界还很大，必定会有其 他机会值得发掘。
像中东与俄罗斯这类市场，对新加坡而言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既然对世界如此开放，我们必须得分散赌注，才能确保利润不会中 断。对石油经济体与非石油经济体都做出投资，就等于多一重保 障，让自己更能抵御国际市场周期性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

全球经济：何去何从？

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存在根本的缺陷。尽管这样的说法对 一些人来说显得越来越浮夸，这个制度却无需摒弃或 重建。
由于世界经济在2008年遭全球金融危机猛力冲击，人们在事后 深思其导因以及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则是不足为怪的。各界在灾 难后有一定的反思，是自然而能够理解的。
然而，我们不该反应过度。当一件事情刚发生时，人们总是过 度地重视它，特别是当事情让他们感到震惊或十分忧虑的时候。 2008年的危机正是一个例子。为此摒弃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提议从 此对自由市场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都是一些错误，甚至是危险的 结论。这么做等同于玉石倶焚。
资本主义的反复无常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卡尔•马克思的时 代便有详尽的记录。考虑到商业周期的本质，我们能接受资本主义 产能过剩的趋势，因为其中的利益远大于成本。另一个选择是约束 性的措施。社会主义体系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猛然发现这一点，而
社会民主主义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相同的领悟。
我们在2008年所经历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明显偏离我们之 前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当时，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失衡的情况不断加 重。美国受到重挫，而全球经济的互联性也让欧洲和亚洲受波及。 但美国已从挫折中回弹，世界经济也随后复苏。此次危机暴露了欧 洲潜在的问题，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复原。这些问题涉及欧洲货 币联盟和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无关。长远而言，资本主义制度对 世界更好，并会让它的增长加快许多。这是因为历史己清楚地证明， 无论在哪一种社会，自由市场都是组织生产性力量的最有效方式。
促使美国陷入更深、更久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 也与市场无关，而是公共债务积累的问题。政府债务多年来得以不 断增加，导致人们在危机后对市场失去信心。这种对公共债务和开 支的疏忽，甚至是漫不经心的态度，是政治领导而非自由市场的 失败。
“大到不能倒”的效应，是人们对我们所认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另一个批评。大企业尤其是银行，是否真的能仗着政府害怕它们倒 闭殃及国家经济的心理而屹立不倒？批评者指出这将引发道德风 险——这些大企业知道自己就算失败，也会由纳税人来承担后果， 而成功则会带来巨大的利润。这将诱使它们去冒不该冒的风险。
虽然这样的批评有些道理，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显示，没有 企业是大到不能倒的。雷曼兄弟当时虽贵为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 也走到破产的境地。个人存款虽得到联邦存款保险的保护，但并没 有全面确保所有银行将能获救。
一个在金融体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规模更大的银行，是否也 会让它关闭呢？假如陷入危机的不是雷曼兄弟，而是花旗银行呢？
我不相信有任何银行，包括花旗银行，可以拿着政府的空头支票任 意冒险。像花旗这样的银行能否得到政府的帮助，就得看它闯下的 祸有多大、其他银行是否处于良好状态，以及当时的政治气候。银 行得救与否，还得靠天时地利人和。这其中的不确定性足以使银行 经理在大多数情况下负责任地行事。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需扮演任何角色。一些企业领导不时地还 是会受贪婪之心驱使，尝试让制度偏向自己的利益。政府所面对的 挑战，就是查出和采取果断行动杜绝这样的事情。它的角色是尽可 能地让竞争环境公平，确保自由竞争同时也是公平竞争。伦敦银行 同业拆借利率遭交易员操纵的丑闻是发生在近期的一个例子。事件 涉及银行试图操控利率，影响了银行体系的诚信，损害了其他市场 参与者的利益。巴克莱银行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被迫辞职，而该银 行也在美国和英国被罚款数亿美元。此事清楚地显示，政府和监管 部门绝不能放松警惕，或以为企业高管会在无人监管及面对丰厚利 润的情况下坚守职业道德。
许多政府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也在检讨商业和投资银行业务的 调控措施。关于这个问题，我原则上同意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保 罗•沃尔克的看法。他在金融和银行事务上经验丰富且深具洞察 力，他的看法是：如果我们将一般的商业银行业务同一些较具投机 性和风险较高的投资银行业务分隔开来，整体的银行体系也就更安 全。这后来被称为“沃尔克法则”。但实际上，要落实这样的法则 非常困难。银行大概会将业务迁移到其他国家，而资金就会从实行 “沃尔克法则”的国家流向没有落实此法则的国家。拿英国来说， 由于整个国家十分依赖伦敦这个金融中心，因此不希望过于管制银 行业。其他国家会希望自己的竞争力不如英国吗？我想不会。
然而，若要稳定整个经济体系，政府的介入将是可取和可行 的。美国人尝试向经济体系注入流动资金，以缓和经济衰退的压 力，这基本上就是印制更多美钞。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向来是对抗 经济衰退的标准方案，虽然此次也有更多非常规的措施出台，但美 国最近一次增加货币发行量的规模也是历史上罕见的。
然而，并非人人都赞同这样的做法。那些支持奥地利经济学家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观点的批评者认为，这样的政策无法让经济体 系去掉多余的油脂，并延长了无能的企业和工业的寿命，最终只不 过是让问题拖延下去。他们说，经济体系的自然调整始终是要发生 的，而尝试用量化宽松政策去阻挡它，最多只是拖慢了必要的调整 过程，最糟的是让低效率成为制度性缺陷，使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甚至在未来引发更严重的衰退。
两害相权取其轻，我相信政府采取支持性政策——无论是货币 政策还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一来应对危机，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好。 许多国家就尝试根据哈耶克的主张，在大萧条时期基本上是袖手旁 观，结果为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今，全球贸易体系已高度一体 化，而全球面临紧缩的风险，加上无一幸免的连锁效应，对大家来 说都是极为可怕的前景。因此，没有人希望看到美国经历硬着陆。
美国能够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是因为美元也是世界的储备货 币，所以美国人能在没有太多不良后果的情况下长时间让财政陷入 赤字。倘若其他国家也这么做，它们就会面临资金外流和汇率崩溃 的危险。美国人所付出的代价不高，是因为他们能把一般国家所需 承担的代价部分转嫁给全世界其他国家。由于其他人更愿意持有美 元现金储备和资产，因此美国人能以更优惠的利率获得贷款。这是 作为储备货币的优点。
英国人也曾经享有同样的好处，因为英镑过去是国际贸易中主 要的结算货币。如今，他们已失去了这样的地位。美国人或许有 一天也会失去这种地位。这对我而言难以想象，却是有可能发生 的。目前，仍没有一种货币能取代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欧元还深 陷危机，而人民币也还未能取代美元。
我不相信中国人有心要取代美国人。他们有更多的考量。若 要开放资本市场，就得让资金自由流动。这么一来，国内经济可能 会因资金突然大量涌入或流出而变得不稳定。美国的体系已有一定 的成熟性，能够抵挡这样的压力。但我不确定中国人是否要冒这个 险。他们有必要这么做吗？就算人民币不是储备货币，他们也发 展得很好。其中的优势不足以让他们冒这个险。如果我是他们， 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因看到了以美元主导的制度的不公 平，而提倡恢复金本位制。对此，美国人不愿妥协，并表示：“你 要么就接受我们的美元制，要么就不接受，随你去。”由于美国仍是 最强大的经济体，因此大家都肯接受。在可预见的未来保证现有安排 能够持续，这也将为国际贸易体系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即便是世 界各主要经济体的领袖共同协议作出改变——而这其中有一个很大 的问号。因此，储备货币若有任何更动，至少在短时间内也必定造 成混乱。
目前，全球经济在短期面对的较大威胁，是自由贸易受到压制 的危险。我们只要受到保护主义的一波打击，就会陷入经济增长放 缓的局面。我们不应忘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正是因一些国 家倾向孤立主义而加剧的。比方说，如果美国的政治人物基于选举 考量，决定向售价低于成本的中国货征收抑制性关税，必定引来某 种形式的反击。你一旦走上这条路，其他如欧洲和日本的贸易伙伴 迟早也会卷入其中，而必须考虑实行类似的措施。如此一来，整个 贸易体系又再往下陷几级，整个世界的情况将因此变得更糟。在许 多情况下，贫穷国家所承受的打击是最大的。由于它们从较低的基 点开始，因此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好处也相对多得多。
我们应该朝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向迈进。只要国与国之间能达成 协议，其中的交易将惠及签署协定的各方。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若能 取得成功，将对新加坡在内的所有国家有极大的好处。不幸的是， 各方在经历了超过10年的谈判后，仍旧不见成果，而农业补贴是最 大的绊脚石。这里缺乏让谈判成功而作出必要让步的政治决心。 离岸外包严重打击了一些美国工人的生计，因此美国政治人物难以 说服这些工人进一步的调整是有好处的。当然，美国企业如果不把 业务外包，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也会这么做，从而使 美国人处于劣势。
目前，多数国家正忙着争取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这是可 以理解的。它纵然是“二等奖”，也还是“奖”。新加坡至今已签 署了 19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对象包括美国、中国、日 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主要经济体。结果证明，这些自由贸易协定 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推动了贸易自由化。我们的策 略取得了成效。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太平洋沿岸国家之间另一项高标准 的贸易协定，也是令人乐见的发展。倘若目前正在谈判的12个国 家能郑重承诺开放内部市场，协定将能让贸易往来更上一层楼，加 大数以万计的企业以及几亿消费者所享有的好处。有了美国的加 入，这项协定必定对所有参与国具有价值。
问：对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所发生的一切，您承认那是资本 主义制度运作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么说准确吗？
答：这是美国资本主义体系运作的一部分。欧洲资本主义体 系则有别于此，因为他们更注重社会经济发展，也就是 拥有更多的社会保障而整体上的活力较少。英国人享有 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它们当中情况最好的是德国，但 就连德国也在保健和失业福利等方面承受相当大的负 担。我不认为欧洲人会比美国人具竞争力。所以，体系 有时过了头，出了事，然后又复苏了。另一种情况是， 它不会过头，但缺乏那种竞争优势。
问：但如今有经济学家提出了有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问 题。有些人发觉，商业周期正在缩短，而经济衰退也不 断加深。这有可能显示整个制度需要根本的改革。美国 经济在2007年之后的五年都没有完全复苏，使之成为 近期历时最久的一次衰退。
答：我无法说美国该对其体系做些什么。但我不相信大部分 的美国人会支持拥有像英国人那样的福利社会。那就是 另一种选择。你这个人碌碌无为，但我给你房子、给你 免费的医疗服务，还让你只付很少的学费，就能够上大 学。英国人并没有因此取得什么耀眼的成就。但他们如 今已骑虎难下。
问：鉴于美元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世界的储备货币，其地 位不受人民币影响而动摇，新加坡在外汇储备投资方 面，应有什么策略？
答：我会保留美元储备。倘若全球对资源的需求居高，我也 会持一些澳元储备。只要中国需要大量的铁、煤和其他 资源来驱动经济，就会推高澳元，因为澳大利亚地广人 稀，资源丰富a还有哪些国家拥有中国需要的资源呢？ 巴西是黄豆的主要生产国，而中国人对黄豆的需求高得 必须从巴西进口。由于巴西不是太平洋沿岸国，因而选 择通过哥伦比亚，而不是巴拿马运河向中国输出黄豆。 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国会是全球最大的资源消费者，因 为它正在发展。中国人口庞大，但人均收入还是很低。 它不具备所有的资源，因此必须购买一些。它在新疆和 西藏有大片闲置的土地，但大部分都是不毛之地。
问：来谈一谈一个国家该如何调控资金的流入和流出：■,您对 此有什么看法？
答：身为一个小国，当然是条规越少越好。与此同时，我们 必须有大量的储备，以防范像乔治.索罗斯这样的人对 我们的货币展开攻击。他并未这么做，但这可能是因为 他知道我们储备雄厚，他未必经得起这一仗。
问：更自由的体系为何会对一个小国更加有利？身为小国，
我们难道没有被大量流入的资金淹没的危险吗？
答：大量资金流入不会令我们措手不及。有人对我们的公司 和新建设作出投资，是对我们有信心的一种表现。
问：那资产泡沫的风险呢？
答：他们若失了分寸，也会吃亏的。尤其是当他们购买房地 产不是为了自己居住，而是为了获得资本收益的时候。
问：所以您的意思是这将会有自动调节的机制？
答：长远而言可以这么说。但这其中可能也有小故障。
问：从政治角度来说，这在短期内不会使情况很不稳定吗？
答：我们要么就走向世界，要么就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不 是中国，中国有庞大的国内基地，有能力保持孤立。我 们不能。我们在丨965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500美 元，而今天已达到约5.2万美元。如果我们当初没有打 开国门，就无法在50年内取得这样的成就。假如我们 不与世界经济接轨，我们的经济就会萎缩。
问：说到马来西亚的情况，时任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实施资金管制措施。当时，
这个决定备受争议，但如今有学者在回顾此事时，表示 这可能是稳定经济体系的必要之举。
答：我不想就马来西亚人是否做了正确的决定与他们陷入争 论。我们让金融体系保持开放，管理浮动汇率也维持不 变，并从中受益。每个国家得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让 资金和投资自由进出国门是否是好事。对一些金融和银 行体系还不太成熟的国家来说，这可能造成问题。但就 新加坡的情况来说，我们相信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中 国考虑到其金融体系尚未健全，认为让资金自由流动为 时尚早，因为它相信这会让国内经济不稳定。虽然中国 的发展良好，但它得在长期内为追求稳定付出代价，而 这就无法让经济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因为你一旦把资本 市场关闭起来，让资金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才可进出， 你就抑制了经济活动，使投资流入变得更少。
问：有人担心热钱流入房地产市场可能导致新加坡人买不起 房子。
答：我们要么就打开门户，要么就闭关自守。谁能知道外国 人买的房地产在5到10年后是价格过高还是过低？我 们让市场决定。他们是因为相信这是个安全的避风港， 而往这边投资，但其中也有风险。若发生什么事，房价 就会下跌。房地产流动性较低，不能说买就买，说卖就 卖。银行里的钱流动性高，你在电脑键盘上按几下，就
能指示银行：“把我的钱转换成英镑或欧元。”但房地产 可不能这样。不管怎样，我们已立下规定，非公民必须 事先获得批准，才能购置有地房产。我们也向在新加坡 置产的非公民征收更高的额外买方印花税。
问：曾经有这样的言论，指房价的上涨幅度不宜比薪金的增 幅高太多，否则一般工人将买不起房子。倘若市场是以 国内人口为主，这就能成立。但当您把房地产市场开放 给外国人，您就等于让房价和薪金脱钓，而前者有可能 会比后者上涨得多许多。这岂不是有危险？
答：但新加坡人也从他们的房地产套取很大的利益。他们若 相信自己的房地产标价过高，而价格最终会下跌，他们 有套现的选择。你可以把房子卖了，暂时租房，等房价 下跌。如果你相信房价会上涨，那你就保留你的房子。 说到底，这取决于人们对一个国家或其政治体系的 信心。
问：但您只能是在拥有房地产的情况下才能把它卖了套现。 本地的首次拥屋者没有这样的选择。
答：没有房地产的新加坡人若符合建屋发展局所设定的条 件，就能以津贴价格购买政府组屋。
来来来
世界经济的重心已明确地从大西洋转向了太平洋。如今，后者 是世界最大贸易网络的所在地。在不久以前，阿道夫•希特勒领导 的德国，曾在政治和工业方面引领世界，然而德国人战败了，美国 人在此后的数十年取得了超群的地位。三十年后，世界最大的经济 体大概会是中国。一体化的欧洲或许会是第二大经济体，但非一体 化的欧洲就只是27个无法掌握各自命运的经济体。届时，中国和 美国两大经济强国的决定将是最重要的。全世界会密切关注它们的 一举一动，因为它们的任何动作都会造成广泛而长远的影响。
太平洋以西的亚洲地区虽会维持强劲增长，却还需数十年的时 间才能赶上美国的消费水平。这有其文化因素。中国人经历了天 灾、战乱以及剧烈动荡的生活，而一个人或一家人必须自力更生， 靠在顺境时所省下的一切赖以生存。要说服他们大量消费，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新加坡累积大量储备金的做法，也体现了未雨绸缪的 文化亲和心态。
尽管如此，即便亚洲人继续将相对大部分的收入留给下一代， 亚洲仍然会是带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引擎。我们应该 会看到股市起落日益更多地受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所影响，而 更少地受欧美的诸如央行的宣布，或它们发布的经济数据所影响。 正在增长的国内市场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它也被广泛认为 是协助亚洲从2008年和2009年的衰退中迅速复苏的主要动力，并 预示了未来的事态发展。亚洲不一定会在瞬间就和美国经济脱钩，
它有一大部分出口仍输往美国市场。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更趋 平衡，而亚洲国家的政府将更有信心在美国经济不景气时，也能取 得不错的增长率。
就在重心移向太平洋的当口，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随着通 讯和运输科技的日新月异而改变。我们如今已能够和世界各地的任 何人即时沟通。有了互联网，即便你不是一个有钱人，你也能随时 准确而深入地掌握世界其他地方的动态。
上世纪20年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必须坐一个小时的 牛车才能从新加坡东部的勿洛前往外祖父在菜市的橡胶园，而这不 过是两英里的路程。到了 30年代我己是个学生的时候，每逢星期 四或星期五我都会等待邮船到来。邮船在海上航行了五六周，从英 国运来男孩们爱看的杂志和画报，而我也看得津津有味。我花了三 个星期的时间，乘坐横渡大西洋、载送军人从远东回去英国的“大 不列颠号”客轮到英国留学。到了英国，我和家人最快速而便宜的 沟通方式是寄航空信，邮资相等于新币五角或一先令。这是一张张 尾端折起的浅蓝色信笺，而纸张两面都可用来书写。
今天，来往伦敦和新加坡的航班只需十二小时，不像上世纪50 年代的水上飞机，要飞四五天，并得途经开罗、卡拉奇和科伦坡才 能抵达新加坡。要不是有国家抗议超音速飞机飞过时所造成的音 爆，飞行时间或许只是六小时。有一段时间，彗星号喷射机能从伦 敦起飞，在午餐时间抵达新加坡，同天折返时还来得及让乘客在伦 敦用晚餐。那是一架超音速客机。如今，没有一架民用飞机是超 音速飞行的。尽管如此，先进的科技带来的是巨大的变化。我们 今天能通过相对快速、轻松和安全的方式来往各地。上午寄出的航 空信，家人晚上就能读到。但现在根本没几个人会这么做。发送 以光速传播的电邮或手机短信更加省事。就连非洲的农民也用苹果 手机获取有关玉米交易价格的最新资讯。
有了科技上的突破，今天每个人都能知道别人是如何生活的。 亚洲和非洲最穷困的人都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和美国人、欧洲人，以 及有钱的亚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这促使合法和非 法的移民尝试跨越国界，到更富裕且提供更多经济机会的国家找寻 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这些移民得到中介的专业协助，通过各种 巧妙的方式不断地偷渡入境。然而，这些伎俩有时却适得其反，并 酿成悲剧，比如，藏在集装箱里的非法移民可能会窒息而死。想要 迁徙的欲望是如此强烈，就像水自然往低处流，流向土地更富饶葱 郁的山谷一样。这将在未来对维持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带来巨大 挑战。
这些改变对新兴经济体来说，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尤其是 那些处于亚洲的经济体。那些通过实施亲市场政策、提倡教育、苦 干实干和尊重法治而把体系组织得井井有条的国家，将会在全球化 世界里享有各种机会，并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整个世界以风驰电 掣般的速度前进，也不是没有负面影响。
我们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首次真正体验到全球化如何严 重打击一个国家的恐怖威力。这场危机是因泰国，以及程度较小的 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实行难以维持的汇率政策所引发的。泰国借入 美元和其他货币的短期贷款，又对工厂和房地产等资产进行长期投 资。当市场意识到泰国的出口收入并不足以让它履行还款义务时， 投资者和投机者便开始大量抛售泰铢。泰国央行奋勇地尝试与市场 对抗，却很快地发现其储备短缺。
当泰国人向外求助时，美国并没有果断地回应。这向市场释放 了错误的讯号，显示美国不愿拿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力来化解这场危 机，从而促使信贷紧缩。危机在数日内蔓延到其他亚洲国家，包括 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央行都发现自己的货币正遭受攻击。国际 投资管理公司将亚洲经济体都归纳为“新兴经济体”，而就连拥有良 好基础的国家也遭受打击。
亚洲国家在危机中吸取的其中一个教训是，不该仓促开放资本 市场，尤其是当金融体系仍然脆弱或央行的监管尚不健全的时候。 一个国家一定要在体系达到一定的成熟和健全程度时，才能对世界 开放。此外，你也必须在开放后以储备金捍卫货币的稳定。亚洲 国家之所以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相对安然无恙，是因为它们 已在1997年的恐慌中得到了很好的教训，学会更加注重坚实基本 面，包括拥有大量储备金、有限债务和健全银行体系。
全球化所带来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发展趋向不均等。最优秀 的人才流动性高，能在世界许多地方过上好生活。因此，公司几乎 难以避免地以高薪挽留这些人才。相反，那些从事低技能和低薪工 作的人，却得和大批来自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贫困工人 竞争，而后者愿意以很少的薪金完成同样的工作。如此一来，这个 阶层的薪金自然被压低。有些人甚至因为工作被外包而失业。
这些趋势给国家政府带来严峻的挑战。
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某种程 度上的不平等，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差别总是 有的，部分原因是人们的智力、所付出的努力，或者是运气都有所 不同；而另一部分原因是竞争如今已跨越国界。如果你想让差别比 较小，那你就得推行社会主义政策，或尝试将国家封闭起来，但这 两者都不会带来好结果。巨额的高管薪金配套和圣诞节花红看似非 常不公平，但倘若这些高管没有优异过人的表现，公司又如何能赚 得到钱发出那样的花红？如果能够的话，又或者它们能找到薪金要 求不那么高，却同样优秀的人才，股东大可以投票否决这样的薪酬 配套。然而股东若看到股价上涨，他们又何必要这么做？
与此同时，社会还是得保留一定的分寸。让资本主义毫无节制 地发展是危险的事，因为这会引发暴乱并导致社会契约遭破坏。我 们必须取得巧妙的平衡，想方设法让那些处于底层的人民也能维持 像样的生活水平，在他们的社区内找到归属感。
当我还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主席的时候，公司里有一些投资 经理的薪酬是我的五倍。这合理吗？如果我们不给他这样的薪 水，他明天就能轻易辞了工作，跳槽到愿意这么做的投资银行，因 为他具备领高薪的才智和技能。假如我告诉自己：“好的，如果他 领这样的薪水，那我的薪水应该比他的高，因为这整个制度是我设 立的。”这可就没完没了啦。为了让社会保持凝聚力，我们得确保 它有一定的平等和公平性。为此，新加坡为低收入者提供水电费补 贴、入息补助——我们称之为“就业奖励计划”，以及在他们购买政 府组屋时给予他们津贴等等。
这个世界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了。我们岂可当做从未发明飞机、 互联网、苹果手机和苹果平板电脑？你只能接受眼前的世界就是这 样，尽可能改善整个社会的命运，否则就跟不上其他地方瞬息万变 的步伐，被抛在后头。地球可不会为你停止转动。
问：随着经济活动转移到亚洲，您是否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或世界银行在三十年后可能会由中国人掌舵？
答：是有可能，不过中国人并没有迫切追求这个目标。他们 在现有的体系中也能自信和快速地发展。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有个法国女总干事或是世界银行由美国人领导，对 他们来说并不碍事:，
问：假如他们真的追求这个目标，您认为西方国家会有什么
反应？
答：届时，中国的信贷情况就会比西方大国好得多。后者将 会是债务国，而我想它们应该没有力量阻挡中国。
问：中国有一天是否会对赚不到合理的利润感到厌烦，而不 想再持有美元储备？
答：也许吧3他们可能会逐渐抛售美元，或许是静悄悄那么 做。但我不认为他们会试图取代美元。
问：您提到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贫富不均。我们是否应 该更努力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答：在个别经济体的层面上，每个国家需要做的是通过税收 和津贴，重新平衡最高和最低阶层的回报，以保持社会 团结。然而要在国与国之间取得平衡，则较为复杂。你 必须有个世界政府，而每个国家得同意将一些盈余交给 一个世界财政部或央行，以资助较贫困的国家。当然， 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积累了大量储备的中国人不会 说：“我们过去也和他们一样贫穷，那现在就让我们来 帮帮他们吧。”中国人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取得今 日地位的。目前已有人质疑援助政府无能甚至是腐败的 较贫困国家的做法，因为这些钱往往不是用在能改善百 姓生活的工程上，而是让政客中饱私囊。
问：但作为理想的情况，您是否相信国家之间这样相互帮助 是值得赞扬的？
答：作为新加坡的理想情况？我们的人均收入大概会从5. 2 万美元下降到3万美元。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要资助其他国家？新加坡选民S不是会通过选票让政府 下台？
问：但为了区域和世界稳定呢？
答：不，我们得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强大的军队能确保我们 不被骚扰，国家稳定。否则，没什么能阻挡大批人涌过 长堤。在我们和马来西亚合并的两年里，整条铁路两旁 的土地都被来自马来西亚的人非法占用了。由于那是市 区，设施完善，因此他们就地搭起棚屋。所以，当我们 分家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马来西亚人赶走。这不该由我 们来承担。

个人生活 选择何时而去

我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起床，清电邮，阅报，做运动，然后用午餐。之后，到总统府的办公室上班，看文件，写写文章或准备演讲稿。下午或傍晚时分，有 时会安排记者采访，再花一两个小时与我的华文老师在一起。
我习惯天天运动。八十九岁了，还可以端正坐着，走路也不需 要靠拐杖。三十来岁时，喜欢吸烟喝啤酒，后来因为容易在竞选时 影响声带，把烟给戒了；当时尚未有任何研究显示吸烟会导致肺癌 和喉癌等各种病症。不过说来也真是奇怪，我后来居然对烟味特别 敏感。至于啤酒，一度喝出了一圈啤酒肚，报章上的照片都看得出 来。于是我开始打高尔夫球健身，后来改成跑步和游泳，那可以在 较短的时间达到相同的健身效果。现在我每天使用跑步机三次：上 午12分钟，午餐后15分钟，晚餐后15分钟。过去，晚餐前会去游 泳，游个20分钟到25分钟。要不是这样，我还真达不到现在这种 健康状况。这是一种自律。
我还经常约人见面交流。你必须见人，因为要扩大自己的视 野，就必须与人多接触。除了国内的朋友，我也经常和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以及不时与来自中国和欧美的朋友会面。我试着不光与 老朋友或政治领袖会面，也同时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士，例如学者、 商人、新闻工作者和普通市民。
我大大地减少了出国访问的次数，那是由于时差关系，尤其是 去美国。2012年之前，我年年风雨无阻地到曰本出席“亚洲的未 来”国际会议，这项会议由曰本传媒机构《日本经济新闻》主办， 今年进入第十九个年头。有一阵子也几乎每年访华，如今因为空气 污染问题倒不太想去北京了。但中国领导人都聚在那里，所以只好 到北京去见见他们。我是JP摩根国际委员会委员，很荣幸他们为 了配合我，把2012年的年会移到新加坡举行。道达尔咨询团也是 一样。去法国还行，A380型空中巴士 12小时直飞往返。去纽约就 累得多了，特别因为时差关系，总是晨昏颠倒。出国访问有助于开 拓我的视野，可以看看其他国家如何发展。没有一个国家或城市是 停滞不前的。我就见证了伦敦和巴黎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历经变革。
退出内阁之后，对周遭发生的事以及时局的变化没以前那么清 楚了。因此大多数时候我会尊重部长们的决定。我很少提出相反 意见，至少不会像过去还在内阁时一样，能全面参与决策讨论。
有时候，当我对某些事情强烈不认同时，就会向总理说出自己 的看法。一个例子是，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开放让免付费电视频道重 新播放方言节目时，有人这么建议：“华语已在华族社群中奠定了基 础。让我们恢复方言节目，好让老人家能收看连续剧。”我反对这 么做，并且指出，当我还是总理的时候，曾经因为压制方言节目而 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好不容易才让人们习惯说华语。现在怎么又 来开倒车？ 一整代华人因为突然发现自己喜爱的方言节目被腰斩而 怨我。“丽的呼声”有个很好的讲古大师李大傻，我们就这么终止了 他的节目。为什么还要让广东话或福建话在我们的下一代蔓延开 来？只要一恢复方言，老一辈又会开始跟儿孙说方言。方言会卷 土重来的，虽缓慢，却是肯定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有一种人人都听得懂的共同语言。当年，要把 英国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四大语文源流进行一番统合，并不容易。 大多数华族学生报读华校，为自己的语言深感自豪，1949年新中国 崛起后更是如此。为了使英语成为所有学校的第一语文，母语为第 二语文，我必须展开多方面斗争。华文沙文主义者为了对抗这项政 策全力拼搏，华文报和华校使尽全力提高读者群和招生人数。由于 我当时的华文水平有限，所以交由我的华文新闻秘书李微尘严厉管 制华文报、华文中学、南洋大学，以及属下的职员和支持者，将示 威、怠工和罢工等活动减至最低。
最终，是英文教育的市场价值解决了问题。我们也才有了今曰 的新加坡，以英语与世界接轨，并吸引跨国机构进驻；同时保留母 语为第二语文，让我们能与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保持联系。语 文政策是个关键转折点，倘若人们选择走上另一条路，现在的新加 坡恐怕只是一潭死水。
出于情感因素，也出于同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往来的需求，我们 需要保留华文为第二语文，但肯定不需要方言。我们耗费了那么多 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本，把方言从大众传媒彻底除去，如今反倒要 走回老路，实在非常愚蠢。
来来来
生比死好。但每一个人终究得面对死亡。这个问题是许多正 值壮年的人不愿意去面对的。但89岁的我没必要回避这个问题。 我关注的是：我会怎么离世？会不会是冠状动脉中风，迅速了结一 生？还是脑部中风，陷入半昏迷状态，卧病在床好几个月？这两 种方式之中，我宁愿要尽速了结。
不久前，我做了预先医疗指示，意即如果我必须靠插管才能进 食，而且不太可能复原或再次自行走动，那医生就得为我拔掉插 管，让我能尽速离世。我在一位律师朋友和医生的见证下，签下这 份指示。
如果不签下这份指示书，医生会穷尽一切方法去阻止必然要发 生的事。我见过太多类似情况了。我太太的姐夫杨玉麟病逝之前 插着管子，在家躺着，他的太太也同样身体欠佳而躺在床上。他的 大脑渐渐没有意识，但他们还是让他继续撑了好几年。这又有什么 意思呢？医生或亲属通常会认为他们理应设法延长病人的寿命，我 无法苟同。万事终将有尽头，我希望自己人生的终结，会来得迅速 且毫无疼痛。我可不想变成残废，半昏迷卧床，鼻孔插着管子直通 入胃。那样的情况不过只剩下躯壳而已。
对于人生，我不会特别执著于什么，或者高谈什么伟论，就只 是以自己想做的事来衡量人生的价值。就我自己来说，想做的我已 经尽力做到了，我心满意足。
不同社会对生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你到美国，你会发现 处处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尤其是在南部保守的圣经地带。中国虽 然接受了好几十年的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信条，但拜祭祖先， 以及其他佛教和道教的习俗仍然普遍存在。印度则广泛地相信转世 轮回。
我不会说自己是无神论者。对于神的存在，我既不接受也不否 定。他们说宇宙源自大爆炸，可是人类在地球上的发展超过两万 年，已进化为有思想的生物，也有能力超越自己去关注宇宙万物， 并反思自己的处境。这是印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吗？还是神造 的？我不知道。所以我不会嘲笑那些信仰神明的人，可我自己就 未必相信，但不会去否定神的存在。
我的挚友韩瑞生，是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临终前，有位神 父陪在他身边。当时他才68岁，还那么年轻，可是他一点也不害 怕。身为天主教徒，他相信会在天堂与妻子重逢。我当然也会希 望来世能与妻子重逢，但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我会停止存在，就 像她已停止存在一样。若非如此，冥界岂不是会很拥挤？天堂真 的如此广阔无垠，能容纳得下千百年来所有死去的人吗？这是个很 大的问号。可是瑞生是这么相信的，在临终前有神父陪着走完最后 一程，让他心灵十分平静。他的太太在2012年11月逝世，她也相 信他俩会再见面。
我身边一些曾经尝试向我传教的人已经不再那么做了，因为他 们觉得不可能改变我。我的太太在求学时代有个同学，对宗教非常 热衷，不断地向她传教。结果她只好疏远这个同学，她说：“太荒 谬了，我们每一次见面，她都想让我变成基督徒。”太太不相信死后 还有来世。不过说真的，相信有来世，心灵上会得到安慰，就算明 知道来世是不存在的。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体力大不如前，也不那么活跃。你 若要我在下午两点烈日当空下去访问选民，沿街与人握手，亲亲宝 宝，我做不到了。二三十年前没问题，如今再也不行了。生命就 是如此，生理机能只会随着年岁而退化。有时候我的秘书看我在办 公室里休息，会问我是不是要取消下面的会议。有些时候我会说： “不，继续吧。”我只需要闭目养神15分钟，好让脑筋接下来更清 醒。有时候真的撑不了，我会说：“是，把会议挪后。让我先小睡 一会儿。”身体状况不是自己控制得了的。我再活跃再自律都好， 身体总会越来越虚弱。
到头来，我此生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自己曾经花了这么些年， 争取支持、激发民心，打造了这么一个任人唯贤、没有贪污、种族 平等的地方，并且在我之后还会持续下去。不像我当初刚上台执政 时，林有福政府极其贪污。有个叫麦柏士的政府人员，新加坡年轻 一代也许没听说过，他是华印混血儿，蓄着胡子，是个“牵线人”， 专门收费替人拉关系办事。
处在一个贪污腐败风气甚盛的区域，新加坡没有贪污的情况， 显得格外突出。我们创造的体制，包括贪污调查局，帮助我们做到 了这一点。人们不论种族、语言和宗教，都凭着能力才干获得擢 升。只要继续维护这个体制，我们将继续进步。这是我最大的 期许。
问：您曾经说过，自己算是名义上的佛教徒。现在依然如 此吗？
答：是的，我还是这样认为。我经历过种种仪式习俗。我不 是基督徒，不是道教徒，不属于任何教派。
问：您说“仪式习俗”，指的是什么？
答：在特定的日子里去拜祭祖先，奉上供品等，这些都由佣 人帮忙处理。但我这一代人走了之后，这些习俗都会跟 着消失。就如清明扫墓，一代代下来，越来越冷清。这 就是祭祖仪式。
问：既然不信教，您又从哪里寻找心灵慰藉？
答：我的慰藉，来自于一切病痛苦楚折磨的终结。所以我会 希望这个终结赶快到来。我89岁了，翻开讣告版就知 道很少人活得比我长命。我有时会想：这些人怎么活 着？又是怎么死去的？久病缠身吗？残障卧床吗？ 89 岁的人总是在想这些事。我的忠告是，如果你不想躺在 床上昏迷不醒或陷入半昏迷状态，插着一条管进食，就 去签一份预先医疗指示。别通过外在干预延长生命，让 我的生命自然了结。
问：基于一些原因，这么做的人在新加坡还是非常少吧？
答：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现实。
问：您赞不赞成安乐死？这在好些国家已经合法化了。
答：我认为，如果前提是不滥用这个方法来摆脱老年人，而 且是当事人在理智清醒的情况下，为了结束痛苦而做的 个人决定，我会同意这么做。像荷兰人一样。所以我签 了预先医疗指示，实际上是在说：“请让我走。”
问：如果您的一个孙子来到您跟前，问爷爷，美好人生究竟 是什么，您会怎么回答他？
答：我有二十多岁的孙子，他们不会问我什么是美好人生。 他们自己清楚什么才是美好人生。他们所处的世界、所 接触的人，变得不一样了，不同年代的人对人生应该怎 么过也会有不同的要求。
问：您的意思是，不可能去影响今日的年轻人？
答：不。他们从呱呱坠地到十六七岁甚至更早，基本心态还 可以形塑。之后，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会影响他们的是 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同代人的所作所为。
问：您谈到不相信过世后能见到妻子。即使在沉寂独处的时 刻，您也从没如此希望过吗？其实这么希望着，不也是
人之常情吗？
答：不。这么想是不符合逻辑的。假设人人死后都有来生， 那会是在哪里？
问：也许是一个超自然的地方？
答：所以我们全会是孤魂野鬼？不，我不这么认为。
问：您是否还会时常想起李夫人？
答：她的骨灰装在骨灰坛里，我已经向子女交代好了，把我 的骨灰坛与她的安置在一块，在同一个骨灰瓮安置室。 纯粹出于情感因素。
问：希望呢？
答：不再希望什么了。她已经不在了，留下的只是那一坛骨 灰。我也会走，也只会留下一坛骨灰。出于情感因素， 好吧，把两个骨灰坛安放在一块。但死后还能重逢？不 可能有那么好的事。不过印度教徒相信转世轮回，不 是吗？
问：是的，印度教相信这个。
答：这一世过得好，下一世就会更好。这一世如果干尽坏 事，下一世就变成一条狗或什么的。
问：佛教徒也这么相信。
答：不过佛教徒对来世的概念就没说得那么明确。
问：您现在的生活与过去还在内阁时很不一样吗？
答：当然。少了压力。
问：不过您向来都是一个很能应对压力的人。
答：在任的压力在于必须做决定。有时候好几个问题一起 来，等着你一一做决定，你就得审慎地作判断。一旦做 了决定，就不可能回头了。是不一样的压力。
问：您会想念那种压力吗？
答：不，不会。为什么我还会想念？我已经完成了我该做 的事。
问：可是您会不会说您想念出席内阁会议的日子，能有机会 与年轻部长交流？
答：不会。我觉得是退下的时候了。89岁了。我所认识的 世界，固定在脑海中的几个参照点，心目中所勾勒的新 加坡地图，全都不一样了。过去我经常到组屋区访问， 对居委会的人我很熟悉，跟他们打成一片。我可以很好 地感受基层。现在没有这些了。我得靠报告，这完全是 两回事。所以我只得让还在基层走动的人去接手。
问：您在2011年大选结束后不久就宣布退出内阁。您后悔 过吗？
答：不。我都已经没精力再跟基层民众接触，又怎么还可能 继续参与决策呢？这项工作很耗体力。心智方面我没问 题，因为从来没中风过，也没患上失智症。可是体力不 行。接受你们访问之前，我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在跑 步机上走，然后休息15分钟。过去我不需要这么做。
问：所以您没有任何未了的心愿......
答：没有。我要做的都做到了。总理职务，我交给了吴作 栋，从旁协助他。他再交给李显龙。如今是新一■代领导 层主管，我的贡献不再那么有意义了。唯一例外的是， 当他们想要恢复方言的时候。
问：冒昧问一句，您的健康状况还好吗？
答：我不久前刚入院，医生说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现在完 全康复，已经回去上班了。你得考虑到我已经90岁了， 医生告诉我，到了这个年龄，没有任何健康标准可 循的。
问：这个标准就由您来确立吧。所以您对自己现阶段的身体 和精神状况还算满意？
答：不，是只好接受身体机能正在不断退化的现实。心智功 能还好，没有退化迹象，不像我的好些朋友。就这点我 应该感恩了。我想多半跟遗传基因有关。可是身体上的 老化，是阻止不了的。
问：您的心智状态，会不会也跟您经常思考有关？让自己的 脑筋时时保持活跃，总是对周遭的事物感兴趣，
答：是，当然。我也持续学习新的中文词汇和句子，逼自己 去记。就像玩麻将一样。
问：这些年来您的饮食习惯有什么改变吗？
答：现在不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也不会吃得太饱。会试 着多吃蔬菜，减少蛋白质。
问：您在庆祝80岁诞辰时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曾经提
到，您担心人老了，生活的那一扇窗会越来越小，直至 完全关上，如同停止存在一样。现在还是这么想吗—— 设法让您的那扇窗持续敞开？
答：是。要不是这样，我宁可一个人坐着，为什么还要跟你 见面说话？
问：您会不会有寂寞的时候？
答：你得区分寂寞和独处。我有个朋友，名叫珀西•柯利 达，他是剑桥一位最聪颖的资优生，已经过世了。他的 妻子是丹麦人，患有糖尿病，失去了双腿。珀西以前总 爱说：“我享受一个人独处。”我会说：“去找台电脑， 上谷歌。你可以找到所有你读过爱过的诗句，文学作品 的绚丽章节。只要输入关键字，就全出现了。”结果他 照做了。
问：您平日都看些什么报纸或网站？
答■•我读《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以前也读马来报 《每曰新闻》，现在不读了。我的马来文掌握能力在过 去是不错的，但现在没必要了，因为新加坡多数马来人 都说英语。我从网络上了解各地新闻，包括本地的、区 域的，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印度和欧洲。有时也 关注中东局势。拉丁美洲新闻几乎不读，因为跟我们不
相干，太远了。
问：具体看哪些网站？
答：谷歌。我预设了不同区域的新闻，会自动搜索显现。
问：最近看了哪些书或电影？
答：我不看电影。
问：书呢？
答：我平时爱看有意思的人物传记。小说对我毫无吸引力， 都是虚构的东西，或者是重建人们想象中的美好人生。
问：最近可有读过哪本自己喜欢的好书？
答：一本戴高乐传记3法国战败，他一无是处。他到伦敦 去，说：“我是法国。”再到阿尔及尔，对着归顺了维 希政权的阿尔方斯.朱安说：“你身为法国远征军总司 令，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相当有胆识的一个人。当 然，他最终重返巴黎，盟军还为他开道。
问：您最近都在想些什么？哪些事情会让您在夜里睡不着？
答：我想着我们的人口变化。整体生育率只达1.2,我们不 得不引进移民。要新加坡人改变观念是很困难的。妇女 受过教育，想过另一种生活，而不是年纪轻轻就被婚姻 和子女所困。她们要先四处旅行看世界，要享受生活， 然后才结婚，但到时候她们可能就生不出孩子了。
问：您对新加坡有些什么期许？
答：希望新加坡沿着轨道穗健前进，维护所有让它在这个区 域超凡出众的制度

领导人的启示

施：如果要我们回顾与总结自己的从政生涯，哈里（即李光耀），你 会怎么形容？
李：我先是会说，我比其他很多人幸运。命运总在最关键的转角处 对着我微笑。我们被逐出马来西亚时，一下子没了腹地，这个 地方很可能就这么垮了。但是世界的整合以及全球化过程，让 我们有机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施：你刚接手时，新加坡有多少人？
李：200万。我们现在有500万人口。
施：如果新加坡的公民面对别人问起：“你来自什么地方？ ”或者 “你的国籍是什么？”他会怎么回答？
李：我是新加坡人。
施：是吗？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我会说二三十年前吧。
施：不是打从一开始就如此吗？
李：不是的。但在这个答案背后，总还会外加括号：我是新加坡的 (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等等。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可能 抹去括号内的个别种族，这是现实。异族通婚不是没有，但还 属于少数。
施：这一生中有哪些经历最让你难以忘怀？
李：首先是日本占领新加坡，大英帝国衰败。日本在短短不到三个 月就把一个本来应该能长存上千年的古老帝国击垮。第二段难 忘的经历，是在没有腹地的情况下把这个小岛发展成国家。我 们被驱逐出马来西亚，因为影响到他们的种族平衡。
施：他们把你们驱逐，是因为新加坡的华人因素吗？
李：正是如此。所以我们只能拼死一搏。是世界的全球化帮了新加 坡。于是我们把全世界当成腹地。
施：我这一生经历过的最重大事件有两段。一是，我要到1944年 末，大概9月底，才恍然觉悟到自己正在为一个犯罪政权服务。 我是1937年应召入伍从军的，用了整整8年时间才明白自己其 实正在为一个犯罪政权服务。那是二战结束半年前。自那一刻 起，我的人生改变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纳粹分子。我反对纳 粹，但自己什么也没做。第二个重大事件在1989年发生，天霎 时晴空万里，国家统一的契机终于来临。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 政坛了。我还在位的时候，算不上有什么其他更重要的大事。
李：这些都是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尤其是东西德统一。因为人们 普遍担心德国的势力会在中欧再度崛起。
施：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其实正是德国千百年来的危险处境。处在 这么一片小小的欧洲大陆的正中央，过于强大会让中央以外的 人觉得受威胁，过于软弱又会让中央以外的人虎视眈眈。这种 局面酿成千百年来不间断的战争。全球还没有哪个洲像欧洲一 样历经那么多战事。
李：这一点还真耐人寻味。因为你们全是基督教徒，但各自的民族 抱负是如此大相径庭。
施：我完全同意。你从政生涯中，还有哪些时刻是真正值得你自 豪的？
李：我做到让人人感到平等，我并不是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华人城 市，而是抗拒华文沙文主义者企图把华文发展成主导语言。我 说：“不行。应该使用英语这么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中性语 言。”这也有助于我们把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并不因为种族、 语言或宗教因素而歧视任何人。
施：新加坡一般市民要在国内使用公共交通系统，他会以哪种语言买
车票？
李：英语。
施：果真如此？
李：的确如此。的士司机也说英语。我们自小在学校里教的第一语 文是英文，所以英语是全国通用的。
施：说这是新加坡建国最重要的一点，没错吧？
李：一点都没错。如果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路，让各个种族以各自的 语言为主要语言，那人民就会四分五裂了。那就只会酿成永无 休止的冲突，国家不可能进步。
施：英国政府知道你有这项了不起的成就吗？
李：不。但我想新加坡的殖民统治者是英国人，算是幸运的。越南 的殖民统治者是法国，他们现在得很费劲地想淘汰法语改而学 习英语，毕竟全世界都说英语。
纳：如今的香港是不是逐渐失去了这个优势？我有这个感觉，毕竟 英语曾经……
李：的确。因为香港已经回归中国了，每天有成千上万甚至一二十 万人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往来。香港的好些华人在中国内地 都有第二个家，因为在那里买房买地便宜很多。所以经过这些 年，香港人已经完全被重新吸纳为中国人。
纳：你投身公共服务五六十年，对于当好政治家这回事，或者政治家 必须具备的道德标准，可有哪些领会或个人启发？
李：我认为，要成就任何事之前，先得争取人民的信任，证明自己不 是随便承诺或者说讨人喜欢的话，而是言出必行。无论成功或 失败，说到的事就必须尽力而为。好几次在处理重大事件时， 尽管面对反对声浪，我还是信守承诺做到自己该做的事，这也 正是我得以成功的原因。一旦建立起信任，接下来的一切就水 到渠成了。如果你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从政者，草率作出承诺， 每隔四五年又换一批新的从政者上台，就像日本那样，年年换 首相，你根本没法建立信任，也根本无从领导国家。
纳：但政治领导的核心究竟是什么？领袖必须具备哪些素质？政治 领袖与一般从政者如何区分？也许进一步再谈谈，又是哪些条 件才能塑造政治家？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李：从政者和政治家在程度上是有差别的。一个从政者不过想打响 自己的知名度然后步入政坛，会因为掌握权力而有荣耀感。而 政治家会有使命感，争取权力来成就某些事。一个政治家不光 是争取权力完成某些使命，也有能力选定优秀接班人，让使命 延续下去。这就是我的理解。
施：新加坡之外，你认为谁是你这个年代里最伟大的领袖？
李：邓小平。
施：我也有同感。可是我也许会先想到丘吉尔。
李：丘吉尔是位伟大的演说家，在英国人民陷入困境、孤立无助的时 候鼓舞了人心。他在最著名的一段演说中说：“我们将在海滩作 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 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罗斯福问秘书，为什么自 己的演说永远无法达到同样的效果。秘书回应说：“总统先生， 他可是自己卷烟抽的。”丘吉尔的那段讲话激励了人民继续作 战，也争取到足够时间争取美国加入这场战事并肩作战。
施：没有丘吉尔，西方不可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
李：是的，他敢于逆流而上，任何其他人，像张伯伦一样，会屈从于 某种协议。
施：法国当时也没出现哪个伟人。 李：是的。 纳：戴高乐呢？
施：戴高乐是战后才冒出头的。他最伟大的时刻都发生在战后。
李：不能这么说。他在二战期间是个无关紧要的人，但仍然坚持自 己代表法国，以法国代表的身份到伦敦表明立场，虽然因为仰 赖英美支援而使自己陷入尴尬处境，但他始终坚持以法国人自 居，坚持自己象征着法国的灵魂。就这点来说，他也是个 伟人。
施：他当然是个伟人，尤其在60年代初期，他向德国人伸出了手。
纳：你们提到邓小平与丘吉尔这两位人物，堪称从正面改造了世界。 但是不是也有哪些负面的、邪恶的人物，在上个世纪里对世界 所发挥的负面影响盖过了这些正面人物？
李：就欧洲来说，希特勒是制造灾难的根源。如果当初他成功—— 假设他成功挺进而一举攻陷莫斯科，而不是企图走得更远——英 美两国要突破希特勒在法国西边建立的围墙，恐怕就不会那么 简单。不过这些都是历史。美国介入，并不是为了民主和人 权，而是因为不想看到欧洲受这么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所控 制，进而对美国构成威胁。是的，丘吉尔和罗斯福是好朋友， 不过这跟英美关系是两回事。美国关注的只是要怎么避免欧洲 落入希特勒这号人物手中。
施：你刚刚提到邓小平是一位杰出的领袖，这点我完全同意。我觉 得同个年代我所认识的人物当中，邓小平算是最伟大的了。
李：我曾经在书里写过他。个子不过五英尺高，但却是魄力超凡的 领袖。
施：他还烟不离手。
李：是，他是如此。可也没见他患上肺气肿。
施：还有痰盂，可以离他足足有一码，可是他还是照用，而且百发
百中。
李：他当年在越南挥军攻打柬埔寨和老挝之前到访新加坡，要拉拢新 加坡与他们对抗。他不看稿发言，毕竟想说的一番话，来新加 坡之前已先在曼谷和吉隆坡演练过，论述起来有条不紊、明确 清晰。然后我向后靠着坐，说：“我们是先用晚餐，还是现在就 开始讨论？ ”他说：“先用晚餐吧。”我们于是就一起用了晚餐。 隔天，我说：“你要我们联合起来防范苏联北极熊，可我和周边 国家反而希望能团结起来防范中国龙。威胁他们的不是北极 熊，而是你们的广播电台、你们为潜伏在泰马边境和其他各地 的游击队提供的资助，是这些，才让他们觉得深受威胁。”我以 为这番话会激怒他，引来一番驳斥。结果他只顿了一下，然后 说：“那你想让我怎么做？ ”我说：“停止这一切。”他说：“给我一 些时间。”不到一年，一切都停止了。他真是个伟大的人物。
施：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李：1978年11月。
施：我在1983年跟他有过另一次对话。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 庆节。我们就只是坐着，就我们两人和一名通译员。我们相识 十年了，所以这是一次很坦诚的交流。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 “考虑到实际情况，你们其实不太诚实。你们自称共产党人，但 实际上你们更信奉孔子那一套。”他显然有些错愕，愣了几秒； 然后这么回答我：“那又怎么样？ ”是，我也同意他是个伟大的 人物。
李：不只这样。他愿意面对现实。因为由我这么一个小小岛国的领
导人来告诉他，我们——我和周边国家 泊的是你而不是苏
联，我原以为他会愤而对着我吆喝。可是他没有，只是顿了 顿，然后平静地问我：“那你想让我怎么做？ ”不愧是位伟大的 人物。当晚为他设宴，因为知道他爱用痰盂，我特地为他准备 了一个。
施：你在他面前放了个痰盂？
李：明代最好的青釉痰盂。但他后来没用上。还有，我对他的随行 人员说过我特地安装了一种能抽除烟味的特置空调系统，他是 知道这回事的，但他那一晚也没抽烟。
施：出于对你的尊重？
李：其实是不需要特别配合我的，因为我都做好了准备。
施：对了，邓小平是怎么摆平当时犹豫不决的中国领导层的？
李：这么说吧，当时好些参与长征的老一代将领愿意保护他。所以 毛泽东逝世后，先是华国锋接棒。但华国锋其实没有真正的权 力基础。解放军信任和效忠的对象是邓小平。所以华国锋……
施：解放军为什么会在毛泽东离世后转而信任邓小平？
李：因为邓小平参加过长征，解放军认识他，知道他是位伟大的领 袖，真诚地为中国献身的人，军队信任他。邓小平一复出，就 友善地把华国锋安排在权力核心之外，只让他保留中共中央委 员会主席一职。所以我当年到中国访问时，邓小平让我先见华 国锋，然后才见他，以符合外交礼仪。
施：邓小平当时除了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之外，就没有其他职 衔了？
李：职衔并不重要。他是邓小平。解放军和国务院大部分人都相信 他有能力拯救中国。
施：我局外旁观，看着他如何慢慢建立权力基础，最后奠定地位，觉 得很有意思。
李：而且他愿意不断学习。
施：他的确不断地在学习，没错。
李：他当年到新加坡访问，看到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岛繁荣兴盛， 货源充足，人民口袋里都有钱。他观察着，深入提问，然后自 己总结出一个道理：新加坡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外资进而把技 术、管理技巧和市场带进来。他回到中国之后，循着新加坡模 式辟设了六个经济特区，而后成功并逐步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 之路。朱镕基接着把中国带进世界贸易组织，打开了全中国面 向世界的大门。这拯救了中国。
施：我曾在同一时间尝试游说苏联领导人，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促他 仿效中国，逐步开放敖德萨、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以及立陶宛 沿波罗的海一带。但他们始终没能听明白。他们并不是拒绝 这么做，而是不明白改革开放的概念。
李：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洞察力。这基本上就是个封闭的社会，对计 划经济深信不疑，接受不了新思维。邓小平知道，中国就是因 为一味学习苏联模式，所以不成功。而当他看到新加坡，他 说：“啊！这才是成功的模式。”
施：年轻时留学法国的日子，也可能让他受了点影响。
李：也许吧。他曾在马赛住了一段日子，在法国和比利时工作过, 见证过资本主义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对自由市场的可能成果有 切身体验，这促使他在思想上逐渐开放。
施：我想邓小平最有代表性的经典语录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 老鼠的就是好猫。” 一语概括了邓小平。
李：他是位伟大的人物，因为他“南巡”到广东。我曾经对他说： “中国绝对有能力超越新加坡。我们是中国南部地区农民和无 地劳工的后代，在中国，你有大批士大夫后代、学者、科学家和 研究员。”他当时没回应，只是沉吟，然后继续用餐。很多年 以后，他南下广东时说：“我们要向世界学习，特别是要学习新 加坡，然后要比他们做得更好。”原来他没忘记我跟他说过的 话。不过我不确定他们能否超越我们，因为他们还缺乏法治和 制度。
施：他们正在建立法治。
李：更多是人治吧。领导人说的就是法律。
施：我不确定以人治执法的模式还能维持多久。这是封建制度沿袭 下来的模式，但中国在某个程度上已经建立起司法制度。我第 一次到中国时，一个律师都没有。他们现在有好几千名律师。 他们培训了这些律师。
李：邓小平曾经派了部长来找我，想参考我们的法律。我说：“你要
这来干吗？”他说他们准备研究，看看可以怎么应用。我说： “要执行这套法律，先得有一组独立的法官，在处理官民纠纷时 能做出哪怕是对政府不利的裁决。那才谈得上真正的法治。” 他说：“没关系，让我们参考就是。”所以我让他参考整套法 律，他们之后也翻译了。不过我不认为他们能有效执行，因为 法官总还是得依领导人的指示行事。
施：法官还是依领导人的指示行事。但过去，法官大多出自军队， 是深知如何做决定的人。现在这些法官全出自大学，也许会有 进展。无论如何，说回邓小平，我要说的是，在我看来，他是 迄今最成功的共产党人。
李：不，邓小平是务实主义者。黑猫白猫，只要有成效就好。这是 他的至理名言，人生座右铭。
施：他的务实主义，跟你我，以及舒尔茨（美国前国务卿）很相像。
纳：今天回顾，两位都历经超过九十年的漫长人生，而世界早已今非 昔比了。部分改变，是由某些政治决定或政治活动所致。对比 今日世界与九十年前的世界，出现了哪些变革？我们如今所处 的是不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不是更美好？
李：这就得取决于你所谓的“更美好”指的是什么。假设你是欧洲 人、法国人，我想你多半不会觉得自己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因为你得看着中国等其他大国崛起，而欧洲因为无法团结而逐 渐变得无足轻重，只能任由美国借着G2 (中美两国集团）的方 式与中国周旋。不过，如果你所谓的世界“更美好”指的是生 活更美好，例如贫困少了，更多人有房子住，有更多工作，有更 充足的食物，我会说，的确是。挨饿的人少了很多，包括印度 也如此，这不光是跟印度的进步有关，更是科技发达的成果。 菲律宾展开的稻米研究扩大了稻米种植量，足够应付人们的需 求。所以“世界更美好”需有特定意义才可谈。对谁来说更美 好？如果你问的是：对人民更美好吗？我会说，广义来说，的 确是，挨饿的人少了，失业的人少了。
纳：从更大的格局来说，世界也变得更和平了。
李：是的，那是基于核威慑效应。核威慑让大国之间不可能发生战 争。哪怕中国再强大，也不会对美国或俄罗斯发动攻势，这就 稳定了局势。法国也具备核攻击力量，也许仍不足够，但象征 意义上说还是具备反击的能力。如果世界更美好，指的是施政 治国，那倒未必如此，还是要看是哪些国家。我会说在世界许 多地方，如非洲，也许拉丁美洲，情况其实比过去还糟。贪污 现象是令人咋舌的，就连在印度，人们也攻击曼莫汉•辛格总 理允许贪污腐败。贪污已形成风气。我在位，权势就意味着我 可以制造财富。而一旦我不在位了，我还有财富，通过财富又 可换取权势，而我就趁势掠夺。就这么说来，中国也有危机， 因为贪污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最顶层的不至于如此，最顶层 高官是终身受国家照顾的，像胡锦涛不必为退休后的生活发 愁，因为国家管吃管住。可是往下看，开发商和地方官员相互 勾结，强夺农民土地，卖给开发商兴建，从中捞一笔。中国民 间如今对此积怨很深，到头来可能会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形成 一大挑战。
纳：你几乎把一生都投入在公共服务领域。没有九十年那么长，也 有五六十年。如今回首这一生，你认为值得吗？还是一种 牺牲？
李：这么说吧，这得看你认为人生的意义何在。我的意思是，如果 我个人要的是快乐的人生，我会选择继续当律师或商人，肯定 比现在的我更富裕。但一开始这就不是我的奋斗目标。我看 到了某个情势，认为是不妥当的，尽力去纠正它。而后看到人 们吃得饱住得好，人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子女上学受教育，医疗 服务更好，消闲设施更多，人人生活上的各种需求都能满足；这 些，让我有深深的满足感。问题是，人们如今把这一切视为理 所当然，以为国家体制可以自动操作，继续如此。我可不这么 认为。我认为一旦政府由一批不良分子和坏的领导接管，一切 都会逐渐倒退。不可能依然还能全速自动操作。
纳：施密特先生，从政60年，回顾你的政治生涯，你认为值得吗？
施：是的，为从政而牺牲致富的机会，绝对是值得的。
李：要当领导，就得接受别人因为你管理得好而致富。我曾经对深 圳一位党委书记说过：“要当一位成功的领导人，就不能还想到 自己。你得制定一套体制，让别人创造财富而致富。而自己始 终只能是一位诚实的清官，不那么富有。”我不清楚这番忠告后 来他听进去了没有。
米来来

谈到欧洲，如果整体来看，当今有好几位政治领导人似乎认为大 谈愿景、勾勒未来图像，是理智而有效之举；但这些人真的应该 意识到，这些愿景是需要三代人才可能实现的。欧洲的那些轰 轰烈烈的运动——去年是法国，今年轮到德国——都在追求一些 不切实际的愿景。
李：他们都在筑造空中楼阁。
施：没错。可是你为这个国家成就的一切，并不是空中楼阁。
李：是的，但我的优势是这个地方是个移民社会。是后天形成的， 没有远古的历史、长期积累的仇恨或敌对关系。我用英语为人 们搭建一个共同平台，让大家公平竞争，无论种族、语言和文 化，任人唯贤。这才促成了国民团结。
施：没有李光耀，这些可能实现吗？
李：其他人也许同样能办到，但那是先决条件。
施：其他人之中，无论是舒尔茨、基辛格，或者是我，没人的处境跟 你一样。
李：但是你们所承继的是具有丰富悠久历史的人民。
施：是啊。但你继承的民族，不也拥有长远的历史吗？
李：可他们拥有的，却分别是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历史。所 以我说：“算了吧！ ”只有向前看，为未来打拼，这个地方才可 能成功。如果一味地回头看，不断回顾过去，我们必定失败。 这些人从出生地背井离乡到新加坡落地生根，就意味着他们必 须在这里有所成就，正是这个原因，促使我的政策成功推行。
纳：你最初是基于什么动力而投身政坛？是殖民统治的经历吗？这 是不是促使你从政的最主要原因？
李：这么说吧，英国殖民统治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出自善意的。他 们教育了我们。我就是受了他们的教育而后到剑桥留学。英国 很清楚，权力将来终究是要交出去的，所以想要创造一个社会阶 层一精英阶层，将来以友善态度对待他们，而不像从前那样对他 们感到怨恨和沮丧，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再也不能控制这个国家。 1947年以后，英国先是失去印度，而后其他殖民地一个接一个 地失去：锡兰、缅甸、马来亚，然后是新加坡。我们当时的处
境有利：殖民统治者意识到自己的衰败，以得体的姿态结束殖民 统治然后退出。我们因此不必展开艰苦的斗争，我们推一推， 门就应声而开。
施：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思考并谈论亚洲价值观吗？还是经过几 十年的发展过程，这个说法才逐渐成形？
李：我想是与生俱来的，是内化的。
施：我也相信是与生俱来的，而非你之故意。
李：也许是。所以当我要动员群众时，我会利用这种群众意识、大 我精神，提倡以社稷为重，发动群众跟随。我说：“这么做，是 有利于社会的。”个别人可能得牺牲某些权益，但整个社会获 益。我继承的如果是一个僵固的社会，有着长远的历史，人们 相互对立仇视，我就不可能做到这些。
施：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信奉儒家伦理？
李：我也这么问过自己，我想儒家伦理是自小在家中学到的价值观。
施：你在剑桥留学时，也受儒家思想影响吗？
李：的确是。我会说儒家伦理对我来说已经内化了。有句话说：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首先要做的是修身养性，
努力成为君子。这是基本条件。人人都必须以成为君子为 目标。
施：我生来就是个基督教徒，长大后却什么也不信。
李：就这一点，欧洲跟美国不一样，美国人还是相信……
施：真是要命的天真。
李：……相信上帝是造物者，认为达尔文是在胡说八道。我相信经 历过两场世界大战，欧洲人思考得更复杂了。他们经历过世代 仇恨纷争，什么美好愿景、什么宏图大计，结果却只换来悲剧。 团结整个欧洲的理想，拿破仑试过，希特勒也试过。
施：两千年以来，几乎所有欧洲人，从肯特郡到那不勒斯，从伊斯坦 布尔到里斯本，都是在基督教教义中长大的。但与此同时又基 于实际政策而向彼此发动了一波接一波的战事，完全罔顾基督 教教义。欧洲人的所作所为，与他们自小所学习甚至能倒背如 流的教义，根本是两个极端。真是一群荒谬的人。
李：那个时代，正是几个强国想要统一欧洲的时候。
»
施：不，你太客气了，是要征服整个欧洲。
李：不，假设拿破仑赢了，法语就会成为欧洲通用的语言。如果希
特勒赢了，德语就会是欧洲通用的语言。这是政治领袖共有的 抱负。说得直接一点，是要占领整个欧洲建立统一王国。如果 要抹上一层意识形态的光芒，那就是，建立统一的欧洲。
施：早在1200年前查理大帝时代，可能就是统一欧洲的最后一次机 会了。
李：是，你说得没错。
施：今时今日的欧洲，比起二十年前还更分裂。
李：我相信欧洲统合过程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各国并非全心全意 地推动，而这就造成期望的幻灭。第一个面临这种状况的是希 腊。你要么就设立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正如联邦储备局，再 委任一个财长，所有预算案必须经由财长跟央行审核批准。要 么就是27国27个财长各自为政，但统一使用欧元是行不通的。 如何摆脱统一欧元的僵局，我无从知道，但可以想象必定会引起 很大的混乱。
施：我也同意这是不可能的。一下子就达成欧洲全面一体化是不可 能的，得循序渐进。有位杰出的学者让•莫内，就曾经提出一 代接一代、按部就班进行的想法。这也是卡尔•波普尔理论的 核心思想。除了循序渐进，没有其他办法了。但要怎么一步步 发展到只有一位财长的境界？
李：行不通的。各国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有各自的历史，对自己 的文学、语言和文化引以为豪。假设欧洲各国都说，好吧，我 们暂且忘了卢梭，暂且搁置种种自由社会的伟大思想，我们决定 要成为统一的欧洲民族。他们首先需要一个共同语言。英语是 个再务实不过的选择，人人都得以英文为第二语文。所以，一 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捷克人碰头，尽管各自保留了法 语、德语、捷克语，却是以英语交谈。但英语会逐渐成为联系 人们的语言，这是法国人不可能同意的。你看，大家都认为各 自的文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也不愿意放弃。可是当美国人 来到一片新大陆时，他们创造了新的文学，产生了很多用英文创 作的作家和学者。所以，欧洲始终受困于自己的过去和历史。
施：欧洲确实是受历史包袱所累，但我并不像你那么悲观。我曾经深 信，欧洲各国必须团结起来成为一体，我在历经一场大战洗礼后 对这个信念坚信不疑。但最终发现这是个不切实际的愿景。可 是当年我不过是个26岁的小伙子。尔后，我第一次遇见让•莫 内，他的理论思想深具说服力，说明可以怎么循序渐进地达成一 体化目标。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循序渐进的模式真 的可行。再然后，是1989年至1990年发生了一连串重大改 革，我们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弹幕笼罩，突然之间，任何人都可以 加入欧盟成为成员国。
李：那是个错误。
施：的确。
李：其实，欧洲是有个核心结构的。
施：是。那真是个错误。可是我们不能对其他国家说：“你现在可 以自由选择了，这样很好，可是我们不要你加入。”
李：也许你们应该说：“等一等。先成为准成员，待我们稍后决定。 核心成员国必须先凝聚起来。”
施：是的。当初让•莫内率先提出欧洲统合为一体时，只涵盖了六 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荷兰，以及小小的卢森堡。
李：这就好处理得多了。
施：起初的确是可行的，虽然中间也难免困难重重。例如，60年代 中期，戴高乐有一阵子禁止法国部长出席理事会会议，展开所谓 的“缺席政策”。不过，这些困难我们都一一克服了，持续维 持统合。六个国家，从1952年到70年代初期，维持了超过20 年。中间英国尝试申请加入，戴高乐拒绝，这无伤大雅。但 是，到了 70年代，我们允许三国加入：英国、爱尔兰、丹麦， 当时并不知道的是，英国原来只想分一杯羹，却不想一起把饼做 大。接着10年，迎来了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当时这三国 刚以各自的方式推翻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因此欧洲共同体欢迎 它们加入，作为奖励。所以，马斯特里赫特会议召开之时，那 是90年代初，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共有12个，还是易于管理的。 过程中不是没有失误，但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在马斯特里赫 特大会上他们犯了个错误，就是允许任何国家加入欧盟。接着 10年，成员国从原来的12个激增到27个，翻了超过一倍，如 此一来，欧盟变得完全没法有效管理了。有些人还认定这是好 事，因为资金源源不绝，人人有份；其他人则在想：“如今我们 总算也能第一次发挥一些影响力了。”一些法国人是这么想的， 一些德国人也一样。人们还认定欧洲联盟在经历了六十年的发 展后，在21世纪不至于失败。但我并不这么肯定。
李：规模太大了。而且性质各异。
施：是的。
李：各国都不一样。经济发展阶段不一致，对未来的期望也各有不 同。许多国家选择加入，是因为想从联盟中获益。
纳：我想提出一点来激发讨论：是不是可以说，今日的欧盟，尽管有 再多困难和缺点，仍算得上是历史的一大奇迹和一大成就，在某 种程度上为世界其他区域带来了启示？
李：不，我不认为欧盟足以为世界带来启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 一个缺乏周详考虑的企业集团，过于急速扩张而很可能以失畋 告终。
纳：所以，欧洲整合并没有为亚洲带来任何启发？
李：肯定不会。我们不可能以同样方式进行整合。亚洲各国并不是 都信奉基督教，各国说不同语言，有各自的历史。我们能做的 是提高大家对共同利益的意识，辟设自由贸易区，然后以这为起 点再慢慢发展。亚洲的问题是，中国是主导本区域的大国。要 谈亚洲整合，把中国也纳入，就等于是让中国来整合亚洲其他国 家。这个局势是不可能改变的。
纳：所以你们从自由贸易着手？
李：自由贸易，还有患难与共的意识。我们不相互作战，愿意化解 分歧，其实现在己经是如此。我们也经常会面，进行讨论而非 相互威胁。
纳：我也有个问题想请教施密特先生。欧盟，或欧洲共同体的历 史，可以说是充满失败、挫折、危机……
施：当然还有成功。
纳：是的。到头来，各国也一起尝试克服危机，并将危机转化为成 功的契机。人们现在说，这些危机也许可以为政治统合带来新 契机。这将会是一大跃进。现实中有这个可能吗？
施：有这个可能。理论上看，你也许说得对。但实际上来说，你需 要领袖，像李光耀这样的领导人。
纳：好些人看好（德国总理）默克尔。
施：不。
纳：德国这个国家如何？波兰总理（图斯克）说欧洲得由德国来领 导。你认为是好意见吗？
李：德国背负着两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包袱，愧疚感未除，不想被视为 过于独断激进。但德国确实是目前唯一有能力把欧洲核心建立 起来的国家。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欧洲人至今仍然相信法国还能 与德国并驾齐驱，因为欧洲以外早己没人会这么想。（法国前总 统）萨科齐可以媲美默克尔，甚至在言谈上略胜一筹，但萨科齐 的法国在国力上远远不及德国。世界确实是这么看的。
施：这是近几年才形成的印象，其实始于90年代，2000年以后逐渐 巩固。90年代东西德统一，让人们大感意外。没人预见得到 这个结果，唯一例外的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前 总统）密特朗和时任意大利总理的安德烈奥蒂，大概也有所猜 测。这几位领袖都是深谙历史的人，他们预见到德国统一会带 来一定的危险，对此提出反对。后来是基于与戈尔巴乔夫达成 的协议和经美国说服才接受。
李：不，德国统一终究是要发生的。从苏联失去控制权那一刻起， 东德就无路可退了，唯有和西德统一。东德人看到两地的生活 水准有着多么大的落差。他们收看得到西德的电视节目，却让 一堵围墙隔了开来，没法由东边走向西边，像囚犯似的被囚禁。 所以你怎么拦得了这些人？他们渴望统一。西德人怎么能说 “不，我不要你们”？
施：西德人永远不会说“我们不要你们”。我们也要他们，但即便 如此，我们当时可丝毫没预想过德国会成为一个拥有8000万人 口的国家。
李：可是为了支持他们，你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施：是的，我们的确付出了代价，而且还不怎么成功。德国东部在 基础建设上的重建比德国西部好得多。但基础建设并未同时带 动经济活动。所有经济活动仍是集中在西部，不在东部。东部 的所有大企业都没能重振，共产党让这些企业走下坡路。我记 得在马灿有座生产机械的工厂，就位于柏林郊区。1990年或 1991年，我们设法重建，为这座厂盖新大楼，添置重型吊车和 其他生产机械所需的一切配备。当时员工约有2000人。如 今，只剩下170名员工。他们生产的机械产品不是太贵就是品 质不够好，实际上是又贵又不够好。而这个现象其实代表了民 主德国旧体制下整个工业界的状况。我们采用了一个完全错误 的汇率来统一国家，汇率理应是三兑一。
李：而你们定为一兑一。
施：我们犯了大错。他们所有的产品全卖不出去，因为品质不够 好。我当初曾极力抨击过这个决定，但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再 过几代人情况就会好转。但显然并非如此。二十年后就更没机 会了。如今，东部的失业率比西部高出几乎一倍。
李：那是因为他们信奉中央计划经济理论，抗拒自由企业作业模式， 抗拒竞争造成优质企业出头，劣质企业被牺牲。这并不是他们 的企业文化。四五十年历史的民主德国灌输给人们的观念是： 成功不是争取来的，而是注定的。

告别
施：对了，昨天我刚对一些朋友说，有一次我俩一起出席会议，之后 你给我写了封信，信末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还是和过去一样敏 锐。”事实是，你才是和过去一样敏锐。
李：不，我的精力差了很多，不再有精力持续写好几个小时。
施：嗯。
李：这需要专注力，也需要体力。
施：是的。但换个角度说，这也有助于延长寿命。
李：这很难说。
施：可我相信这是真的。我真的这么相信。
李：不至于，只会让脑筋活跃而已。
施：是，会让脑筋继续活跃，抽烟也有帮助。这些事让我的脑筋不 至于停滞下来。可是身体还是不断退化。
李：这是无从打破的自然法则，人人都得遵守。
施：是啊。
李：基因预设了我们的生命只能持续这么长时间。过了某个期限， 细胞就不再如常地重生。
施：这是我最后一次到世界的这一边来了。我再也不能如此长途跋涉了。
李：请好好生活着，但愿你安康，生活充实美满。
施：哈里，希望你一切都好。祝福你。
李：也祝福你。很高兴也很荣幸能认识你这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