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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f·16 days ago

简单公式

首先是简单的公式，就是类似于牛顿第二定律这样的公式：力＝质量×加速度。

如果投资领域有这样的致富公式，那赚钱就简单了。但不要忘了，资本市场往往是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太轻松的钱，如水中月、镜中花，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而已。

表格公式

爱德华·索普是美国最著名的赌神，后来成为量化对冲基金之父。索普提出的21点制胜策略，其基本工具就是一张大约10×30的表格，根据庄家牌和自己牌的各种组合，对应不同的叫牌、加倍、分牌策略。

本书讲述了他的故事，他本是大学中的数学博士，却醉心于赌场策略的研究，他把他的算法写成了数学论文，题为“21点的制胜策略”（后来出版成为畅销书《击败庄家》，发行超过百万册，美国赌场亦因为本书的影响力改变赌场规则）。索普想将这个研究成果发表在最具威望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但只有国家科学院成员推荐的文章才可以入选此杂志。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家里只有一个人是国家科学院成员，他就是著名的克劳德·香农。那是1960年11月的一个寒冷的下午。在索普进屋之前，秘书提醒他说香农只能抽出几分钟时间与他交谈。因为香农不会花时间在他不感兴趣的课题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数学家就此被索普拉下水，不仅愿意帮忙，还同意合作制造轮盘赌博预测机一起搞研究。

后来，在研究赌资分配时，香农管理的贝尔实验室中，一位叫凯利的物理学家发明的数学赌博系统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一难题。凯利的赌博系统被称作“凯利准则”，可以应用于任何形式的有利赌博活动中获得最大收益

凯利准则（Kelly Criterion）是一个数学公式，用于确定在多个投资或赌博机会中如何最优地分配资金，以实现长期资本增长的最大化。它通过考虑投资或赌注的胜率、赔率和资本状况，帮助投资者或赌徒在每次决策时确定最佳投注比例，既避免了过度投机，又防止了过于保守。

凯利准则的公式

凯利准则的基本公式为：

[
f^* = \frac{bp - q}{b}
]

其中：

( f^* ) 是建议投注的资金比例（即资本的百分比）。
( b ) 是赔率，即每单位投注赢得的回报（例如，赔率为3意味着每投注1单位将赢得3单位的回报）。
( p ) 是获胜的概率。
( q ) 是失败的概率，即 ( q = 1 - p )。

解释

( f^ )* 代表了应该投注的资本比例。
如果 ( f^ )* 为正数，表示应该按照此比例进行投资或投注。
如果 ( f^ )* 为负数，意味着不应该进行投资或投注。
凯利准则旨在最大化长期的资金增长，而非短期的回报。

凯利准则的优点

长期回报最大化：凯利准则通过适当分配资金，避免了过度赌博或过度保守的投资行为。
避免破产：理论上，按照凯利准则进行投资或赌博可以避免资金耗尽，因为它避免了过度风险。
自我调整：凯利准则会根据不同的概率和赔率自动调整资金分配，能够应对不同的投资环境。

凯利准则的缺点

难以准确估计概率：实际应用中，投资者可能难以准确估计胜率和赔率。
短期波动风险：凯利准则虽然在长期内最大化回报，但在短期内可能会经历较大的波动，投资者需要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复杂性：对于没有足够经验的投资者，应用凯利准则时可能会产生误导，特别是在涉及多个变量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实际应用

在股市、加密货币、外汇、体育博彩等领域，凯利准则被用来确定每次交易或投注应投入的资金比例。例如：

如果你估计某个股票上涨的概率为60%，赔率为2（即每投入1单位将获得2单位回报），那么凯利准则告诉你应投入的资金比例为：

[
f^* = \frac{2 \times 0.6 - 0.4}{2} = 0.4
]

即应投资40%的资本。

变种：分数凯利

有些投资者为了降低波动性，选择使用凯利准则的分数形式（比如半凯利）。例如，如果按全凯利准则应投入40%的资本，采用半凯利则投入20%的资本，以减少潜在的波动和风险。

总结

凯利准则是一个强大的资金管理工具，特别适用于长期投资和高频交易的场景。它通过合理的资金分配，最大化长期资本增长。然而，实际应用时必须谨慎，确保能够准确估计相关概率和赔率，同时要有心理准备承受可能出现的短期波动。

因此，计划的成功关键在于保密。香农告诉索普说有一项分析显示在美国，任意两个人都有可能通过3层朋友关系而被联系在一起[他指的一定是20世纪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家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的研究，而不是现在更知名的、发现了“六度分割理论”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1967年的研究]。香农担心秘密恐怕已经泄露，或许从最初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那次讨论时就已经传出。社交网络中的一些节点可以将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和拉斯维加斯赌场老板联系在一赌徒的覆灭

香农还有另外一层担忧。即使在数学概率上占优势，也很容易输钱。

职业赌徒必须要在“资金管理”方面占据优势。这是既棘手却又最重要的事务，即如何从有利的赌博机遇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你可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扑克玩家、西洋双陆棋棋手或者比赛结果预测者，但如果你无法管理你的钱，你终将破产。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几乎每个赌博的人最终都走向了破产。

“赌徒覆灭图”（图1-1）通常是指描述赌徒在长期赌博过程中因过度投入而导致的逐步亏损的图表。这种图表一般用来形象地表示一个赌徒从初始资本到最终破产的过程，反映出赌博过程中“负期望值”的特征。

“赌徒覆灭”现象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资本下降：图表通常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赌徒的资本逐渐下降，直到最终破产。即便短期内有胜利或盈利的情况，长期来看，赌徒的资本会逐步消耗殆尽。
波动性与趋势：赌徒的资本曲线通常会呈现出大起大落的波动状态，这反映出赌博过程中不可预测的结果。即使短期有过胜利，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赌博的期望值是负的，最终会出现破产的结果。
赌博的负期望值：这种图表本质上揭示了赌博游戏的概率和收益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赌博的规则是设定让赌场（或游戏方）长期获利的，因此，赌徒在长期参与中无法避免亏损。

具体而言，赌徒覆灭图的关键特点可能包括：

初始资本：图中通常会显示赌徒开始时拥有的资金量。
随机波动：表示赌徒在赌博过程中偶尔会有波动或短期胜利。
渐进下降：随着时间推移，资金会逐渐下降，表明长期赌博的亏损趋势。
破产点：图的末端，赌徒的资本最终归零。

这种图通常用于赌博理论和风险管理的研究中，提醒人们对赌博的理性认知，以及避免过度投入或盲目追求短期利益。

如果或某个具体研究中的专用图表，它的具体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你能提供更多上下文或具体出处，我可以更详细地帮助解释。

并不是大部分赌徒想要听到的建议，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类破产问题。你仍然需要一种资金管理系统来管理你的赌金，因为要输掉所有钱实在是太容易了。

最著名的押注系统是“马丁派战术”和“倍增保额弥补法”。在这种系统里赌徒会一直加倍押注，直到赢为止。
你提到的“马丁派战术”和“倍增保额弥补法”都是经典的押注系统，广泛应用于赌博，特别是轮盘等赌场游戏中。这些策略旨在通过特定的押注模式来尽可能减少损失或实现盈利。下面我来简要解释这两个系统：

1. 马丁派战术（Martingale System）

马丁派战术是一种倍增式的押注策略，最常用于轮盘、百家乐等有“红/黑”或“赢/输”二元结果的游戏。其基本原理是：每当玩家输掉一局，他们会把下一局的押注额加倍，直到最终赢得一局为止。

操作方法：假设你开始押注1单位。如果你输了，就在下一轮押注2单位；如果继续输，则押注4单位、8单位、16单位，依此类推。
目标：一旦获胜，你就能弥补之前所有的亏损，并获得初始押注额的利润。

优点：

一旦获胜，能够保证弥补之前的损失并赚取少量利润。

缺点：

对资金要求非常高，因为如果连续多次失败，所需的押注额会迅速变大。
赌博游戏的赌注上限可能会限制这一策略的有效性，导致玩家无法继续加倍押注。
长时间连续输掉若干局可能导致极高的亏损。

2. 倍增保额弥补法（Reverse Martingale 或 Paroli System）

倍增保额弥补法，也称为反马丁派系统，是马丁派战术的逆向变种。它的基本理念是当你赢得一局时增加押注，而当你输掉一局时保持初始押注额。这种方法倾向于让玩家在连赢时获取更多利润，而在连输时限制损失。

操作方法：假设你开始押注1单位。如果赢了，就将下一局押注2单位、4单位，依此类推；如果输了，则恢复到初始押注1单位。
目标：通过在连胜时提高押注来最大化获利，同时通过保持初始押注来限制连败的损失。

优点：

与马丁派战术相比，风险较小，因其不会迅速加大押注额。
在连胜时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但如果连败也不会受到重大损失。

缺点：

如果没有较长时间的连胜，收益有限。
若在长时间没有连胜的情况下，可能很难实现可观的盈利。
马丁派战术侧重于通过加倍押注来弥补损失，适合那些有足够资金并且能够承受长时间连续失败的人，但其风险相对较高。
倍增保额弥补法则更为保守，着重于在连胜时逐步增加押注，从而最大化盈利，但在连败时能更好地保护本金。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玩家应该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状况来选择使用哪一种系统。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押注策略都不能改变游戏的固有概率和赌场的优势，长期来看，赌场总是占有优势。

凯利方程式（Kelly Criterion）通常用于赌徒和投资者在不同场合下的资金管理策略，以最大化长期的资金增长。其数学表达式是：

[ G_{\text{max}} = \frac{b}{p} - \frac{1 - p}{p} ]

其中：

( G_{\text{max}} ) 代表了应该投注的资金比例（或投资的资金比例）；
( b ) 代表赔率（即你从每一单位投注中能获得多少回报）；
( p ) 代表获胜的概率。

它的核心思想是根据风险和回报的比率，计算出一个最优的投注比例，从而在多个赌注或投资中最大化长期回报，避免因投注过多而面临的风险，或因投注过少而无法获取足够的回报。

将凯利方程式与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 ( E = mc^2 ) 相比较，可以说凯利方程式在投资和赌博领域中的重要性和优雅性，就像 ( E = mc^2 ) 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一样。两者都揭示了某种深刻的、简单却强大的规律。凯利方程式提供了一种通过数学方法优化决策的方式，而 ( E = mc^2 ) 则描述了质量与能量之间的直接等价关系。这两者都可以看作是各自领域中精妙、简洁且有效的基础公式。

总之，凯利方程式的确像爱因斯坦的 ( E = mc^2 ) 一样，简洁而深远，能在实践中产生深刻影响。

圣彼得堡悖论（St. Petersburg Paradox）是一个著名的概率论悖论，它由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在18世纪提出，旨在讨论人们在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的决策行为。这个悖论的故事基于一个赌博游戏，并揭示了经典预期效用理论与实际人类行为之间的差距。

圣彼得堡悖论的故事

设想一个赌博游戏，其中有一枚公平的硬币（即正面和反面出现的概率各为50%）。游戏规则如下：

你支付一定的费用，参与游戏。
游戏开始时，硬币被抛掷，若是正面，游戏结束，玩家获得1美元。
如果是反面，硬币继续抛掷，再次出现正面时游戏结束，玩家获得2美元。
如果再出现反面，硬币继续抛掷，再次出现正面时，玩家获得4美元。
游戏继续进行，直到第一次出现正面为止。

因此，玩家可能会获得以下的奖金：

第1次抛硬币正面：1美元
第2次抛硬币正面：2美元
第3次抛硬币正面：4美元
第4次抛硬币正面：8美元
……如此类推。

期望收益的计算

从概率的角度看，玩家可能会在第n次抛硬币正面时结束游戏。若游戏在第n次抛硬币正面时结束，玩家将获得2^(n-1)美元。我们来计算这个游戏的期望收益。

这个游戏的期望收益（E）可以通过计算每一种结果的收益和它出现的概率的乘积来得到。抛掷硬币直到第n次正面出现的概率是 ( \frac{1}{2^n} )，因此，期望收益为：

[
E = \sum_{n=1}^{\infty} \frac{1}{2^n} \cdot 2^{n-1}
]
[
E = \sum_{n=1}^{\infty} \frac{1}{2}
]
这个和是一个无穷大数，因为每一项都是 ( \frac{1}{2} )，而这样的无穷和显然是无穷大的。

悖论的出现

根据上述计算，圣彼得堡赌博游戏的期望收益是无穷大的。然而，实际上，大多数人在面对这个赌博游戏时并不会愿意支付一个极大的金额来参与游戏。也就是说，虽然从数学上看，游戏的期望收益是无限的，但人们并不愿意投入大笔资金来参加这个游戏，这就产生了悖论。

解决悖论

伯努利通过引入“效用”概念来解决这个悖论。他认为人们并不是仅仅根据金钱的数量来做决策，而是根据“效用”——即金钱对他们的实际价值——来做出判断。在金钱数额较大时，额外的钱对人们的效用增加会递减（例如，获得100美元可能比获得1美元带来的效用差距大，但差距小于1000美元和100美元之间的差距）。因此，伯努利提出用对数函数来描述效用的递减效应，这样就能解释人们为什么不会愿意支付无限高的价格来参加这个游戏。

结语

圣彼得堡悖论揭示了理性经济学模型（尤其是期望值理论）与实际人类行为之间的差异。它促使了后来的经济学家和决策理论学者深入探讨人类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风险偏好、效用函数等概念，成为行为经济学的重要起点。

凯利准则（Kelly Criterion）和马科维茨准则（Markowitz Criterion）是两种经典的金融理论，虽然它们都涉及如何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做出权衡，但它们的出发点、应用场景以及核心思路有所不同。以下是两者的对比图解，以帮助理解这两种准则的差异：

特性	凯利准则	马科维茨准则
核心目标	最大化长期资本的增长率（财富的增长率）。	优化投资组合的风险-收益关系。
应用领域	适用于单一资产的投资决策或单一资产的资金分配。	适用于多个资产组合的构建和优化。
风险容忍度	利用对数函数平衡风险与回报，最大化长期复利收益。	基于方差-收益比率，注重分散风险。
风险测量	风险通过赔率与期望收益率来衡量，关注资金分配比例。	风险通过资产的协方差或方差来衡量，关注资产之间的关系。
主要公式	( f^* = \frac{2 \cdot E[R]}{\sigma^2} )（期望收益与方差的比例）	投资组合的最优权重通过最小化风险来实现，基于均值-方差优化模型。
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强调资金如何分配在最优的赌注上，以最大化长期收益。	在多个资产之间平衡风险和回报，使用协方差矩阵考虑资产之间的相关性。
假设条件	适用于可以分配的无限资金且不受市场波动影响。	假设资产的收益服从正态分布，市场效率和风险可通过协方差矩阵描述。
收益/风险关系	重视长期资本增长率，而非单一时点的回报。	强调期望回报率与风险的权衡，追求最小化波动性。
投资组合构建	通常只考虑一个资产的投资决策。	涉及多个资产的投资组合配置。
适用范围	适合频繁交易或风险可控的场景，如赌博、期货交易等。	适用于长期投资、资产配置、退休基金等多资产组合管理。
优势	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最大化资金的增长。	利用多样化风险分散效应来提高收益-风险比率。
局限性	可能对市场变化较为敏感，且不适合于大规模资金的长期投资。	对于非正态分布的市场可能不适用，需要准确的资产协方差矩阵。

关键对比总结：

凯利准则专注于通过优化单一资产的投资比例来最大化财富的长期增长，适用于频繁的交易环境（如赌博、期货市场等）。它假设可以无限分配资金，且在收益和风险的平衡上有一个数学公式来指导资金的分配。
马科维茨准则则更关注如何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以最小化整体风险，并在风险和收益之间找到最优的平衡，适用于长期的资产配置。

从直观理解上看，凯利准则是个“动态赌注优化”策略，而马科维茨准则是一个多资产组合的“风险控制”方法。

凯利准则（Kelly Criterion）是一种数学公式，用于在赌博或投资中确定最优投注比例，以实现长期资本增长的最大化。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当前的赢利概率和赔率，计算出最优的投注金额。凯利准则的核心公式为：

[
f^* = \frac{p \cdot b - q}{b}
]

其中：

( f^* ) 是最优投注的资金比例；
( p ) 是获胜的概率；
( b ) 是赔率（获胜时的回报）；
( q = 1 - p ) 是失败的概率。

凯利准则与弹球机的类比

凯利准则可以类比为一台弹球机（Pinball machine），这通常是为了形象化和理解它的行为过程。

弹球机的工作原理：
在弹球机中，球在各种障碍物的作用下弹来弹去，最终决定了球是进入一个奖励区还是失败掉落。每次玩家发射球时，球的路径是不确定的，可能会发生变化。
凯利准则的作用：
就像弹球机的球路径一样，凯利准则也是一个“概率游戏”。玩家根据当前的资金和可能的回报，决定他们每次应该投注多少。不同的投注决定（大小赌注）相当于弹球机中的不同路径选择。凯利准则试图通过精确的计算，使得每次投注（或每次发射球）的结果更加倾向于长期收益最大化。

类比的几个要点：

概率和风险控制：凯利准则的核心是根据风险和回报的比率做出决策，正如玩家在弹球机中试图控制球的路径一样。
长期优化：弹球机每次投入的结果可能并不理想，但从长远来看，通过合理的投注比例，可以获得长期的资本增长，类似于弹球机中的多个回合累积的最终结果。
反馈机制：就像弹球机中的每次球的弹跳会影响接下来的结果，凯利准则通过不断反馈投注的结果来调整策略，以确保更好的未来回报。

通过这个类比，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凯利准则的动态性质和优化投注的目标。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凯利赌徒策略的应用，以及如何在赌博中最大化资金增长，同时避免在极端情况下破产。在这个问题中，我们面对一个“尾巴事件”，即一种概率事件的发生比预期的更加极端。以下是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解析：

1. 背景和假设

凯利赌徒策略：凯利赌徒策略的核心思想是，根据已知的胜率和赔率，决定在每次赌注中投入的资金比例。目标是最大化长期资金的增长，并避免在恶劣的情况下破产。
硬币的抛掷：通常，硬币投掷是公平的，即50%概率正面朝上，50%概率反面朝上。然而，在这里，我们有55%的概率得到人头朝上。问题设定在一次抛掷后结果为45%的人头朝上。

2. 为什么出现“大尾巴事件”？

“大尾巴事件”指的是在概率分布的尾端发生的异常事件。这里原本我们预期55%的概率人头朝上，但实际抛掷结果只有45%。这种偏离预期的情况就是所谓的“大尾巴”事件，即某种不常见且极端的结果出现。

在凯利赌徒模型中，这类偏离常常会引起预测失败，因为它打破了模型的假设（例如，预期的胜率未能实现）。然而，凯利策略本身并不会因为这种异常情况而让赌徒破产，因为凯利策略并不建议将全部资金投入每一轮，而是建议根据概率分配合理的投注。

3. 凯利赌徒如何应对？

凯利赌徒根据已知概率和赔率进行赌注分配。假设凯利赌徒知道每个抛掷硬币的概率和赔率，他会根据以下公式来计算投注比例：

[
f^* = \frac{bp - q}{b}
]

( f^* ) 为应投注的资金比例。
( b ) 为赔率。
( p ) 为胜率（在这个问题中是55%）。
( q ) 为失败概率（1 - p）。

根据这个公式，如果凯利赌徒的目标是最大化长期资金增长，即使遭遇“大尾巴”事件，他也会根据胜率调整自己的投注比例。如果胜率未达到预期，他也会调整投注额，以确保不会因为单一事件而损失所有资金。

4. 如何保持资金安全？

即使在不利的情况下，凯利赌徒策略仍然能够保住资金的安全。例如，在45%的概率下得到了人头朝上的结果，这意味着凯利赌徒将只损失一部分资金，而不是全部：

假设在每轮赌注中，凯利赌徒只投注总资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即使输掉一些赌注，他的资金总额依然足够支撑下一轮的赌注，并在长期内通过继续应用凯利策略保持盈利。
在这种情况下，凯利赌徒在经历一次不利的结果后，依然能够保持大部分资金，例如至少保住了90%的资金。

凯利赌徒策略的优势在于，即使在遭遇“大尾巴”事件或概率偏差的情况下，它依然能够避免完全破产。凯利赌徒通过合理的资金分配，确保每次赌注的大小适应当前的赔率和胜率，这样即使遭遇极端事件，仍然能保持资金的长期增长。

总的来说，凯利赌徒并不会在一次硬币抛掷后破产，他通过科学的投注策略避免了因“大尾巴”事件导致的风险，至少能够保住大部分资金。这种策略是为了确保在长远来看，资金能够持续增长，即使偶尔会经历一些不利的赌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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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思维能让人给原本不确定的东西赋予确定性，这也许是它给我们耍的最绝妙的一个戏法了。思维能够给人感受上不确定性的东西，自动加工成确定性。

禀赋效应是指人们一旦拥有某项物品，就会大大高估它的价值，这一现象在行为经济学中非常重要。

概念解释

禀赋效应是由理查德·塞勒于1980年提出的理论。它描述了一种认知偏差，即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所拥有的物品的价值，仅仅因为这些物品属于自己。这种效应与“损失厌恶”理论相对应，后者认为人们对损失的畏惧远大于对收益的期待。

现象表现

高估已拥有物品: 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拥有的物品比实际上更有价值。
交易惰性: 由于对失去已有物品的恐惧，人们不愿意放弃当前拥有的资产，导致交易难以进行。
卖价与买价差异: 在买卖同一物品时，卖家往往索要的价格高于买家愿意支付的价格，导致市场效率降低。

影响因素

损失厌恶: 人们对失去某物的厌恶感大于获得同等价值物品的快乐感。
拥有感: 实际拥有某物会改变对其价值的评估，使得放弃变得困难。
个人偏好: 不同人对禀赋效应的强度不同，但通常情况下，这种效应在决策中表现明显。

莫雷把手下员工召集在一起，将他所认为的有可能影响判断的一些偏见一一列在了白板上：禀赋效应、证实性偏见等。还有一种被称为“当前效应”的心理——在做出决策时，容易低估未来的发展，认为当前必好于以后。在莫雷看来，
“后视效应”就是指人们在看到结果时，容易表现出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的样子。数据模型有助于规避人们的这些稀奇古怪的思维。但是，到了2012年，莫雷的模型似乎在火箭队用来评估球员的信息处理量上接近了极限。“我们每年都会研究该删除哪些数据，又该添加哪些内容，”莫雷说，“但是它的表现越来越差强人意了。”

管理职业球队的这份工作与莫雷孩童时期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他现在的感觉就像是不得不残忍地拆散一只结构复杂的闹钟，好检查它哪里出了毛病，结果却发现闹钟的一个重要零件原来就嵌在他的脑子里。

球员打球时，很容易形成瞬时印象，继而按照这个印象去寻找证据。他听人说过，这种情况叫“证实性偏见”。人们总是不乐意看到那些他们不想看见的东西，而迫切希望看到他们乐于看见。

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是指人们倾向于寻找、解释和记住那些与自己已有信念或假设相一致的信息，而忽视或低估与之相悖的信息。这个偏见会导致人们的观点越来越固守，减少对新证据的开放性。

举个例子：

假设一个人坚信“左撇子比右撇子更聪明”，那么这个人可能会特别关注那些左撇子取得成功或表现出色的案例，而忽视右撇子中同样出色的人。例如，当他听说某位著名的左撇子科学家或艺术家时，他会认为这是对自己观点的支持；而当听到右撇子的成功故事时，他可能会将其归因于其他因素，而非考虑与自己观点相冲突。

这种偏见会让这个人逐渐加强自己对左撇子更聪明的信念，而不愿意接受与之相矛盾的数据或事实。

不管别人在选拔业余球员时带着什么样的偏见，莫雷都会留意观察，因为他总是在试图验证这些偏见。

按照罗伊·鲍迈斯特的观点，文化是人类的一种生物学博弈，所以用进化论的眼光看，那些能够与不断翻新的社交生活方式（也就是文化）与时俱进的人更容易在选择中受到青睐，而人性正是在这个缓慢的进化过程中得到了塑造。因此，对于鲍迈斯特而言，大脑研究的进程不仅不会被取代，反而能推动人类行为学研究。他所担心的是脑科学研究对于人际关系的广泛忽视会扭曲我们对人性的正确理解。

[!IMPORTANT]
道德本质上是一套成体系的规则，它是使结群生活的人保持相对和睦的纽带。就某种程度而言，各类文化通常推崇道德，抵制个体间的侵害；

而当社会生活中出现避无可避的矛盾时，法律则成为解决冲突的基本手段。鲍迈斯特还对与道德紧密相关的罪恶、自制力、抉择和自由意志做过研究。根据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的观点，道德是人类天生就有的特质，对于好坏的价值判断深深根植在我们的骨髓里。布卢姆的研究显示，襁褓中的婴儿和学步的幼童已然能够读懂他人行为中的善意与恶意了；他们展现出鼓励善意、惩戒恶意的倾向；他们会用实际行动帮助处于悲痛中的人；他们会有内疚、羞愧、骄傲和义愤填膺等情绪。

哈佛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及哲学家乔舒亚·格林则认为，我们当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战争、恐怖主义、环境破坏等，究其背后的原因，是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旧石器时代的道德观来处理现代生活中的复杂问题。大脑欺骗了我们，让我们以为自己是站在道德真理的制高点上处理问题，而事实上往往事与愿违。道德优越感蒙蔽了我们的大脑，让它无法顾及一些我们天生不具有的道德价值观念。

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研究提示我们，道德是基于5种或者更多先天性基本“心理”成分的社会产物，包括伤害、恐惧、结群、权威和纯洁。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考量前两项，而更保守、有宗教信仰或者社会地位更低的人往往会考量全部的5个方面。

正如神经学家萨姆·哈里斯所说，在解释释义、道德和价值观方面，科学的无能正是宗教信仰大行其道的原因。正是因为理性辩论和科学质询在释义和道德问题领域内的疲软无力，许多人才会寻求宗教教条主义和超自然学说的解释，进而催生教派争端。对于科学的质疑越强烈，科学和宗教之间的横断以及两者的背道而驰就越明显。

耶鲁大学实验哲学家乔舒亚·诺布的大量工作是研究人们在生活中过分进行道德评判的现象——对于许多不涉及道德的问题也进行直觉性的道德评判，例如对意图的揣测和因果的推断。经常有人说研究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的最佳手段是把它们当成客观的研究对象来对待，就像科学研究范式里的实验对象一样。而诺布的观点则有所不同，他认为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总是会受到道德评判的影响，道德偏倚无处不在。诺布最具争议，也最广为人知的是他提出的“诺布效应”，也叫“副作用效应”。
“诺布效应”（Nobel Effect）是指由于某人或某个团队获得诺贝尔奖后，其研究成果或相关领域的影响力和声誉通常会大幅提升的现象。这种效应不仅体现在学术界的声誉上，还可能对该领域的资金支持、后续研究以及公众关注度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具体来说，诺贝尔奖作为全球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奖项之一，授予诺贝尔奖的人物或团队，通常会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尤其是在科技、医学、物理学等领域，得奖者的研究成果往往会被更多人关注，相关的研究项目也可能因此获得更多的投资和资源支持。

诺布效应有时也可以被视为对诺贝尔奖的“后效应”，即诺贝尔奖所带来的额外光环效应，提升了得奖者和其研究方向的社会影响力。

厌恶感被认为是一种在许多道德评价中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情绪。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皮萨罗的研究表明，政治倾向与增加的厌恶感体验（用“厌恶敏感性量表”进行衡量，量表的作者为乔纳森·海特和他的同事）越来越密不可分。

乔纳森·海特 (1)

作为第一个发言的人，我首先想要感谢Edge基金会把我们带到了如此美丽的地方，让我们聚在一起。我一直很期待与你们每个人进行一次谈话。

我前不久参加了一个主题为道德发展（moral development）研究的会议。会上，一个明显拥护科尔伯格理论 (2) 的道德心理学家站起来发言说：“道德心理学正在日渐凋敝。”我当时就想，嗯，也许你“家”里的日子是不太好过，不过这个“城”里的其他地方可是到处欣欣向荣。我们正身处一个黄金时代。

在这座“城”里，我自己住的区域叫社会心理学，随着许多新人不断入住，这个地方正在变得越来越有趣。我出门不需要走多远，就能找到认知神经科学家、灵长类动物学家、发展心理学家、实验哲学家，还有经济学家。我说了，我们正身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爱德华·威尔逊 (3) 在1975年就高声疾呼的人种融合理论正成为现实。我们在见证的是一个知识大融合的时代。

如今，我们对于很多问题依旧众说纷纭，但是我认为在对不少观点的看法上我们已然达成共识。我们都会认同道德研究必然涉及进化和文化。你需要了解黑猩猩、倭黑猩猩、人类婴儿以及精神病患者，并探讨这些对象之间的区别。你需要研究大脑和心智，并最终把这些综合到一起。

对于这次会议，我希望在场的所有人能够畅所欲言，求同存异。对于在网络上观看这场会议的观众，我希望他们能够被我们的热枕与乐观所感染，并且保持足够的理性。

我在费城念研究生的时候，在一家餐厅有过一段奇特的经历。那天我正在切斯纳特街上走，突然看到了一家名叫“真正的味道”（True Taste）的餐厅。我心想：“真正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于是我走进了这家餐厅，找了一本菜单来看。那家店的菜单分为4个部分，每个部分的标签分别是“红糖”“蜂蜜”“糖浆”“糖精”。我实在是对那个菜单摸不着头脑，便走到一个侍者旁边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这儿没有吃的吗？”

结果，我问的那个侍者正巧是饭店的老板，整个店里只有他一个工作人员。他跟我解释说，这是一家销售甜味剂的餐厅。全世界仅此一家，别无分店。我可以在他的店里品尝来自32个国家的各种甜味剂。他还告诉我，他的专业背景不是食品工业，在这之前也从来没有在任何餐厅工作过，但是他有生物学博士学位，曾经在费城的莫奈尔化学感官中心（Monell Chemical Senses Center）工作。

店主在自己的研究里发现，在人类感受味觉的所有5种味觉（甜、酸、咸、苦、鲜）感受器中，甜味的体验能够最强烈地激发多巴胺的分泌因此他认为，甜味才是“真正的味道”，是我们最渴求的味觉刺激。他反复思考，又反复推论，最后认为最高效的方式是开一家专注于刺激甜味感受器的餐厅，这样一来，顾客在这家餐厅里摄入单位卡路里的愉悦值就会最高。这就是他经营那家餐厅的动机。

我问他：“那么你生意怎么样？”他回答说：“一塌糊涂。但是至少我比在街尾开了一家咸味餐厅的那个化学家日子好过一些。”

好吧，现在我要说，这个故事当然是杜撰的，我只是想通过一个形象的比方来说明我近来阅读道德哲学和某些道德心理学论文时的感受。道德的内涵非常丰富且复杂，对它的探讨往往需要考虑多个层面，面对无数的矛盾冲突。但是许多论文的作者把它阉割成了单因素命题，落入了讨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俗套。这就相当于我故事里说的糖。还有些时候，也有人会探讨正义，以及相应的公正和权利。这就是我说的街尾那个化学家了。所以，按照这些论文的说法，我们手头能选的餐厅只有两个。你要么选功利主义的快餐店，要么当义务论餐厅里的食客，没有别的选择。

对于艰涩的话题，比如道德，我们总是会需要一些比喻和类比。几年前，马克·豪泽（Mark Hauser）以及约翰·米哈伊尔（John Mikhail）运用语言给道德作了一个类比。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它反映了许多道德的特点。我个人觉得，道德和语言的相似之处在于，在同样的行为产生后果时，行为的意图却可以是不同的。

不过，一旦把道德的定义进一步扩大，我发现用知觉来比拟道德会更有启发性，也更能说明问题。我不是说用语言比拟道德是错误或者有瑕疵的。我只是说，我们试试换一个比方，用知觉来比拟道德。

想象一下视觉、触觉和味觉，针对这3种感觉，我们的身体都专门配备了与之一一对应的感受器。所以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有4种不同的细胞，用来感受不同频率的光。在皮肤上，我们有3种感受器细胞，分别用于感觉温度、压强和组织损伤，也就是痛觉。而在舌头上，我们有上面提到的5种味觉感受器。

在以上3种感觉里，我觉得味觉是与道德最接近、内涵也最丰富的喻体。

首先，味觉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非常简单明了。味道要么是好，要么是坏。好的味道，包括甜味和鲜味，还有程度适当的咸味，都会激发我们“还想再要”的感觉。它们仿佛在说：“这真不错啊。”与之相对，酸和苦仿佛在跟我们说：“咳，别过来，快走开。”

其次，味觉的比喻与人的道德直觉非常契合，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用味觉来形容道德感受。我们会把别人的某个行为形容为“乏味的”，或者“令人作呕的”。看见别人逾越了道德界限，我们的表情很多时候跟尝到难吃的东西如出一辙。

再次，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到的烹调风味，有取悦味觉感受器的独特方式。味觉的比方抓住了道德的普适性。就好比道德思想也有自己的味觉感受器，但是口味的偏好又仰仗于不同的文化特色。每种文化都会就地取材，借鉴前人，以各自独到的方式让道德感受器兴奋。

最后，用味觉比拟道德由来已久。2 300多年前，中国的孟子就已经说过：“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大卫·休谟也很喜欢这句话，我之后还会回过头来讲。

所以，我在这场对话中的目标，是阐述道德心理学与味觉心理学之间的一些重要的相似性。我要重申，我并没有反对把道德比作语言，只是觉得用味觉来进行比喻也非常合适。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道德，也许可以得出一些不一样的结论。

有的人可能知道，我是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s Theory）的创立人之一。这个理论提出，道德评判起源于社会上的一小部分受众，他们是道德意识的味觉感受器。我会在讲话临近结束时再探讨这个理论。

在回到味觉感受器和道德基础的话题之前，我想先探讨两个重要的具有警示意义的例子。我要说的是发表在《行为与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上的两篇论文，它们的发表得益于保罗·布卢姆作为编辑的慧眼。我认为这两篇论文意义非凡，它们的摘要值得被贴在国内所有心理学系教室的墙壁上，就像你去餐厅吃饭时，墙上贴的那种类似“食物梗塞急救指南”的东西。在美国的一些州，法律强制规定餐厅的墙上必须贴有这些指南。

第一篇论文的题目叫《世界上最怪异的人》（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作者是乔·亨里奇（Joe Henrich）、史蒂夫·海涅（Steve Heine）和阿拉·洛伦萨扬（Ara Norenzayan），这篇文章首先被发表在电子公告板（BBS）上。这几位作者认为心理学是所有学科中最“美国”的领域，主流心理学期刊中被引用的论文有高达70%的比例出自美国人之手。而在化学领域，这个数字只有37%。这个问题非常要命，因为心理学是一门和文化密切相关的科学，而化学则不是。

几位作者尝试搜集和整理所有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探讨工业化社会与小型社会人口之间对比的论文。他们通过对比发现，即使是在一些低水平的知觉处理和空间认知能力上，生活在工业化社会的人也显得有所不同。

[!IMPORTANT]
道德就像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 ）里的矩阵母体。道德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当你阅读那篇关于WEIRD的论文时，就像电影里的尼奥服下了红色药片。你会发现，你一直活在一个矩阵母体里，然而类似的矩阵母体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碰巧生活在一个非常看重理性和逻辑的母体内。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信仰的东西是正义的吗？如果理性的确是通往真理的康庄大道。那么现实就和我们开的那个化学的玩笑一样了。因为我们是更好的理性思考者，所以WEIRD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的道德观也就是正确的。我们有启蒙运动，是启蒙之子。除了我们之外的所有人都身处黑暗，他们无助地求诸宗教、超自然，盲目地恪守传统。只有我们的母体才是正确的母体。

道德就像《黑客帝国》里的矩阵母体，它是一种你情我愿的幻觉。如果我们只是和处于同一个矩阵母体内的人相处，那么毫无疑问，同仇敌忾的我们肯定能够找到这个母体内的成员都认同的结论，并且驳斥来自其他母体内的成员的价值观。

我认为默西埃和斯佩贝尔的论文是休谟主义观点的典型实例，它是休谟主义视角下的道德推论观。休谟有一段著名的话：“理性是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除了服从激情和为激情服务之外，不能扮演其他角色。”1776年去世的时候，休谟为我们留下了一系列基础坚实的理论，他和同时代的学者们称之为“道德科学”。

我今天演说的副标题是“用味觉比拟道德心理学：与休谟的接力”。我在文字材料的底部列出了一些与休谟有关的特征，这些特征为我们继续休谟学说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休谟是启蒙思想的领袖。首先，他是一位自然主义者，这意味着他相信道德是自然世界的天然组成部分，所以研究道德就是研究人类本身，而不是通过埋头研读经文或者研究先验逻辑。道德心理学让我们走出去，道德科学亦如此。所以我把自然主义，或者说自然主义者放在了这个列表上，作为七条特征中的第一条。

其次，休谟是一位先天论者。他不曾和达尔文相识，所以不知道进化的概念。但如果他有机会，想必肯定会相当认同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休谟认为道德就像审美，两者“建立的基础完全是人这种特殊的物种”。

再次，休谟还是一位感伤主义者。他认为人类道德基础的最大威胁源于道德情操的多样性。你们可以在我挑选的另一段引述中看到休谟对于情感的强调。他说：“道德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抽象事物，它是每个人情绪和思想品位的独特彰显，如同我们会感知和偏好甜与苦、冷与热。因此，道德观念不应当与思维放在一起看待，而更应当与味觉或者情绪归为一类。”

此，我简要总结一下该学说的主要论点。道德基础理论提出人类情志最重要的5对“味觉”感受器如下：关爱／伤害、公平／欺骗、忠诚／背叛、权威／颠覆、纯净／堕落。而道德感犹如味觉，由这5对基本的道德基础按照不同的方式调和产生。

也就是说，这是最适合作为道德情操基础的5对元素。我们的道德基础肯定不止这5对，实际上要比这多得多。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觉能力、语言能力等，都是塑造道德观念的基础。但是我希望我们提出的理论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个理论所用的比喻与休谟对道德的比拟如出一辙，那就是味觉。

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应当接过休谟手中的接力棒。相比于当年的休谟，我们在心理学、生物进化和神经科学等方面的新知多到数不胜数。如果休谟能够生活在今天，花上几年时间恶补文献，那他应当会认同我所说的：他是一名自然主义者，一名先天论者，一名直觉论者，一名多元主义论者和非简约主义者。

对于那些倾向于认同先天论的人而言，我想要简短地多说两句，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对于那些声称“进化是生物的先天能力”的先天论者，你们不妨多参考一些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 (6) 的观点。只要和涌现论（emergentism） (7) 相辅相成，我个人完全能够接受还原论（reductionism） (8) 的观点。还原论者胜在能够深入寻求事物的本质，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从底层把这些本质重新装配到一起，回到制度和文化的高度。我的意思是需要考虑加入各种本土化的因素。文化心理学中有这样一句话：“文化和心理是相互促进的。”如你所知，心理学家专攻心理。我们暂时还不知道操纵心智变化的齿轮到底是什么，但是的确有这些齿轮在转动，它们在不同的生态和经济条件下发生着适应性的转动。在我们之上，是高于本我的心理学层面；在我们之下，是低于本我的还原主义或者神经科学层面，我们需要同时关注两个层面与我们的联系。

现在，终于讲到最后一条了。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偏倚。我相信道德大体上应当被看成一种群体现象，至少对于道德的起源而言是如此。就本质上来说，道德的作用在于把我们团结到一起，以对抗道德认知不同的其他群体。

就像我先前说的，几乎所有从事我们这一领域研究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桀骜不驯的“法外狂徒”。我们很容易因为他人的道德观与自己的不同而造成曲解。如果换作是法庭上判案的法官，像我们这样的人就不得不被撤换了。但是我们作为学者不会这么做，在研究外来文化里的道德观时，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多换位思考、多换位，尽量以自洽的眼光审视外来文化所包含的信念和价值观。因为它们存在的意义与我们的文化类似，出发点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社会更人性、更繁荣。

这就是我演讲的全部内容，也是我认为的道德科学在21世纪应该有的样子。当然，这次讲话的内容完全来自我的理性推论能力，而且我很清楚我的推论能力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为支撑自己的论点寻找依据。所以，我要提前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即将提出的、与我的观点相左的论据，感谢你们帮助我对抗自己的证实偏差。

明是人类的一种生物学手段。它通过信息共享、劳力分摊、责任分配和其他方式联系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这是一种全新的、更好的联结我们的手段，而且它的确行之有效。文明是我们应对生存和繁衍问题的主要方式，其效果有目共睹。人性的独特之处也在人类社交生活中得以体现。

那么，说了这么多，和道德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正如我早先在讨论中对麦金太尔（McIntyre）的引述，道德的本意并不是救赎个人或者促进个体完满，相反，它只是一系列帮助许多人生活在一起的规则。由于文明诞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合作，如需要信任、共识等，因此道德的作用在于维持文明的运作。

天性和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两者之间的冲突矛盾依旧存在。从根本上说，天性赋予了我们自私的特性。大脑是自私的，或许我们应当说基因是自私的。但是无论怎么说，人的天性中都带有自私，而文明则要求人们尽量克服天性里的这种特点，因为你不得不与他人进行合作，收起自己短见、自私的冲动，从更长远、利己的角度进行考虑。为了让社会文明正常运转，你需要信守自己的承诺，遵守先来后到的规则，依法纳税，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送上战场，让他们九死一生。这些做法是违背天性的，但这些往往又是道德所推崇的，它让人们克制自己天性中自私的冲动，让一切都向着维护社会体系正常运转的方向发展。从长远来看，这可以让每一个社会个体受益。

道德就是这样，当然法律也一样。我们还没有详细地探讨过法律，但在调控人类的行为方面，法律和道德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会事先制定许多类似的规则，以便引导利己主义为整个社会系统服务，保证社会能够高效地运行。但法律和道德之间有一个关键而巨大的区别，那就是两者的强制力度不同。人们在生活中遵从道德规范的原因是他们顾虑自己的名声，而个人声誉建立在长远的社交关系的基础上。如果你欺骗了住在自家隔壁的邻居，那么他们在此生余下的时光里都会记得这件事，其他人也会有所耳闻，这会严重损害你的长远利益，最终吞下恶果的还是自己。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壮大，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也变得越来越频繁，你很容易就可以欺骗一个可能再也不会碰面的陌生人，然后逍遥法外，这时候法律就不得不登上台面接替道德的角色。无论如何，我们在研究道德时不能忽略人际互动这个角度。探讨道德需要考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能够调控人际行为，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社会的正常运转。

现在，我们来看看哪些人类的特点能够帮助自己克服自私的冲动，从而为集体和整个社会着想。在这所有的特点中，我觉得最重要的莫过于自律（self-regulation）。我觉得今天被邀请到这儿演讲的部分原因是自己曾经研究过自律和自制（self-control）。自律的实质是摈弃一个念头转而将精力放在做另一件事上，通常后者是更符合需要的事，不管是为自己的长远利益抑或是为集体的福祉考虑。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自制称作道德的肌肉。我在这里要把这个词拆开来，逐个进行探讨。首先是道德。自制是道德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让你做那些道德的事，有些时候甚至需要你舍己为人。所以如果你想罗列一下与道德情操有关的名词，不管是七宗罪、十诫还是各式各样的优秀品德，它们都逃不出自制力的范畴。你完全可以把自制力看作这些东西的中心，它的溃败才导致了七宗罪里的暴食、暴怒、贪婪等恶行。它们都是人类自制力不足的结果。因此，各种美德也可以被认为是自制成功的典范。这就是“道德的肌肉”中自制与“道德”相关的部分。自制力是优良德行的保证，而美德可以造福一个集体，即便有时候这需要我们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

而“肌肉”这个比喻部分来源于我们的实验研究，与上面所说的德行层面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在实验室中发现，自制力并不能无限输出，它也有消耗殆尽的时候。就像是肌肉，自制力也会疲劳。我们在不止一个实验中发现，当人们参与某项需要自制力才能完成的任务，随后马上进入要求不同的另一项测试时，他们的表现往往会更糟糕。他们的自制力就像肌肉一样，在使用之后出现了疲劳。自制力是一种有限的、会被耗尽的能力。

肌肉的比喻还有其他贴切的地方。如果你每天都锻炼自制力，它就会变得越发强大。我不希望听到人们说，那好，既然自制力是一种有上限的能力，那我永远不想在任何地方挥霍和浪费它。不不不，正好相反，你需要经常使用自制力，日常的锻炼才能让它变得更强大，更好地应对眼前的难题。

人们过度使用某块肌肉而引起肌肉疲劳，或者换句话说，自制力被消耗殆尽，我们称这种情况为自我损耗（ego depletion），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了自制力的保驾护航，人们的行为就开始偏离道德的轨道。我们发现在自制力所剩无几，道德的力量之源耗尽后，人们会开始更主动地侵害他人的利益。

自由意志是又一个会让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人们对这个概念有着狂热的偏执，我对此只能敬而远之。在你们想要对自由意志发表看法之前，我想先向你们阐述我所认为的自由意志理论。在我的理论中，自由意志不是一种超自然、无因果的东西。是什么让实验中的被试做出了自己的抉择，并让他们保持理性？我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现实的缩影。在我们的社会中，理性克制的行为、美德善行、良善决断等都与自由意志相关。自由意志的精神是否得到彰显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理解和定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察到了人们对这种精神。

[!TIP]
从唯物主义视角来看待文明，它是一种为个体提供物质和社交方面全部需求的分配体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衍生出了调控行为的规范，规范进一步衍生出了道德规范，我们所说的文明就是所有这些规范的总和。文明教导人们克制自己的私心，至少克制自己的短见并遵守文明中的各种规定。文明体系是有效的，我们也因此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不过文明体系运行的代价是我们要在很大程度上做出妥协，而道德正是帮助我们进行妥协的制度规范。

[!TIP]
为了人类文明着想，自制是我们必须改善的关键能力。自制力是一种内在能力、一种有上限的能量，它能够规范你的行为和反应，让个体的行为契合整个文明体系的运作。还有自由意志，在其他动物中也能观察到自由意志的表现，如它们的抉择之道以及对其他个体的干涉。自由意志很可能是一种在进化中形成的更高级的干涉，它更适用于群体生活，用理性和合作解决文明体系中的矛盾。
意志
自由把人类这种动物维系在自己创造的社会和文明氛围中。我的意思是，虽然像松鼠这样的小动物也有意志，但是它们的意志只够与无机的物理环境发生互动，人类具有的高等自由意志则可以让我们应对文明环境中的事务。当认识到在这方面比其他动物更胜一筹时，我们就可以利用自由意志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让人类文明顺利运转。一旦文明成功运转，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将获益匪浅。

例子是一场独裁者博弈 (16) ，独裁者博弈游戏的规则实际上比最后通牒博弈要更简单。我的做法是随机招募两个人，其中一人，也就是实验对象，非常幸运。他会得到一笔钱，比方说100美元。他可以决定分多少钱给另一个人，分多分少完全由他决定，从0美元到100美元都可以。而另一个人永远不会知道是谁决定给他多少钱的，整个过程是严格匿名的。

从利己主义的角度来看，实验对象应当把所有的钱据为己有。但是你会发现人们的确愿意分享。大体上被试会拿出约30%的钱分给别人。有的人一分钱都不给，也有的人会给别人一半的钱，而有的人甚至会把大半的钱分给别人。他们真是出人意料地慷慨。厄恩斯特·菲尔（Ernst Fehr）和西蒙·盖西特（Simon Gachter）最近以孩子为实验对象重复了该实验，他们设计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最后通牒博弈游戏。两个孩子每人得到了两块糖，他们可以两块糖都留着，也可以拿一块给对方，尽管他们互不相识。

七八岁的孩子通常会选择分享手里的糖，而再小一点的孩子几乎总是选择自己独享两块糖。如果说我们对于陌生人也怀有慷慨之心，那这份心意应该是后来才出现的。现在我要说，标准的最后通牒博弈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将两种冲突的欲望置于针锋相对的境地。孩子心中可能有表现公平、亲切、公正的冲动，这些冲动让他希望分享手里的糖果。但是孩子都喜欢糖果，所以他的内心也渴望把两块糖都留给自己。我们让这两种欲望相互对抗，实验的结果可能只是说明，当时孩子吃糖的馋劲战胜了他们慷慨的冲动。

菲尔和盖西特对此有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让孩子们进行二选一，其一是再给他们一块额外的糖果然后把糖果分给别人，其二是再得到一块糖果但是不送给别人。这下，从结果论者的角度来看，上面的烦恼就消失了。没有了上面两种欲望的针锋相对，孩子们既可以做好人，又不需要蒙受损失。但是实验中发现，对于没到七八岁的孩子来说，两种选择似乎没有区别。给与不给的概率基本都是50%，年幼的孩子们根本不在乎。他们并没有想着从别的人手中私吞糖果，不管是留着糖还是把糖分给别人，他们都没有感觉。

这样的结果并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甚至可能比我们预期的结果都要好。人性发展的主流趋势是为了应对陌生人，如生活在其他部落里的人。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详细记述了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一个部落中的遭遇。他指出，对于那些部落里的人来说，从自己的部落出走并进入其他部落的行为等同于自寻死路。还有学者在这些部落称呼同伴和其他部族人的语言方式中也发现了部落之间深深的敌意。打个比方，部落里称呼族人的词意思往往相当于“人”或者“人类”；而有些用来称呼其他人的词，只相当于“某人”，就像美剧《迷失》（Lost ）里那样。还有些时候，部落之间用来形容对方的词也被用来指代“猎物”或者“食物”。

那么，既然今天占据主流的人性之善，至少是我们这些人认同的善良，与我们天性里的道德观相抵触，而且后者和良善几乎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是怎么跨过两者之间的鸿沟的呢？我们的本性是怎么变得如此友善的呢？

注意，我在这里把关注点放在我们对于陌生人的善意上，但是我们还可以用这些实验探讨有关道德的其他问题，例如新道德观点的起源，再比如为什么奴隶制度是错误的，以及我们为何不应该有性别或者种族歧视。

这些都是很深奥的议题。对于人性之善的起源，我在此以两个旗鼓相当的理论作为演讲的结尾。

第一个理论的中心是人与人之间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性。依赖性是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所著的多本书的主题，彼得·辛格和史蒂芬·平克对它也有过探讨。依赖理论的主要观点概括说来就是：当你和其他人接触，就会产生相互依赖；当你的生活品质因为与他人的接触和相互关怀而提升，并且两人的关系是非零和关系时，你就会变得在意他人的命运。

这种人性之善的本质是利己主义。罗伯特·赖特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不希望日本遭到轰炸的原因之一是，我开的小货车是日产的。”可见，和日本有商业上的利好联系，才是他爱屋及乌的原因。

亨里奇和同事们几个月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正好可以作为这种观点的佐证。亨里奇等人研究了15个国家，让这些国家的人参与一系列经济学游戏。他们发现，人们对陌生人的亲切程度有着显著的地域性差异，于是他们转而分析决定这种亲切程度的因素。研究的发现之一是资本社会使得人们对陌生人更亲切，即沉浸于市场化社会和人们对陌生人展示友好之间有很强的关联，可能是因为当你生活在一个市场化社会，你就要经常为了长远利益接触陌生人，就算这些人既非家人也非朋友。第二个因素是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信仰宗教可以让人变得更亲切和善，这可能是因为宗教作为一个更大的社会组织，促进了人们与陌生人之间的交流。

第二种解释人性之善的理论认为这是故事的力量。虚构作品和新闻行业带给我们的影响之一是缩短了陌生人与我们之间的距离。通过它们，你可以像认识自己的亲人或者邻居一样认识本来毫不相干的人，这让我们更容易对陌生人移情。不过，根据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人的观点，小说和新闻不仅让我们对个人，甚至可以对一群人产生移情。

我们来回顾一下美国的道德演进。我认为美国社会在过去50～100年间最重大的道德变迁，是白种人对黑人态度的改变。而过去10多年内最重要的改变则是传统性取向的人对于同性恋人群态度的转变。我认为驱使这两种变化发生的力量不是哲学辩论、宗教信条或法律规定，而是虚构的作品，是想象力，这种力量把弱势人群的境况展现在其他人群员面前，使他们获得同情。我个人认为，在美国驱动道德变迁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是情景喜剧。作为结尾，我要讲的东西可能与在场的许多人有关，那就是理性思考在道德中的作用。理性思考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社会心理学家们早就发现人们对理性思维总是无动于衷。我在这里所讲的这些关于奴役、同性恋的观点都是我自己的，并不是谁说服我的。而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某些理性的观点强烈地影响了人们。最近的例子是彼得·辛格提出的对待非人类动物的态度深深影响了世界。

和乔纳森·海特提出的观点类似，我认为打破这个矛盾的一个逻辑就是承认理性推论的确能够改变我们，但它们的影响是间接的，是以情绪为媒介的。倘若如此，它就暗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其主题是：人类是如何获得新的道德观念的，他们又如何让别人认同这些新观念？

我在此提出三个观点。

第一，人类是友善的，人类身上有许多有趣的行为。
第二，人进化出了一种强大的感知道德的能力，人类的友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用感知道德的能力解释。道德感知力的内涵远远比一些经验主义者认为的更丰富。
第三，与生俱来的道德感知力是不够的，保证我们实现那些引以为傲的成就的因素远远不止是进化的力量，还有人类的文明、智慧以及想象力

支撑我们道德信念的动机不是为了抹杀我们的理性思考能力，它的作用是引导推论的方向。在动机的驱使下，我们用技能和精力来寻找支撑自身信念的证据。这个现象可能在大多数的社会价值评判中都有，但是我想正是因为强大的暗示作用，它在道德评判领域里显得尤为有趣和微妙。

人类出生时各项有关语言的参数都处于未经过设置的默认状态，等待着环境作为“触发”参数设定的条件，这种观点非常吸引人。正如史蒂芬·平克所说，这相当于人类具有学习语言的本能，环境只是起到了触发和塑造这种本能的作用。在平克–乔姆斯基学说中，环境是语言的触发者，也是塑造者。但是除此之外，环境对于人类天生固有的语言能力而言似乎没有更大的用处了，我渐渐意识到可能不是这样的。“语言参数”以及“语言是一种本能”的说法非常有吸引力，但是我仍然发现了一些语言的基本特征，它们似乎不是人们天生就具有的。

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人类语言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能够让有限的大脑产生“无限”的语法。乔姆斯基所谓的“无限”不仅指人类能够表达的意思，也指我们能够说出的句子的数量以及每个句子的长度上限。乔姆斯基指出，赋予人类语言无限创造性的利器是递归：一个短语能够作为另一个类型相似的短语的组成成分。比如我说“约翰的哥哥的房子”（John’s brother’s house），第一个单词是“房子”（house），它又出现在了另一个名词短语“哥哥的房子”（brother’s house）里，然后这个名词短语又出现在了另一个名词短语“约翰的哥哥的房子”（John’s brother’s house）里。通过这种递归，语言能表达许多种意思，而这也是人类语言一个有趣的特质。

那么，如果一种语言没有递归会怎么样呢？递不递归又有什么区别呢？首先，不递归的语言就不是无限语言，而是变成了一种有限语言，它的语句数量有一个上限。这意味着你可以在这种语言里找到一句话，它是所谓的“这种语言里最长的句子”。这听起来很奇怪，不过如果你想一想国际象棋可能就会恍然大悟，因为国际象棋的棋路数量也是有限的。国际象棋是一种套路非常多变的游戏，它被人们下了好几个世纪，至今人们都还在棋路上推陈出新，乐此不疲。国际象棋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变数实在太多，以至于你完全感受不到它的有限性。

如果有一种语言因为没有递归而成为有限语言，这并不意味着该语言的使用者是一群怪胎，也不意味着这种语言就不能满足使用者丰富的交流需要。但如果生活的环境有意限制你能够说的话题数量，而且这种限制不仅因为环境见识所带来的眼界宽窄，还因为当地文化中明确的价值导向，教导人们不要讨论自己没有看到的东西，也就是只探讨直接经验（immediate experience），不要讨论任何没有亲眼看见，或者不是从亲眼目击的人口中听来的东西，这下，你能说的东西就变得非常少了。如果满足了这里所说的各种条件，那么这种语言就很有可能是一种有限语言，但是这依然不足以判定它是一种贫瘠的语言，它可能还是一种相当丰满的语言。一种语言的有限和丰满不一定是相互抵触的，如果它有限而丰满，那么你需要再确认一下它是否真的没有递归。

实上，你无须担心笔记本电脑中的某一部分会做坏事，去试图做一些系统不希望它做的事情。它们就如同奴隶，有非常清楚的任务描述。它们每天都需要喂养，而不需担心能量从哪里来。它们毫无野心，只完成被要求的任务；虽然完成得很漂亮，却几乎对任务一无所知。你所见识到的计算机的强大都来自这些没有思想的机器奴隶，但是你的大脑不是这样的。

大脑由神经元构成。我现在认为它们是细胞中的细胞，就像牢房中的牢房。想象一下，我们大脑中的每个神经元，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暂且不论共生体）都是真核细胞的直接后代，而这些真核细胞就像自由游动、自我供养的微小代理人，已经自生自灭了10亿年。它们自生自灭，最后却存活了下来。

它们必须知道大量的方法，拥有许多功能，以及能实现这些功能的自我保护能力。当聚合成一些多细胞的生物时，它们会放弃一些之前拥有的功能。事实上，它们就像是被驯服了，成了更大、更集中的系统中的一部分。我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你不必担心自己的肌肉细胞叛变或出点什么岔子，如果真的发生，我们就会称之为癌细胞。但是在大脑中，我觉得（这是我一个非常粗浅的想法）这可能只会出现在某些物种中，比如人类；而且可能只会出现在大脑明显更不稳定的区域，比如皮质层。事实上，基因中有一些小开关能让我们的神经元变得野蛮，就像你让羊或猪变得凶狠起来那样，神经元能很快恢复这种野蛮的本能。

决策经常会被塑造成我认为的一种快速而节省的启发式。例如，决定接受哪一份工作可能会带来对决策者来说不成比例的后果。新工作可能会带给你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声望，但它可能会让你的孩子伤心，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不愿意失去小伙伴。有些经济学家可能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一样的公分母，但是其他人可能不这么觉得。一个人可能最终会因为某一个因素做出决定。

我们是在基于有限理性进行决策，而不是像全知全能的上帝塑造的那样具有无限理性。但有限理性也不是确定的。比如，有一些经济学家研究的就是影响决策过程的限制或约束。这个研究被称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诺贝尔奖多次颁给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有限理性的概念，你会意识到一个有机体既没有无限的资源，也没有无限的时间。所以，在给定的这些约束下，什么才是最优解呢？

还有一群人，他们研究的不是环境中的约束，而是思维中的约束，这其中包括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他们发现人们经常只考虑有限的信息，有时候仅靠着一两个标准就做出决策。但这些研究者并不分析环境对决策的影响。他们认为，人们做出不好的决策的首要原因就是偏差、错误和误解，他们考虑的是思维中的局限。

所有这些概念都没有体现出人类思维的优势，这些思维的局限并非跟环境的局限毫无关系，这两种局限是结合在一起的。赫伯特·西蒙用剪刀做了一个绝妙的类比：剪刀的两边，一边是认知，另一边是环境的结构或是任务，只有同时看到两边才能理解人类行为。

进化的思维给了我们一个有用的框架，来提出一些平时没人涉及的有趣问题。例如，在观察某一种启发式思维时，也就是当人们根据某个因素而忽略所有其他方面来做出决策时，我一定会问在什么环境结构中这种启发式思维能起作用，以及在哪些环境结构中它无法起作用。这个问题关乎生态原理，关乎启发式的适应性，而且它非常不同于我们在社会心理学中研究认知错觉和判断决策时所看到的。在这些研究中，任何一种能表明人们忽略了信息或只使用一条或两条信息的行为，都被定义为偏见。这种方法是非建设性的，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将思维与环境联系起来。

启发式思维（Heuristic thinking）是指通过经验、直觉或规则简化问题求解过程的思维方式。它通常用于解决复杂或不确定性较高的问题，并在不完全信息或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做出快速决策。启发式方法并不保证最优解，但能够有效地找到“足够好”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面对复杂和不确定的问题时。

启发式思维常见于以下几种情况：

规则化的经验法则：利用过去的经验来快速判断问题。例如，当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时，可以根据以往经验选择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而无需每次都从头开始分析。
简化问题：在面对复杂问题时，通过简化、缩小范围或忽略不重要的信息，减少决策的难度。
直觉判断：依赖快速的直觉或感觉，而不是系统地分析所有细节。例如，当你在购物时，可能会凭直觉选择你认为最适合的商品，而不是逐一比较所有的选择。
试探性方法：尝试一些看似有可能有效的解决方法，快速反馈并调整策略，而不是寻求一开始就能确定的最佳解。

启发式思维广泛应用于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如人工智能中的启发式搜索）、决策理论、行为经济学等领域。虽然它可以提高效率，但也有可能导致系统性的偏差或错误。

启发式思维的常见类型

可得性启发式：根据我们记忆中容易获取的信息来做判断。比如，我们可能高估了某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因为我们最近听说过类似的事件。
代表性启发式：通过某个事件或对象与一个典型例子的相似性来进行判断。例如，当你遇到一个穿着西装的人，可能会默认他是商务人士，而忽略其他可能的身份。
锚定效应：在决策时过度依赖最初的信息。例如，在谈判中，第一次提出的价格常常会影响最终成交的价格。
情境启发式：基于特定的情境或框架来做出快速决策。例如，面对紧急情况时，人们可能做出比平时更具风险的决策。

启发式思维的优缺点

优点：

快速高效：能够在时间紧迫或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快速做出决策。
节省认知资源：通过简化问题，可以减少大脑的处理负担。
适用于复杂问题：能够在无法完全分析所有选项的情况下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缺点：

可能导致偏差和错误：由于启发式思维是基于简化的假设，可能会忽略重要的细节，导致决策不准确。
过于依赖经验：启发式方法往往基于过去的经验，但在新颖或变化的情境下，这些经验可能不适用。

总的来说，启发式思维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工具，尤其是在面对复杂、不确定或时间压力大的问题时。然而，在一些关键决策或需要高精度的场合，启发式方法可能需要与其他更为系统化的分析方法结合使用。

认知科学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理解人类的思想是嵌入环境之中的，但很多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不这么认为。在很多有关思维的心理学理论中，也可能有各种各样有关思维运算和动机的理论。但是关于某种认知策略或情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以及它们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思考。我的一个观点是，我们不仅要理解认知启发式是如何起作用的，在哪种环境中使用它们是明智的，而且要理解情绪在我们的判断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经历了某种解放。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 (23) 和其他人的很多著作都说明了情绪对认知功能很重要，而不仅仅是打扰、转移注意力或误导。实际上，情绪可以做到一些认知策略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我们对它是如何起作用的知之甚少。

举个简单的例子，想象一下“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在寻求伴侣，试图找到一个女人结婚的情境，根据标准理论，“经济人”必须找出所有可能的对象，以及跟她们每个人结婚的可能的结果。他还会研究各种不同结果的概率，比如结婚后伴侣是否还会和他说话，是否会照顾孩子，以及其他对他很重要的各种事情，以及每件事情的效用。“经济人”需要做大量的研究而不仅仅是依据灵光一闪的主观概率。经过多年的研究后，他可能会发现最佳对象已经嫁给了另一个人，而那个人并没有做这些计算而只是爱上了她。

赫伯特·西蒙关于满足的观点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满足者”在寻找伴侣时会有一个理想的水平。一旦达到了这个理想的水平，他就会找到合适伴侣，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满足也是一种纯粹的认知机制。在选择了伴侣之后，你可能一转身又看到一个似乎更好的人，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你抛弃妻子或丈夫，与这个人一起离开。

我们来看一种情绪的功能。爱，无论是浪漫的爱情还是对孩子的爱，都会帮助我们大多数人做出必要的承诺，让我们与伴侣和家人在一起并照顾他们。情绪可以表现出跟启发式认知构建模块类似的功能。例如，恶心让你不会吃很多东西，食物的选择会变得简单得多，其他的一些情绪也有类似的作用。然而，我们对决策理论和情绪理论的关联还是所知甚少，也不知道如何建立起决策构建模块所必需的词库。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关于启发式的作用，下面的这个实验就是一个简明的例证。假设你想要研究球员是如何接住一个高抛球（篮球、板球和足球）的，因为你想设计出一个同样能接住高抛球的机器人。典型的方法就是像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最优化一样，即努力给机器人呈现出完整的情境，并采用你能承担的最贵的计算设备。你可能会给机器人设置一系列的抛物线，因为抛球有抛物线轨迹，机器人需要找到合适的抛物线才能抓住球。或者你可以给它安装可以测量球初始距离、速度和角度的仪器。但这可能还不行，因为在现实世界里，球并不一定严格按照抛物线飞，所以你需要工具来测量轨迹上每一点的风向和风速，来计算球最终的轨迹和旋转。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但也是一种理解的思路。

对于这个问题还有一种思路，就是去问球员是否有一种启发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用做任何计算，或者只做很少量的计算。实验研究已经证明球员采用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启发式，我称其为“凝视捷思”（gaze heuristic）。当一个高抛球飞过来时，球员开始跑并且一直盯着球。启发式就是你将跑速调整到可以凝视，也就是保持眼睛和球夹角不变的程度。如果你能保持这个角度不变，球会被你接住，或者至少能打到你。这种启发式只需要注意一个变量，那就是凝视的角度，而忽略所有其他的因果性或相关性变量，这使得任务完成得更快、更省力，犯错的概率也更低。

这说明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思维的功能（启发式和环境结构），以及看思维如何改变对环境的建构来进行科学运算。球和球员关系的例子就体现了球员所执行的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这是一种聪明的启发式，也是人类进化出的适应性工具的一部分。很多这一类的启发式也会体现在动物身上。最近的一个研究表明，狗在接飞盘的时候用的也是凝视捷思。

启发式在与经济相关的重要实践方法中是非常有用的。
为了进行说明，我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启发式的小故事。有一种非常简单又巧妙的启发式叫作再认启发式（recognition heuristic）。例如，汉诺威与比勒费尔德相比，哪个城市中的居民更多？我选了两个德国的城市是假设你们不太了解德国。大多数人认为汉诺威的居民更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比勒费尔德。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如果我问德国人这个问题，他们就会不太确定，不知道要选择哪个答案。两个城市他们都听说过，也试图去回忆相关的信息。同样的事情可能会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在和丹尼尔·格雷·戈尔茨坦（Daniel Gray Goldstein）一起做研究时，我们问美国人哪个城市有更多的居民，圣地亚哥还是圣安东尼奥？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中有2/3的人回答正确：圣地亚哥。然后，我们问了德国学生同样的问题。你觉得回答出正确答案的德国学生有多少比例？
在我们的研究中是100%。因为没有听说过圣安东尼奥，所以他们选了圣地亚哥。这是巧妙启发式的一个有趣例证，当人们拥有更少的知识时反而能表现得更好。其中的原因是现实世界中，名字再认和人口数量之类的事情之间存在着关联。你听说过一座城市可能是因为有什么事情发生在那里。这不是一个确定性的标志，却是一种好的刺激。

在马普所从事人类发展研究的团队中，有几位是经济学家，他们从事相同的课题但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他们说：“你可以说信息较少也可以再认，但是再认启发式可以赚钱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基于美国、德国的股市做了一个庞大的研究，涉及两国的外行人士和金融商务专业的学生。我们去芝加哥的闹市采访了几百个行人，给他们看一份股票的列表并提问：“你听说过这只股票吗？”然后我们选出了10%再认率最高的股票（这些都是标普指数上的股票），放进收藏夹看它们半年的涨跌。作为控制组，我们也在美国行人中做了德国股票的再认，而这些股票很少被知道。还有第三种控制条件，我们让慕尼黑市区的行人同样对德国和美国股票进行再认。这个实验的问题不在于这些收藏的股票赚了多少钱，而是它们赚的钱是否高于某些标准，我们定了4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随机选出的股票，也就是刚性标准；第二个标准包含了那些再认率最低的股票，根据理论，这是一个表现不会太好的重要标准；第三个标准是蓝筹股基金；最后一个标准是股市指数，如道琼斯指数及相应的德国数据。经过6个月的涨跌后，收藏夹中的再认率最高的股票的收益超过了随机选出的、低再认率的股票的收益，8个股市和6个基金都是如此。

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人们还是应该对此保持谨慎，因为和现实世界中的其他研究不同，我们只有一个变量，而且环境很随机。但这个研究至少表明了，一般人再认的表现确实可以匹敌市场和其他的重要指标。当然，实证研究的证据是消费者的行为。当人们在超市里选择不同的产品时，很多情况下都会进行名称的再认。诸如贝纳通（服装品牌名，也是曾经的F1车队名）等公司的广告都是运用了再认启发式。它们并不提供产品本身的信息，而只是增加名称的辨识度。对公司来说，这是非常成功的策略。

这个研究已经发表在《简捷启发式让我们更精明》（Simple Heuristics That Make Us Smart ）一书中，根据对这个研究的反应，我们将专家们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认为这不是真的，而是错误的，或者这个研究结果根本无法被复制，他们中有非常不喜欢这个研究结果的财务顾问。另一个阵营的人则说：“这并不稀奇，事情本就如此。股市本来就是谣言、再认和心理学的结合。”同时，我们已经重复实验了几次，同样发现了再认在牛市和熊市中的优秀表现，也发现那些毫不知情的人再认的效果是最好的。

我想要跟更多的人分享这些观点，通过心理学研究，运用能促进人们理解不确定性的知识，来帮助人们应对不确定性，而不是否认它们的存在。大脑时常需要面对周围世界的变化和不确定性，我们有必要理解这种复杂能力的机制

理智常常会告诉你感情用事是不对的，但事实是，我们往往都心甘情愿地被情感牵着鼻子走。

当预测某一事件的未来中自己的幸福程度时，我们会将焦点集中在这一事件上，而忘了会淡化该事件影响的其他事件也是未来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自己注意力焦点的奴隶。比如，在一项研究中，我们让大学生预测他们在自己的球队胜利或失败后的几天里是高兴还是伤心，他们都预测球队胜负会极大影响自己的情绪状态。但是，在我们仅仅要求他们列举出一些预测节点之前的其他事情后，比赛结果对他们预测的影响大大降低了。换句话说，一旦想到未来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他们就意识到比赛只是幸福感的一个来源，而它的影响也会被其他事情所淡化。

个人和社会有着不同的基本需求。个人想要幸福，而社会想要每个人去消费。我们大多数人只对提升自己的福祉负责，并没有意识到个人要对国家经济发展负责。不同的目标造成了现实中的两难情况，社会教育我们：消费会给我们带来幸福感。

社会企图说服我们：对经济有益的就对我们有益。这种观念通过每一种杂志、每一个电视节目、每一份报纸和每一块广告牌传递给了我们。汽车俘获了我们，进而是服饰。我们觉得幸福感就在下一个街角，只要我们再多买一件东西就能遇见。我们确实如此。当我们发现消费带来的幸福感单薄且转瞬即逝时，就会开始进行反省。“老天啊，消费的幸福承诺是个骗局。”“我不必这样盲目消费，我可能只需要对音箱、汽车、衣柜进行一点小小的升级，就会很幸福的

多人都知道情绪如何影响思想，并知道如何抵消这种影响。杰里·克洛尔和诺伯特·施瓦茨（Norbert Schwarz）就提出了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理论，叫作“情绪信息”（Affect-as-Information），即当感觉到一种心境或情绪时，我们就会解释它，并根据与它相关的东西赋予它一些意义。例如，有一个研究人们如何确定对生活是否满意的项目，当实验人员问一些当下感觉相对幸福的人，或者问一些当下没有感到多么幸福的人时，得到的回答会有非常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其实受到了天气的影响。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人们会感到相对幸福，他们说生活是美好的。在下雨的日子里，他们会说：“生活是痛苦的。”但是，如果你提醒一下他们当下的天气：“天气不是很好，对吧？”或者：“今天真是个糟糕的雨天，对吗？”然后人们就会纠正这个错误，说道：“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感觉在判断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感觉到一些事情，并认为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如果感觉开心，人们就会认为生活很幸福，即使当下的感觉不能真的代表整个人生。这种想法已经在很多领域都被发现并投入实际应用，而最新的领域就是我们正在研究的道德领域，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

有时候，我们无法控制自己，即使我们知道天气晴朗并不真的意味着一切事情都是美好的。或者相反，多云的天气也并不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很糟糕，但我们还是会这么觉得。感觉是很难被推翻的，这可能和这样一个事实有关：某些心理过程是非常基础、本能的。我们总是想着依靠努力和意志力就可以推翻它们，但是这些生理感受真的太强大了，难以改变。

我不确定一味地注重意识研究会产生多么丰富的成果。如果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发生在意识之外，或者是出于一些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原因，那么，如果通过意识进行解释，它可能无法解释那么多。更有成效的方法可能是要从具体认知的角度去研究心智。也就是说，许多思考或认知过程不仅与大脑中发生的事情有关，而且与身体在环境中采取的具体行为有关。在这一基本的认知过程上，我们与其他动物非常相似。我们通常认为人类是特别的，因为我们是如此聪明，但我们在改造周围世界的过程中，仍然与其他动物非常相似。

拉里·巴萨卢（Larry Barsalou）做的很多研究都表明：思维的语言和身体接收信息的方式非常相似。当我们处理信息或经历某一种感官体验的时候，同类语言或相同形式的信息会在抽象思维过程中被吸收和使用，而这就是隐喻。在某种程度上，隐喻指的是我们从生理体验中提取出了物理性的概念，然后在谈论抽象事物时使用了这些概念。

最近有一项实证研究表明，隐喻具有具体的空间基础。我们喜欢把美好的事物想象成向上的，而坏的事物则是向下的。当感觉良好的时候，我们会站得很高，情绪高涨；而如果感觉不好，我们可能会感到压抑、低落。布莱恩·迈耶（Brian Meier）和迈克尔·罗宾逊（Michael Robinson）发现，当积极的东西在电脑屏幕上向上呈现时，人们对它的识别速度要比它们向下呈现的时候更快。同样地，当一个消极的东西以向下的方向呈现时，它更容易被识别。对于什么是好的和坏的，我们有空间上的表征，这似乎来自我们的生理定向，仅仅是因为我们站立的方式，或者我们在物理空间中的生存方式。

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是认知语言学隐喻研究的开端。但是直到最近，社会心理学家才开始对这本书中的观点进行实证检验，并获得了很多支持性的证据。

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中有一个有趣现象，就是人们喜欢处于道德感觉良好的最低水平，一旦达到这个水平，他们就满足于待在那里。所以，这就像某些具体的因素，比如我们当下的清洁感、恶心的程度，对自己道德水平的感知，都会改变我们的判断和行为。“道德许可效应”（moral licensing effect）表明，如果我提醒自己是一个好人，有积极的品质，相比于那些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积极品质，对自我有些怀疑的人，我就不太可能去帮助别人。

基本上，一旦确认了自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我就对自己很满意了；但是，如果我在道德层面上感到自卑，那么就想去帮助别人，做些好事。人们想达到道德平衡，既不超越也不堕落。这种观点对于理解人们为什么做好事，为什么不做好事，以及为什么做坏事等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尽管我们认为理性思考是思想和行为背后的动因，但实际上，思想和行为可能是基于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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