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级性

二、经济斗争

三、政治斗争

四、思想斗争

五、武装斗争

六、国家

七、政治

八、法

九、法律

十、政权

一、阶级性

通常指在阶级社会中许多社会基本现象所具有的阶级的本质、本性。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以不同的方式长期地生活着、斗争着，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各自不同的心理、思想、观点和习惯，对其他各阶级、阶层、集团各自不同的关系，这就形成了各自的阶级性。

二、经济斗争

直接以某种局部的、眼前的经济利益为目的的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三种形式之一。通常指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直接为保护自己日常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如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等的罢-工斗争。

三、政治斗争

各阶级、政党和社会集团之间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通常指无产阶级争取一般政治权利和夺取政权的斗争。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之一。常与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结合进行。它不再局限于日常经济利益的狭隘范围，采取包括罢-工、游-行-示-威、议会辩论和武装起义等各种形式。政治斗争有各种形式，其中武装夺取政权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

四、思想斗争

泛指一切对立思想之间的斗争。在阶级社会中，思想斗争中的主要部分是对立的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

五、武装斗争

通常指革-命人民拿起武器有组织地反对反动统治的暴力行动。被压迫阶级反抗统治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六、国家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主要由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队、警察、监狱等组成，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社会划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产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人类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随着阶级的彻底消灭，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将因此丧失作用而自行消亡。国家的职能一般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对内主要是镇压和缓和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统治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统治。国家的对外职能是防御外来的侵略和颠覆，保卫本国的利益，以及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七、政治

经济的集中表现。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政治的主要内容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包括处理阶级内部的关系、阶级间的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等等。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国家政权机构。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归根到底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一切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存在于经济的变化之中；政治冲突、党派斗争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冲突；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政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经济运动。这种反作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沿着经济发展的同一方向起加速作用，一种是沿着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阻碍作用。

八、法

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规范)的总和。有阶级的社会里，法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法是历史的产物，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

九、法律

(1)与“法”通用。泛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和规范的总和。包括法律、法令、条例、规则、规定、决定、决议、命令等。

(2)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在一切阶级社会里，法律属于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权力机关来维护它的统治。

十、政权斗争

亦称“国家政权”。一定的统治阶级凭借手中的国家机器实行阶级统治的权力。体现这种权力的机构主要是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196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重要的重新解释和发展，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的研究上。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具体来说：

1. 意识形态的作用：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单纯的反映现实的意识，它不仅仅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是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行为和实践。他认为，意识形态通过“构建”人们的社会存在，使个体内化社会结构，从而在看似“自愿”的情况下支持现存的权力结构。

2. 意识形态的“结构性”特征：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例如学校、家庭、教会等社会机构。通过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简称ISA），意识形态得以传播和强化，形成社会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3. 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区分了“暴力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简称RSA）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前者是通过直接的暴力手段来维持社会秩序，如警察、军队、监狱等；后者则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操控，比如教育、媒体、文化和宗教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塑造个体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4. “意识形态的呼唤”：阿尔都塞提出，个体不是简单地接受或拒绝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各种“呼唤”（interpellation）被拉入某种社会身份和角色中。他用“呼唤”的概念解释了个体如何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认同自己，成为特定社会结构的“合格”成员。

阿尔都塞的这些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得到深化和复杂化，尤其是将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个体的自我认同以及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密切联系起来。他的思想对后来的文化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法国社会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其理论中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这些概念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进行了详细阐述，旨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如何维护统治和控制社会。

1. 镇压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RSA）：

   • 这个概念指的是国家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来维持秩序和控制社会的机器或机构。它们通常表现为警察、军队、法院、监狱等，直接通过暴力、威胁或强制性措施来压制反抗、维护政权的稳定。
   • 例如，当工人阶级或社会其他群体进行抗议或反抗时，镇压性国家机器通过警察、军队等力量进行打压，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

2.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ISA）：

   • 这个概念指的是国家通过一系列非暴力、非强制性的机构来影响和塑造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使其接受和内化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统治结构。这些机器并不直接使用暴力，而是通过教育、宗教、传媒、家庭、文化等渠道，传播和巩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 比如学校系统、媒体、宗教组织等，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它们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使得人们认同并遵守社会规则和价值观。

差异：

• 暴力与非暴力：镇压性国家机器主要依靠暴力或威胁来维持社会秩序，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主要通过思想和文化的传播来影响人们的信念和行为。
• 直接与间接控制：镇压性国家机器通过直接的控制和强制性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通过间接的方式，通过塑造人的思想和意识来实现统治。

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中，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非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它们共同作用于社会，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构。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是由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提出的一个理论概念，用来描述一种通过文化和社会机制而非直接暴力手段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维护的方式。ISA指的是国家通过一系列非暴力的文化、教育、宗教、媒体、家庭等机构来传播和维持主导的意识形态，从而巩固其权力结构。

与此相对的是“再生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 RSA），RSA是指国家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如军队、警察、法院等，来直接控制和压制民众。
阿尔都塞认为，ISA在社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其顺从现存的社会秩序。在这类机制中，意识形态并不是被强加的，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实践、文化符号和社会活动逐渐内化的。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几个主要例子包括：

1. 教育系统：学校不仅传授知识，还在潜移默化中传播某种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观念，例如对国家的忠诚，秩序的重要性等。

2. 宗教机构：宗教不仅仅是对信仰的宣扬，也能维护社会的阶级结构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3. 媒体和文化生产：通过电影、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传播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对社会的思想和观念进行影响。

4. 家庭：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也传递着特定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角色期待。

这些国家机器通过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促使他们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和现有的统治秩序，而不需要使用过多的强制力。阿尔都塞的理论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无形”的，它通过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和认知，来实现社会控制。

明朝是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巅峰王朝，这里有成熟完备的政治体制——内阁，这里有颠覆农业文明的商业文明，这里有空前繁华的市井文化，这里有意志决绝的士大夫，这里有激烈辩论开放式的儒学思想，这里有孤独无助的君主，这里有为了命运抗争的底层人物，这里还有东方第一位开眼看西方的人物——瞿太素，这里还有中国第一位启蒙思想家——王艮，这里更有东方的布鲁诺——何心隐。
中国历史从经济形态方面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部落时期、农耕时期、机器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将中国社会从部落时代推向农耕时代，1840年西方势力的入侵将中国从农耕时代推向机器时代，而农耕社会的巅峰时代——明王朝——总给人留下许多值得关注的东西。本书将从政治斗争角度来对明代三百年大历史进。
明代由于官僚制度的强大和商业经济的兴起，以及受教育人口的增多以及市民意识的觉醒，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政治斗争以及官僚阶层和市民阶层的矛盾冲突比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要尖锐，除此之外，官僚集团内部的党争和倾轧也比历代王朝都要激烈，更多的华彩篇章都在这个时代上演，人人都不再是君子，而人人又都不甘心成为小人，奋发与消沉并存，调和与冲突同在。我们对这种政治斗争评价无疑是负面的，因为它会降低王朝的凝聚力。
嘉靖时期，嘉靖被认为是明朝最糟糕的一个皇帝，明朝由盛转衰的折点就在这个时期，嘉靖对文官的憎恨达到了极点，他非常喜欢看着文臣们斗来斗去。这个时期虽然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但明王朝面临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危机，那就是倭寇问题，嘉靖时期也是明王朝仅次于万历的一个重要时期，因为嘉靖皇帝御极45年，仅次于万历皇帝的48年，这45年也是明朝党争开始和各种社会矛盾开始爆发的45年。

嘉靖的继任者为隆庆皇帝，隆庆普遍被认为是一个无能且受人操纵的皇帝，但这只是表象。隆庆皇帝虽然安居在幕后，但隆庆的七年时期是中国明王朝政府政治决策最好的七年，它能够跟宣德、弘治相媲美。隆庆皇帝有着寻常人看不出来的政治运作艺术，他能够在不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达到一切政治目标，并使得帝国安静、宁和，不再那么无聊的吵闹。隆庆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出朝中清流的虚伪与狡诈，为了达到目的，清流也是不择手段，在隆庆死后，这种宁和、安详的氛围便不复存在了，他被自以为是的张居正搞得一团糟。

万历王朝是明代最重要的一个朝代，这不仅仅是因为万历是明代御极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48年），而是因为这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巅峰时代，所有的指标在这个时期达到了临界点。

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开始出现，无产阶级运动正式发端，工会组织开始形成，基督教传入中国，启蒙思想进一步发展，白银成为唯一流通的货币，市井文化进入成熟，海外贸易空前活跃，党社运动在民间蔓延，参政群体日益扩大，舆论开始民间化，士大夫的活跃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皇帝与文官的矛盾更是空前激化，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同样空前尖锐，所有这一切都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上演。

万历皇帝跟明代的大多数皇帝一样并不是一个有为的君主，这正像我们前面讲的，政治的发展使得帝国日益依靠娴熟的官僚和平衡的体制，而不再是君主的个人意志，无论君主在这里扮演何种角色，最终要么将问题弄糟，要么就是无功而返。朱元璋的强大个人能力都未能对历史产生任何改变，更别说后世的君主，所有这一切又都只能在循且中度过，这种循且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或政权都无法运转，而这个时候皇帝与官僚的矛盾又会突出出来，皇帝这个时候的专制绝不是胡来，而是为了这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将看到许多人虚伪的嘴脸。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前十年外廷有张居正，内廷有李太后、冯保。当张居正死后、冯保被贬黜、李太后不再管事的时候，皇帝发觉自己仍然无法亲自实施政务，因为有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在前面，皇帝只用执行礼仪上的问题即可，但他渐渐的发现单纯的垂衣拱手也是不可，因为君主考虑的整体，而官僚考虑的局部，我们是个复杂而庞大的农耕国家，不能像英国那样完全将权力交给士绅去打理。所以，我们看到万历后期皇帝与官僚们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从万历中期帝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东林党，这个党派的特点是抵制一切非本党人士，他们蹦的很高，拿道德文章替自己涂脂抹粉，更为要命的是这个党派的成员大多出身于缙绅和资产阶级家庭，他们自然要代表本团体的利益，万历增加商业税收的命令遭到了这个党派的一致抵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柔性革命在帝国已经成功。这个党派的结局并不好，在下一个朝代，在魏忠贤的打击下他们集体噤声，魏忠贤死后他们又死灰复燃，并最终将帝国推向灭亡。满清入关后，他们很快跟这个新兴的政权合作。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并无国家、民族和道德的观念，所关心的只是团体的利益。

当万历死后，他的可怜的长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皇位，但身体不好的朱常洛只上任一个月便死掉了。他的长子朱由校登上了皇位，在朱由校主政的最初日子里，重返朝政的东林党继续纠住三案不放，将三案矛头向万历和郑贵妃身上扯，这不仅引起了朱常洛的愤怒，也引起了朱由校的愤怒，东林党的表演再次弄巧成拙。天启四年是天启王朝的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皇帝开始任用一些新的官员来排斥东林党人，也就是从这之后，皇帝开始隐居在幕后。

天启王朝是意志决绝的，它至少没有像崇祯王朝那么看起来散乱，皇帝仍然坚持征收商业税，另外，君臣保持了空前的团结，它不像前几朝那样叽叽喳喳。天启皇帝的治国手段是高明的，他以很小的代价就实现了嘉靖所期待的那种治国效果，既没有让群臣争来争去，也没有让群臣骂来骂去，万历朝的那种混乱局面一下得到了安宁。

天启的继任者是崇祯皇帝，在崇祯手里帝国最终进入无法挽回的境地，这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灾害的加重，另一方面是由于崇祯皇帝混乱无序的性格。崇祯皇帝最初想重用东林党人，当他发现这个党派排除异己的时候，他便开始任用新的阵营的人。在温体仁、周延儒的辅助下，中枢保持了稳定，但对于一般人事任用，皇帝显得急躁而混乱。

朱由检渐渐地发现了这些科举出来的人大多只会夸夸其谈，并无治国的才能，他便想打破这种科举选才的制度，旧的体系被打破，新的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崇祯轻易用人，轻易罢人，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混乱。

崇祯朝的最大问题是皇帝在一切问题上显得急切而冒进，他不顾帝国已处于疲弱的状态，一旦问题得不到解决，崇祯就会显得急躁而不安，甚至会迁怒到他人。不仅如此，文官制度的那种僵硬性也不符合明末的实际情况，帝国的一些僵硬政策仍旧在执行，尤其是在跟满洲人议和问题上。所有人都不愿意为一些灵活的政策而再负责任，这其中包括好面子的皇帝。

由于1644年清兵入关后，清政权控制的还只是黄河以北，所以南京的弘光政权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再加上大明王朝是两京一十三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朝的末代皇帝乃是弘光而不是崇祯。

当北京城失去后，南方的官员以及逃到南方的官员扶植万历的孙子朱由菘登上皇位，但此时那种能够稳定局势的文官政治已经不复存在。更加激烈的党争开始，破产的财政使得帝国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军阀政治重新出现，而帝国也并没有鼓励地方豪强参与镇压农民军或者抵御清兵，实际上无论是农民军还是清兵来的都很迅猛。

南方的弘光政权是涣散的，虽然在此之后又建立了隆武、绍武、永历政权，并维系了十七年，但这一切都已经毫无意义。

嘉靖皇帝和他的首辅们

嘉靖一朝对于这位皇帝来说它发生了三件主要的大事情，一是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礼仪修订，二是皇帝数十年来跟他的几任首辅之间的周旋，三是对于蒙古和倭寇的抵御。

嘉靖朝是一个宦官开始衰落的年代，皇帝开始利用首辅来驾驭群臣，这的确需要更高的操作艺术，而这位皇帝显然对此精于运用，所以他对首辅的挑选也颇为严格，这个人既需要忠于王命，还要有那种驾驭群臣的狠劲。

当皇帝发现张璁已经不能很好的完成他交待的任务的时候，他开始寻找新的接替者，这个人就是夏言。跟夏言的持重相比，张璁显得张扬而偏激，很多时候张璁都成了别人的靶子，让皇帝下不了台，所以他更喜欢用一个老成的人。

夏言由于在天地分祀中立下了功劳，皇帝擢升其为礼部尚书，而此时的张璁对于礼仪已经没了太多的兴趣，他更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他的改革，但这种改革既不容于皇帝，更不容于臣僚。此时的夏言却对礼仪情有独钟，他对张璁的改革嗤之以鼻，两人渐发龃龉。夏言善于夸夸其谈、滔滔不绝，夏言明里暗里攻击张璁，暗讽张璁的施政方略，张璁开始憎恶夏言。

恰在此时行人司司正上书劝皇帝先从藩王的子嗣中选一贤者养在身边，因为这个时候皇帝还没有子嗣，这道上书自然触怒了嘉靖，嘉靖将此人投入狱中。张璁对皇帝说这是夏言指使的，皇帝命锦衣卫严加拷问，严刑之下司正拒不承认是夏言指使，当皇帝弄清楚真相后，他感到是张璁有意陷害夏言，便让张璁致仕，这是张璁的第二次致仕。

皇帝对张璁是矛盾的，当自己还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孩子的时候，是张璁挺住杨廷和的压力在黑暗中对自己伸出援助之手，也是他在后面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所以，皇帝对张璁是有感情的，这跟皇帝对夏言、严嵩的利用不同。但张璁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希望帝国按照他的理想去治理，为此不惜得罪人，不惜擅权，也不惜斥人、整人。皇帝不希望大明的朝廷又出现一个杨廷和，他对张璁的圣眷是建立在张璁不干预皇权的基础上。所以，当张璁处于庙堂之上，皇帝对他很警惕，但到张璁一旦下野，皇帝又对他很想念。

不久张璁第二次被召还，很快第三次又被罢免。嘉靖十二年（1533年）正月，张璁第三次被召还，这是他最后一次站在庙堂上，他已经感到了未老先衰、力不从心。嘉靖十三年，大同士兵哗变，群臣主抚，只有张璁一人主剿，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谁知主剿一年并无成效，第二年宣大总督安抚成功，这又让张璁很尴尬，夏言在朝堂上又乘机讽刺。

这个时候，议礼派的盟友方献夫主动致仕，这件事情对张璁触动很大，虽然嘉靖只有二十多岁，但这个皇帝似乎已进入中年，他开始变得恩威难测，如其在宦海挣扎，还不如激流勇退。

张璁请求致仕的报告引起了嘉靖的不快，他指出张璁的引退是为了“避祸”，皇上既然点破，这让张璁为难起来，他只好继续留任。皇帝既然说出这种话来，就说明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已经微妙到了极点，皇帝认为张璁打辞职报告是在猜忌他，为了给自己留面子，他直接点破了这点，虽然看似在挽留张璁，但实际上是君臣之间的最后一次缓冲。

过了不久，张璁又打辞职报告，皇帝则干脆的批准了。嘉靖十八年，张璁病逝，得知消息的皇帝正在湖广老家，皇帝十分伤感，赐予张璁“文忠” 谥号，并赠予太师爵位。

张璁的时代终于过去了，正统、成化、正德、嘉靖、万历、天启这六个朝代都出现了想刷新吏治的权臣，跟嘉靖、万历两朝是由文官主导不同的是其他四个时代都是宦官在主导，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来源于底层，在底层摸爬滚打。

张璁的政治理想是想重塑帝国的君主专制，他是一个复古派，他希望大明朝在礼乐方面可以恢复到商周时代，所以他对周礼研究透彻，这才是他能够战胜杨廷和的原因。他一直在为提高君主权威而努力，他从《礼记》中找出“非天子不议礼”的话，劝皇上乾坤独断；当皇帝提出更改祭孔祀典的时候，他一反常态的支持；针对大明王朝官场决策系统的低下，他劝皇帝废除内阁的票拟权，废除由吏部、科道会推官员的任命制度。

张璁是个理想化的人，他无视社会变革规律，无视君主集权被削弱的现实，只能是如一叶漂于汪洋大海之中，但张璁、桂萼对于弊政的刷新则有目共睹，只可惜由于群臣的反对，君王的猜忌使得这种改革嘎然而止。

张璁去仕后，继任首辅是前面被张璁挤走的费宏，但费宏仅仅在任两个月就去世了。接任费宏的是内阁大学士李时，李时是弘治朝的首辅，从翰林院到部院，再到内阁，李时走了明代大多数内阁大学士所走的道路。跟夏言一样，李时也善于逢迎，此时内阁主要是李时与夏言两人主政，李时虽然位列首辅，但他干不过强势的夏言，好在李时有为官的涵养，他不跟夏言争。嘉靖十七年（1538年），这对于嘉靖一朝来说是个新阶段，在这年李时死去，夏言成为首辅，从此嘉靖朝在政治上结束了前期那种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转而进入平稳而内耗期。

事实表明夏言跟张璁一样也是个令嘉靖不能省心的人。张璁的跋扈来源于他的执着，夏言的跋扈来源于他的无知，也许只有严嵩才是皇帝最需要的那个人。夏言一旦当起首辅，便很快飘飘然起来，自己干倒张璁、桂萼，而李时又那么惧惮自己，看来皇上最需要的人还是我啊！

夏言的确是一个很跋扈的人，谄媚和恭顺的人一旦掌权后，则会表现出专制和跋扈的一面，因为任何人都是有个性的，当他必须收敛这种个性的时候，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爆发出来，所以作为领导人千万不要让你的下属无条件服从你。夏言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容不得反对他的人存在，他张狂而傲慢，即使在皇帝面前他也毫不吝啬的流露出他的这种傲慢，当皇帝发现所用非人后，便将礼部尚书严嵩调入内阁，用以制衡夏言。

从嘉靖十七年（1538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这十年是夏言与严嵩内斗的十年，对于皇帝来说却是美好的十年，他饶有兴趣的看着两人斗来斗去，他感到很省心，他感到群臣是那么容易就被控制在手里。

严嵩是江西分宜人，跟夏言属于同乡，看来大明朝的官场大半个时间都由江西人掌控，在江西这个人多地狭，科举之风盛行的地方，人人拚科场已经是平常事。

严嵩出身寒儒家庭，自小聪颖，弘治十一年，18岁那年中举人，25岁中进士，正德二年授翰林院编修。作为二甲进士，又进入翰林院，严嵩的前途看起来十分灿烂。但恰在此时刘瑾掌权，他所重用的吏部尚书焦芳排斥南方人，严嵩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也不能避免，他回到家乡呆了八年，这八年的时光他并没有白白浪费，他埋头读书，并练的一手好字。严嵩复职后在南京翰林院供职，嘉靖登基后，他又由南京前往北京任国子监祭酒。这段时期，严嵩一直是默默无闻，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他在南京期间也正是张璁在南京期间，他并没有参与到大礼仪之争中去，从此可见此人本性平凡，并无积极争世之精神，只是命运推着他往前走，大约也正是这种性格才使得他能够赢在最后。

嘉靖七年，严嵩任礼部右侍郎，通常人们认为这是他谄媚的开始，之前的升迁大约便是由于自身的才华与谨慎。在这一年，皇帝派严嵩去湖广安陆州更改兴献王碑文，严嵩在奏书中捏造祥瑞，皇帝大为欢喜。

嘉靖七年还只是处于整场大议礼的初级阶段，严嵩没必要必须要附和嘉靖，但他附和了，这说明严嵩的思想已经转变，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与世无争，埋头做学问的严嵩了，即使自己心中有一百个不乐意，也必须如此，因为你要生存。面对那个虚伪的皇帝，如果你想在官场上有所作为只有将自己的个性泯灭掉。

严嵩的这番奏书给自己的仕途打开了局面，皇帝将他放到南京担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后又担任北京礼部尚书，由于正处于议礼阶段，礼部无疑是位列中枢。嘉靖十五年，皇帝要求将兴献王的牌位移入太庙，遭到了群臣的抵制，严嵩首先附议，此举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严嵩的第二次谄媚。

如果按资历来讲，夏言应该是严嵩的学生，但严嵩对他的这位学生辈十分恭敬，夏严倒是很受用，他认为自己身为首辅理应受到尊敬。一次严嵩请客，夏言故意不到场，严嵩对着夏言的空位拜了许久，夏言听说后便对严嵩放松了警惕。实际上，严嵩的这种矫情的行为稍微有点阅历的人都会看出来，可是官宦人家出身的夏言，人生太过顺畅的夏言根本玩不过严嵩。但这些都被嘉靖看在眼里，他知道严嵩是什么样的人，他也看不起这样的人，但他需要这样的人。

严嵩整人的方式很高明，他不明着整，但他可以设计陷阱让你进入彀中，杀人于无形之中。嘉靖十八年（1539年）皇帝南巡至自己的故乡，他视察了父王的陵墓，并对陵墓进行了扩建，虽然他将父王的牌位移入太庙，但他并没有将父王的灵柩移入十三陵，这位皇帝需要的只是一个向父亲表达孝心的名份而已。望着熟悉的故土、南方的山川，心力交瘁的皇帝似乎觉得在这个地方终老也不错，但历史将他推上了那个舞台，他只有义无反顾的走下去。

拜谒完了兴献王的陵墓后，严嵩建议群臣上贺表，而夏言建议回京后再上，皇帝开始不悦，严嵩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他立即拜伏在地再次请群臣上贺表，嘉靖随即借坡下驴，令群臣上贺表。

这只是皇帝与夏言不愉悦事件中的一次小事件，当这种事件不断发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夏言该倒台的时候。皇帝由于体弱多病，便开始信奉道教，祈求能够长生，皇帝既然信奉道教，自然要走道场、写青词。青词是用朱笔写在青色的纸上，要求词藻华丽、对仗工整，这些青词只是用华丽的词汇堆积起来，并无实际内容，无论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都是不知所云。青词的主要目的是向上天祈祷，以求消灾免难、长寿平安。

青词最初是由道长撰写，但道士的学问毕竟有限，写不出华丽的词章，所以对于青词的撰写逐渐由道士手里转移到大学士手里。嘉靖是个婆婆妈妈的皇帝，他对细节很重视，这样的皇帝很难缠，他将官员能否写出华丽的青词作为官吏的考核指标，大大咧咧的夏言以为这是小事情，便对写青词不重视，他经常将青词拿给别人代笔，或者在宦官监视他的时候呼呼大睡，而心细如发的严嵩深谙“皇帝之事无小事”的道理，他恭恭敬敬的写青词，经常熬夜写青词，这些都被嘉靖看在眼里。

嘉靖每次走道场的时候都命群臣戴上香冠，而夏言说这不是人臣的服饰，拒绝佩戴，而严嵩不仅佩戴，而且还披上道袍。宫中的道观落成了，嘉靖命群臣上贺表，夏言对此不予理睬，嘉靖搬到西苑去后，命群臣骑马进入，而不许坐轿子，而夏言照坐不误。

自从当上首辅后，夏言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夏言，他的谨慎、他的恭顺都已经不见了。嘉靖二十一年，夏言被免职，严嵩进入内阁；嘉靖二十三年，严嵩成为内阁首辅。人都有那种通病，一旦大权在握，便飘飘然起来，将过去都忘记了。此时的严嵩也开始跋扈起来，事实表明，已经64岁的严嵩仍需要进行挫折的历练。

一年后，皇帝将夏言召回内阁，重任首辅，刚做了一年首辅的严嵩立刻跌入冰底，他发觉自己在这位30多岁的年轻人面前仍然是一名小学生。复出的夏言开始对准严嵩猛烈开炮，他认定自己的致仕是严嵩搞的鬼，但是他不知道根子还是在自己这里。无论张璁、夏言，还是严嵩都算不上是成熟的官僚，他们跟汪广洋、徐阶、申时行还相差甚远，他们无知而擅权，不似汪广洋、徐阶、申时行那么有涵养。

夏言在一切事物上排斥严嵩，并将阁部中严嵩所用的人尽数斥退，夏言并不满足于此，他是要整垮严嵩，严嵩并无过错可抓，夏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其子严世藩身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取证，夏言掌握了严世藩的贪污纳贿的罪证，在正准备将这些罪证递交给皇帝的时候，严嵩带着他的儿子跑到夏言家里跪哭，在严氏父子的演技面前，头脑简单的夏言又开始摇摇欲坠。

不久，这一幕又出现了，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是深受皇帝信赖的人，因为一些小事情而被夏言喊去问话，陆炳也跑到夏言府上长跪。从此，严嵩和陆炳便经常倾谋，所谈论的便是如何整倒夏言。

实际上严嵩对于皇帝来说是一颗有用的棋子，即使夏言将严世藩的罪状递上去也没什么，但严嵩为何要如此，我想严嵩此举是做给皇帝看的，他是想激起皇帝对夏言的愤怒，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严嵩此人做事也太过于斤斤计较，寻常人都看的出来他的悻悻作态，更何况皇帝呢。此时的夏言已经跋扈到了极点，同僚去他家里下跪，锦衣卫的首领他也敢动，太监他也随便训斥，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怎么想，满朝文武怎么想，我相信他自己对此并无概念。

从正统年间起，在军队这个舞台上表演的不再是武将、勋贵，而是文官，这些在仕途上升迁缓慢的文人选择了从军这样一条高风险、高收益的道路，王骥、王越、马文升、杨一清、王阳明都是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代表。这些文人都是好战分子，他们残忍、狠毒，帝国绝大部分战争都是由于这些文人为了立战功而挑起来的。如今又有一个杰出代表，他是曾铣。

曾铣是进士出身，曾在福建任知县，后任辽东巡按、山东巡抚，先后平定辽阳兵变、山东民变，曾铣的能干很快使得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开始负责对蒙事务。从正统年间起，围绕着通贡问题，蒙古人不断袭扰明廷边境，成化年随着蒙古人移居河套，陕西的防务又突兀起来。嘉靖年间，边境问题仍是棘手问题，帝国的政策是加强宣大一带的防御，筑城和修建防御工事的担子落到了士卒的头上，沉重的负担加上上峰急迫的催促导致了大同的两场兵变，时任内阁首辅的张璁主张严厉镇压，而皇帝和夏言都主抚。这一看起来是帝国内部问题的兵变，但实际上还是由外部问题引起，此时草原上又出现一个新的领袖——俺答，他跟前朝的也先一样控制了西抵青海，东抵辽东的大片区域。从嘉靖年间起，俺答几十次去信恳求通贡，都遭到拒绝，明廷方面还诱杀蒙古的使臣，而此时明蒙之间断贡已经30年，蒙古人“夏无布衣、借锅煮肉”，在此种情况下，俺答不断骚扰明廷边境，杀掠甚重。解决蒙古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放下华夷之变的教条，通过通贡、边市的方式解决蒙古人所急需的物资，然后再以分封的方式让蒙古人归顺明王朝，这种很简单的方式在明朝人那里实行起来却是那么艰难。

在王朝还没有找到正确解决蒙古问题办法的时候，夏言却上了一个错误的提案，那就是议复河套。河套本是游牧民族的水草地，历史上当汉王朝强盛的时候往往将他们逐出河套，而不久他们又会回来，如此反复，导致河套控制起来很困难，所以历代王朝对于此地都是弃之不理。本朝初年，朱元璋的大军将蒙古人驱逐出了这片水草地，但到了成化年，他们又回来了，虽然经过王越、马文升的驱逐，但效果并不大。

最先提出复套的是由挂兵部侍郎衔，担任三边总制的曾铣，他在奏书中说，蒙古人占领河套向南可以进攻陕西，向东可以破宣府、大同进入京畿，故而需要将河套收复，曾铣并提出收复河套的一整套办法，那就是首先修筑一条横亘宁夏、陕西、山西的防御墙，然后再随时派骑兵出击，嘉靖随即批复拨款20万两白银修墙，皇帝的支持使得曾铣有了更大的信心。他开始命手下士兵枕戈待发、随时出击，虽然斩获颇多，但过惯安逸生活的边军们对这种折磨人的方式非常不适应，不仅如此，地方官吏对于修墙也不感兴趣，他们更想通过与关外的蒙古人贸易的方式来获取私利，这点在英宗时代表现的已经很明显。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夏言上了那道该死的奏书，内阁的另一人严嵩无动于衷，他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奏书。接到奏书的嘉靖被夏言的豪言壮语调动起了激情，他开始命有司准备大规模的军事战争计划，并亲自免掉了反对这场战争计划的官员。但嘉靖是一个容易冲动的皇帝，从他数次斥退张璁，数次召回就可以看出来，他在某些事情上就是凭一时兴趣，此次议复河套也是如此。户部一算，费钱太多，加上在主战区陕西、山西由于征发引起了骚乱，皇帝害怕再次引起兵变或民变，便动摇了。皇帝甚至斥责严嵩，内阁为何要廷议如此不切实际的军事行动，而严嵩将这全推到夏言身上，他说夏言做任何事情都不和他商量。

得到消息的夏言怒气冲冲去找皇帝询问，恰巧严嵩也在那里。皇帝还没有发话，严嵩便首先对此次议复河套的计划进行了驳斥，夏言愤怒的质问严嵩，“在内阁的时候你为什么一言不发，现在却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这番话在嘉靖看来就好像是将矛头对着他来的，因为这听起来正像是埋怨皇帝言而无信。如果夏言记性好的话，他应该记得嘉靖十三年的情形跟今天是如此的相似，在那一年大同士兵第二次叛乱，时任内阁首辅的张璁主剿，嘉靖也采纳了，但主剿一年效果不大，后来也还是给钱安抚了事，因为此事搞的皇帝很没面子，等于是自己扇自己耳光，而此后张璁也最后一次离开了庙堂。

此次议复河套又搞的皇帝很没有面子，先是兴起冲冲的准备大干一番，还免了山西、陕西反对战争官员的职务，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泄了气，如此以来这个责任必须要有人承担，正如严嵩所说的那样，责任全在夏言，皇帝当场给夏言定了句评语“强君胁众”，夏言此刻似乎一下清醒了过来。嘉靖二十七年，夏言以尚书身份致仕，严嵩对此并不放心，他想对夏言再猛烈的敲打一下。

仇鸾是正德年间平安化王叛乱的将领仇钺的孙子，仇鸾袭仇钺的咸宁侯爵位，嘉靖年仇鸾成了三边总制曾铣的部下，由于惧战、怯战，或谎报战功，或克扣军饷等情况，仇鸾被曾铣下狱了。严嵩找到了仇鸾，让他出面指证曾铣与夏言勾结在一起，以求挑起战争以获战功。

当嘉靖看见仇鸾口供的时候，不禁勃然大怒，他将曾铣处死，随即将夏言逮捕入狱，并于当年十月在西市被处死。帝国四位被处死的最高级别官僚，李善长、胡惟庸、夏言、周延儒，夏言是其中之一。

历史上皇帝杀大臣对于史学家来说一直是最难理清头绪的东西，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皇帝杀人并不是因为一件偶然性的事件，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习、发酵。嘉靖杀夏言给安的罪名是“结交边将”，这在古代也是一种大忌，无论文官还是宦官都不得与统兵在外的边将私自结交，虽说如此，但这一制度也并非非要执行不可，皇帝杀夏言的确让人难以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想还是夏言的那句话触碰了嘉靖那敏感的自尊心，嘉靖自知自己言而无信、朝令夕改，他的内心是惶恐的，夏言的质问让他无地自容，他虽然将夏言免职，但还是不能挽回他丢失的面子，这个把面子看的比什么都重要的皇帝正在使自己陷入暴虐之中。当严嵩出示了夏言与曾铣勾结的人证后，皇帝顺水推舟的将他杀掉了。夏言被捕是在元月份，被处决是在秋后，这中间还有大半年的时间，皇帝不是冲动杀人，这中间或许还有什么私密的事情也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嘉靖十七年，皇帝的母亲蒋氏去世，这对于皇帝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双亲已经俱不在人世，皇帝越发感到孤独，毕竟他是外藩继位，北京城不是他的家。他感到有必要回老家一趟，一是拜谒一下父亲的陵墓，二是考察一下母亲究竟应该安葬在哪里。

皇帝南巡的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群臣纷纷反对，因为皇帝的出巡跟普通官员不同，他需要大队人马随行，还有沿途修筑行宫、铺宽道路，这些都需要征用民力和花费，嘉靖跟正德又不同，正德地方官员可以不买账，但嘉靖则需要小心伺候，不然只有免职的份。

嘉靖十八年的南巡虽然有阻碍，但比正德十四年的南巡还是要顺利的多，皇帝处罚了几个上书反对的小官了事，但此次南巡并不顺利。先是从南方来了一个叫孙堂的军人乘着黄昏从午门进入，穿过太和门，在奉天殿前大吵大闹，说南方为了给皇帝修行宫累死了不少人，要求皇帝停止南巡，很快，锦衣卫将孙堂抓获，皇帝命严查幕后指使，但负责刑讯的官员很快将孙堂绞死了事。这件事情跟万历晚期的梃击案是何等相似，都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进入宫里，接下来的审讯也是莫名其妙，我们不敢否认这后面没有黑手，但历史并没有给予我们明确的答案。也许是一个愤青的个人行为，也许是一个隐秘的团体在操纵。

孙堂事件使得皇帝的南巡提前笼罩上一层阴霾，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十五日，皇帝留下太子监国开始了他的南巡，这趟南巡是嘉靖王朝的转折点，它直接导致嘉靖一朝的政治走向。

皇帝的南巡并不顺利，他刚出京城就碰到拦轿喊冤的，沿途接驾的地方官员也多有怠慢，这次的南巡我们似乎想到了英宗那年的西巡，那年的西巡也是奇异事情颇多。皇帝车驾于二十八日抵达河南卫辉境内，当晚由于宫女乱丢没熄灭的蜡烛导致火灾，大火借着风势越烧越大，整个行宫被烧个通红，几千人顿时手忙脚乱，所有人都没意识到一个问题，皇帝在哪里？只有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望着那燃烧的熊熊大火毅然冲了进去将皇帝背了出来。

这场大火将皇帝的行宫焚烧殆尽，随从人员烧死不少，连带财物、衣服也焚毁不少，它给皇帝心理上带来什么我们还不得而知，我们只有先将它寄存在那里。皇帝终于抵达了阔别18年的故乡，纵然他贵为天子，故乡还是物似人非，双亲已经不在了，兴王府的一些旧人也不在了，姐姐们也早已出嫁，朱厚熜望着诺大一个兴王府悲从心来，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他真希望能够在这里一家人其乐融融，就此终老。

正是因为父亲早逝，我们这位皇帝显得特别孝顺，他在故地召集士绅们训话，皇帝说道：“你们都是我的同乡，今天我重回故地，你们当中既有昔日的长辈，也有同龄人，我本人没有什么大德行，如今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的内心苦的很，现在我要办的事情已经办完了，我要走了，临走前有几句话要说，你们当儿子的要孝顺，做父亲的要好好教育儿子，年长的要照顾年幼的，年幼的要尊敬年长的，你们要听我的话，我就随口说几句，不做文字表述了，免得有些人看不懂。”

嘉靖的这番话是向乡亲们表明他的孝心，他的确孝心，为了父亲的称号跟群臣斗了二十五年，现在为了选择母亲的墓葬地回到了安陆，在家乡的父老面前他似乎不需要隐藏，“我的内心苦的很”真实表明了皇帝此刻的心境。

皇帝在安陆的十二天里接到了张璁病逝的消息，这对于他又是一个打击，他不想再在这里停留了，于是启程返京，在返京的途中，皇帝看到了沿途的灾民、流民，听见了他们的哀嚎，这对皇帝的内心都是一个触动，他让随行人员拿出两万两银子赈济。在回京的途中，皇帝做出了将其母的灵柩运回安陆的决定，因为在他看来京畿附近的山川没有他家乡的山川有灵气，他也同时做出不再修建跸道、行宫的决定，他已经对出巡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阴郁的皇帝跟他的堂兄完全是两回事。

皇帝这次的出巡始终带着阴郁的色彩，他回到京城并不高兴，仿佛很久都没有恢复过来。三年后也就是嘉靖二十一年发生了宫女谋逆案件，虽然宫女最终没能杀死皇帝，但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宫女在宫中受到了何等程度的虐待，他们宁愿去死也要杀死皇帝，以解心头之恨。

嘉靖十八年的南巡和嘉靖二十一年的刺杀是嘉靖王朝的大事件，我们这位皇帝刚刚上位的时候踌躇满志，希望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他进行大议礼，系统的改正祀典，改变了连续几朝宦官专政的局面，他采纳张璁、桂萼的建议清丈瞒报土地、清退皇庄、在江南试行一条鞭法，在人们看来大明朝似乎出现了嘉靖中兴的局面。但当他出去南巡的时候，看见沿途百姓的哀嚎，而这种哀嚎却是对嘉靖之治的一次奇妙讽刺，宫女们宁愿不惜生命也要杀死他，更是对他人格的一次否定。从嘉靖十八年起我们的皇帝便不上朝了，从嘉靖二十一年起皇帝搬到皇宫外面的西苑居住，远离了包括嫔妃在内的所有女人。

皇帝这个时候似乎患了抑郁症，他整日闷在屋子里不愿意出去，他对于一切政事失去了兴趣，每日在烟雾缭绕的炼丹房度过，也许只有跟这些虚无飘渺的道士们在一起，他才能够获得内心的安宁。

从嘉靖十八年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这二十七年的时间里，皇帝除了见了群臣寥寥几次之外，人们再也见不到他，由于他信奉“二龙不相见”的预言，他的儿子们从出生到长大他也没见过几面，无论是郊祀，还是庙祀他也懒的去了，都由官员们代办。皇帝自我封闭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麻木了世间一切情感。嘉靖时代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皇帝似乎也到了他的末日，但是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嘉靖时代才刚刚开始，精彩的篇章才刚刚上演。

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最早、最朴素、最深奥的哲学思想，道教也是中国本土宗教，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虽然道教产生于东汉那个动荡的岁月，但在老子创立道家思想的时候，道教就已经具备了雏形，两汉四百年道教更是据于统治地位。道教主要分为两派，一是符箓派，二是丹鼎派。符箓派主要是依靠画符祛病、祈福、捉鬼；丹鼎派主要是依靠鼎炉炼丹以求长生。符箓派属于张道陵创建的天师教，继承了道教的原教旨主义，由于以画符治病为主，所以行走在民间，面向底层民众，从另一个方面说也具备反叛特征；而丹鼎派因为炼丹所以需要资财作为后盾，所以面向的是权贵，两派之间也互相看不起。到了明代，符箓派是南方的正一教，而丹鼎派则是北方的全真教，嘉靖皇帝所修炼的应该两派都有。

邵元节是江西省贵溪县龙虎山上清宫的道长，这龙虎山上清宫是南方正一教的总部，皇帝将邵元节召进宫来，恰逢冬季没有雨雪，邵说他能祈来雨雪，嘉靖让他做法，果然没多久天空降了一场大雪。皇帝封他为真人，统率天下道教。

嘉靖十一年，婚后十年无子的嘉靖开始在宫内设置道场祈求子嗣，一年后嘉靖果然降子，他对道教的信仰已经开始升级。神仙段朝用是合肥人，自称有“化物成银”大法，而且可以将化得的银制成仙器，武定侯郭勋一直都喜欢跟这类人混在了一起，他将段朝用召至府中，让其炼银。段朝用拿自己的银子或者偷了郭勋家的银子炼了一些器物出来，郭勋大喜，忙将段朝用介绍给了嘉靖。正在愁钱花的嘉靖不禁大喜，在听说喝下用这些仙器盛的水能变成神仙后，皇帝更是大喜。

段朝用拿郭勋给他的一万两银子又炼成银子后给了嘉靖，但很快他没了银子来源，他的法术不灵了，嘉靖皇帝最终还是知道了段朝用骗人的伎俩，他将段朝用抓进狱中。到了此刻，皇帝对黄白之术仍是深信不疑，他认为黄白之术自古有之，只是段朝用法术不行而已。

当邵元节年纪渐大力不从心的时候，便推荐陶仲文。陶仲文做过县级小吏，对神仙方术很感兴趣，邵元节推荐他入宫，陶仲文入宫后施法解决了几次小麻烦，获得了嘉靖的信任，皇帝封他为真人，接替邵元节统领道教。陶仲文的工作主要是炼制丹药，这是一种由铅、汞及其他重金属、草药混和而成的丹药，或许还要加上处女的经血，这种丹药短时间内对身体能起到刺激作用，但长期服用必然给身体带来摧残。皇帝封陶仲文为真人，让他接替邵元节统领帝国的道教，而皇帝也封自己为“忠孝帝君”、“万寿帝君”。

皇帝虽然一意玄修，但他始终没有放松对朝政的控制，他的那一双锐利的眼睛一直盯着朝堂，每一道奏章他都似乎必看。

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揽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以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皇明大政记》

这是《皇明大政记》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无疑将嘉靖的那种专制生动的描绘了出来，我们由此需要知道的是，如果你认为这位皇帝不理朝政，那么你就错了，一切仿佛都是掩饰，我们不知道这位皇帝究竟要干什么。

财政危机与帝国备倭

明代的税制是一种内敛的税收政策，洪武年间帝国的税收达到二千七百万担，从此就将此作为一个定额确定下来，即使是新开垦的田地也不再起科。我们的帝国只想保持一种自耕农经济的模式，一种简省的社会管理方式，它并没有考虑到人口会增加，也并无兴趣将这个社会推到更高的模式。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制定了对商业征收及其低廉的税收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僵硬的税收政策越来越不适合帝国管理的需要，大量的农业人口转成工商业人口，田地被抛芜，以及大量的耕地转种经济作物，这些都使得农业上获得的税收越来越低，而占经济比重日益增大的商业税却没有提升，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黄仁宇和杜车别分别进行了解释。黄仁宇认为一是由于后世严格执行了朱元璋制定下来的政策，二是传统儒家社会抵制征税；杜车别认为是由于知识分子通过科举以柔性的方式获得了政权，而代表士绅利益的士大夫阶层在税收上采取了抵制的政策。应该说他们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

朱元璋制定的大部分政策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这是因为洪武的政策自然有先见之明，二是因为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巨大惯性阻碍了变革，但这始终不是明代税制无力的原因。对于朱元璋的不合理政策在后世得到纠正是正常的，并非不可更改。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因为地理、气候、河流决定了我们适合进行农业，不像欧洲以商业为主，天朝的富饶又使得我们是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对外界发生不了兴趣，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农业为主。一旦农业生产不稳定，帝国就会动荡不安，所以为了限制农业人口转入非农导致粮食减产，我们的社会对商业压抑到了极点，帝国从来没有征收商业税的概念，如果商业税支撑了这个帝国，那么这是可怕的，因为它意味着重农抑商的国策开始摇摇欲坠。

儒家思想抵制征税也是正确的，因为儒家的仁政正是反对役使民力，实际上低额的税额无论对帝国还是对民众都是消极的，它无法应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也无法应对外敌的入侵，更无法应对旷日持久的兵变与民变，更会导致官员贪污情形，或导致大规模摊派，这点在晚明显得更加普遍。

杜车别的看法也有其合理性。黄仁宇认为虽然明代执行了僵硬的政策，但唐宋两朝的税收政策都能随着情形的变化而更改，但明代却不能如此，黄将其解释成为洪武限制其子孙改变其政策，黄的这种解释有些牵强。实际上正像杜车别认为的那样，从明代中期开始，尤其到了晚明官僚集团日益成熟，其抵制变革的惯性益发强大起来，这里面固然有私利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强大的惯性。明代官员虽然有士绅出身的，但也有很多贫寒之家，或者小地主出身，完全将其归纳到士绅行列也自有不妥之处。

明代赋税的无力与僵硬最根本原因还是抵制变革的惯性太过于强大，历史上的变革无不是以失败而告终，寥寥成功者最后也是万劫不复，背上一世骂名。商鞅、秦一世、王莽、桑弘羊、杨炎、王安石、阿哈马莫不是如此，即使是君王也要背上千古骂名，就是在本朝也比比皆是，王振、刘瑾、张璁、张居正、魏忠贤莫不如此，他们死后都背上了骂名。

我们这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政事复杂，所能遵循的只能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因循守旧、尸位素餐是为官者应该遵循的准则，否则只能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自上而下的变革从来都是不可行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等它烂掉，然后再让历史进行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重组，接着再进入下一个循环。商鞅变法成功得因于秦国的荒蛮，唐宋财政政策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也得因于不是那么强大的惯性，但到了明代，在强大而成熟的官僚制度面前，一切变革已是不可行，这不是任何君主或强臣能够解决的问题。

历史进入嘉靖年，这是个政治已死的年代。

我们这个帝国从它建国开始只能应付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局面，一旦发生了几件突发事件，它就会运转不灵，甚至跌入崩溃，大约从正德年开始帝国的税赋就已经开始运转不灵。从这个时期，皇帝的开支开始增大起来，但每年给皇室的开支是定额，超过了这个定额，皇帝也无法，虽然这只是一个侧面，但它反映出整个国家的财政周转已经开始不灵活。

到了嘉靖朝，这种情况更加显性起来。皇帝改变祀典规制，将很多合祀的项目改为分祀，这些分祀带来祀庙的营建，皇帝为了修道移居西苑，嘉靖一朝宫中连失火灾，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重修工程的浩大，这需要从云贵运送木材，或者从南洋海面运送木材，更要命的是这些接连不断的工程聘用了数以万计的工匠，除了要支付工钱，还要从南方调运粮食来供给。

不仅如此，北方抵御蒙古，南方剿倭都是连绵不断的军费开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财政危机成了帝国的当务之急。对于解决财务问题，帝国主要采取三项措施：削减宗室、勋贵、官僚、军队以及政府的行政开支，乃至皇帝自己的开支；在江南征收附加税；清理两淮的盐政。

削减开支、节约成本本就是杯水车薪，而且导致了嘉靖朝宗室、军队的骚乱，以及官员们的欠俸问题，节流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它甚至在以后的时间里会引起更大程度上的反弹；在江南征收附加税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这个地方长期受倭患，加上不断的水灾、旱灾使得这项政策最终也是难以为继；而清理两淮盐政，征收余盐税却成了嘉靖朝应对财政危机的一个亮点。

帝国的食盐是由全国的灶户在各大盐场生产，政府将食盐收购后再卖给持有盐引的商人，每年生产多少食盐是按照人口数核定的，一旦核定就不轻易更改，这些核定的盐叫定盐。但灶户在生产定盐之外通常也生产余盐，这些余盐就由商人收购，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但商人需要向政府交纳一定的税额，称为余盐税。嘉靖朝，两淮的余盐税是60万两白银，这是一种定额，商人可以在这60万两框架内肆意买卖余盐，这就给余盐的生产、买卖大开方便之门。为了获利，灶户加大了余盐的生产，盐商加大余盐的买卖，甚至出现了正盐销售不出去，或者正盐以余盐的名义买卖，在这种情况下，正盐的生产、销售无疑受到影响，帝国的盐政有遭到破坏的危险。

鄢懋卿是江西人，嘉靖二十年的进士，由行人司行人擢升御史，后依附严嵩获得提拔。嘉靖朝为了清理盐政，对付财政危机，让鄢懋卿总理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四大盐运司盐政。鄢懋卿南下巡盐后加大了对余盐的清查力度，并将余盐税的定额由60万两白银提高到100万两白银，在这种情况下盐商迅速跟鄢懋卿交恶，朝中以徐阶为首的一党乘机加大对鄢懋卿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鄢懋卿很快被免去巡盐御史的职务，余盐税又重新恢复到60万两白银的定额。

从这里可以看出，嘉靖朝应对财政危机的办法都无实际效果，中枢应对财政危机最终仍是采取拆西墙补东墙的措施，这些都使得嘉靖后期的时局是那么艰难，但这也使得朝野认识到需要有所变革，这种危难的局面正是给后世的“一条鞭法”奠定了基础。

与财政危机相对应的是另一场危机已经在边疆开始。洪武皇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对外贸易完全是以官方的通贡贸易进行，这一方面满足了外国贵族对中华物品的需求，另一方面维护了东方的朝贡秩序和天朝的虚荣心。但私下里的海外贸易一直在进行，官方的态度也比较暧昧，从成化年起，一些出使他国的官员开始利用出国的机会在船只中夹带私货，沿海市舶司的官员更是参与到走私活动当中。

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一些破产的大名或失去生计的武士流落到中土，开始骚扰沿海边境，而沿海的一些失去生计的渔民也加入其中，协助声势。

帝国有三处市舶司负责海上通贡贸易，宁波司主要对日本，泉州司主要对琉球，广州司主要对南洋诸国。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国内两大家族大内氏、细川氏分别派代表从宁波市舶使进入中国来通贡。按照宁波市舶司的规定，谁的船先进港，谁的船先验货，这天是大内氏的船先进港，但细川氏家族的使节贿赂了市舶司宦官，导致细川家族的船先验货。

中午在宁波市舶司举办的宴会上，细川家族的使节又坐在主座，本就在国内积怨甚深的两大家族，此刻面对这种情况大内氏的代表愤起杀了细川氏的使节，接着，大内氏家族代表带着他的人沿途烧杀抢掠，并打败了前来围堵的都指挥和千户。

这一事情上报帝国后并未引起多大的重视，皇帝与群臣正处于大礼仪争斗的炽热阶段，给事中夏言建议冷处理，关闭市舶司了事，嘉靖对夏言的奏书随后批复了事，从此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通贡彻底断绝，一直到甲午战争才恢复。

日本由于处在蛮荒的孤岛上，形成了国民粗野的性格，所以历代中土王朝都对日本没有好感，属于被排斥的对象，如今帝国希望能寄关闭市舶司一劳永逸的解决不必要的麻烦，但问题只能疏导，却不能堵。明廷不知道粗暴的关闭了通贡窗口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尽管在以后的二十年中，日本人跟北方的草原人一样哀求这个傲慢的帝国允许开放贸易，但无疑都遭到了拒绝。1544年当一个日本使团来到中国后再次遭到了拒绝，这些日本人开始转而求助当地的商人。

明朝不仅关闭了官方贸易，对私人贸易也开始限制起来，这不仅影响到了日本人的利益，也影响到了中国沿海商人和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了生存，他们开始与日本人相互勾结起来，所以16世纪中期危害中国沿海的倭患大部分是由中国人参与的。

汪直是这场倭乱的主导者，从16世纪上半期他便开始从事走私生意，汪直大约出身于一个中平之家，自小就有江湖习气，有独立意识与冒险精神。他最开始的时候是加入别人的走私集团，在其领导被朝廷击溃后，其开始慢慢掌握整个走私船队，控制了大陆与日本岛之间的走私贸易。

这种走私活动进行的并不顺利，其原因倒不是朝廷的压制，而是地方士绅的剥削。汪直的走私团伙首先将货物从地方商人手中收购过来，再运到日本销售，然后从日本采购货物运回国内，在这个过程中沿海的商人通常采取先收货、后付款或者先收款、后付货的方式，这自然侵蚀到了走私者的利益，在这些商人拒绝付款的情况下，走私者采取了暴力方式。所以从1544年以后帝国的东南区域已经发生了几起针对当地富绅的暴力骚乱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开始酝酿解决危害东南的倭患问题。

朝廷开始派江苏苏州府吴县人朱纨任浙江巡抚，提督闽浙两省军务。东南沿海的局势已经很微妙了，当地已经是官绅一体，都参与了走私，无论是官府、士绅、小民都从走私中获得了利益，而前几次的火并不过是利益集团内部分赃不均所引致，眼看朝廷派大员来整治，这伙人开始悔恨莫及。

朱纨来到浙江后才发现这里的形势复杂，地方官员不听指挥，卫所的军队无法调动，这些困难对有着处理地方复杂政务、军务的朱纨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开始自己招募军队，将地方官员撇开单干。此时的朱纨知道从中枢到地方他没有一个支持者，自己的面前是凶险万分，如果出错，即使皇帝不杀自己，浙闽两省的官员和士绅也会杀了自己。

朱纨在福建漳州建立剿倭指挥部，他开始执行严厉的禁海政策，毁掉船只、填塞港口、保甲连坐。这是永乐时代起东南沿海最严厉的海禁时期，真正达到了片板不能下海。很快，有史以来最大一次倭寇入侵在大明朝发生了，一伙由中国人组成的海盗侵入宁波、台州杀人放火，沿海的驻军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们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引寇入侵。情报显示这些海盗主要集中在双屿和九山两个岛屿，很快朱纨拟定了对这两个地方的作战计划。

战斗在深夜打响，官军乘着夜色向这两个岛屿发起猛攻，官军面对的海盗头目正是汪直。海盗们在这次的突袭中遭到了惨败，大部分人就地被歼，小部分人逃入外海，朱纨不顾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将在这次战斗中捕获的人全部处决，被处决的人当中甚至有闽浙两省的地方官员的父亲和其他亲属。

第二年，朱纨命人攻击了停泊在福建沿海的一支大商船的船队，将捕获的中国人、葡萄牙人、日本人一共96人公开斩杀，此举震动了整个帝国。

总督数省军务是封建王朝为了应对突发事件便于协调数省而设置的官职，朱纨作为闽浙总督这在明代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朱纨从1547年到任，以雷霆手段在两年的时间内就解决了倭寇问题，并实行了严格的海禁，尤其是1549年的这次公开斩杀更是震惊中外。虽然皇帝授予了朱纨便易行事的权力，但如此大规模公开斩杀走私百姓也的确有些令人发指。

正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朱纨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临近了。大批在朝的闽浙两省的官员纷纷弹劾朱纨行事偏激、滥杀无辜，福建籍御史陈九德也弹劾朱纨滥杀百姓。嘉靖皇帝接到这些奏折后将朱纨浙江巡抚一职改为巡视。

愤愤不平的朱纨上书指责浙闽两省的人视倭寇为衣食父母，并一针见血的指出闽浙两省“士绅民寇一体”，而且对一些在朝官员进行了公开点名。在这种情况下，嘉靖派了两名非闽浙籍的官员赴闽浙两省调查此事，调查的结果是被斩杀的佛朗机人只是跟沿海百姓进行公开贸易，并无劫掠情节，而且被斩杀的也多为福建沿海出外行商的百姓。

当事情逐渐清晰后，嘉靖命人逮捕朱纨进京询问，得到消息的朱纨悲愤交加，他写好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秋厓朱公纨圹志》的奏折后服药而死。他在奏书中写道：“一不负天子，二不负君子，命如之何？丹心青史。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

明代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写道：“朱纨十年中丞，田不亩辟，家徒壁立。”

朱纨的悲剧一定程度也是个人造成的，他行事直线化，他不明白闽浙两省大批的人口赖以海洋生计，他也不明白贸易能够使双方都获利，百姓能够获得便宜价格的苏木、胡椒、香料，沿海百姓也能够将自己的日用之资高价卖给这些日本人或佛朗机人，但这些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受制于帝国的政策。

朱纨既死，在闽浙两省官员的努力下，帝国取消了向闽浙两省派遣巡视大臣的制度，朱纨的防卫力量和保甲制度也尽皆裁撤，他的两名副手卢镗、柯乔也被定了死罪，关在福建的按察使司狱中。嘉靖年第一次轰轰烈烈的灭倭行动就这样结束了，很快帝国将会自吞苦果。

朱纨既死，闽浙两省之间的走私贸易再无障碍，我们的五峰船主汪直正式走到了前台。 为了扑灭一些不听指挥的海盗，闽浙两省官员去信给汪直，让他协助扑灭，这对于汪直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来在官府那里邀了功，二来也消灭了竞争对手，很快汪直打垮了两个较大的海盗势力集团，汪船主终于一统江湖，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他的全盛时代手下控制了数万人的人马，拥有全副武装的近百艘的现代化战舰。

我们的五峰船主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开放海禁，在大陆与日本之间进行公平的贸易，以互惠两国人民。汪直自认为他剿灭海盗对朝廷有功，他上了一道奏章要求开放贸易，但这道奏章自然毫无意义，朝廷给了一百石的粮食作为扑灭海盗的奖励。失望的汪船主变得不理性起来，他要让大明帝国知道他的厉害。

历史进入16世纪50年代，东南地区的自然灾害增多起来，从城市到乡村似乎都动荡起来，成群失去生计的百姓成为盗匪，沿海的乡村都是结墙自保。继汪直海盗集团的总部双屿岛被朱纨攻破后，这些人就转移到了舟山外海的万表山，朱纨死后，朝廷也停了他所招募军队的粮饷，这些士兵便投入万表山成为海盗，此刻聚集在万表山的海盗已达万余名，一场大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1552年这些海盗从万表山出发，沿途劫掠台州、温州、宁波、绍兴等地，并攻陷黄岩县城，在城内整整呆了七天，这清楚地表明骚乱已经开始了升级。过去海盗只是劫掠村庄，此次竟然攻陷了城池，人们发觉了事态的严重性，并开始反思处置朱纨的失误之处。

群臣建议恢复派人巡视闽浙的制度，皇帝令吏部会推，会推的结果是山东巡抚王忬。王忬是明代史学家王世贞的父亲，他跟朱纨一样有着处理地方政务与军务的经验，此刻由他出任空缺四年的浙江巡抚兼浙闽总督一职，预示着朝廷的对倭政策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帝国再次风起云涌。

除此之外，朝廷还在浙江和南直隶增设一名参将，分别为俞大猷和汤克宽，王忬到任后又将朱纨的部将从牢里放出来重新聘用。但此时的情况跟朱纨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汪直的势力已经大增，实际上官军已经不是其对手。

1553年汪直的海军大规模向内地进攻，整个东南沿海，南京以东和以南的地方全部失陷，州府一级的城市开始被攻陷，府衙被烧、知府被杀，在这两万多人的入侵者中大部分是中国沿海的破产农民、盗匪、倭寇、还有一些欧洲的探险爱好者，他们也夹在这些人中起哄。大明朝的国门形同虚设，久未训练而且缺员三分之二的卫所根本抵挡不住这些疯子们的进攻。

而此时的闽浙总督王忬手段远远没有朱纨毒辣，他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对付海盗的办法，他不是像朱纨那样主动派兵渡海作战，而是让各府各县结墙自保。在1553年的战斗中，有一股四十余人的倭寇脱离了大部队单独行动，他们从浙江进入安徽，从芜湖兜了一个圈子，然后打到南京城下。这伙倭寇人数少、行动迅速，官军难以发现其踪迹，虽然最终在江苏境内将其全部歼灭，但沿途军民也死伤数百人之多。

帝国的陪都南京竟然也遭到威胁，半个东南岌岌可危，备倭形势已是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况下，嘉靖皇帝罢免王忬，调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提督沿海五省军务，从外省调客家军入浙参战，有斩倭寇首级者一级赏银一百两，按说这些规格都是相当高的，只差没有调动边军了。

此时海盗的主力两万余人盘踞在松江这个地方，张经打算对这个地方进行攻击，但他要等两广的土司兵、湖广苗兵抵达，两广土司兵很快抵达，但张经还要等苗兵抵至才肯出击。张经的僵化头脑最终还是给自己埋下祸根，朝廷就需要在短时间内对倭取得胜利，哪怕是一次局部胜利也可以取得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从而为接下来的剿倭战争打下基础。但张经来到浙江一年多了也没有任何进展，他只是牢牢守住一些重地，听任海盗肆虐乡村。

眼见前方没有战报传来，皇帝对张经渐渐怀疑起来，他便派严嵩的门人赵文华前去浙江督战，赵文华一来到浙江便跟张经发生冲突，他催促张经出战，张经不从。赵文华便上书劾张经“耗费军饷，听任倭寇害民，畏惧倭寇不敢出击”，本就对张经怀疑的皇帝接到奏书后便下令逮捕张经进京讯问。就在这个时候，湖广的苗兵到了，张经让卢镗、俞大猷以及湖广永顺、保靖两地的宣慰使派兵合围，一战下来斩首二千级，溺死者更多，海盗在松江的大本营被摧毁，他们乘船逃到了海外。

张经的胜利并没有打消嘉靖对他的猜忌，反而使得皇帝认为他是在赵文华去了之后才主动出击，皇帝对他越发厌恶。张经被逮捕进京，判死。

张经跟历史上很多悲剧英雄一样就在于过于考虑自己的思想，不能够将帝王的信任和自己的想法有机的结合起来，一味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只能是空留余恨。比较之，那些比较灵活的人则更能够获得成功。

张经的死总体来说对于御倭大局并无太大影响，因为他头脑过于机械，如果在这个位置上一味干下去，对于御倭大业倒不见的是什么好的事情，但张经的死却给两广的土司兵和湖广苗兵带来消极影响，很快这些士兵再无兴趣与倭寇作战，不久便返回了驻地。

张经死后，赵文华接替了他的位置，赵文华的经历就表明他对于备倭此等事情并不在行，他跟浙江巡按胡宗宪走的较近，胡宗宪根据海盗飘忽不定的特点提出主抚的方略，这一方略深得赵文华的认同，他在严嵩面前保举胡宗宪为浙直总督。

胡宗宪将汪直的老母、妻子、儿子从监狱里放出来接到了杭州，然后私下里派人去海上跟汪直接触，胡宗宪跟汪直都是安徽绩溪人，胡想利用这层关系在御倭问题上有所作为。使者带了一些金银，转达了胡宗宪的意思，让汪直捕贼自救，并答应封官晋爵。汪直要求开放海禁，胡宗宪的使者也应承下来，答应就此事回去通融。

汪直的毛病就在于过于幼稚，胡宗宪本身就是个靠别人吃饭的人，他的话能有多大份量，即使胡想赦免他，皇帝能赦免他吗？即使皇帝想赦免他，那些御史、言官能赦免他吗？

此时汪直的日子也不好过，朝廷正处于御倭阶段，走私贸易也停了下来，几场战斗下来，自己也伤亡惨重，部下多有怨恨。人生达到了这个阶段，汪直对财富已经没兴趣了，他希望自己也能够封妻荫子，在家乡父老面前荣光一把。

胡宗宪得到了汪直的口信，便将此议上奏朝廷，廷议认为如果汪直能剿除倭患可以考虑对他的安排。

这个时候另外两个海盗头子徐海、陈东包围了桐乡，将浙江巡抚围困在里面。胡宗宪让人带着自己跟汪直之间的来往书信去见徐海，徐海看到汪直的书信后思想有些动摇。这时候派去的使者又开始挑拨说，陈东跟汪直已经联合好了，打算对付你，这样，徐海对陈东开始戒备起来。陈东见徐海的营中来了朝廷使者对陈东也猜忌起来。

徐海要求官府给予财物，胡宗宪都尽量满足，当官府将白银、绸缎、米面送到徐海军中后，徐海便撤了桐乡之围，眼见徐海撤兵，陈东便也撤了兵。

尽管徐海开始帮助朝廷捕灭海盗，但由于徐海、陈东在浙江的劫掠，朝廷对徐海、陈东已经由主抚转向主剿，当赵文华带着朝廷的新旨意再次来到浙江的时候，胡宗宪心里便有了底。

胡宗宪先让徐海将陈东绑来，然后乘夜派大军攻破了徐海军队驻扎在海边的基地，战斗连续进行了七天，最后徐海溺水而死，他的部下基本上都被歼灭，如此海盗头目只剩汪直一人。

作为主和派的严嵩、赵文华、胡宗宪此刻都希望能够跟汪直和谈，允许他们开始一些适当的贸易，然后让他们去镇压其他的海盗，达到以寇治寇的目的，因为这些人对海寇的藏匿地比官府有更深的了解。但发生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的赵文华被罢黜事件使得东南形势更加复杂化了，赵文华本身是工部侍郎兼以御史领浙江事，他作为工部侍郎负责皇宫被焚毁的几处大殿修复工作，但这几处工期都得到了延误，本就对赵文华绥靖政策不满的嘉靖将他削职为民，不久赵文华死去。皇帝对于赵文华的免职实际上就是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对海盗不能姑息迁就，处于殿堂之高的皇帝考虑问题自然没有那么客观、理性，他只想看到结果，对原因与过程不感兴趣，这也是作为臣子的为难之处。

赵文华的死标志着刚刚打开局面的御倭大业再次变得扑朔迷离起来，皇帝因为赵文华的问题开始迁怒严嵩，严嵩再也不敢提主抚的策略，身在前方的胡宗宪竟也体会到时事的危艰。

此时的汪直完全不知道大明王朝政局的那种微妙的变化，还是愣头愣脑的将船队开到舟山群岛外海，他派人去见胡宗宪，声称自己来投降。这倒令胡宗宪为难了，接受汪直的投降对朝廷不好交待，自己也会人头落地，抓了汪直吧，对御倭大业有影响，不接受汪直的投降也不可能，消息都已经传出去了。最终胡宗宪还是在汪直来后将其抓捕投入狱中，胡宗宪给皇帝打了个报告，说此事由圣上来处置，接到奏书的嘉靖将皮球又踢了回去，说汪直应由胡宗宪来处置，胡宗宪只好将汪直关在狱中。

汪直的部下确定他们的首领被关押后，他们开始知道上当受骗了，于是他们继续进攻浙江、福建沿海的村庄，嘉靖将胡宗宪的部下俞大猷、戚继光免职，并命令戚继光、俞大猷在一个月内扑灭海盗活动，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就会跟胡宗宪一样逮捕进京问罪。

赵文华死后的御倭形势并不乐观，海盗们已经没有一个成熟的首领，即使有一个成熟的首领也不可能再信任官府，朝廷跟海寇之间失去沟通的渠道，只好采取肉体消灭的方式来应对。胡宗宪似乎对海盗仍然采取绥靖的政策，在一次战斗结束后，俞大猷主张追击，但胡宗宪却放这些海盗离去，为了此事俞大猷被安上作战不力的罪名被逮进狱中，不久，就有福建籍的御史控告胡宗宪有意将海盗往福建赶，为的是推卸责任。

1559年，在汪直的残余力量被扑灭，汪直没有利用价值的情况下，朝廷下令将汪直处死。汪直在狱中曾上书说愿意带兵剿灭倭寇，以求通关纳税，但并无作用，当他得知自己的死讯后，他叹道：“吾何罪，吾死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行刑那天，汪直要求跟儿子见最后一面，汪直将束发金簪拔下来交给儿子，父子相拥而泣，哭完汪直拭去眼泪，不发一言，引颈就戮。汪直死后，其老母、妻儿没入成国公家。

1560年是帝国御倭的一个分界点。在此之前汪直的残余力量已经基本被扑灭，剩下的一些人逃到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交界处，跟广东的海盗会合在一起开始在闽粤沿海骚扰。而在南直隶和浙江的盗匪则已经不是以前的海盗，而是那些征募来剿倭的军队，在浙江的倭患已经解除的情况下，朝廷勒令其解散，他们又成了新的倭患。

1560年的御倭行动是由一名叫戚继光的人负责。戚继光是山东登州人，出身世袭官宦家庭，其祖上原为郭子兴部下，后跟随朱元璋，在明平定云南战役中，其祖上战死，从此戚家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一直到戚继光世袭到今天。从元代起山东就是御倭的大本营，1556年朝廷将戚继光调到浙江来负责御倭事宜，戚继光负责宁波、绍兴、台州等一线重地。戚继光来到浙江后发现本地驻军不能战，客家军军纪又差，戚继光决心招募一支新型军队，实现以浙人守浙土的原则。

戚继光来到民风骠悍的义乌，他选了三千名矿工组成了他的这支新型军队，黄仁宇在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中写道，戚继光挑选士兵的原则是只收农民，不收城市居民，凡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拒之门外，这些人都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一旦交锋，不仅自己会逃跑，还会唆使周围的人一起逃跑，一旦受到审判的时候他们又会嫁祸于这些言辞笨拙的伙伴。按照戚继光的这个标准招进来的都是纯朴可靠的农民，戚家军的这种纯朴作风一直保留到戚继光死后多年。在30多年后的御倭援朝战争中，以戚家军为班底的蓟镇兵并没有像辽东军那样骄纵，他们不抢功，而且总是打头阵。

戚继光的军纪严明，他实行连坐法，一人退一人被斩首，全队退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全队被斩首。

倭寇虽然没有骑兵，但是他们的集体作战能力强，日本人的那种在下级群体中的严密管理模式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明显表现，不论是作战还是宿营，倭寇的小头目都能够对下级战士进行严格的管理。在战斗中，他们的侦察、进攻、防守、撤退都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程序，他们注重团体的联络性，这点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宿营中都有体现。他们在劫掠村庄的时候，一般派遣二十人的小部队进入，用当地人做向导，有斥候侦察，尖兵开路，分层次的展开兵力，他们在撤退的时候也有人接应，在与官军作战中他们也讲究实攻与佯攻。

这些倭寇通常头戴鬼头面具，以海螺为号角，通常能令攻击他们的人感到胆寒，作战的时候他们有两把刀，双手握着一把长刀，增加砍杀的力量，另一支短刀插在腰间，用于攻其不备，每个人的后面还背有标枪，当标枪投掷过来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这些标枪从何处而来。

作战的时候，他们的指挥将一把折扇向上一挥，他们一排人将刀刃向上，刀背向下呐喊着冲来，这样是为了麻痹对手。在对手的目光被那柄折扇吸引住的时候，那把折扇会突然调头向下一挥，然后这些进攻者会“哗啦”一声将刀锋全部转向向下劈来。

针对倭寇的这种作战方式，戚继光采取了“师夷技长以治夷”的方法，他创立了战法与倭寇相似的鸳鸯阵，这种鸳鸯阵也是小集体作战，强调集体的协调性，每人配一把长枪和一把腰刀，它的特点是攻守兼备。这种鸳鸯阵竟然成了倭寇的克星，跟倭寇的战法相比，它的优势就在于强调进攻与防守相结合的协调性，它不强调个人意识，完全强调的是集体意识，在这点上竟然比倭寇做的还要好。

1560年以后这些因为被遣散而成为头匪的军队很快被扑灭，因为他们没有海外的基地和支援。在1562年台州大捷后，浙江的倭寇基本上被肃清，戚继光带着他的军队又来到福建。

1562年严嵩倒台，胡宗宪受牵连也被捕入狱，但嘉靖依然支持胡宗宪所任用的这些将领，在戚继光、福建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刘显的齐心努力下，从1562年到1567年经过五年时间的浴血奋战基本上肃清了帝国的倭患，此时，从1547年到1567年历经二十年的备倭行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整场御倭战争中高层一直存在着两种路线的争论，一是朱纨、王忬、张经的主剿派，二是严嵩、赵文华、胡宗宪的主抚派。可以说主剿派实际上是夏言对外政策的延续，这种政策不仅体现在东南沿海问题上，也体现在北部防御问题上，而这两种问题都是由经济问题引起的，我们也可以认为以严嵩为首的主抚派都赞同对蒙古和倭寇开市贸易，但严嵩显然不会在皇帝面前提这种事情。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御倭问题上最终还是严嵩一党解决了倭患问题，因为正是他们的主抚政策诱捕了汪直，而汪直的被捕可以认为是整场御倭战争的转折点，此后虽然倭寇凶猛，但已是强弩之末。还有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地就是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皇帝究竟是主剿还是主抚，通过整场战争来看，虽然前期两种观点斗争激烈，为此还连死两位大员，但皇帝的心思还是主剿，虽然他也同意对汪直进行招抚，但那只是一种诱捕，高高在上的皇帝不可能跟这些海盗讨价还价，他看的更是结果，他也不会对底情有更深入的了解，高层跟底层的思维方式根本不一样。

为患二十年的倭患问题实际上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农耕经济与商业经济的那种尖锐冲突，我们的海禁自然有它的道理，一方面避免了外部文明的干扰，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开海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海外贸易，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始种植经济作物，这些都会带来粮食的减产威胁到帝国的根本，恰巧在明末那个海外贸易活跃的年代就真实的发生了这种事情，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帝国的灭亡；如果不开海禁，那么帝国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将会加剧，在我们的技术条件还达不到的情况下，也只有在保持农业根本和维持与外界碰撞情况下求生存。

江右学派与严嵩之死

嘉靖二十七年是帝国政治的转折点，也就是这一年夏言被处死，严嵩成了首辅。严嵩的首辅一直干到嘉靖四十一年，他执掌帝国十四年。这十四年应该是帝国政治上的一个稳定期，再也没有前期的那种剧烈的政治变动。这得益于严嵩已经摸透了嘉靖的脾气，君臣似乎进入了和谐期，但这种和谐只是表面的，嘉靖看不起严嵩，严嵩也看不起嘉靖，两人对此都心知肚明。皇帝需要一个臣子来主持大局，弹压群臣，严嵩也有自己的政治抱负要实现，他们于是能够维持一种表面的平静关系。

但在这种表面平静的政治架构下，一个新的政治团体正在悄悄崛起，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影响帝国数十年，它就是江右团体，这是一个继承王阳明原教旨主义的团体，而且跟王艮、何心隐、李贽等泰州学派严格划清界线。对于这个团体我们的看待是复杂的，就我个人而讲，我的评价是负面的，因为他们跟严嵩一党比起来似乎包含了更多的虚伪。

嘉靖年在高层斗个不亦乐乎的情况下，民间的思想文化仍旧处于活跃状态。得益于明代商业的发达，政治环境的宽松，人们开始追求个性独立、思想自由，王阳明在他死后，他的学术思想已经渐渐被人接受。虽然科举仍是官方理学，但王学在上层官僚那里已经成了共识，江右门派的意义就在于它以标榜王学正宗为宗旨，并在朝堂上有所影响。聂豹和徐阶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聂豹是江西永丰人，正德年间进士，初授华亭知县，后任兵部尚书，因为在御倭方面无所作为而被嘉靖免职。聂豹的意义并不在于他引领了王学正宗，而在于他培养了一个弟子徐阶。

徐阶是江苏省华亭县人，在聂豹当华亭县长的时候两人走的很近，聂豹将心学传授给了徐阶，徐阶将它作为安身立命的本领，但他似乎并没有从中学习到了什么，他依然对权谋有着浓厚的兴趣。

徐阶在嘉靖初年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当皇帝打算废黜孔子王号，改孔子泥身为木身的时候，举朝表示了赞同，唯独徐阶表示了抗议，嘉靖将他贬到福建延平任推官。此后徐阶一直在地方上任职，徐阶走哪都被任命为主管教育的官员，这不仅给他传授王学提供了方便，也给他未来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由于徐阶在地方上的出色表现，他很快成为东宫冼马，后又成为国子监祭酒，此时的徐阶已经成了帝国执掌教育的最高官僚。徐阶的高升自然有他的原因，嘉靖九年徐阶上书反对去掉孔子文宣王的称号，此举得罪了张璁，但获得了夏言的青睐，此时的张璁已经去仕，夏言开始有意无意的提拔徐阶，但身材矮小，沉默寡言的徐阶也并没有引起夏言太多的关注，不仅如此，在整个朝堂也无人太关注他。很快，徐阶惯性的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吏部侍郎，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成为一颗新星。

徐阶有两个特点，一是能够礼贤下士，二是跟地方的士绅关系较好，这些都使得他在朝堂上和地方上都有很好的人脉。徐阶逐渐声望日隆，前来跟他交往的人络绎不绝，这么些年走过来，徐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为官要低调，要能容人。

官声斐然的徐阶很快获得了执掌翰林院的机会，17年前他从这里被赶了出去，17年后他回到了这里，成了这里的掌门人，他在给翰林学士们授课中开始传授“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的传授在一定程度上为嘉靖朝以后的改革铺开了局面，并将官员们的思维从僵化转到经世济用。在主掌翰林院的时候，徐阶那双锐利的眼睛在暗暗观察，观察底下的学士中可以成为培养对象的目标，他发现了两个人，一是高拱，二是张居正。

从此一个私密的政治团体开始在帝国出现，他就是以徐阶、高拱、张居正为核心的江右团体，严格的说高拱、张居正并不是王学的信奉者，但我们也暂且将他们归到这个团体。这个团体不似三杨那样无所作为，也不似谢迁、杨廷和那般僵化，更不似夏言、严嵩那般谄媚，他们有独立的思想，讲究的是安身、治国、平天下。从这个时间起，这个团体就开始孕育、发酵，他们隐藏在政治铁幕的后面，以一双阴鸷的眼睛盯着这个朝堂，注视着各种势力的分化、转换，以及可以发展的成员。

嘉靖一共有四子，前二子已死，后二子为裕王和景王，裕王只比景王大一个月。道士告诉嘉靖，对于自己的儿子不能过分关心，第二子就是因为封他为太子而导致其死亡，皇帝对此深信不疑，从此对两个儿子不管不问，一直到他死也没有立过太子 ，但根据长子继承原则，裕王朱载垕一直是作为储君看待。1552年，15岁的裕王和景王同时行冠礼，出阁读书，在这一年，高拱成了裕王的老师，在裕王的府邸呆了九年。高拱能够成为裕王的老师其背后应该是徐阶的推荐，此时以徐阶为代表的江右团体开始聚拢在裕王周围，控制了裕王就等于掌控了将来的朝政。

那个隐居在西苑的道士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一点，他知道徐阶和他的同僚要干什么，他也知道自己的权力终是要交出去，所以，自己的儿子是时候需要一帮人了，徐阶、高拱这些人还不错，他们有经世之才，虽然如此，但这些人至少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不能太跋扈，这是他的底线。

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高拱入裕王藩邸是皇帝授意徐阶做的也不是不可能。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当徐阶执掌翰林院的时候，这个江右团体就开始形成，这一年，夏言还没有死，但皇帝已经打算处理他了，在处理他之前，皇帝已经做好了安排。夏言的位置将由严嵩来填，严嵩的位置将由徐阶来填，一方面，徐阶不是严嵩的人，另一方面徐阶处事低调、稳重，在那个站立在帝国最高处的人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操纵在自己的手里。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自己无不了如指掌。

对于本节讲到的江右团体，我们要知道的是它首先是个政治团体而不是学术团体，其次它打着王学正宗的招牌，最后，它是以未来的皇帝裕王为中心的团体。

在嘉靖朝政治气氛重回沉闷，群臣阿谀奉承的情况下，江右团体无疑于一股新风，它虽然反映了权力将会重新分配的格局，但其本质原因还是民间思想日益自由的现状在中枢的一种反映。

对于严嵩我们无意于从传统儒家道德方面来进行评价，因为这种评价对于我们来说是无益的，从嘉靖二十七年他担任首辅起，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呆了十四年，这并不是他有多大的能耐，而是他懂得如何跟皇帝保持合作。前任的教训已经表明，若想生存下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治国抱负，只有跟这位乖鸷的皇帝合作。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教这些臣僚们怎样做人，如何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严嵩第二次担任内阁首辅后他变得乖巧起来，虽然斗倒了夏言，但是他没有感到任何轻松，反而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他吸取了前面几任首辅的教训，大事情从不拿主意，都交给皇帝圣裁，他也从不做僭越之事，而且更加努力、积极的写青词。

嘉靖是个专制的皇帝，内阁的票拟必须按照他的意思来，如果不符合他的心意，他便打回去让重新拟票，他是个深藏不露的人，他喜欢让别人猜他的心思，而不是将自己的心思清晰的表达出来。严嵩猜不透嘉靖的心思，所以拟的票通常不符合嘉靖的心意，但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善于揣摩嘉靖的心思，这样一来严嵩经常将奏章拿回家拟票。这样一来这个障碍也解决了，严嵩与皇帝之间似乎再也无障碍。

嘉靖将一切政事都委托严嵩，自己在西苑一意玄修，群臣与皇帝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严嵩，严嵩开始独揽朝政，政以贿成，朝臣们纷纷起来攻击严嵩。皇帝知道，群臣们弹劾严嵩就是弹劾自己，正所谓打严嵩就是打自己，因为严嵩是自己的挡剑牌。过去言官们总是对着自己来的，现在自己退居幕后，让严嵩在前面冲，御史、给事中有事情去找严嵩吧，不要来烦朕了，朕可以专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使出了事，也由严嵩抗着，而不会出现令人尴尬和下不了台的局面。

现在群臣纠住严嵩不放，且声势越来越大，这明显就是对着朕来的，严嵩一旦顶不住了，朕将要独自面对这滔滔而来的洪水，朕一定要让严嵩顶住。这是嘉靖的真实想法，为此他开始命令严嵩处理这些官员，其中处死杨继盛、沈链是这场斗争中的典型事例。

杨继盛出身贫寒，凭借自身努力中了进士，在他任兵部员外郎的时候上书反对跟蒙古开马市议和，因此被贬，后来在任兵部武选司郎中的时候上奏《请诛贼臣疏》，尽数严嵩“五奸十大罪”，并将矛头直指嘉靖。谁都知道严嵩做的一切都是皇帝授意的，现如今杨继盛上这样的奏书，皇帝会怎么想？

杨继盛其人的确比较偏激，一不能提出针对时事具备可行性的建议，二没有洞悉政局的能力，只是在那里一味喊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不排除朝中有一些人专门找这样的人当枪使。严嵩一直认为诸如此类的事情一定是徐阶在背后操纵，但他找不到证据，尽管受尽酷刑，杨继盛也不愿意把事情往徐阶身上扯，后来跟张经等人一起被处死。

嘉靖主政期间，一些被处死的人在南北问题上基本上都是主战派，比如夏言、张经、王忬、杨继盛，从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围绕着对外的政策问题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天然的两派。

除了杨继盛，还有锦衣卫沈链。沈链是个嫉恶如仇的人，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人兵临北京城下要求议和的时候，沈链跳出来表示反对，后来沈链上了一道劾严嵩十大罪状的奏书而被关进诏狱，之后被发配边疆，沈链在发配地每日骂严嵩不绝，后来严嵩指使当地的官员将沈链处死。

这两件事情嘉靖都是幕后黑手，因为在整个国家他暂时找不到可以替代严嵩的官僚，他要保下严嵩，所以他要对反对严嵩的官员处以极刑。沈链、杨继盛只是帝国的官僚跟严嵩斗争的两个事例而已，像这样的例子在严嵩主政的十四年中络绎不绝。后来的官员也渐渐成熟了，他们知道倒严的关键在皇帝，皇帝不愿意让严嵩倒，严嵩无论如何也倒不了，另外，倒严就不能牵扯皇帝，劾严嵩罪状的时候不能把与皇帝有牵连的罪状写进去，做不到这一点，不仅倒不了严，还会自取其祸。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所要做的只有等待，等待皇帝对严嵩厌烦，等待严嵩失去了利用价值，而在整个官僚体系中深谙此道的就是那个真正隐藏在幕后的人——徐阶。

对于夏言来说，严嵩是水，对于严嵩来说，徐阶才是真正的水。这是一个以柔克刚的年代，冲在前面的人大都早早的废掉，徐阶吸取了这么多人血淋淋的教训，他知道对付严嵩只有一个字——“等”，等待严嵩自己把自己废掉。

即使夏言死后，徐阶也能够独立的生长，因为那个帝国最厉害的人看中了他，他顺利的当上了礼部尚书，获得进出西苑的资格，跻身帝国核心官僚序列。

功成名就的徐阶头脑清醒地很，他仍旧埋头苦干，认真撰写青词，这些嘉靖都看在眼里。徐阶并不是毫无作为，他以他的软实力掣肘严嵩，使严嵩并不是那么的随心所欲，保护了一些反对严嵩的人。严嵩能够打败夏言，因为皇帝对夏言已经厌烦了，严嵩却无法打倒徐阶，因为他是皇帝保护的人，徐阶也自然明白这一点。几乎在夏言被处死的时候，徐阶就上位了，从此严嵩就有了个如影随形的人。徐阶不断的在观察，观察皇帝对这位首辅的态度，寻找着那个临界点。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选择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任何的贸然出击或矫情掩饰都可能功亏一篑，甚至会让自己跌进万丈深渊。

虽然一波波的倒严者都倒在了严嵩面前，但这并不意味着严嵩仍然是稳如泰山，诏狱里的拷打、西市上的斩首，这些都使得官愤、民愤越来越大，而这所有的愤怒都会射向严嵩，身为皇帝的嘉靖也不能不考虑官情民意。

严嵩在他60岁入阁的时候精神焕发、神采奕奕，能连续在内阁工作几天几夜而不回家，但在严嵩进入80岁以后，他也渐渐的力不从心，在一些大的事情上他已经无法进行正确的思考和判断，皇帝说的话他也渐渐的不知所云，严嵩对皇帝来说他的作用已经失去，是时候让徐阶替代他了，此时的皇帝已经有了换人的想法。

御史邹应龙是徐阶一党，他们经常在一起合计对付严嵩的计谋，大约在很久以前邹应龙就已经开始酝酿弹劾严嵩，只是难以猜测皇帝的心思，一天邹应龙避雨来到一个太监的家中，闲谈中这名小太监透露了皇帝想弃用严嵩的心思，邹应龙得知这个消息后连忙回去告知了徐阶，在得到徐阶首肯之后，邹应龙上了一道弹劾严嵩的奏书。

这是令嘉靖朝几乎所有文官兴奋的大事件，在历经十四年他们认为的黑暗日子后，这位帝国的首辅终于倒台了，终于可以告慰夏言、曾铣、王忬、杨继盛、沈链的在天之灵了。皇帝勒令严嵩致仕，其子、其孙，以及门客罗龙文发配边疆。

嘉靖一方面对严嵩已经不满意，另一方面也是顺应官情民意顺水推舟。虽然皇帝将严嵩免职，将严世蕃发配，但皇帝却又隐隐有些失悔，我们这位皇帝做事情总是优柔寡断。身在江西分宜的严嵩敏锐捕捉到了这点，他开始上书问候嘉靖，希望能将严世蕃放回，虽然皇帝还留恋严嵩，但80多岁的人的确再也做不了什么了，皇帝拒绝了他的请求。不久严世蕃和罗龙文从戍地私自跑了回来，嘉靖让三法司对二人拟罪，三法司还是想将事情往杨继盛、沈链身上扯，深谙人事的徐阶指出倒严世蕃就不能牵扯皇上，嘉靖三十四年杨继盛、沈链被杀正是出自嘉靖的旨意，跟帝国处死胡惟庸一样，徐阶想了一个跟任何人没有瓜葛，而又顺理成章的罪名——通倭，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和罗龙文以通倭罪被斩。过不久，严嵩也病死了。

话说回来了，所有官僚都是皇帝的棋子，这些官僚有必要跟严嵩较劲吗？有严嵩在前面做挡箭牌承担责任不好吗？

严嵩不仅是嘉靖朝有名的首辅，他也是整个大明朝有名的首辅，但他只是行使皇帝代理权的一个工具。在那个官僚政治日益成熟，宦官、武将、勋贵日益没落的年代，皇帝需要找一个人来秉承自己的意志，来代替自己对文官行使管理权，张璁、夏言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他最后找到了严嵩。

在严首辅主政的十四年里，他能够使帝国的政治保持一种平稳，而没有嘉靖前期的那种波澜起伏。严嵩看起来只是皇帝的一个迎合者，但一些大的事情在他的安排下正在悄悄推进，例如江南的抑制土地兼并和一条鞭法。在一些对外的大事情上严嵩跟嘉靖有着根本分歧，嘉靖主张对蒙古和倭寇采取强硬态度，而严嵩主张以和谈的方式解决，但严嵩并不敢将他的想法流露出来，只是在遵循世宗意见的前提上再小心应对，所以，相对于其他的内阁元辅来说，严嵩的日子更艰难，究是如此，倭寇问题在严嵩的主持下也得到了解决，而且为隆庆朝南北同时和议、同时开关打下了基础。

无论严嵩如何风光、如何擅权，我们要知道的是他只是皇帝的代理人而已，他杀了多少人也好，纳了多少贿也好，其实并不关我们这个帝国的痛痒，它只是文官专制与皇帝的抵触在我们这种官僚政治中的一种反映而已。

01 历史背景：15岁皇帝的权力争夺与改革

15岁的嘉靖被推上皇帝之位，他是如何成功拆分了相权结构，并最终成为皇帝的呢？他通过三年的努力，确认了自己亲生父亲的身份，并在大明1566中大兴土木，为母亲增加权力。他还进行了清查皇家勋贵、抑制土地兼并等一系列改革。然而，他在追求长生不老的过程中，让宫女们采集露水蒸仙丹，导致宫女们身体受损。有人密谋勒死他，但最终未能成功，皇帝因缺氧而吐血，大病一场。

之后嘉靖皇帝开始崇尚道教，20多年不上朝，在位45年期间，严嵩等人利用皇帝的名义启动各种项目，导致国库空虚，嘉靖皇帝因此破防。后来尝试通过“改稻为桑”的方式进行产业升级，但最终失败。严嵩等人则通过征税来填补财政窟窿，但这成为了导火索，最终导致严党倒台

02 如何从历史剧中，对标职场中的自己？

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变迁和权力制衡一直在发生着。从三国时期曹操制衡诸侯，隋唐时期杨广打通大运河，到唐朝的基础建设投资过热导致崩溃，再到宋朝的文官系统风险投资北方部队，明朝遇到小冰河期粮食短缺，最后清朝捡漏。

我们可以通过借假修真的方式，从历史剧中获取更多的确定性和启示，从而帮助我们在职场和人生中做出有准备的决定。

我们可以从以下十个角度来看历史：第一遍看是看故事，第二遍看是熟读，第三遍看是建立事件的脉络，第四遍看是了解人物，第五遍看是理解人物，第六遍看是理解事件，第七遍看是认知政治，第八遍看是把握逻辑，第九遍看是深入其中，第十遍重塑对现世的理解。

03 剧中官场斗争，延伸到公司治理的本质是什么？

答案是：公司董事长与干活的人之间的“财”“权”斗争。

这种斗争决定了公司的兴衰。当你到了35岁到45岁时，无论是创业还是从中层晋升到高层，很可能会遇到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的斗争。你可以在剧集中看到，高层在开财政大会和来年经济预算时的明争暗斗，以及如何处理坏账项目等问题。还有新员工上任与老员工之间的立场冲突，如何在项目管理中识别风险等冲突问题

太监冯保打死“气象预报员”周云逸、“公司高层”开御前财政会议的重要事件，通过四个视角站位（皇权、相权、基层干部、老百姓），来分析不同阶层如何面对时代发展的困境，以及他们的思考逻辑是怎样的。

天象警示的气候问题对国家命运的影响

农业帝国的王朝向来以农业粮食为基本盘，如果明年粮食欠收将会带来税收的猛降，同时带来社会的不安定。嘉靖皇帝担心天象预示国家将遭遇灾难，所以为了求雪，自个儿吃斋念佛，但老天不给面子，于是调用气象部门去查，但天气预报还是没有雪。皇帝心里慌了，责问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周云逸，便有了开头这一幕。

明朝在农业时代拥有高转化率的种子投产比，从而建立了农业帝国，反观西方则因为种子的低转化率，经常饿死人。因此西方开启了贸易大航海和掠夺资源的外向模式。随着科技文明的不断发展，西方逐渐崛起，而明朝则面临尴尬的局面。

精彩对决：内阁财政会议，严党与清流的财政纠纷

为什么很多人看不懂会议中各派别在争吵什么，以及背后的含义？《大明王朝1566》中主要利益集团有三个，分别是：皇权集团、相权集团、太子党内阁集团。如果对人物所处的利益集团不清楚，则很难看懂内阁财政会议中人物说的话背后的含义及利益考量。

各部门负责人在财政会议上就开支和报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负责工程部，大兴土木做基建工程。严世蕃指责高拱等人不给他报销，而高拱则表示他们不是清流户部，也不是严党吏部。后来，“董秘”司礼监吕芳过来打圆场，要求大家讨论事情，不要人身攻击。会议中还提到了严党部门在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反而欠下了很多钱。最后，严世蕃表示这笔钱原本是用来造战船的，但被挪用到了其他工程上。

各派系都在为争夺权力和资源而斗智斗勇，即使是太监和锦衣卫之间也存在相互制衡的关系。而嘉靖帝则用了一套“帝王平衡术”，通过太监的布局来平衡皇权和相权，以避免自己被架空。

他通过平衡内廷和外朝的关系，敲打北方官员的同时奖励严党，以达到政治平衡。其次提出了“开源节流”的方法，包括增加增量收入和产业升级，以解决财政亏空问题，利用浙江农田升级为桑田的可能性，以增加贸易收入。

最后留给四个思考题：

1. 公司创始人如何解决经营困难？
2. 董秘如何平衡部门间的矛盾？
3. 子公司如何进行战略创新？
4. 高级打工人如何应对领导瞎折腾

01 项目背景：“改稻为桑”项目启动的原因

由于嘉靖帝20多年不上朝，国家财政状况恶化，导致国库空虚急需寻找新的财政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嘉靖帝督促严党为国家创收，于是提出了“改稻为桑”的土地兼并项目便顺理成章的启动，旨在通过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

看历史电视剧，要学会区分哪些是真实事件，哪些是为了剧情演绎而改变的故事情节，“改稻为桑”历史上其实并不存在，不过相应的“土地兼并”之类的事情一直存在，所以依旧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改稻为桑”项目虽然初衷良好，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将稻田改为桑田的过程有几个关键流程：征地、买粮、种桑、生丝、丝绸、贸易，最后才能实现盈利。

这也是我一直建议学员学习项目管理的原因。我们在公司做项目的过程中，要学会拆解出具体的流程步骤，要做哪些具体动作，这些动作对应的关键负责人和利益相关方有哪些，每个阶段的时间节点和里程碑，更关键的是要考虑各类项目风险和如何规避不可控因素。

02 是什么决定了项目一定会失败？项目基因

“改稻为桑”项目，是特许经营权级别的国家特许项目，注定会造成和官府有关系的商人借机敛财积累巨量财富，同时也会让海量农民因为这个项目加速失去本来就仅有的少数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本。

经过项目一折腾，相关的商人就可以完成土地兼并和财富的快速掠夺。那么身在不同位置的领导，对项目的看法和态度，必然会不一样。

站位不同视角不同，导致各派系对项目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也不同——

皇帝角度：考虑如何长治久安；

内阁和代理CEO：如何持续受益；

高管和市级干部：项目是否能稳定完成；

县级官员和执行层：考虑如何灵活应对、保交付和处理问题等。

而海瑞和淳安县的官员，他们的思维方式比较刚硬，注重完成任务的质量；其他部分官员则更关注个人利益，如结婚、买房等。

3 历史上类似项目

虽然明朝没有具体“改稻为桑”这个历史事件，但是这类侵占老百姓土地的事情，古今中外历史上经常发生。

如：马伯庸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讲的就是发生在徽州的江南丝娟财税案，明代中后期的奇书《JPM》中西门庆的发家路径，其实就是《大明王朝1566》里面江南织造局的沈一石。

要想在职场取得成功，需要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结构，通过摸清楚行业规律，能够拉到十倍到30倍增长的时候，再去做投资生涯。

嘉靖与海瑞

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导致严嵩垮台，嘉靖四十五年皇帝驾崩，这其中四年的时候是徐阶担任帝国的首辅。这四年称不上是一个平静期，它反而是一个危险期，因为严嵩的离去而留下的真空徐阶能不能填补，不仅关系到这四年帝国政治的走向，更是关系到江山能否顺利交班的问题。虽然人人都知道裕王是未来的皇储，但人人都不敢去触碰这个敏感话题，徐阶也不敢跟裕王走的太近，以免再掀波澜。

在最后的几年时间里，嘉靖变得更加喜怒无常、恩威难测，这就使得徐阶等内阁大学士面临的境况比严嵩更加凶险，皇帝非常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他常常主观臆断臣僚们想让他退位，阁臣们对他很厌烦，不想辅佐他，所以他经常的试探群臣，但这些都被读懂嘉靖心思的徐阶轻易化解了。

帝国已经再无严嵩，但整个国家并没有任何改观。仍旧是没有人敢拂逆嘉靖的旨意，官场上仍旧是钻营、结党，民生依然艰难，国库还是空虚，失去了严嵩的在前面做挡箭牌，已经有人将箭往嘉靖身上射了，这个射箭的人叫海瑞。

海瑞是明代最有名望的官僚，他非常符合儒家的士大夫形象，他能够名留青史的原因是因为他上了一道詈骂嘉靖的奏书，但在西方人编著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并没有出现这位道德君子的名字，看来信奉大历史观的西方人更注重影响历史中更为粗线条的东西，并没有按照儒家规范纠结一些鸡毛蒜皮的人和事，但鉴于海瑞仍是明史中无法绕过的一位人物，我们仍会在本节以及后面的章节中以较大篇幅介绍这位模范人物。

海瑞是海南琼州人，在这个水天一色的天涯海角，他没有沾染内地刁顽的习气，反而形成纯朴、执著的性格。他出身官宦之家，按照中国的虚岁算法，他在四岁丧父，如果按照周岁计算，他大概在三岁，甚至两岁的时候便已丧父。海瑞的母亲守节将海瑞带大，海瑞在他35岁那年中了举人，之后连考两次都未中进士，就在第二次落榜的当月他向吏部讨得一官职，乃是福建省南平县教谕。

在南平这个科举盛行的地方，这位只有举人出身来自海南的教书先生并不能够很容易的打开局面，但他却很快打开局面了，不是因为他的才学，而是因为他的个性。福建巡按来到南平学校，海瑞站立在中间，学生站立在两旁，眼见巡按到来，两旁的学生都鞠躬参拜，唯独海瑞仍旧站在那里无动于衷，这样就形成一种中间高、两头低的格局，像极了一个笔架。

陪同巡按前来的南平地方官员质问海瑞为何不参拜，海瑞答，学校是读书的地方，巡按大人既不是圣人，为何要参拜。这件事情之后，海瑞的名声立刻在福建传出去了。

之后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县，恰逢严嵩一党的鄢懋卿南下巡盐，竟然慑于海瑞的威势，愣是不敢去淳安，而是绕道而过，如此一来，海瑞的名声更是响亮了。

后来海瑞又担任江西省兴国县知县，再后来又升户部主事，嘉靖四十四年海瑞上了那道指责嘉靖的《治安疏》，在疏中海瑞说他要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世。

这篇《治安疏》主要从三个方面表达了作者的想法。首先，海瑞举出了汉文帝和贾谊的例子，指出在历史上被认为实现了大治的汉文帝，实际上也多有优游退逊、怠废政务之嫌，接着，海瑞又进一步说明即便是汉文帝这样的贤君也需要像贾谊这样的臣子来劝诫，那更不用说嘉靖了。

接着，海瑞便对嘉靖治理下的弊端进行总结，指出世宗皇帝富有四海、一意玄修、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无父子之心、无君臣之义、无夫妻之情，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最后，海瑞对于如何革除弊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有泛泛之谈的见解，但有两条还是有实际性和具备可操作性。一是屯田、运盐应该恢复实物征收，二是按地亩交粮、按人口应役，海瑞的这两条都是针对农业生产的，只有稳定了农业，稳定了帝国的根本才能谈其他的。至于让皇帝节俭，惩治贪官并不具备实际可行性，也无关这个帝国的根本。

海瑞最后说道只要按照他说的几点去做，天下很快便可出现大治，而且这些也不需要皇帝太劳神，只要稍事节省和振作就行了。海瑞在这点上过于理想化，不在其位、难知其政，中国的社会几千年走过来，民生一直都是困苦的，何时见过民生富庶，内阁首辅、封疆大吏退休之后皆是如此，更不用说小民百姓，寥寥富户也是经过数代的积累。

海瑞的这道奏疏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想让皇帝接纳谏言，正像他在开篇和结尾所说的那样，他上这道奏疏的目的是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世。那么君道有何不正？臣职有何不明？按照海瑞的说法，臣僚的职务就是规劝皇帝，向皇帝纳谏，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为君之道也就实现了，天下也就大治了。

海瑞的观点是想通过君臣共治的方式来求万世治安，但他不明白农耕帝国治事的复杂性和因循性，几乎每任皇帝在继位之初或者每位官员在上任之初都想大刀阔斧的整顿，以求能够建功立业，但久而久之都偃旗息鼓。

海瑞的上书不是偶然的，虽然皇帝一直怀疑后面有徐阶一党的指使，但事实表明这就是他的个人行为，与他人并无关系，究是如此，这也不是一件孤立事件，它跟严嵩被罢黜后的那种舆情有关。严嵩在任的时候，虽然群臣对皇帝不满，但有严嵩在总能分担一些矛盾，严嵩一死，在形势没有改观的情况下，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这个帝国最高的统治者——嘉靖，海瑞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上了这道奏疏。可以说海瑞的奏疏非常的及时，打在了每个人的心坎上，他说出了所有官员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他扒掉了嘉靖身上的虚伪面皮，对嘉靖之治是一次彻底否定。

海瑞是抱着必死之心上了这道奏疏，这是个一心为国为民的人，跟后世那些上书以邀直名的伪君子有着本质区别，正因为如此，嘉靖皇帝原谅了他，但对于他的这道奏疏来说，多是干吼之词。大明朝走到了这一步，最大的问题是财政的疲弱，而导致财政疲弱的原因是财富分配不公，但是海瑞在奏疏中并没有对这些根本的问题有所阐述，也就使得这道奏疏只是起到了一种象征意义。

无论如何，海瑞这种不畏死，敢为名请利的官员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

嘉靖四十五年的寒冬，嘉靖皇帝朱厚熜在孤独中死去，享年59岁。这是一位孤独的皇帝，父母早死、子女们多殴、夫妻隔阂、君臣猜忌，跟大多数政治人物临死一样，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京城对于他来说始终是客居，他的家乡在南方那个小城，那里才是他的家，但他不能像他的臣子那样到了退休年龄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只能在这里苦捱。

我们回过头来对这个嘉靖时代进行评价的时候，这种评价依然是矛盾的。一方面就中枢来说，它一改自成化年间起文官掌政的局面，帝国又重回君主专制；从民间来看，它却是继续沿着成化年以后的那种发展趋势，也就是商业日益发达、思想日益自由、文化日益昌盛。嘉靖朝的的确确是一个特殊的王朝。

这种矛盾的反映都归因于明王朝的继位出现了偏差，正德的无嗣使得这一切都复杂化了，那个由外藩继位的孩子搞乱了这一切。外藩的身份使他一直都没有自信，并成为终生藏在他内心深处的阴影，他很容易把别人的行为往这方面联想。他不顾一切在大礼仪方面跟所有的官员较劲，这正是想树立他的正统性。但外藩儿子的身份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的，即使是永乐皇帝也不能例外，还不如从容面对。为了进一步昭示自己的正统性，他将朱棣的庙号从太宗改为成祖，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继承皇位是靠着宗法制的伦序原则而继，他的皇位具有不可争议的正统性。

嘉靖朝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在这一朝没有了太监专政，此后除了魏忠贤短期的专政之外，大明朝宦官威风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嘉靖朝文官的日子好过，实际上，文官的日子跟在洪武朝一样难熬，这位皇帝跟他的祖先朱元璋一样有着超强的个人能力。

在嘉靖朝只有迎合皇帝的官员才能够持久，他找到了严嵩，然后又找到了徐阶，两任首辅都小心翼翼的伺候，他们不再是具备独立品格的士大夫，而是成了皇帝的奴才，皇帝的虚伪与阴暗不仅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

嘉靖一朝本身比较平淡，除了南方御倭和北方对付蒙古人也并无大事，但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下实际上却是波涛汹涌。

受到压抑的文官必然会在以后爆发出来，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开始蚕食农耕基础，经济的繁荣和受教育人口的增多带来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体制的惯性又使得财富继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些都无可置疑的使我们这个帝国开始摇晃。

从嘉靖十八年后，皇帝便开始倦怠政事，对于一些顽疾他也无心再去理会，他大概知道这些皆非人力所能为之，我们这位皇帝大概在这方面看的很开。在皇帝的这种无为下，在臣子们的战战兢兢下，帝国的形势开始下滑，虽然有严嵩、徐阶在那里苦苦撑着，但已是于事无补。

不过这也有个好处，嘉靖朝的衰弱和不振正好给后世的改革提供了机会，我们要提醒的是嘉靖一朝以税粮和力役折成银两交税为主要内容的“一条鞭法”改革一直在江南推行，开海与互市在严嵩遮遮掩掩的情况下也在慢慢推进。保守与革新、多元与单一、奋发与堕落、呐喊与沉默、开放与踌躇在这一刻同时出现，我们的明王朝注定在这一刻走向诡异。

嘉靖御宇的45年占了半个世纪，这本来是应该有所作为的半个世纪，但由于中枢的保守终是一事无成，不仅一事无成，反而使时事益发艰难。嘉靖不仅是明王朝最差的皇帝，他还跟李隆基、乾隆一起成为中华帝国史上三位最差的皇帝，在这三位皇帝御宇期间都是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

嘉靖45年，有人前进、有人后退；有人正坐、有人打滚；有人高升、有人杀头；有人辛劳、有人享乐。嘉靖45年实在是沉闷、平淡，又充满精彩华章的45年。

隆庆王朝的政治斗争

嘉靖皇帝死后，继承皇位的是嘉靖的第三子朱载垕，他做了29年不明不白的储君，没有人知道他跟他的父皇见过几次面。他的父皇不是不愿意跟他见面，而是不能见面，因为在明王朝的皇室留传一个咒语——二龙不相见，皇帝的冷淡是对儿子的保护，当朱载垕的儿子朱翊钧诞生后，这位皇帝依然表示出了淡漠，但是他的内心是热乎的、是畅快的，为了他的江山社稷，他必须把这种情感埋藏在心底。

我们讲这些绝对不是毫无意义，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了隆庆皇帝的性格。正是因为父皇的冷淡，使得这位储君一直在一种抑郁的环境下长大，他的性格沉默而寡欢，但也正是这种成长进程的不顺使得他有一种豁达的心境，他在这方面跟弘治皇帝一样能够容人。

我们可以看的出来，隆庆王朝基本上改变了嘉靖王朝的那种令人沮丧的局面。它开始恢复嘉靖朝以前的那种言路，君臣关系开始融洽，与蒙古人恢复了互市贸易，并进行了开海。嘉靖死后，由徐阶起草了一份遗诏，遗诏中嘉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自己过去所做的都是错误的，因为受到了奸人蒙蔽，本来打算改正这些错误，但时间来不及，所以留给后世纠正。并说道从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四十五年期间，因谏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并要罢除一切斋醮。因为这道遗诏，杨廷和、夏言、杨继盛、沈链皆被平反，还有一个人被放了出来，他是海瑞。

沿海的海盗虽然被俞大猷、戚继光、刘显剿灭，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海盗依然是个问题。谭伦在福建当巡抚期间，福建的海盗问题又猖獗起来，谭伦给朝廷打报告，请求在福建开关。帝国在严嵩主政期间，一直想在南北开放贸易，但都慑于嘉靖而没有成行，现在嘉靖既死，开放贸易自然是顺水自然的事情。

谭伦的报告被批准，朝廷在福建漳州开埠了一个月港，允许在月港从事私人贸易，但必须获得船引，起初对船引的数量和商船的吨位做了规定，但后来在这方面也渐渐放宽了。虽然只是在帝国的万里海疆开了一个小口，但它却吸引了世界的白银流向这里，但是这些白银既没有流入国库，也没有造福百姓，而是全部流进了私人腰包，帝国并没有收取关税的概念。

除了隆庆元年的开关，跟蒙古人的互市也在考虑之中。因为明廷拒不开关，且杀死俺答汗派遣的使者，俺答于嘉靖二十九年带兵破关来到北京城下。整日深居西苑的嘉靖哪里见过这种架势，手忙脚乱的他将火气撒到臣下的头上，严嵩告诉他蒙古人是来抢东西的，抢完了就会走。果然，蒙古人在京畿地区连抢8天，事后，嘉靖怒气难消，皇帝的尊严、天朝的脸面就这样被毁了，他将责任推给兵部尚书丁汝夔，并将兵部尚书丁汝夔杀害。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人的兵锋让这位自负的皇帝清醒了。

隆庆四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突然来到边关向明廷投降，这是件令人费解的事。原来把汉那吉要娶兔扯金的女儿为妻，但俺答却将兔扯金的女儿许配给鄂尔多斯，把汉那吉一怒之下投奔明廷。

明廷方面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俺答前来关下要人，明廷方面不给，眼见无法，俺答顺势提出要求通贡、互市，恰巧明朝方面也早有此意，可以说隆庆四年的一次偶然性事件竟然促使明蒙之间达成和议，不仅通了贡，而且还在大同开了马市。

隆庆五年，隆庆皇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的子孙侄分别封为都督同知、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俺答每年向朝廷进贡马匹一次，每次不超过500匹，进贡人数不超过150人，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开设马市。这对长城内外来说的确是一件盛事，蒙古人激动了，俺答汗激动了，长城内外的老百姓都激动了。隆庆五年的和议不仅结束了中断60年的明蒙互市，更是结束了长城内外200年的敌对状态。俺答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严令蒙古各部落去明朝境内骚扰，明廷方面也禁止边军出边攻掠。

很快，边疆的贸易开始繁荣起来，大的市镇开始兴起，人声鼎沸、商贾如织，其热闹景象竟然不亚于中原各省。如此同时，一部分蒙古人开始南迁到长城内外过上定居生活，唐元两朝的胡汉杂居景象再次在大明朝出现，长城内外又重现炊烟袅袅、人烟稠密的景象，蒙古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改善起来，边境经常出现两族人民“醉饱讴歌、婆娑忘返”的情景。边境贸易的繁荣，更是带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大运河也忙碌起来。长城内外既然恢复和平，帝国每年节省的军费何止百万，而且从边市中抽的税也颇为可观，帝国的财务顿时得到改善。

隆庆开关和隆庆和议标志着我们这个国家开始走向开放与自信，虽然这是由高拱、张居正、谭伦等能士推动，但这也跟那个帝国最高的统治者，那位垂衣拱手的天子不无关系，正是他的默许推动了这一切。治国很多时候并不复杂，只需要你头脑灵活一些，不要管的太死。

隆庆朝的确是有弘治王朝的气象，皇帝不仅在对外问题上采取了灵活政策，他在用人上也是不疑。文有高拱、张居正，武有戚继光、谭伦，而这些人都是嘉靖时代就开始培养的人，尤其是高拱和张居正是嘉靖皇帝特意挑选出来充当裕王老师的人，这无疑是在给裕王培养一个班底。

虽然隆庆王朝有了新气象，但隆庆时代的内阁班子并不团结，其倾扎比嘉靖时代的更为激烈，因为隆庆时代的内阁班子有两个火药桶，一个是高拱，一个是张居正。两人的经历相同，都是从进士到翰林院，然后再从六部入阁，缺乏挫折和地方的历练，所以稚嫩而偏激。高拱自恃是裕王的老师，嘉靖培养的下一代官僚，所以在严嵩时期高拱就展露了自己的性格，他对严嵩多嘲讽，严嵩也拿他没法。从嘉靖末年起高拱作为帝国的二号人物已经跟徐阶产生了矛盾，他们的矛盾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一是性格上的，二是行事方式上的，三是学术思想上的。

高拱性格火辣，想什么就说什么，而徐阶性格阴柔，有话不说，这些都令高拱所厌恶；高拱在行事方法上也是光明正大、敢想敢干、崇尚革新，而徐阶则显得患得患失、谨小慎微、因循守旧；在思想上，高拱是经世济用，徐阶信奉的是陆王心学。徐阶曾多次在京城开展大规模的讲学活动，这些都令高拱十分反感，他跟张居正一样都是抵制书院讲学的人。

在高拱看来，这位徐首辅跟倒台的严嵩一样，一味迎合皇上，压制言路，行为苟且。嘉靖四十五年，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弹劾高拱在内阁班房值班的时候经常私自回去会小妾，嘉靖对此并没在意，但高拱认为是徐阶指使。

世宗驾崩后，徐阶不与阁臣商议，私自拟诏，让嘉靖自己抽自己的脸，高拱对此更是怒不可遏。高拱认为徐阶此举彻底暴露了他的虚伪与狡诈，徐阶通过私拟诏书将自己迎合嘉靖的责任推的干干净净，将这些被罢黜的官员召回来，这些人自然要死心塌地的替徐阶卖命。

隆庆元年，吏科给事中胡应嘉考核不合格，皇帝征求众位大臣的意见，高拱说胡应嘉没有人臣之礼，应该贬斥，就这样，隆庆皇帝将胡应嘉贬到外地为官。高拱对科道的言官向来没有好感，在他眼里所谓的言官都是为了自身团体的利益相互倾扎。高拱对胡应嘉的态度顿时令舆论哗然，人人纷纷指责高拱公报私仇。

事实表明高拱对付言官的确比前朝的嘉靖、严嵩和后朝的万历都要厉害的多，他直接命令徐阶杖责这些损毁其名誉的言官，徐阶拒不执行，两人在内阁公开骂战。

高拱质问道：“先帝在世时，你献青词以取媚，现在先帝驾崩，你立刻倒戈，而今你结交言官来对付我这个当今皇上在藩邸的腹心之臣，请问是何居心？”

徐阶不慌不忙的答道：“我并非背叛先帝，我私拟遗诏乃是替先帝收买人心，你说我写青词取媚先帝，我承认，但先帝在世的时候曾以密信给我，先帝说高拱上书说也想为斋醮尽一份力，问我可不可以，现在那份密信还在我那里，你要不要看一下。”

徐阶的回答将高拱噎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徐阶又说道：“你说我结交言官攻击你，天下言官那么多，难道我都能结交吗？我又怎么能让他们攻击你？即使我结交言官，难道你就不能结交。”

徐阶的一番回答打的高拱是刹羽而归，在这场斗争中，很明显高拱是仗着裕王撑腰，他才肆无忌惮，高拱在徐阶那里折了面子，自然要报复。隆庆元年的徐阶已经是江南第一大富户，他的家庭拥有广阔的良田，成群的仆人，而且横行乡里。高拱就纠住徐阶家人的不检点予以弹劾，他不仅自己弹劾，还指使自己的手下弹劾，而此时朝廷里有大批嘉靖朝被罢黜的言官，他们受徐阶庇护得以重返朝廷，此时一个个摩拳擦掌。眼见高拱跟徐阶作对，北京和南京的官员集体出动，他们像疯狗一样攻击高拱，这种形势即使是有隆庆撑腰的高拱也抵挡不住，为了缓和气氛，出于保护高拱的考虑，隆庆暂时让高拱致仕。就这样，在隆庆元年，这位不可一世的内阁大臣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回家了。

高拱的离去绝对不意味着徐首辅的胜利，恰恰暗示着徐阶的倒台。隆庆对这位首辅并无好感，徐阶私自拟定的那份遗诏，隆庆虽然没说什么，但这也并不代表隆庆赞成徐阶的所为，嘉靖毕竟是自己的父亲，这种让死去的皇帝自己打脸的行为在帝国的每一个人看来都是好笑的。隆庆元年高拱与徐阶的较量可谓风雷激荡，隆庆对于言官一边倒的现象颇为警觉，他试图恢复嘉靖以前的那种宦官权力，例如让宦官督导北京的团营和南京的振武营，徐阶都表示了反对，隆庆想去南海子游玩，徐阶也陈述不可，皇帝渐渐对徐阶厌恶之。当徐阶觉察出皇帝不想再用他的时候，这位首辅便辞职了。此时徐阶已经65岁了，七年的首辅生涯，十七年的内阁生涯就这样结束了，虽然看起来很从容，但个中滋味只有自己能够体会。

在家中等待了二年半的高拱已经是急不可耐，隆庆三年的冬天接到了让他回京的通知，他不顾天气的严寒和新年的来临马不停蹄的赶到了京城。高拱的回京使那些曾经反对他的官员们惴惴不安，徐阶已经不在了，高拱又为吏部尚书，那位曾经弹劾过他的胡应嘉心里惧惊，在熬过几天的不应期之后，终于由于心中的巨大恐慌导致胆裂而死，还有一位弹劾高拱的官员欧阳一敬在归乡途中竟也由于惧怕而死。一时间满朝风声鹤唳，高拱对这种状况十分满意，满意归满意，他还是通过自己的心腹之人放出了风声，“我高拱重回庙堂是要与各位休戚与共，过去的恩怨都已经过去了”。

高拱的安抚虽然没有达到实际效果，但至少令众人的心境平静了下来，再辅以时日才能够慢慢平息。高拱既当国，他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作为吏部尚书他将吏治作为首当其冲的改革方向。他推行进士与举人并举的用人方针，因为相比较进士群体来说，这个举人群体数目更加庞大，难免真玉掩埋其中；高拱还命各地建立人才储备库，实行公开招考人才的制度，对于吏部会推官员的制度也进行改革，他将私密的会推制度公开化，对于被罢黜的官员高拱也亲自找其谈话，告之被罢免的原因，一时无人不服；高拱还建立严格官吏考察制度，对天下官吏的品行每月一汇总，由高拱亲自过目，年终再集中汇总作为考核官吏的依据。

除了吏治之外，高拱在与蒙古人互市以及处理南方少数民族问题也颇有亮点。隆庆五年与蒙古的和议虽然是顺应时事，但跟高拱的推动也不无关系，三边总制的都督以陕西跟宣大情形不同，不愿意跟蒙古人互市，高拱去信斥责，不久陕西省也开始开放边市。时贵州巡抚说本地土司造反，请朝廷派军进剿，高拱知道这通常都是地方官员没事找事，高拱保持了理性态度，派人去贵州调查，终于调查清楚真相，避免无谓的战争。

高拱虽然做了不少事情，但是其人毛病也少。高拱性情火爆，处事操切，求治心切，对待下属刻薄，性格偏激，心胸狭小，好挟私报复。世宗死后，徐阶重新任用的一批官员，高拱尽皆免去，而在嘉靖朝跟随皇帝胡闹而被徐阶免去的一批官员，高拱又重新起用。高拱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不是出于隆庆皇帝的指使或者暗示，历史并没有给予我们明确答案，但皇帝对于这一切肯定是默许的，在人事和决策上两人是一致的。

事实表明，高拱、张居正这样的人的确比严嵩厉害百倍，昔日严嵩当国对官僚一味忍让，才换来官员们的攻击，最后还是靠皇帝杀了几个人才替严嵩解围，而高拱和张居正当国的时候真的跟官员们较起真来的时候，这些人便都没了脾气。

高拱仍有一件私事没了，那就是徐阶问题。隆庆五年，高拱让原苏州知府蔡国熙担任苏松兵备副使，这蔡国熙跟徐阶本就有矛盾，高拱将他放在这个位置上自然是让他对付徐阶。蔡国熙一直监视着徐府，终于他逮住了徐阶儿子们的把柄，将徐阶的两个儿子充军，一个儿子削职为民，没收徐家大批田产。徐家的子孙们抱着他痛苦流涕，徐阶只好给张居正写了封信，让他居中调停。

张居正对高拱施加了压力，抑或者高拱自己感觉做的过份，便终止了跟徐阶之间的恩怨，这倒令蔡国熙无路可走，他大骂高拱出尔反尔，卖了他。

高拱的专权与跋扈在帝国日益激烈，虽然跟官僚们一再起冲突，他都得到了隆庆皇帝的庇护。隆庆五年，随着殷士儋的致仕，高拱将保守派官僚全部踢了出去，他算是真正的权柄在握，但他不知道一个隐藏幕后的人正向他伸出锋利的匕首。

嘉靖皇帝死后，海瑞被放了出来，从此一路升官，隆庆元年就做到了大理寺右丞，这些都赖于徐阶的提携。当时正值徐阶与高拱斗法，海瑞又开始炮轰高拱。事实表明，高拱正需要海瑞这样的人来对付，海瑞在奏书中说，“徐阶为首辅天下开始出现治世的景象，徐阶不招权、不纳贿，而高拱性格狡猾而且凶，高拱的才具不足以担任内阁大学士，而且高拱指使爪牙将是说成非，非说成是，臣以为应该立刻罢黜高拱。”

海瑞的上书直接将高拱搞的没有脾气，打了高拱一个响噎。隆庆三年，在高拱回朝的前夕，海瑞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

应天巡抚治所在苏州，下辖应天、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十府，另外还总督杭州、嘉兴、湖州三省税粮。

可以说帝国半数粮仓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份量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让海瑞出任这个地方的巡抚其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时候徐阶已经致仕，不会是他推荐，高拱跟海瑞有仇，也自然不会是他的举荐，张居正向来看不起海瑞，他也不会举荐海瑞，所以海瑞此次出任应天巡抚可能出自皇帝的圣裁，皇帝想利用这把利器去戳一戳江南的那些豪绅们。

海瑞人还未到任上，其声势已惊涛排海而来，整个江南上空似乎是阴云密布，一些本地的精英分子似乎开始喘不过气来。一些当地的官员开始向吏部打报告要求调走，缙绅之家将大门由朱色涂成黑色，驻苏州的一名宦官将轿子由八人抬改为四人抬。

海瑞上任伊始便发布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条：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意守节的寡妇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前往各地视察，地方官吏一律不许迎接，巡抚在各府县逗留期间，伙食标准为二钱至三钱银子，鸡鱼肉可供应，但不得供应鹅及黄酒，境内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张，公文必须写满，不许留白，知府和县令不许下乡，有事让吏传唤民众到场，境内停止生产一切奢侈品。

海瑞的这些条款显得古怪而琐碎，而且不近人情。

不久，海瑞又发布文告要对那些因为破产失去田产的农户讨回他们的土地。在本朝，洪武皇帝通过武力手段革除士绅阶层，但到了明代中期这个阶层又死灰复燃，因为帝国的土地所有制仍旧是封建土地私有制。

有积蓄的自耕农或者政府公务员通常将钱以高息的形式贷给那些缺资金的农户，这些借钱的农户自然以田产做抵押，一旦还不起债务，所抵押田产自然归贷款者所有。但帝国的法律又规定，五年之内失去田地的农户可以以原价赎回，海瑞来到后便开始执行这一规定。

一时前来申请退田的人络绎不绝，巡抚衙门口挤满了前来要求退田的百姓，海瑞一个月居然收到要求退田的申请达几千份，这名官僚居然碰到了跟洪武皇帝一样的难题，那就是由于自身的理想化带来一些复杂性的问题。

这些要求退田的申请很多都指向一个人，前任首辅徐阶，徐家大约很久以前就从事高利贷生意，而且几代没有分家，到如今积累的田产已达六万亩。这倒令海瑞难办了，一方面徐阶对他有恩，另一方面自己政令如山，而且天下的眼睛都看着自己。

事实说明我们这位官僚并非一根筋，他也具备灵活性，只是看情况而论。他采取了折衷办法，他令徐阶退了一部分田，又逮了徐阶的弟弟，这样既对老百姓有了交待，又维护了徐家的利益。

海瑞在处理徐阶问题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至少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处事秉公的人，前来申请退田的人越来越多，而海瑞也越来越有信心，他跟当初的洪武皇帝一样开始牵扯进一些鸡毛蒜皮的琐碎事情中去。

海瑞的行为终是触犯了士绅的利益，在他来江南的八个月后，终于开始有人弹劾他了。刑科给事中首先发难，他说海瑞不识大体、不近人情，出寻常之外、创新奇之法，只能放在清闲的岗位，不能重用。穆宗皇帝并没有理会这些，他大概很享受的看着海瑞在地方上搞个不亦乐乎。

眼见刑科给事中的弹劾没起到作用，徐阶授意吏科给事中、嘉兴人戴凤翔弹劾海瑞。戴凤翔在奏书中说海瑞“不谙吏事、鱼肉缙绅、沽名乱政”，而且还说海瑞性情古怪，将自己的妻妾杀死。

虽然戴凤翔的弹劾具备代表性，但依然不起作用，皇帝对这个特立独行的官僚依然庇护，但群臣对海瑞的态度却大大转变。当海瑞将矛头对着嘉靖的时候，众人还觉得有点意思，但当海瑞将矛头对准士绅集团的时候，他们发觉事情不是那么妙了，因为政府官员的家庭多多少少也是这个集团。人们普遍认为这个人志大才疏、性格偏激，只会将事情办糟，所以只能闲用，海瑞在文官团体中树立的那种形象轰然倒塌。

有隆庆撑腰，仍然是没人能撼动他，但当高拱回朝以后，这一切就不同了。高拱是个睚呲必报的人，隆庆元年海瑞对他的辱骂他还记忆犹新，高拱担任吏部尚书后就发现了戴凤翔参海瑞的奏书，高拱立即做出批示，免去海瑞应天巡抚的职务，改任南京粮储总督，不久高拱又免去海瑞督粮官的职务，见此情形，海瑞便辞去职务回到了海南。临行前，海瑞在给朝廷的上书中说道：“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隆庆年的政治斗争仍然是血雨腥风，而且这种较量是在清流与清流、君子与君子之间，博弈的会更精彩、更激烈，我们也可以看见很多人的精彩人生。总体来说，斗争还是在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进行，因为有皇帝的支持，革新派要顺利的多，跟前几朝不同的是，皇帝对这种改革派是始终不渝的支持，而且这种改革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也是前朝不存在的特点。从隆庆元年到万历十年是帝国的改革期，这场改革涉及到军事、人事、经济方面，它在军事方面带来的私兵制，这多多少少的会提高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在人事方面主要侧重于对官吏的考核，这点在张居正死后已经不复存在；在经济方面主要是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赋税和徭役合并统一以白银缴纳。

这三方面的改革事实上都存在问题，有的还是灾难性的。军队的私兵化会带来军队的官僚化，会导致将领的自保，而这又会影响军事任务的完成；对官吏考核过严又会导致弄虚作假和官员加大对百姓的盘剥；白银的货币化又会动摇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尤其是这点，在明朝的灭亡中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政策的制定和改革的推进往往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美好，它所带来的弊端会在以后显露出来，而这些或许又将成为各级官吏苟安的说辞。无论如何，隆庆时代仍旧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打破了祖制，南北同时开关，这完全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事，这才是后世人应该关注的大事。

千古奇冤熊廷弼

辽东问题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一个很棘手问题，辽东自古以来控制不易，也就是从宋代棉花技术引进后，有了穿棉衣的士兵才使得控制这一地区成为可能。明王朝控制辽东达200多年，已实属不易，但这是建立在东北少数民族虚弱的基础上，一旦有人统一了他们的各个部落，那么对方就会迅速强大起来，这时候要想继续控制辽东已不可能，最实际的办法是退到关内来，减少人力、物力的消耗。

事实证明，万历最大的优点是识人能力，当帝国在萨尔浒遭遇滑铁卢后，他知道熊廷弼是解决辽东问题最适当的人选，如果再给万历十年的时间，他是能够解决辽东问题。熊廷弼也意识到此刻的明军根本不是后金军的对手，那么现实的办法就是固守，实行坚壁清野策略，并派小股部队出边骚扰，以此削弱后金的力量。

所以当熊廷弼来到辽东后，努尔哈赤两次进攻沈阳都被击退，此后再也不敢动了。但熊廷弼脾气暴躁，好骂人，为此得罪了不少同僚，再加上举朝皆想迅速扑灭努尔哈赤，对熊廷弼一意固守的策略不理解，眼看熊廷弼几个月没动静，一些按奈不住的御史开始弹劾熊廷弼“一意坐守，空耗银饷”，而刚上台的天启虽然于军事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但是对于前线并不了解，尤其是对熊廷弼不了解。就这样，朱由校将熊廷弼罢免，换上袁应泰任辽东经略。

袁应泰主政辽东后开始放弃熊廷弼主守的战略，开始主攻，而且袁应泰治军不严，导致纪律涣散。天启元年，沈阳、辽阳相继陷落，袁应泰自杀，此刻，帝国在辽东只剩广宁可守。

事实上，在这种局面下，直接将辽东放弃即可，因为山海关的防守效率高，可以节约防守成本，但根本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天启大概也意识到辽东的陷落跟罢免熊廷弼有关，于是重新启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与此同时，又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

熊廷弼抵京后便提出三方布置策略：以广宁作为一路；山海关作为一路；登莱、天津的海路作为一路。天启同意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略，便让熊廷弼挂兵部尚书、左副都御史衔，驻山海关，经略辽东。由于王化贞在朝中有东林党支持，加上此时朝廷政策仍然是主攻，所以虽任命熊廷弼为经略，但实际上熊廷弼已被架空，辽东的局势完全由王化贞掌控，兵部尚书张鹤鸣和王化贞之间的奏疏来往完全绕过熊廷弼。

王化贞犯了跟袁应泰一样的毛病，那就是轻敌冒进，将兵力分散化布置，当金军进攻的时候不是凭城固守，而是把主力拉到外线去。天启二年正月，广宁失陷，王化贞随着逃亡的军士逃出了广宁城，此刻，整个辽东再也无险可守。逃到后方的王化贞见到熊廷弼，他请求和熊廷弼一起守宁远和前屯，但此时的熊廷弼却显得十分开心，因为经过近一年的争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熊廷弼也明白此时大局已经不可挽回，目前要做的就是将士兵和辽民尽皆迁入关内，将辽西变成一片焦土。

熊廷弼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朝廷上下还是奉行“保有疆土”的原则，熊廷弼如此主动将辽西放弃，自然和王化贞一起被下狱。本来朱由校对王化贞打算重判，对熊廷弼轻判，但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

东林党是支持王化贞的，但当他们看到广宁失陷完全是王化贞的责任的时候，他们便丢弃了王化贞，转而来保熊廷弼。而熊廷弼也让自己的家人给东林党人汪文言送钱，作为营救他出狱的活动经费，东林党的人收了这笔钱，这件事情在京城传的沸沸扬扬，人所尽知。也就是因为这个事，魏忠贤劝皇帝丢弃熊廷弼作为将来打击东林党的一颗棋子，只有将熊廷弼判死，才能将东林党往接受死囚贿赂上靠，此时的熊廷弼已经完全沦为党争的棋子。辽东局势已经无可挽回，熊廷弼冤屈与否已经不重要，为了获取更大的目的，这些政治家们什么都可以舍去。

天启二年四月，熊廷弼和王化贞一起被判死，但一直到天启五年，朱由校杀了杨涟等六人后，才将熊廷弼处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的皇帝和他的爪牙们从天启二年就已经开始了布局

明王朝跟历史上的所有王朝一样，它亡于财政破产，财政破产的原因好理解，无非是收的太少，另外，开支过大。

实际上明朝的灭亡在朱元璋时代就已经种下了，那种僵硬的低税率刚好够洪武时代的那种开支，因为那个时期运河还没有疏通，军屯又发展的很扎实，徭役是无偿的，当全国的田赋达到2700万担的时候，洪武皇帝就将它作为定额固定下来，从此，帝国的税赋就按这个数额收取，无论是新开垦的土地，还是增加的粮食产量都不作为新的田赋起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额的税额已经无法再满足帝国的开支。

从正统年间起军屯制就开始慢慢遭到破坏，中央财政不得不每年贴补各地的军需，而且这种补贴的金额到了后期越来越大；从永乐年间起，随着帝国的首都北移，大量的人员也移到了北方，这就需要每年都要将大批的粮食沿京杭运河运到北方，而这些每年都是巨大的花费；不断增多的太监、宫女、官僚、宗室亲王同样是巨大的开支；当一条鞭法的改革实施之后，对于力役的征用也要用白银支付；到了帝国的晚期，在极端气候以及僵硬的民族政策下，帝国的维稳费用也开始令人咂舌。

朱元璋既定下2700万担的定额税赋再想增加则十分困难，因为我们的帝国奉行的是儒家体制和洪武宪法，任何的增税都会遭到文官们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文官政治下，离开了官僚们则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这是其一；其二是那种强大的惯性横亘其中，就是那种阻碍变革的惯性，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当你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习惯一种体制的时候，任何的变革都会让你产生不适应的感觉，你就会奋起阻碍之，话说回来，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帝国选择什么样的体制都是经过正反两个方面长期的对比，一切自然有它的道理，轻易去变更或者只会使事情更糟糕。

在增税的困难性方面除了这两个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事实上，从明代中期开始，帝国的经济结构和从业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商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日益上升，商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日益上升，在稍稍晚些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这些都说明财富正从农业向商业转移，政府的征税目标也应该转向商业领域。但正像杜车别所描述的那样，士绅阶层出身的官员跟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领域成了不允许他人染指的禁脔，对农业增税还有商量的余地，对商业增税则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点在万历朝那种惊心动魄的矿税斗争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表现。
明王朝的主要特色，那么只能说到它的文官政治和儒家文化。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官政治？文官政治是依靠大量通过科举胜出的文人来进行政务的决策与执行，它所依靠的是程序，是一种文牍主义，一种任何人都必须遵循的程式，即使是皇帝也要遵循这套程序，这种文官政治尽可能减少一切不稳定因素，它杜绝了军阀割据、杜绝了外戚专权、杜绝了女人政治和宦官政治，但是他依然有着弊端，他削弱了君主的权力导致政治结构的不平衡，它推诿、扯皮、党争，这些都是帝国面临的必然选项，对于此，君主也是无可奈何，而且它还有着阻碍一切变革的惯性，帝国的决策也变得着眼于局部而非整体。虽然这样，文官政治还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优越的政治制度，对于此，我们无疑是要充分肯定和赞誉的。

除了文官政治外，还有它的儒家文化。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大国特点以及幅员的辽阔还有众多难以协调一致的人口都决定了依靠儒家道德是治国的最好方式。但帝国的儒家思想已经脱离了儒学的本来面目，无论是理学、心学都陷入了类似道学、禅学以心灵体验为主的诡辩境地，这点连西方的传教士都一眼看了出来，所以，他们引进的是注重身学的先秦儒家，而非提倡禅宗的理学、心学。这种儒教治国同样是双重的，它一方面有利于通过道德来对全社会起到一种纽带作用，另一方面它也跟法家思想一样让它的信奉者陷入一种桎梏当中，一种道德的桎梏。帝国所有违背儒家宪法的行为都为世俗所不容，所有人都深陷其中，当整个国家都被束缚手脚的时候，它就会显得步履蹒跚，最终会由于步履不稳而轰然倒下。

在此之外，领先西方200多年的明代启蒙思想也是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方面。这种启蒙思想是从正德年间开始由王艮传播的反对儒家等级的异端思想，由于它的创始人王艮是泰州人，所以这一学派被命名为泰州学派。泰州学派主张“百姓日用即道”，“人人皆可为君子”，“人人皆可为圣贤”，一切真理只存在于日常之中，只存在于世俗之中。

虽然孟子提出“以民为本”，但孟子的“以民为本”只是提倡君主行仁政、爱惜民力，并不承认底层民众有认知的权力，所以，这种思想是世界历史上真正的民本思想，所以从这一刻，自原始社会结束后，人与人平等的思想再次出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艮无疑是伟大的。但是在儒家等级仍旧森严的明朝社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民本思想呢？它难道真的是由王艮个人所带来的历史偏差吗？我想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此时的商品经济已经开始向社会底层渗透。这些底层民众也广泛参与到了商品经济中来，他们不再是不可知的群体，启蒙思想现象的背后所反映的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和市民阶层兴起之下，人们对于民主权利和男女平等的一种追求。正因为这样，在王艮开讲后有那么多凡夫俗子奔来，这个阶层也开始有了诉求，但这种诉求是经济层面的。

双峰政治”和“两点碰撞” 世界注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发端，到现在整整进行了 25 年。 在这 25 年中，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是滚滚的政治风雷。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左冲右突，扑朔迷离，局外人难以探寻其究竟。其实，只要抓住一条总的线索，就能把握其要领。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有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专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毛泽东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国未来的道路。

• 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 毛泽东逝世之前，江青等人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积极支持者。 粉碎“四人帮”，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力量大为削弱。我们要肯定粉碎“四人帮”给中国历史带来突破性的重大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1977 年 2 月，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度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 年 5 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年 5 月 1 日《人民日报》）。这表明，华国锋坚持第一种选择。
• 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急待解决的贫困和专制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经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的不懈斗争，“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国锋被迫下台。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李鑫、郭玉峰等“凡是派”也作鸟兽散。坚持第一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已经失败。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思想影响还存在，他们的影响附着在第二种选择之中，有时成为第二种选择的同盟军。 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 50 年代的路。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回到 50 年代。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只是“大跃进”搞坏了，
  以后又接着“四清”、“文革”，使得计划经济没有搞好的机会。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50 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没有划出一定的地盘让多种经营和小生产发展。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改革初期出版的《陈云文选》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 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回到 50 年代是不行的。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提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
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 80 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 90 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邓小平是这种主张的代表。l979 年 11 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但这段谈话一直到 13 年以后的 1992 年才公布。 第四种选择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我们称它为自由民主派。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主张，也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在改革初期，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当时主流人物中，
  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但是，在民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这种看法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国外，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转轨后的苏(联)东(欧)国家，这种看法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所以，第四种选择的思想，正是在改革年代一次又一次民主运动的思想源泉和群众基础。他们在支持第三种选择中寻找自己的表达空间，有时成为第三种选择的同盟军。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

在改革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后三种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来反对第一种力量，即粉碎“四人帮”和推倒“凡是派”。 “四人帮”己被粉碎，“凡是派”被赶出权力中心，第一种选择也就失去了可能。第四种选择的力量还处于边缘地位，对国家大事没有发言权。只能在发生学潮时表现其力量的存在。因此，政治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这两种力量都在权力中心，都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较多的支持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入，第四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即自由民主派)也在悄悄地发展。估计若干年后，可能走上前台，成为一种主流力量。与自由民主派尖锐对抗的第一种力量逐渐消退，而专制力量(新权威主义，新左派可能是这种力量的的维护者)则会与自由民主派抗衡。 这四种选择聚集了四种政治力量。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选择和以陈云为代表的第二种选择。

• 陈云是一位老革命家，在 1931 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 9 月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时，他已是政治局委员。1935 年，在长征路上他被派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1937 年 11 月同王明、康生等一起回到延安。在延安时代就负责组织工作，因而在干部队伍中有深厚的基础。建国之初，中央领导人排名为：毛、
  刘、周、朱、陈、林、邓。陈云的地位还在邓小平之上。建国后，每当经济出现挫折时，就让陈云出来收拾局面，毛泽东有“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说。在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时，他和周恩来同时被批。拥护周恩来的人大都也拥护陈云。在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在干部组织系统和高层干部中，陈云可以说是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由于他的深思、稳重、严谨、外柔内刚，得到了不少人的信任。他很少直接出面参与政治斗争，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
•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是一位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的人物。他敢作敢为，决策果断，号称“钢铁公司”，“四人帮”以后，是党内公认的领袖人物。他执掌军队，控制全局。由于他三起三落的政治经历，其地位不可动摇。 邓小平和陈云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谁也离不开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双峰状态。由于邓小平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山峰稍高一些。 邓小平和陈云风格不同。邓小平是铁腕人物，而陈云常以中庸取人。对用宫廷政变方式处理“四人帮”问题，众人拍手称快。陈云却说，这种方式“下不为例”。审判“四人帮”时，邓小平主张枪毙江青和张春桥，陈云说：“如果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六四” 以后，中顾委批判李锐、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四位老人，有人主张开除他们的党籍，陈云却保他们四人过了关。陈云从根本上是左的，但他用中庸之表包装左的内核。他和邓的斗争中，常以柔克刚。从积极方面看，在中国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双峰政治比一峰政治好。有陈云的制衡，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邓小平滥用权力。 有了这两个权力山峰，就会聚集两支队伍。邓小平的队伍中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习仲勋、李昌、周扬、乔石、项南、任仲夷、田纪云以及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干部。陈云的队伍中有李先念、
  宋任穷、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以及党国元老中若干人士。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两个权力山峰下的队伍称之为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陈云阵线也可以称为保守派，邓小平阵线也可以称为改革派。
• “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中性词．没有褒贬之意。 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有两点共识：* 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
• 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
• 1987 年，赵紫阳按邓小平的意思，把两条阵线的共识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把这个归纳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 “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
  不改变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这是一百多年前中国改革者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两个基本点，一个是要把过去几十年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物质刺激”作为目标来实现，要积极吸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 一个是要坚持共产党几十年的基本制度、基本立场和基本理论。这在实际工作中是很难协调的。不相容的两个基本点之间不可能不发生碰撞。
  • 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两个基本点的不断碰撞的过程。 在这“两个基本点”的旗帜下，聚集着两支队伍：一支队伍强调改革开放，一支队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前一支队伍基本上是邓小平阵线的人，后一支队伍基本是陈云阵线的人。如前所述，就改革开放而言，陈邓两个阵线有分歧(一个是计划经济，另一个是市场经济)。但这种分歧的斗争搅合在两个基本点的斗争之中。
    • 例如，陈云阵线在攻击邓小平阵线时，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邓小平阵线在攻击陈云阵线时，以“反对改革”作为武器。陈云阵线如果认为邓小平阵线某项改革走得太远，就拿起“姓资姓社”的武器来打击。 双峰政治下两个基本点的碰撞，就演化为两种势力的政治斗争。
    • 在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中。“凡是派”的残余势力支持陈云阵线；自由民主派支持邓小平阵线。当自由民主派的活动威胁到“四项基本原则” 时，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就联手对其实施打压。 对于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邓胡赵体制”，陈云阵线是格格不入的。
      可以不十分确切地说，“邓胡赵体制”和“陈云阵线”是中共十二大以后政治上明争暗斗的两端。最后还是“邓胡赵体制”被瓦解。在这一轮斗争中，陈云阵线取胜。邓小平阵线的失败以两个总书记落马为代价。
      1992 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是邓小平阵线取胜，陈云阵线失败，以放弃自己的选择目标为代价。 如前所述．贫困是毛泽东留下的难题之一。由此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就是改革开放，即经济自由化。然而，经济自由化的发动机一经开动，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就会提上日程。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只要经济自由而不要政治民主(先知人士是这样，如魏京生、任畹町等 70 年代末期的态度)；另一方面，从经济自由的运动逻辑来说．没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也难以进行下去。所以，经济改革越是深化，市场经济的本身会对政治民主提出强烈的要求(党内改革派是这样的，如安志文、杜润生等 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态度)。
• 因此，不管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党内改革派，都认为解决政治专制问题刻不容缓。这正是毛泽东留下的另一个难题。 就中国共产党最高层而言．无论是陈云阵线还是邓小平阵线，都不想搞彻底的政治改革。邓小平虽然多次讲过政治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之内。其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彻底政治改革的底牌就是改变一党专政，这必然伤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所以，著名自由主义学者于光远说过：“想要共产党搞政治改革是与虎谋皮。” 因此，在解决专制问题上，中国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要求政治民主化，一条战线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就变成了一条战线—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不仅和自由民主派，而且和一切要求民主化的中国人成了对立面。对立双方，一方拥有强大的暴力，另一方只有日益强烈、不可违抗的民意。今后的“两点碰撞”不再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碰撞，而是专制和民主的碰撞。这是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
  它比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更具有刚性、更为激烈。
  1989 年春的北京风波就是一次演练。今后这方面的斗争会不会酿成更大规模的流血，取决于斗争双方的政治智慧。
  周期性和无序性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具有周期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不仅仅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保证这个利益集团最根本的一条。
  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核心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中国的改革是在现有的制度的框架之内的自我完善。这就要处理好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既要使改革进行得比较到位，又要不伤害原有的制度。这好像是病人自己给自己做手术，既要切除病灶，
  又不能有剧烈的疼痛。在改革实践中，这是一个两难悖论：既要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先进制度，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既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又不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中国这场改革的领导者就会出现一种矛盾态度。他既然骑上了改革这头烈马，就很难半途下来。他要扬鞭策马前进，又要勒住缰绳，不要让马越过边界。这种矛盾表现在“两个基本点”之中。一旦改革的烈马践踏了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就很警觉，陈云阵线也会出来有所动作，或者以向邓小平送材料、加压力的方式让邓小平采取措施；一旦这种纠偏措施危及改革烈马的健康和生命，邓小平阵线就要限制保守派的行为，同时对改革的烈马加以激励。改革的掌舵人邓小平不得不根据形势的需要，一会儿强调这个“基本点”，一会儿强调另一个“基本点”。所以，局外人看来，邓小平“左右摇摆”、“反复无常”。由此，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就表现为周期性。一次又一次地起伏，一次又一次地反复。 对这种政治斗争的周期性，邓力群曾说过一句话：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这种说法粗略地接近实际。
  • 请看第一轮：1976—1977 双年是 1976 年，粉碎了“四人帮”，单年是 1977 年．提出了“两个凡是”。
  • 第二轮：1978—1979 双年是 l978 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被批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期间，有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

  • 单年是 1979 年。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西单墙被取缔，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抓。
    

  • 第三轮：1980—1981 双年是 1980 年。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一些激进的改革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自由派人士的文章。
  • 单年是 1981 年．从 1980 年 12 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陈云阵线开始反攻，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接受了“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 24 字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的材料，按照对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 文艺上开展对《苦恋》等一批文艺作品的批判。
  • 第四轮：1982—1983 年 双年是 1982 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一些“凡是派”人物失去了位置，一批坚持改革的人物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上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知识界又活跃起来。《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发表的《社会主义异化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
    这些文章如电光石火，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单年是 1983 年。批判“异化论”，“清除精神污染”。经济上批判刘国光的“指导性计划”。左派人士发表文章，保卫“指令性计划”，批评“指导性计划”。
• 第五轮：1984—1985。 双年是 1984。春节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提出“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3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沿海 14 个城市，10 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 单年是 1985。7月29 日，陈云在全国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强调“要同一切违反共产士义理想和道德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9 月 23 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醒与会者：“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 这一年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位是福建的项南，另一位是海南的雷宇。
• 第六轮：1986—1987。 双年是 1986。邓小平再次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春夏间，政治改革的舆论形成高潮。白由派知识分子活跃一时。12 月，全国各地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单年是 1987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落马。左派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被开除党籍． 第七轮：1988—1989。 前几轮斗争周期太短。双方的力量没有得到足够的释放就转向，因此双方的能量都有较多的积累。一旦重新爆发，其强烈程度非前几轮斗争所能比拟。
• 双年是 l988。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自由民主人士到处发表演讲。他们含蓄地或大胆地批评共产党，批评现行制度。有些知识分子发起了争取民主的签名活动。
• 单年是 1989 年。北京戒严，“六四”镇压，左派极端活跃。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1992 年。其中“反和平演变”几乎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个中心”几乎变为“两个中心”。 在这以后，不再是一年又一年的轮回了。
• 从 1989 到 1991 年持续三年的左派反攻以后，1992 年邓小平南巡，接着按南巡基调召开了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
  • 1992 年 6 月 21 日李先念逝世，同年 9 月 28 日胡乔木逝世，1993 年 3 月 21 日王震逝世，1994 年 12 月 11 日姚依林逝世。陈云阵线失去了几位重量级人物，势力大减。1995 年 4 月 10 日陈云逝世。逝世前 8 个月，即 1994 年 8 月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邓小平于 1997 年 2 月 20 日逝世，在 1994 年以后因身体原因就不管国家大事了。邓陈的斗争到 1994 年就已结束。
  • 中国的双峰政治结束后，就进入了后邓小平时代。
  • 后邓时代从 1994 年开始．结束后邓时代的主要标志是：重新作出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将是中共第三个这样的决议)，对邓小平的功过给以客观评价，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对 1989 年的北京风波给以公正的结论。整个江泽民执政时期、胡锦涛执政后若干年内，都属于后邓时代。 后邓小平时代有几个特点：

  •  第一，还是沿着邓小平所规定的路线，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
    

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引入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从而软化了“四项基本原则”。

• 第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还在继续，但改革不是像当初那样，由怀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家推动．而是由 20 多年来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
• 第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经济放在重要位置，但人们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人们既享受邓小平时代的繁荣，也承受着诸如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的折磨。
• 第四，中国更加融入世界，自从成为 WTO 成员国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来自国外的思想，以更大的力度涤荡着中国的历史积淀，更多的人类文明的成果进入中国。当然，中国也更容易受到世界风潮的侵蚀。 第五，真理的旗手已经从执政者转向民间及其代言的知识分子。
  官方意识形态不仅已经丧失了神圣性，也在相当深的程度上丧失了可信性。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在对知识分子实行打压时理不直，气不壮，他们的打压指令常常用口头传达，而不用正式文件。对一些良知末泯的执行者来说，他们做的只是一种应付上级的职业行为。“极权主义的原动力已经衰竭”，“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在这一点上，后邓小平时代类似于哈维尔说的“后期极权主义”。
• 第六，从强人政治转向了常人政治。最高执政者再不是战争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而是靠机遇、性格、才能、品质走入最高层的普通人。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推动下作为。他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对社会现实需要的判断，决定于对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方向的判断。判断对了，他就可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判断错误，他就会成为时代的弃儿。 在后邓小平时代．由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政治体制还没有改变，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日益尖锐，民主化的要求日益紧迫。后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光谱和邓小平时代有所不同，能量最强的邓区和陈区已经合并，成为权力中心。最左端的是专制主义，最右端的是自由主义者。在两极之间是广阔的中间地带。由于中国的民主问题还没有解决，权力中心在光谱上是偏向左边的。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除了具有周期性以外，还具有无序性。 前面谈到，由于改革的目标不同，因而有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实际上，所谓“两个阵线”，只是一个模糊的划分，界线既不严格，也不清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一条纪律：党内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搞“非组织活动”。所以，我说的“两条阵线”或“两支队伍”，
  只是政治倾向上的一致，没有组织上的结盟，没有公开的派系活动，
  至于背后串联、沟通及其它活动，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 由于两个阵线不能组成合法的党派，不能公开、透明地进行合法斗争，他们的斗争只能以非程序、非法律方式进行。 邓小平、陈云两人对中国改革的目标意见不一，他们总是“谈不拢”。邓小平为了摆脱陈云的掣肘，不开常委会（胡耀邦说：“常委会很少开。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

邓小平有什么想法直接找胡耀邦、赵紫阳谈，让他们去执行。陈云想开常委会，是希望有说话的地方。(赵紫阳同本书作者的谈话。见附录)。不开常委会，陈云有话无处说，只有通过他周围的人以种种形式向邓小平下面的人施加压力，挑起斗争。 由于邓陈两人既不能向公众挑明他们的分歧，进行有程序的合法竞争，让广大群众作出选择，又不能以常委会的形式，通过民主讨论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识，从而付诸执行，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后果：

一是两种力量在暗中相互掣肘，使得某些改革政策左右摇摆，某些改革进展困难，贻误了时机；二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在十分因难又十分危险的条件下工作。他们处在“一仆二主”的尴尬境地，两方面相互矛盾的看法都得听取，两方面都不能得罪。两位总书记不合乎法律程序下台，政治斗争缺乏程序是一个原因。

意识形态的斗争

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从批评“两个凡是”到真理标准讨论，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在经济改革领域，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是改革进与退的焦点。如搞商品经济还是搞产品经济，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允许不允许搞私营经济，搞不搞经济特区，都有意识形态防守与突破。
为什么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如此突出?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她的最终目标足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近期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对这些，她千百次地向中国人民承诺，而且写进了历届党章。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她的这一诺言，这是她领导地位合法性的理论根基。所以，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就必须坚持原有的意识形态，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要改革开放，就必须突破马克思主义某些根本性的教义。 本来，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战线就应当有这样一种责任：既要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作出诠释，又要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武器。但是，由于这两项任务是相互矛盾的，题目本身是无解的，没有人能够找到两者兼备的答案。既然选定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的理论只能来自西方现成的市场经济理论。
众所周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势同水火的。这样，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势必要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 改革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改革前一样，依旧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条。这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也是其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落实这一条，就成了意识形态战线的职责。所以，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们，就成了原有意识形态的守护神。既然原有的意识形态是市场取向改革的障碍，那么，这些意识形态的守护神们，很自然地就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成为改革年代的保守派。
从共产党国家的传统来看，意识形态执掌者总是处于日丹诺夫的地位。他们对西方意识形态有着强烈的排斥。对国内的文化进行严格的控制，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和迫害(注：日丹诺夫是上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他的指导方针是在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不断地进行批判斗争，不允许自由研究和自由讨论，动不动就将学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迫害。日丹诺夫虽然于 1948 年去世，但他的影响深远。）有人说康生是中国的日丹诺夫，康生死后，胡乔木、邓力群就继承其地位。日丹诺夫主义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也是极权制度的工具。 因此．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和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件具有法律效能的武器，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又具有政治优势和话语优势。当他们抡起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棒时，
改革派知识分子不是纷纷落马，就是望风而逃。然而，从中国改革整个过程来说，中国改革每一次突破，都是对原有的意识形态的突破，
对原有价值体系的突破，由于新的价值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每一次突破，都增加一分彷徨，增加一分信仰危机。信仰危机又为卫道者提供了攻击改革者的借口。卫道者的每一次进攻又暴露了原有理论体系的残缺，又为下一次思想解放和改革的突破创造了条件。实际上，原有的价值体系大厦业已崩溃，那些希望保持教义“纯洁”的人，只能处于抱残守缺的地位。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是以胡乔木、邓力群为首的一群人。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宣传。文革中被打倒，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后，让他负责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1976 年月 12 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胡乔木向“四人帮” 上书，揭发邓小平十四条，受到“四人帮”的通报表扬。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宽恕了他，还说胡乔木揭发的基本是事实。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乔木增补为中央委员，十一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书记处书记。不过，邓小平只把他当“笔杆子”使用。在 1975 年邓小平二次出山时邓力群曾是邓小平的智囊之一，当时他把邓小平的思想归纳成一篇重要文章《论三项指示为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这篇文章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他没有把责任推给部小平，自己承担起来。1979 年他发表过同意搞商品经济的文章，后来经过反复权衡，改变了看法，反而批评商品经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里，他们两人都是中央委员，胡乔木则是政治局委员，邓力群是书记处书记。他们两人下面还有一大批追随者。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掌握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裁判权，控制着新闻出版和社会科学研究。

由于他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维护，对于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不可或缺，他们和党内的元老们息息相通。他们从陈云等党国元老那里得到权力资源，也听从陈云等元老们的意见。他们或直接向邓小平“左耳”写报告、送材料，鼓动邓的“左手”打击改革派知识分子，或通过影响元老进而影响邓小平的政策走向。但是，他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维护的过分行为，又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邓小平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 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其激进的一翼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对专制政治有着深刻的批判，

对民主、自由有着急切的渴望。一些希望尽快改变中国面貌的人同情和支持他们。党内民主派是他们的亲近力量，中国的改革为他们提供了有限的活动空间，他们的活动又将中国的改革推向深入。他们对企业、对青年、对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可以通过党内民主派来影响权力中心的政策走向。但是，他们的活动有着解构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的危险，有可能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作“金箍”套在他们的脑袋上。不同的时期邓小平念出不同的“紧箍咒”：“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等等。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和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是两支对立的队伍。 对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权力中心来说，这两支队伍都是不可缺少的。
权力中心需要保守派捍卫意识形态，从而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权力中心也需要自由派推动改革开放，从而为共产党创造更长远的生命力。只有邓小平能驾驭和利用这两支队伍，他像一位高明的钢琴师，一会儿敲击左键，一会儿敲打右键。当自由主义者的行为治权力中心失去了更多人的信任，中间地带的广大群众对政治中心十分不满，他们将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利益的政治倾向，向两个极端聚集。
这时，政治权力中心除了手中掌握的军队以外，很难调动其它资源来解救社会危机。

自我封闭，还是走向世界?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苏联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个虚构的理论，还加上了毛泽东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指导思想，扩军备战，与发达国家冷战对峙。虽然中国还很穷，但还不遗余力地输出革命，给不发达国家“无私地援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又反对前苏联的“修正主义”。毛泽东高举“反帝反修”的两面旗帜，使中国和世界隔绝。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而是双方互动的结果。 1972 年，虽然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对付苏联的威胁，为了打“美国牌”，是“以夷制夷”的策略。他这种国际斗争的权力游戏和后来的对外开放有着不同的含义。“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虽然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但在人们中造成了“谈洋色变”的心理。这种恐惧心理直到改革之初还没有消除。 在 80 年代初，还有一些单位把和外商的经贸谈判当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级斗争”，在谈判桌上设“前线政委”。这样的谈判成功率当然很低。一些引进国外技术的工厂，把来厂履行合同的外国专家当成“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用阶级斗争观念来对待他们。职工不敢单独接近这些外国专家，怕被人说成“里通外国”。所以，这些单位和外国专家的关系十分紧张，常常影响工程进展。1980 年 6 月，我到天津化纤厂采访。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批准的大型引进项目，
我采访时正是施工高潮，有不少外国专家在这里工作。我发现这个厂和其它单位不一样。厂党委明确向职工指出，外国专家不是“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而是“受雇于外国资本家的劳动者”。鼓励职工和外国专家交朋友，虚心做外国专家的学生。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经验。我很快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胡耀邦看到后立即批给有关部门，他写道：“这样的经验应当采取有效的办法使有外国专家的单位都能掌握。”7 月中旬，国务院为推广这个经验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将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下发全国所有各单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为贯彻这个文件，都召开了专门会议。 尽管中央做了很多工作，报刊也为树立开放观念进行了大量宣传，但是，人们的封闭观念还是难以打破。 1982 年，我到中外合作开发的渤海油田采访，看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例如，在外方工作人员每天上班都要经过的路旁，有一块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超越”的中英文双语界牌。为此，外国人每天要绕行 10 多公里路程。海洋石油局请求有关部门把界牌移动一下，有关部门回答说：
“这块牌子是 1953 年中央军委定的，要移动得找中央军委批准。” 石油勘探需要测量人工地震的回波，要在海边建立电台，有关部门出面制止，理由是怕外国人搞“特务活动”。9 月 16 日，我发出了一篇《外国专家在渤海油田遇到的难题》的调查报告。胡耀邦当天就作长篇批示： 这个材料反映了一些荒唐事，看了以后真是使人又气又好笑。现在全党都同意开创新局面，要提高经济效益，如果不重创这些可恶的东西，新局面如何开创得出来?效益怎么能提高?几年来，我深感我们许多规定、做法，不适应开创新局面的需要，加上某些人根本不是为了搞社会主义，而是妨害社会主义，这些问题要下决心，有多少，扫多少。否则，一切都会流于空谈。 4 天以后，赵紫阳也作了批示，并对解决海洋石油开发中的各种涉外问题作了安排。10 月，国务院召集了十几个有关部门在北京开了 5 天会，研究解决这篇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文件指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原则，其它对外开放的单位可以参照办理。 围绕对外开放开展的政治斗争是全面的，仅从广东就可以看到其复杂和激烈的程度。

• 1978 年盛夏，污浊的深圳河畔酷热难熬。 建国以来第二次偷渡浪潮正在这里出现。第一次偷渡浪潮是1962 年，那时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引致的饥饿，人们被迫逃到香港寻找生路。这一次偷渡浪潮比上一次更加汹涌，人们成群结队地躲过边境哨所严密的监视，穿过双层密实的铁丝网，不顾死活地逃向香港。下面是我的采访本上的记载： 据宝安县反映，1978 年 1 月到 11 月 20 日止，全县共外逃 1.38 万人，逃出 7037 人。其中 8 月份以后外逃的 1 万多人，逃出 5400 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 121 人，党员 29 人，团员 161 人。 这一年，据有关方面的不完全统计，在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 4.6 万多人，仅沙头角一个小镇就逃出 2500 多人。 有的外逃者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不顾深圳湾的惊涛骇浪，用气枕连起来做成小船，用球拍子划向对岸，其中不少人被海浪吞没。在80 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 400 多具偷渡者的尸骨。
  还有的人选定梧桐山作为逃港路线。一位成功的偷渡者事后写下了这条路线的情况： 梧桐山海拔 998 米，高峻挺拔，山道崎岖，荒草萋萋，成为港九的天然屏障。由于山高坡陡，攀越艰难，这里的边防线相对较松，也就成为偷渡者冒险之地。山的两侧各有一道铁丝网，有边防部队和民兵巡逻，狼狗开道。越境者一旦被发现，轻者遣送回原籍，重者当场丢命。梧桐山的山上山下，不知留下了多少偷渡者的白骨。在这虚幻迷离的深山里，这些死者中有摔死的、有饿死的、也有被同伴害死的。
  为了争夺最后一点余粮，偷渡者常常在这里自相残杀。(庄永竟：《洋参丸大王自传》，第 60 页) 1978 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都在这里等待外逃的机会。
  有关部门为了防止人们在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政府向人们发饼干、做工作，买来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满身污秽；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 为什么 1978 年外逃的人这么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边的经济差距太大了。这边劳动一天只有几角钱，香港一个打零工的，一个月可得 2000 多元。宝安县大鹏公社西贡生产队林美兴逃到香港第三天就寄回 3000 元港币。不过，当时还有一个诱导因素，这就是当时对“侨汇”的优惠政策。侨汇，即华侨汇回来的外币，换算成人民币称为“侨汇人民币”。外逃香港人员寄回来的港币也享受同样的优惠，
  每 100 元侨汇人民币可以优待购买 30 元市场上十分短缺的“统销” 商品。宝安县大鹏公社水头大队萧全珍 7 月份收到了 9000 元侨汇商品供应证。8 月 10 日用 4500 元买了 450 公斤粮食，33.5 公斤花生油和一批建筑材料。这使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深圳来解决偷渡问题。他在干部会上说：“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一位党支部书记马上站起来反对：
  “我们这边整年没日没夜地劳动，还是没吃没穿；逃到那边去的人，
  只干一年就什么都有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那里?你是高级干部，
  请你解释这个问题。”习仲勋说：“你受党的教育多年，连社会主义都不理解，我撤你的职!”这位支部书记很硬气：“我不用你撤职，我现在就不干!”习仲勋是一位十分务实的高级干部，会后，他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第二天就在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习仲勋知道，深圳河两边差距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是那边能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这边统得太死。这不能责怪基层干部，只怪我们政策不灵活。如果不采取特殊政策，两边的差距还要拉大。
  参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回来以后，1979 年 1 月 8 日到25 日，习仲勋就召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后，省委领导人分头到下面调查研究。调研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此后，习仲勋和吴南生向当时在广东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剑英听了十分赞成，并让广东省委快些向中央汇报。 1979 年 4 月，中央在北京听取广东省委的汇报。习仲勋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是中共西北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凭他的革命资历和在党内的地位，他是敢说话的。他直截了当地对华国锋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华国锋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得多给点自主权，类似联邦制。否则，广东就很难搞好。”华国锋回答说：“不要搞联邦了，给广东放点权吧!” 习仲勋进一步提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工厂，也允许外国厂商来投资办厂，或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企业等。” 静心倾听的邓小平插话说：“这个想法不错嘛!”说着，他示意习仲勋继续讲下去。 邓小平早就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在这里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探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
  在哪里试验呢?从习仲勋的汇报中，他想到了深圳。 散会以后，邓小平和习仲勋交谈。把深圳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这块地方叫什么呢?邓小平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习仲勋认为这个名字好。 邓小平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大政方针一定，谷牧就率领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飞往广东、福建，具体落实。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返京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79】50 号文件。 50 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但是，对外开放不是一帆风顺。80 年代初，国门打开以后，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出现了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最突出的是走私。
  当时没有想到走私是高额关税造成的，而当作阶级斗争的表现。 1981 年，海丰走私猖獗。大量洋货通过各种方式走私进来。这么多走私洋货怎么办?省里廉价买下来了，再卖出去，得到的利润交给地方财政。广东省就背上了走私贩私的罪名。广东出口，超计划部分的利润全部留给省里，这样，广东外贸部门就可以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出口商品，外省的出口货源大量流进广东。各省意见很大。关闭了几十年的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未免泥沙俱下。在广东、福建两省，
  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一下子泛滥起来，引起了国人震惊。 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有恐外、排外思想的人找到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实，他们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中共中央也不得不采取措施。 先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广东进行检查。接着中央把广东的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三次召进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广东的领导干部面对面地交谈。福建省委领导人也被召进了北京。1982 年 2 月 21 日到 23 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
  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有关部门和两省省委负责人共 68 人出席了会议，重点讨论了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 这个文件指出：“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已有等严重违法活动，已经比 1952 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各种恶性刑事犯罪案件增加。少数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出逃叛国现象。” 以后的事实证明，及时指出这些问题，并采取打击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文件对减少对外开放中的犯罪活动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人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改革开放，因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
  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老路上去。即不去努力建立市场法规，反而强化计划经济的审批权，因而权钱交易的现象反而日益严重。 胡乔木在两省座谈会上的一个插话中强调：“我认为，对反走私贩私的活动不能孤立地看。应该看成是我们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
  文化上面临着一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胡乔木的这些话使得处于开放前沿的干部感到十分紧张。10 多年后，广东省一位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
  “当时听到这段话，我感到背心发凉。” 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 一、必须充分认识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一定要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斗争中，做坚定的、清醒的、
  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正确掌握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把打击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必须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 如何“促进对外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文件中最能落到实处的措施是： 根据广东情况，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 (1)加强计划管理，坚持综合平衡，把一切重要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

• (2)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领导，除经国家批准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

• (3)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物价。

• 办法是，一是逐步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比重。二是制止滥发奖金。三是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
  (4)大力整顿党风，严肃党纪。 看来，所谓健康发展，除了整顿党风等以外，主要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办法上去。而党风，党纪也是实现前 3 条的组织保证。 如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文件中转述了陈云的一段话：
  “今年春节，陈云同志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分子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陈云这段话是 1982 年春节讲的。 使广东人感到更大的压力是，这个文件有一个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解释说：“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
  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胡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搞特区的地方，
  很有教育意义。”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这就使人们把经济特区和过去的租界联系起来了。 10 多年后的 1998 年春，本书作者就这次两省会议访问了任仲夷。
  这时他已离休在家。 他对本书作者说，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胡耀邦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两省会议以后，书记处向政治局常委作了一个汇报。我想把汇报时常委的意见向你谈一下。我本想到广州亲自和你谈，因为太忙，很难离开，所以请你和刘田夫到北京来一趟。” 任仲夷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和省长刘田夫一起飞到北京。胡耀邦和赵紫阳同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胡耀邦对任仲夷说：“你给政治局写一个检查好吗?” 任仲夷想：“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工作上当然不会一点缺点也没有，写个检查当然是可以的。”他连夜写了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是他到广东以后注意了搞活，在加强管理方面注意少了，今后要注意加强管理等等。 任仲夷等从北京回来后，两省会议的文件就发下来了。在省委讨论之前，他把谋士们找去，让他们就如何贯彻这个文件发表意见。大家谈了一整天，他静静地听了一整天，一言不发。最后说：“谢谢，散会。” 为了贯彻这个文件，广东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任仲夷说：“中央指出广东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不同程度地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坚决拥护。回去后要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搞运动，不分任务。我们坚决反对走私贩私，坚决打击经济犯罪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我们坚持排污不排外。过去出的问题由省委负责。省委由我任仲夷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第一书记。
  下面没有责任。”任仲夷在总结报告中还把原来提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改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常务副省长主张搞若干个治理整顿的文件，并提名让省政府副秘书长王琢牵头来办，一共搞了七八个文件。如果执行这些文件，很多东西都要退回去。这些文件上面看了很高兴，但对广东干部来说，有任仲夷的话在先，在执行中把这些文件不当回事。南海县委书记梁广大坚决不走回头路。广东取消了鸡的“派购”，要不要恢复“统购派购”?有人说：“鸡的‘派购’必须恢复。不恢复解放军战士哪有平价鸡吃?”梁广大说：“我办个养鸡场。‘派购’的鸡我全包了。” 在贯彻中央这个文件时，对广东的供销人员压力最大。当时外地几乎天天有人到南海抓供销人员。梁广大对来人说：“你把材料放下，我们也是一级政权，有问题我们自己依法处理。”梁广大还专门召开供销人员大会，奖励有贡献的供销人员，指出供销人员在发展南海经济中立了大功。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就有人把这问题归咎于改革，从而使改革走回头路。广东这次也有这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事后有人说，这一次如果不是任仲夷稳住阵脚，不是有像梁广大这样一批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干部顶着，广东的改革开放就要遭受很大挫折。 不管怎样，这次事件给广东的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在社会上的确有一些对广东不利的舆论。

• 1983 年，在六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采访了当时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我直率地向他转述了社会上对广东的一些看法。梁灵光说：“有人把经济犯罪和对外开放联系起来，这是不公道的。当然，对外开放以后，对管理要求更高一些。”他当时向我介绍，由于加强了管理，广州现在社会秩序较好。
  广州市每年春节除夕前都有花市活动，通常有一两百万人走上街头。过去这样的活动难免要出些事，而这两年的花市秩序很好。他还对我说：“不信，请你去广州看看!”第二天，我以他这句话为标题发了一篇访问记。 为了对外开放，当年邓小平派了两位思想解放的干部分赴两省，
  一个是任仲夷，任广东省委书记，一个是项南，任福建省委书记。他们两人上任以后，陈云阵线一直盯着他们，从而酿成批评两省的专门会议。他们两人这次算是过了关，但陈云阵线并没行放过他们。后来他们抓住了“晋江假药案”大兴问罪之师。其实，那时的所谓假药就是银耳加白糖。胡耀邦建议让项南再留任一届，有人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罢了项南的官。这是后话。 为了挽回两省会议文件对开放的负面影响，1984 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他全面肯定特区的成绩。他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大力支持和肯定广东的改革开放。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他建议增加开放城市。这无疑是对特区政策的指摘和怀疑的明确回答。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以后，就和几个中央领导人谈话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
  而是放。”他不顾陈云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说：“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这样，就出现了沿海 14 个开放城市。 1987 年 6 月 12 日，邓小平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我们正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特区。”1987 年，正在筹建中的海南省委和省政府与香港“熊谷组”达成口头协议，由“熊谷组” 承包开发 32 平方公里的洋浦，建立自由贸易区。1988 年 1 月 17 日，
  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率国家有关部门到海南进行了考察论证。田纪云和正在筹建中的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与“熊谷组”董事长于元平达成共识，确定了洋浦整体开发的总体方案。这个方案既给予开发者自主经营权，又保证了中国的主权完整。保守派针锋相对，就在田纪云到海南考察之后，政协主席李先念派出的全国政协工作组也到了海南。田纪云前面走，他们后面到；田纪云看什么、研究什么，
  他们就看什么、研究什么。但他们的结论是：洋浦开发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的租界地。

• 全国政协工作组按他们的调查结论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写了报告。这样，田纪云主持搞的开发方案被搁置起来，还传出了“丧权辱国”的咒骂声。 今日的世界，经济活动是跨越国界的。只有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才能实现高效率；只有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才能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另一个角度看，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也不是那么容易。第一，为保证本国居民的就业率，不能把市场全部让给外国商品。市场就是就业机会，商品出口就是变相的劳动力出口。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最怕失去市场。第二，与前一个问题相关的是，为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不能将全部市场让给外国商品。民族工业关系到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就有两种贸易壁垒—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自由贸易和贸易壁垒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总的趋势是自由度越来越大，贸易壁垒越来越小。1947 年成立关贸总协议时，中国是缔约国之一。1994 年关贸总协议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即 WTO。 1986 年，中国提出了恢复关贸总协议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同时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支持的和反对的。以后，这两种态度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支持和反对的主要原因除了对中国加入 WTO 以后的利弊的评估不同，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很多研究机构进行了大量的加入 WTO 的利弊研究。他们一个一个行业地分析损益，一个一个地区权衡利弊。研究者出版的分析成果汗牛充栋．但还是两种态度：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者认为利大于弊，
  反对者认为弊大于利。 反对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他为此写了一本专著，名日《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年，北京）。这本书强烈批评“市场浪漫主义”，认为 WTO 是经济强国拆除经济弱国自我保护屏障的战略工具。跨国公司不是激活中国经济的“鲶鱼”，而是吞并中国企业的“鲨鱼”。WTO 规定的幼稚工业保护期实际是死缓期。美国企图在全球化的旗帜下让各国把经济主权交给由它操纵的各类全球经济组织，这样，美国将成为各国的中央政府，这就是淘汰各国政府，实现美国赢家通吃的美梦。韩德强警告说：如果听任“市场浪漫主义”，中国经济未及起飞，就可能先被击毁在跑道上。

作为经济弱国的中国，可能会成为经济强国的食物。 虽然反对的声音很强烈，但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利大于弊。中央政府持利大于弊的看法。中国政府一直是积极争取尽快加入 WTO 的。
自 1986 年以来，中国参加了数十次多边工作组会议，进行了数百场双边谈判。人们通常把这个漫长的过程以 1993 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 1993 年以前，参加谈判的中国代表团感到最大的困难是，既不承认中国搞市场经济，又要说明中国是能够履行 WTO 那一套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为了向别人说清这个不可能说清的问题，
  整整花了六年时间。一直到邓小平讲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团 1993 年才痛痛快快地宣布，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1993 年后主要是在开放的范围、条件、速度等方面不断地讨价还价，无非是利益的博弈。能否得到更多的利益不是决定于主观愿望，而是自己的谈判实力地位。由于中国的发展程度较低，谈判地位不是很有利的。要完全按国际贸易原则办事，中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但是，中国尽可能缩短这个过程。一边谈判，一边创造加入 WTO 的条件。进入 90 年代，

中国在开放贸易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关税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逐渐减少。 从 1986 年开始，经过 15 年漫长的谈判，中国终于在 2001 年 12 月 11 日正式成为 WTO 的成员。 加入 WTO，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从政策层面向制度层面转变。 加入 WTO，意味着中国全面接受了世界贸易规则。
加入 WTO，意味着国际社会将用世界通行的规则来约束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行为。 此时，十多年的恐惧和期盼变成了现实。 从入世后不久的实践来看，当初的有些恐惧是多余的。例如，加入 WTO 以前，利弊分析者认为，由于中国商品竞争力不如发达国家，
头几年出口会大幅度下降。但是，入世第二年的 2002 年，中国的出口总额比上一年增长了 24.7%，顺差比上一年增长了 34.7%。又如，
不少利弊分析者认为，加入 WTO 以后，中国的汽车工业可能全军覆没，
但是，2002 年中国的汽车产销达 320 万辆，比上一年增长 86 万辆。
媒体用“火爆”、“井喷”、“春风得意”、“春光满面”来描述这一年的中国汽车业。 这时人们才发现，过去看轻了中国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国劳动力平均成本只相当于欧洲国家的十分之一，只有美国的五十分之一。过去这种优势被关在国门之内，“养在深闺人未识”。加入 WTO 以后，
这个优势才在国际比较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1983 年 8 月 20 日，胡乔木给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写了一封信，信文如下：

• 一、文化系统有几位演员表演得很不象样，要适当批评，还应重一些。有奖无惩难以治天下。

• 二、文物部门外行领导，急功近利，考古界甚为不满。挖掘草率，
  保管不善。

• 三、出版方面领导太弱，对西方现代派思想横流，负有很大责任。 1983 年 8 月 27 日，胡乔木在《李大维：祖国统一 3 点建议》材料上批示： 建议切中时弊。 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宣传，建议中央加以控制(不是封锁，现在是泛滥成灾)。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宣传(与其让美国中宣部向各单位传达了胡乔木这个讲话。胡绩伟对胡乔木的批评不服。2 月 8 日，胡绩伟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作了一番辩解以后说：“事情过了一年多，你却把这种观点说成是‘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把它列入反对四项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内，进行这样严厉的指责，我觉得是不适当的。”信发出去以后没有回音，胡绩伟又写了一篇题为《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把表述改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1982 年 2 月 4 日，将此文寄给胡乔木，并附一封信。
  3 月 26 日，胡乔木回信，否定了胡绩伟这篇文章，说“不要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包治百病的药方”。 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没有完。
  1983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编发了关于胡绩伟的错误观点的材料。“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是批判的靶子。这个材料的按语说：“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有些同志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因而在新闻理论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是非不清、思想混乱的状况。其中，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胡绩伟知道自己已被内定为大批判对象，时年已到 66 岁，也是出于是拥护中央 65 岁退职的号召，1983 年 10 月，他向中央提出了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的请求。他想，与其受批判后下台，不如主动退下来。 1983 年 10 月 28 日，胡乔木受书记处的委托召开会议，正式宣涨落—波起云涌的 1986 年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斗争也逐步深化。

• 1986 年的反自由化斗争，比清除精神污染的规模、声势和影响要大得多。当时出现的形势有如耗散结构论中的“涨落”。在耗散结构论中，“涨落”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这里不便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只能给出一个大体的意思：所谓“涨落”，是一种能量运动的过程和方式，它使系统达到了一种远离平衡的状态，系统内可能由渐变发展为剧变。

• 1986 年，政治能量已经到了很活跃的程度，其运动已经十分激烈，
  出现了剧变的可能性。 第一节 1984—1986：政治波澜起伏 1984 年，是中国改革大步迈进的一年。其标志之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过去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 写进了决议；二是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对外开放有突破性进展。

• 1985 年，改革中两个失误使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是海南汽车走私事件，使改革大将雷宇失去了海南特别行政区最高长官的职务；二是福建省的晋江假药案，使改革大将项南失去了省委书记的职务。

• 1985 年 9 月是多事之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二届四中全会；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次规模不大不小的学潮。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 9 月 18 日到 23 日召开的。这次大会的名称前面既没有届，也没有次，在党史上也没有突出的记载。在这次大会之前的两天，召开了十二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后的第一天又召开了十二届五中全会。 究竟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呢?这次党代会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计划的建议》；邓小平讲话强调改革，也强调四项基本原则。陈云讲话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有计划，按比例”。二是讨论了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到“十三大”他全退；会议中间正发生学潮，所以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即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985 年 9 月，是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这一年，中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额比上一年增长 40 多亿美元，达 164.4 亿美元，其中进口额 108.3 亿美元，出口额 56.1 亿美元。逆差 52.2 亿美元。由于中国经济技术长期落后，信息不灵，再加上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作风，一些日本商人乘机向中国倾销了一批过时淘汰的设备和劣质商品。这些情况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流传最广的是上海宝钢项目上吃了日本人的大亏，因此，群众中不满情绪在蔓延，一些人认为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当时还有一件事大伤中国人的感情，8 月 15 日，以日本首相中曾根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在靖国神社里有东条英机等 14 名甲级战犯和大批侵华阵亡者的灵牌。青年大学生们对此无不义愤填膺。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有的大字报措辞很激烈。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学生在校内组织一些适当的纪念“九·一八”的活动，坚决制止继续写大字报和到天安门。校长丁石孙几次出面劝阻，使校方和学生意见严重对立，因而现了一些批评政府的大字报。学校关闭了大门，一些学生冲击南门，
  要求出去游行。由于学校多方劝阻，加上门外有海淀公安分局的警察阻拦，大部分学生没有走出校门。数百名分散离校的北大学生和其它高校零散出来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结，高喊“爱国无罪”、“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九·一八”以后，事件还没有平息。北京一些高校里继续有大字报出现，或声援北大，或抗议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或批评政府。
  10 月 1 日，西安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烧了几家商店门前的“日本照相器材展销”的横幅。10 月 17 日，成都人民南路的游行队伍达万人以上。 这次学潮是怎样平息的呢?当时刚上任的中宣部长朱厚泽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
  2004 年 5 月，他对本书作者回忆说： 从此戴河假期办公会议回到北京后，正赶上“九·一八”北京学潮。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年正是中国纪念抗战胜利 40 周年。中日贸易逆差大，日本进口的机器有的质量不好，还传说宝钢引进日本的设备吃了亏等等。说是日本人“第二次侵华”。学生上街游行。9 月 18 日到 23 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党代会上决定处理学生问题的方针：党委领导人要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话。这是第一次用“对话”这个词，是胡耀邦提出来的。按这个要求布置下去了，孙平化、符浩等外交官员给学生讲中日关系，澄清一些被误解和被歪曲的问题。由于党委不回避尖锐问题，实事求是，直接和群众对话，思想工作做通了，学潮平息了。
  这次平息学潮，没有动用军队，没有政治恐吓，领导干部和学生平等对话，疏导，是这次平息学潮的主要方法。这是胡耀邦处理学潮的指导思想。
  在这次学潮中，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大字报。这样的大字报虽然不多，但使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看到，社会上的确有一股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的力量。这一情况更加强了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决心，也增强了他们对改革的担忧和疑虑。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出现了学潮，对会议无疑会产生影响。邓小平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他说： 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
  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混乱的社会，
  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 146 页) 学潮平息以后，1986 年，政治上又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改革舆论又开始升温。 4 月 13 日到 16 日，胡启立在上海同文艺界、理论界、教育界、
  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座谈时传达了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来解决。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第二节 1986：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1986 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学潮的平息，邓小平感到局势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 6 月 10 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说：
  “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1980 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 160 页) 6 月 28 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同上，第 164 页) 7 月 12 日，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中央党校结束，这次研讨会上提出了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其中有的文章思想相当解放。研讨会结束时朱厚泽讲话，他说，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使全面改革的浪潮一步一步向外扩展，向下深入。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7 月 31 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经邓小平和陈云同意，
  8 月 15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产生了震聋发聩的影响。 9 月 3 日，邓小平对日本朋友竹入义胜说：“我们提出改革时，
  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北京，第 176 页) 9 月 13 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同上，第 177 页） 9 月 29 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时，又一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同上，第178 页)。 11 月 9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上，第179 页) 9月 5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学习讨论了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一文，要求中央国家机关、中直机关的干部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学习讨论这篇文章。 如此集中、如此高调地大谈政治体制改革，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政治体制改革很快就要展开。 中宣部召开全国报刊总编辑座谈会。新任中宣部副部长滕藤在会上语出惊人：“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这个权应归编委会或总编辑，
  报社领导应该有取舍新闻的权力。什么新闻可登头版头条，什么东西可以不登，这些事情完全可以靠报社自己来定。”这等于放开坚持了几十年的舆论控制，即“放开报禁”。 8 月 7 日，万里在家里接见了刘宾雁，万里夫人和孩子也在座，
  接见充满了和谐的气氛．万里称赞刘宾雁提出的“第二种忠诚”。
  “第二种忠诚”是指怀着赤诚的心对党提出批评。万里说：“我赞成你的观点，我们党不仅需要雷锋精神，需要第一种忠诚，也需要第二种忠诚。如果一个党不能听取批评，不接受群众的监督意见，非垮台不可。不管你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
  都要垮台。”这段话传出以后，对知识分子颇有鼓舞。 知识界思想又活跃起来了，从 1986 年 7 月以后，全国各地召开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在这些会上不少发言或明或暗地批评“四项基本原则”。 报纸的总编们胆子也大起来了，过去不能发表、不敢发表的东西也发表了。 8月30 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其中写道，旧社会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只好“莫谈国是”，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对那些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呢?”这个题目和 7 年以前郭罗基受批评的文章题目惊人地相似—1979 年 11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罗基写的一篇以三人辩论形式的文章：《政治问题为什么不能自由讨论?—从“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谈起》，胡乔木大为恼怒，向邓小平告状。邓小平下令把郭罗基赶出了北京(从北京大学调到南京大学)。 9月8日，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文中强调，文学应当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神圣旗帜高高举起，作家要以空前的热忱，呼吁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吁人的尊严和价值。他以更高的调门重提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批判过的人道主义，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 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到处发表讲话。他们讲话的内容，主要是揭露社会上的阴暗面，批评共产党的腐败，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要求加速民主化进程。他们的讲话，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狂热支持，他们也成了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我曾参加过一次刘宾雁在天津大学的报告会。可以容纳 5000 多人的求实礼堂，不仅椅子上座满了，两个椅之间的扶手上也坐满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们都席地而坐，礼堂外面还挤满了人，不时有门窗玻璃被挤破的声音。在场的人说，国家元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情况的确如此。可见大学生们对政治改革的关注。在这些演讲中，以方励之最为尖锐。他毫无顾忌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批评共产党的领导。 思想界活跃起来了一些坚持传统思想的人的忧虑和警觉也同时产生了，两种思想的斗争也就激烈起来。刘再复的文章发表后，老文学评论家陈涌就发表文章，对刘的文章进行上纲上线的批评。滕藤关于报纸的讲话广播后，朱厚泽就接到了几个批评电话。朱厚泽为滕藤打掩护，说他是化学专家，不了解情况。在滕藤发表这个讲话后不久，
  中央派他到天津办一件公务，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不接待。李瑞环说：“那个讲报纸发什么、不发什么由总编辑决定的人来了，我们不欢迎。”滕藤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然而，中国知识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看得过于简单。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既产生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又深深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西方国家先是以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取代封建专制制度，政党是在议会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在议会制的舞台上活动。马列主义是先组织革命政党，由革命政党来夺取政权。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党专政，政党在国家之上。政治改革，要改变一党专政的状况，这等于让中国共产党让出权力。所以，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有人从分析中国的政治传统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历来总是由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政治集团，从力量上战胜并驾驭其它政治集团，否则，中国就会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
  国家就不能统一，社会就不能安定。既然由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政治集团”来控制局面，那只能是一党专政了。这种看法在中国知识界很有市场。要改变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状况，既要克服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又要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更为重要的是要克服执政者既得利益的阻力。 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一提起政治改革，就要引起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从反自由化高潮到“十三大” 学潮，实际是政治风潮。每一次政治风潮，的确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现行的政治制度的力量起作用。现行制度有问题，有人反对是很自然的事。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群众中有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积累，加上西方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政治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政治制度，群众中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想从根本上否定，一是希望加速改革。开始，前一种态度是少数，随着腐败日益严重，政治制度中的弊端日益显露，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停滞不前，很多寄希望于改革

  逆转—胡耀邦落马

  -人失去了信心，逐渐变成前一种态度。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来看，他们不是不知道现行政治制度中的缺陷，他们也想通过改革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面对社会上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潜在力量，怕改革步子太大会丧失共产党的领导权。所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一激烈，政治体制改革就停顿。但是，要从根本上稳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必须改革。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压下去以后，就要着手政治体制改革。而一提政治体制改革，“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乘机抬头。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要废除“一党专政”。否定共产党领导(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结果。所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 一次又一次地冲突。邓力群说过，自 1978 年以来，逢双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逢单年马克思主义者反攻。
  1987 年是单年，该是马克思主义者反攻的时候了。 学潮的平息，胡耀邦的落马，一批著名人士被开除党籍，造成了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知识界的一些曾发表过过激言论的人颇感紧张。 比较敏感的新闻界，较早地感受到了这种紧张气氛。1986 年 12 月召开的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上，社长穆青作了长篇报告。他分析这两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原因时说：“新闻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宣传战线软弱无力。舆论界是不是真正掌握在党手里?有些报纸让出了阵地。深圳青年报登出《欢迎小平同志离休》，还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反应消息。王若望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和小平同榷》。新闻自由是上海一家大报提出来的，我不同意。马达（注：马达是一位老报人，上海《文汇报》总编，主张新闻自由)要和我辩论。
  好嘛!我应战!”“有人攻击我保守，说我们思想不解放、不改革，甚至有人说，我们跟中央跟得太紧了，这使我感到很欣慰(副社长郭超人插话：感到很光荣!)。有人把新华社看成官方警察，这没关系，总比同流合污好，总比赶时髦好!”“党的舆论工具如果掌握在胡涂人手里或者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手里，只能搞自由化。”“我们的舆论阵地不能落在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手里。他们跟我们不是一条心。” 1987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的元旦社论。社论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按照历年形成的传统，元旦社论是代表中共中央提出新一年工作的基调。 1 月 28 日，邓力群带领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主张“宽松、宽容、宽厚”的朱厚泽的权力。邓力群介绍了王忍之。朱厚泽在简短的讲话中说：“我来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是与非，由历史来评说吧!”邓力群以胜利者的姿态说：“不必历史评说，现在就要评说，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 1 月底，成立了直属国务院的新闻出版局，加强了对报刊和书籍出版的管制。

• 1987 年 1 月 6 日，中共中央 1 号文件下发。这个文件传达了 1986 年 12 月 30 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的谈话。邓小平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是强硬的。他说： 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一个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郭罗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
  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可以保留。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 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也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污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了吗?难道中国名誉就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势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正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
  我们经常批评美国，说他们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套来对付其它国家，但对自己也打架。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技术，利用外资，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反对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开， 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 邓小平这个讲话一传达，各级党组织马上行动。这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声势最大的，但广大群众没有像往常政治运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提出过反对民主，但反对“大民主”。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开展以后，又和改革开放发生了碰撞。 有些地方，在反对自由化的过程中，认为厂长负责制是削弱党的领导，又退回到原来的体制上去了。1987 年我到重庆采访时，得知这个城市一夜之间，让几十个厂长负责制的企业，退回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反自由化使吸引外资大量减少。

1984 年到1986 年，实际利用外资平均每年递增 48%。1987 年上半年不少外商观望不前。到下半年经过多方努力，才有所回升，但也不能挽回局面，结果，这一年实际利用外资此上一年只增长 16%，比前三年平均增长率少了 32 个百分点。有些已经签订的合同的外资项目也暂时停顿。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 1 月下旬两次发出了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公开信，批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这两封信签名的中国学生来自 100 多所大学，共有 2150 多人，其中 701 人用真名真姓。当时刚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博士和一批华裔学者，也写信到北京，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批评。
们不顾改革开放的大势，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越战越勇，希望进一步扩大战果。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只能单枪匹马地直接面对左派的进攻。 当时，中纪委书记王鹤寿起草了对若干党员处分的决定草案，要求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开除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列席会议的鲍彤插了一句：“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赵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王忍之：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是什么态度?王忍之在座位上欠了欠身，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两位老理论家都不说话。赵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苏绍智的党籍这次没有开除。 对于如何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赵紫阳和邓力群发生了一次冲突。这个冲突是围绕着起草中共中央 1987 年 4 号文件展开的。
所谓 4 号文件，就是《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这个文件最初由邓力群主持起草。邓力群力图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城乡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胡启立对邓力群这个稿子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而是建议赵紫阳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赵紫阳知道，如果提交书记处讨论，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支持下，一定会获得通过。他把这个稿子压下来了，而是让鲍彤组织人起草了另一个文件。 赵紫阳、鲍彤起草的文件强调：“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和社会上存在的其它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 起草完了，赵紫阳没有把文件立即交书记处讨论，而是先送给邓小平看。邓小平看了表示同意，他才召开书记处会议。他说：“这个文件小平同志已经看过，同意了，请大家讨论。”有邓小平的明确态度，大家一致表示同意。胡乔木、邓力群也无法反对了。 1987 年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天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 4 号文件)，从而阻止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向全局扩展。 八年以后，即 1995 年，赵紫阳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就这个阶段的情况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在总理岗位上把经济改革搞下去。
但是，当时让我代理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
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后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总书记，首要任务是少伤一些人，把运动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调整到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我多次讲过不当总书记。现在我想，让别人搞就没有十三大这个结果，肯定不如我。那时不可能为胡耀邦讲话，讲也没有用，早就定下来了。能把启立保下来就不错了。耀邦下去了，常委会不能开，搞了个五人小组，启立是个。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赞成，小平同意了。胡耀邦下台后，启立受到很大牵连。他参加五人小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赵紫阳想把反自由化运动控制住也很不容易。邓力群等这股力量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一经动员起来，这股力量就不甘心受到“4 号文件”所划定的范围的限制。他们千方百计地打破“4 号文件”的框框。最典型的是涿州会议。 4月6日到12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判》三家报刊，在河北省涿州召开了一个组稿会议。实际上，这个会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其内容远远超出了“组稿”的范围。参加会议的共有 120 多人。由于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大多是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坚定的人，因此特别引人注目。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在会上号召大家拿起笔来，携起手来，迎接这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挑战。《红旗》杂志总编熊复在讲话中首先表示，他对当时正在形成的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感到极大的鼓舞。他要求理论和文艺两条战线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老作家刘百羽阐述了从 1979 年 3 月到 1987 年春天，共有五个回合的斗争。马仲扬强调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在会上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文艺界对这个会议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 100 多个人。并且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
台后，陈云阵线想推他当总书记。王震按照陈云的意图四处活动。有一次王震和赵紫阳谈起十三大的班子，赵紫阳说，我还是当总理。王震说：“对，你还是当总理好。”他就怕赵紫阳占了总书记的位置，赵紫阳这个承诺正中他下怀。王震还找一些人谈话为邓力群拉选票，顾卓新是被王震拉拢的人之一。顾卓新不买王震和邓力群的帐，把这个内幕活动告诉了当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温济泽也告诉李锐同样的情况。 李锐思想开放，力主改革，和邓力群在思想上势不两立。邓力群私下串联想当总书记的事，使李锐大为震惊，如果让王震这样的活动继续下去，支持的人越来越多，加上陈云的后台，最后邓小平也不得不同意。“左王”一旦当了总书记，改革一定要受到重大损失。李锐和邓力群在延安整风时还有一段旧帐。当时李锐被打成特务。他的前妻范元甄也被隔离审查。负责审查范元甄的是邓力群。范元甄是延安“四大美女”之一。邓力群乘人之危，藉审查之机，向范元甄泄秘讨好，花言巧语，勾引通奸。这事被发觉后邓力群和范元甄都挨了批评。杨尚昆主持批评他们的会议，会上还作出了一个对邓力群批评很严厉的文字结论（《1945 年 1 月 31 日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杨尚昆同志讲话》）。范元甄后来把这个材料抄下来交给了李锐。李锐把这个材料一直保存在身边(李锐向本书作者展示了范元甄亲手抄写的这份材料，好一手工整秀丽的小楷!)。李锐从顾卓新和温济泽那里得到消息后，立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抬头是“送紫阳并转小平同志”。 这封信一开头就写道：“邓力群同志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有许多言论和行动于党于国十分不利，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影响极坏。我认为十三大后，应当让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封信揭发邓力群几个问题：一、一贯抵制改革开放的方针；二、组织上严重不守纪律；三、思想上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空谈共产主义理想，表现理论水平低下。 此外，李锐还重提延安这段往事，附上了《1945 年 1 月 31 日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杨尚昆同志讲话》。信的后面还说：“最近听说，还有人在活动他进政治局当总书记，这就更加令人担忧无已，
寝食不安。我一直认为，邓力群是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反对派，十三大后，决不能让他留在中央领导班子之内。这样可以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除掉一块绊脚石，去掉一个隐患。” 李锐把这封信亲自交给鲍彤，由鲍彤送到赵紫阳手中，赵紫阳转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后批了三条：
一、撤销邓力群的职务；
二、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
三、李锐同志不要算旧帐。胡启立向李锐传达时，
只传达了一、三两条．怕李锐不饶，继续写信，第二条没传达。 当然，阻挡邓力群当总书记的当然不仅仅是李锐这封信。赵紫阳把邓力群提出的“第二次拨乱反正”的事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对这句话很反感，他怕邓力群当总书记后，否定改革开放。恐怕这也是邓小平不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云对邓力群没当上总书记很不满意，他说：“这都是李锐和鲍彤搞的鬼!” 邓小平虽然不同意他当总书记，但出于平衡的考虑，要赵紫阳做工作，让邓力群选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由于是差额选举，邓力群被“差”了下去，连中央委员也没有选上。后来又把他安排到中顾委，想让他当中顾委常委，又被“差”了下去，只当一名普通中顾委委员。在中顾委常委落选时。邓力群流下了眼泪。 胡耀邦虽然下了台，受了批判。但十三大的选举却出人意外。在选举中共中央委员时，胡耀邦得了 1800 多票，只有几十个人没投赞成票。在随后的一中全会上选政治局委员时，胡耀邦得票 166 票(全票为 173 票)，在没有投他票的 7 人当中，有胡自己的一票。与此相反的是，在中顾委选举常委时，邓力群只有 85 票(全票是 187 票)，
落选。胡乔木勉强选上了，也只有 135 票。邓力群和胡乔木是得票最少的两个人。中顾委选举结束后照相，临时撤去了为邓力群准备的座位(为中顾委常委准备的)，胡乔木最后走过来，脸如死灰，没有人同他打招呼。 十三大是开得很轻松的，我当时作为记者采访这个会时，亲身感受到这种气氛。在新的政治局常委的记者招待会上，五个常委一个个容光焕发，穿着做工很考究的西服，显得英俊潇洒。赵紫阳回答记者们的问题时，机智、大胆、幽默。经电视转播后，群众也很满意。公共汽车上人们兴奋地议论，说这次记者招待会有点当年陈毅外长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味道。

世纪之交的中国状况

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毛泽东逝世时大不相同。在跨入新世纪前后，中国的状况有以下特点：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崩溃，但其影响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建立，但还很不完善。

• 自 1978 年开始，中国经历了 20 多年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
• 1992 年又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基本消失，政府不再下达指标，管理生产，制定价格，分配物资，资金和人员。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 到世纪之交期间，市场机制已经在多数经济领域起着主导作用或者重要作用。
• 但是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还很不平衡。 就行业来说，在制造业、建筑业、公路交通业、国内贸易、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市场竞争机制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农业中还有部分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在价格和市场进入方面没有完全放开。铁路、电信、电力、金融、保险、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仍旧处于国有企业垄断、半垄断状态。 要素市场的发育落后于产品市场的发育，特别是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滞后。银行利率固定，不能随行就市。几家大型国有银行吸收了全部存款的 70%以上，接近 80%的银行贷款投向国有企业，其中有较大的部分形成呆、坏帐，私营企业几乎得不到贷款。
• 对各产业、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数量表达，陈宗胜、樊纲、王小鲁、李晓西等经济学家，各自用不同的方法算出了不同的数据。下面引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数据供参考： 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九五”估计可达到 45%，
• “十五”预计达到 65% (“九五”即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即 1996 年—2000 年；“十五”是 2001 年—2005 年)。 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九五”为 45%，“十五”预计为 60%； 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九五”末达 60%，“十五”末达 75%； 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九五”末可达 65%，“十五”末可达 75%。 综合以上对劳动力、资金、生产、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分析(其中在综合中赋予劳动力较大权值，因为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再考虑到我国庞大的政府机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如主管部门管理、现金管理、专卖管理、人事及劳动管理、各种社会团体介入、国际收支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管理、卫生防疫管理、计划生育管理、街道办事处介入、市容管理、交通管理、市政管理、计划管理等等行政管理过于庞大。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 50%，大致在45%—50%之间。由此可以估计，“九五”末达到 55%，“十五”末可达到 65%—70%。 需要指出的是，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铁路、电信、电力、金融、
  保险等行业，出于本身利益，通过种种形式让国家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如限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进入，以保持它们的垄断地位；这些行政垄断行业，在金融、财政、税收上获得最大的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处于劣势地位。一些高干子弟和其它有权力背景的人，
  在这些垄断行业起着呼风唤雨的作用。 由于市场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的思想还大量存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不同选择的斗争还在继续，
  但不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部分。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还在坚持，但已经松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对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行还是像过去一样给予打击。但打击的手段、方法，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血腥。例如，在毛泽东时代，对不同政见的人是用“杀、关、管、批”的手段；现在，如果出版了和中共中央看法不一致的书籍，
不批作者，不批文章，而是以技术上(如“没有送审”、“超越该出版社的出版范围”等)的借口处罚出版社。
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虽然经常批评这本书、批评那篇文章，但是他们心里明白，这些被批的书(黄色的、腐朽的除外)说的是实话，讲的是真理，如果自己出面批这些书，会留下对自己不利的历史记录。所以，他们发禁令常常不发正式公文，而以口头形式，以免留下文字凭据。他们的这些批评，多是职业行为，是做给上级看的。有些书被中宣部查封了以后，它的盗版书在书摊上大量出售，中宣部不再过问。
第四，中国共产党还掌握着领导权，但这个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共产党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们不相信传统的教条，而是探索中国进入现代化之路；他们不再唱共产主义的高调，而是脚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地；他们不追求出身纯之又纯，而是吸收一切愿意一起奋斗的人们……党的宗旨、党的作风、党的成份，都和毛泽东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1995 年广为传播的文章《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俗称“左派万言书”)中，
用忧虑的心态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几大变化：
一、党组织的弱化。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再不像过去那样是“战斗堡垒”，是“铁拳”，是“核心”，而是“陷入了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像一种骨质酥松症，使党的战斗力大大降低，无法对人民群众实施有力的领导”。 二、一部分党员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变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共产主义是空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有些彻底换了脑筋的共产党员可能像苏共已经出现过的情况那样，拉出队伍，反戈一击，成为反共急先锋。”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代表有知识、有能力、
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 四、部分党政干部腐败。 五、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进入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的知识分子，学理工医农的多，学文科的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更少。” “左派万言书”对中国共产党存在问题的分析，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他们是从他们自己的视角提出问题。 第五，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从 1978 年到2000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由 3624.1 亿元增长到 88189.6 亿元，增长了 23.33 倍，远远高于人口增长的幅度(31.5%)。按汇率换算，2000 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 840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 2000 美元。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
中国经济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这块蛋糕的分配不是很合理的。跨世纪前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数年长期跟踪，
分别于 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
并于 2004 年初完成的调查报告中显示：2002 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比 1995 年的 0.437 高出 1.7 个百分点。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最大，由 1995 年的 0.280 提高到 2002 年的 0.319，提高了近 4 个百分点。与此不同的是，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从1995 年的 0.381 下降为 2002 年的 0.366，下降 1.5 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份报告认为，就全国而言，2002 年收入最高的 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 6.1%，比 1995 年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最高的 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 19.8%，比 1995 年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最高的 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 31.9%，比 1995 年提高了1.2 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意味着富人变得更富了。对全国样本来说，
虽然收入最低的 5%人群组和 10%人群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处于很低的水平，但是没有出现下降的迹象。也就是说，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表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长(季实、岳希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载《财经》2004 年 3／4 期合刊)。这个数据考虑了住房的差别，但没有考虑收入最高层的收入，因为最高收入层是很难进入调查样本的。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的，它在 0 到 1 之间，
如果基尼系数为 0，则表示财富在全社会平均分配；如果基尼系数为1，则表示全社会的财富被一个人占有。按照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小于 0.3 属于相对平均，在 0.3—0.4 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超过 0.4 则不平等程度偏大。从上面数据看，中国不平等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
然而，令人关注的不仅是基尼系数的水平之高，而是基尼系数上升的速度之快。进入新世纪，基尼系数还在继续扩大。 第六，社会阶层与毛泽东逝世时全然不同，社会分化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在《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杨继绳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2000 年)一书中，对改革年代的阶层变化作了系统、全面的分析。
最近我又用新的数据对该书作了修订(未出版)。我吸收国外学者五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
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直观地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
⒈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 1000 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 1.4%，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定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社会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可以影响社会舆论。 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人们，他们的财富和社会行为常常被高处的“云雾”所笼罩，社会上对他们只能有一个朦胧的印象，很难得知其真面目，像峨眉山的金顶一样，越到顶端越是朦胧。

⒉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约 30 万)、中高层干部(约 30 万)、
中型企业经理(约 700 万人)、中型私有企业主(约 90 万)、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 80 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金融保险、电信、电力等行业，约 2000 万人)总共大约 2930 万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 4.1%
左右。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对普通人来说，上等阶层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们认为，经过努力，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的。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 ⒊中等阶层：据国家统计局 2000 年数字，工程技术人员(工业、
农业、卫生三个行业专业技术人员)为 959.3 万人，科研人员 274506 人，教师 1178 万人，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律师共约600 万人，一般机关干部约 1100 万人，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约有 1000 万人，小型私有企业主 150 万人，个体工商业者 2571 万人，其它有中等收入的约有 1000 万人，以上总计 8585.75 万人，占全国从业者总数 71150 万人的 12.04%。户均年收入 10 万元左右。他们的收入、
权力、声望或者三者的综合，处于高层、中上层之下，而又在其它阶层之上，社会地位处于中等。他们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只要努力，
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可以进入中上阶层。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也有向下流动的可能，但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小。所以，他们有比较安定的心理状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⒋中下阶层：农民阶层(稳定劳动阶层，2000 年 3.3355 亿从业人员中，扣除农业大户和管理者，还有 3.2 亿左右)、城乡两栖阶层(不稳定劳动阶层，全国最多 l 亿人，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估计在工农之间有2000万左右)、工人阶层(稳定劳动阶层，约1.89亿人)，
这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权力地位更是低下。这个阶层总共约有 5.29 亿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 73.5%。 这里的农民阶层是农村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统计中包括渔、牧、林，这三者占的比重不大)。城乡两栖阶层是指农民流动工。工人阶层是指蓝领工人，约 1.89 亿人。在中下阶层中如果再分层次的话，工人较高，其次是两栖劳动者，农民最低。作为两栖劳动者的流动民工的收入在工人和农民两者之间。这是就总体而言，
部分流动民工的收入可能高于部分国有企业工人。 这个阶层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但他们寄希望于子女，为了下一代的地位能此他们高，其中有些家庭忍受着种种困难也要让子女上学，但是多数家庭无能为力，能让孩子上个初中就算不错了，能够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是百里挑一的。工人子女多数上职业中专，上大学的也是少数。 ⒌下等阶层：城乡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
失业人员。这部分人约 7000 万人。其中，城镇贫困人口近 2000 万人，
进城民工贫困人口 1000 多万人，农村贫困人口约 4000 多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 9.5%左右。 这个阶层的人没有固定收入，他们只能找点临时工作取得微薄的收入，有的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城市的失业工人和下岗工人还可以得到一点最低生活补贴，农村的无业者则成为没有生存基础的游民。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子女也很难向上流动。 为了构造中国社会阶层模型，我将财富、权力、声望都分成 10 个等级(最高为 10，最低为 1)，利用现有的各种社会调查数据(包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我能得到的社会学家的调查数据)，将不同的职业的财富、权力、声望纳入不同的等级，并利用我所能得到的学者调查数据和实际判断，确定财富、权力、声望三种因素在决定阶层地位中的权数：财富为 O.36，权力为 0.38，声望为 0.26。例如，高级官员的财富等级为 7，权力等级为 10，声望等级为 9，加权综合后为8.66 。高级知识分子的财富等级为 7，权力等级为 6，声望等级为10，加权综合后为 7.40。最后按加权综合数据排序，数据大的在上，
小的在下。加权综合数据 7.5 以上的为上等阶层，6 至 7.5 的为上中阶层，4.5 至 6 的为中等阶层，2 至 4 之间的为中下阶层，2 以下为下等阶层。(见下表)

点： 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73.5%)和社会下层(9.5%)。
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是农民、工人和流动劳动者。他们以体力劳动为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农劳动大众是社会的基础，他们是向社会付出最大、得到社会回报最少的阶层。这个占总人口80%以上的阶层处于最低的社会地位，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

1.功臣是怎样炼成的

洪武元年一个春天的夜晚，刚刚完成登基大典只有两个月时间，朱元璋双目低垂，苦苦思索着历朝历代兴盛与败亡的原因。紫禁城中轴线上那一连串雕工精美的龙椅虽然收容了他那在马背上疲惫不堪的身体，但他并不感到轻松。
他知道，天意虽然是对皇权最合理的解释，但是无论他怎样为自己攀扯上天这个靠山，在这块辽阔无比的疆土上，现在的他真就成了一个孤零零的个体，成为所谓的“孤”，所谓的“寡”，是唯一的“一”。闭上眼睛，除他之外，那黑压压的多数会让他坐卧不宁。要让大多数臣服于他这个“一”，仅靠虚无缥缈的天意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从坐上金銮殿的那一刻开始，朱元璋就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很多时候只能用欲望、私心和霸权来形容的人。当初加入红巾军，朱元璋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向这不平等的世界复仇。可是等到他真正坐在这里，才发现这世界哪里有绝对的平等。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像这皇宫里的一切，什么人走什么路，什么人住什么屋，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僭越者只有死路一条。而这所有的规矩，不就是为了保障他这个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不守任何规矩吗？
集权，还是分权，这是朱元璋考虑最多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关系到一个政体的生死存亡。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王朝时代就像一个跷跷板，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寻求平衡，却又摇摆不定。当然眼下对朱元璋来说，作为开国之君，他要将“一家之天下”变成“大家之天下”。大明王朝的建立不是他朱元璋一个人的事，那些经历了血与火的功臣就如同手里拿着原始股的股东，他们都有资格参与分红。称帝之初，朱元璋在朝廷的主要顾问和支持者包括他在前一年封的三个公爵：即徐达、常遇春两员武将，以及文官李善长。
徐达是安徽濠州人，至正十三年投效朱元璋。他和其他因饥馑和疾疫而无家可归的几千人一起开始反抗元政权的当局。李善长为安徽定远人，出身于地主之家，于至正十四年跟从了朱元璋。常遇春也是濠州人，原为一介武夫，于至正十五年归附朱元璋。
在开国初年，这三个人是朱元璋最宠信的助手。他们三人组成了开创朱明王朝的淮西集团的核心。在一个专制社会里，集团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词，一切的任用、奖励、教谕和惩罚都来自于集团。而所谓的集团行为又最能体现一个组织的办事效率，也是最能体验操作快感的活。那种果决、有效和得心应手，有如庖丁解牛一般，每一次出手都是集团智慧的外在形式，堪称游刃有余。
在淮西集团形成抱团势力之后，朱元璋还吸引了其他许多人物到他的麾下，其中有文武两方面的人物。在文人方面，没有人得到像朱元璋给予武人那样的赏识、身份和俸禄。虽然朱元璋一直希望能够建立以传统的礼仪和天命为基础的可靠的文官政权，但在洪武初年，军人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文人集团。
人事者，拨人弄人动人之事也；人事者，事中之至大至重至权威者也。翻看一部人类政治史，你方唱罢我登场说的其实就是那点儿人事问题——谁上谁下谁坐庄，谁来谁去谁垫背。草根出身的朱元璋能够有今天的成就，说到底也就是两个字，玩人。他的老家凤阳与我的老家淮南一水之隔，我们当地人说谁不够圆滑世故，就说那个人不懂人事。此处人事与彼处人事，虽然语境不同，但其中所包含的意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朱元璋并无治国经历，甚至连当家的经验都没有。这时候摇身一变成了皇帝，所能参照的也只是前朝的政治模式，他依样画葫芦为他的朱家王朝定规矩、画方圆。此时他内心更多的是得意，是张狂，是全情投入，是酣畅淋漓，是意犹未尽，就像人间行乐图中，只有自己是唯一的主角，也只有自己能够实现从此岸出发顺利抵达彼岸。
从来皇帝封功臣，最大的奖赏莫过于让他们死后配享太庙，让那些后世皇帝也时常来此祭祀怀想，功臣名爵可与整个王朝相始终。可是朱元璋却别出心裁，于洪武二年正月下敕给中书省，在配享太庙之外，又单独建了一座功臣庙。他把那些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人按功劳分成三六九等，供在功臣庙里受人间香火。
即位之初，朱元璋也的确有“保恤功臣之意”，他甚至想要建立一种“君臣得以优游，终其天年”的和谐的君臣关系模式。这些老伙计们跟着自己在创业之路上抛头颅、洒热血，如今天下太平，富贵在身，就应该让他们好好享享清福，过一个太平祥和的晚年。
能够进入一个帝国的功臣庙，对于那些文臣武将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天下本来就很难有一碗水端平的事。就算是持碗者想要端平，稍一紧张手发抖还是会不平。朱元璋面对那么多的同乡、亲戚和勇猛的战将，即使分封时做得再细致，也难免会百密一疏。
从洪武二年建功臣庙，到洪武八年，在大明的功臣庙里供奉了三百零九位功臣。这时候，朝中官员的人际关系是颇为复杂的，大多受到婚姻、新军功和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决定勋贵地位和人际关系的，仍是战功、籍贯、出身、军中早期经历和上下级袍泽关系等渊源性因素。
洪武三年阴历十一月，徐达北伐兵团凯旋。按照司天监早已择好的良辰吉日，那一天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分封功臣。草草年华，沉沉风雨，朱元璋要给多年以来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功臣们一个交代。开基之始，他就想着要大封功臣，只因那时天下还没有真正进入太平时期，武将们还奔波于四处征战的路上，功过不好统计，这件事便一拖再拖。
那些文武大臣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对于朱元璋来说，这是权力运行的一次重大考验。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心心念念都牵动着这个庞大的整体。中国帝制时代，对外姓的封爵大致有五种，分别是：公、侯、伯、子、男。此次的公爵六人分别是：李善长（韩国公）、徐达（魏国公）、常遇春的儿子常茂（郑国公）、李文忠（曹国公）、邓愈（卫国公）、冯胜（宋国公）。这六人中，只有李善长是文臣，其他五人都是血战沙场、用鲜血为朱元璋开疆拓土的人。
在榜之人也由此成为大明王朝第一批勋贵，构成了明初勋贵的主体，在这里朱元璋将子、男追封给了那些战死的功臣。作为一个开国之君，最考验其政治智慧的莫过于技术性地分封这些有功之臣。
何为政治智慧？单就朱元璋封赏功臣这件事来说，它至少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明明有难言之隐，却偏偏要做得冠冕堂皇；明明想草草了事，却偏偏要做出公正严谨的样子；明明是这一码事，却偏偏要拿另一码说事；明明关注的是事情的实际意义，却偏偏要在仪式意义上兜一个莫名其妙的大圈子。
朱元璋给了那些有功之臣足够的尊崇，按照品级划分，公、侯、伯的权威要高于一品大员。朱元璋的封赏在天下臣民看来固然有贤明君主的宏大气象，但是他自己心里清楚，在那些貌似公正奖赏的背后，完全是他的个人算计。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公正，而朱元璋的公正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建立在有利于皇权的基础上。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些人名中怎么就没有刘基？再仔细数一遍，还是没有。如此重大的封赏活动，朱元璋不可能落下刘基。这不禁让人感到疑惑，更让人大吃一惊。朱元璋也看出了大臣们心底的疑惑，他索性采用廷议的办法，让大家当面把话说清楚，不可背后乱发议论。有道是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只要他这个当皇帝的能够有绝对的掌控能力，就不妨让他们说去。廷议的气氛不仅民主，而且自由。
那些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的大臣，在那里大谈革命史，甚至搬出纲常礼法来高谈阔论。朱元璋并不与他们正面交流，只是在一旁不动声色、气定神闲地观察着。就像是一个财大气粗的东道主，在那里悠然自得地攥着钱包随时准备为眼前的盛宴埋单。参与的人有话可以随便说，有杠可以随便抬。
朱元璋虽然沉默不言，但是他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一是他想听一听大臣们对自己的认识，借以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二是看看他们能不能上体圣意，借以考验一下他们对自己这个新君的忠诚度。他相信总会有人站出来说他想说的话，到时候他再小施“集中”，所谓的廷议也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朱元璋在封爵的诏书中如此言道：“现在的爵位都是我自己定下，让人写下来的，所以是公平、公正的。”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他还特意提到两个例子：“御史大夫汤和功勋是大大的，理应封公爵，可是他喜欢喝酒滥杀，不由法度，所以只能封侯爵。廖永忠在鄱阳湖之战中舍生忘死，简直如天神下凡，还救过我的命，理应封公爵，可他喜欢让人刺探我的心意，这很不好，所以只封他为侯。”
至于那六位公爵，朱元璋虽然不能说是绝对的公正，最起码是名副其实。反对者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支持者皆大欢喜。朱元璋的解释是：李善长虽然没有汗马功劳，但追随自己的时间最为长久，也是他最出色的后勤部长。徐达则是他的老乡，朱家军所取得的胜利不是他直接指挥的，就是和他有着紧密的联系。
至于刘基的功劳到底有多大，我只说一件事，廖永忠曾经救过朱元璋的一条命，而刘基也曾在鄱阳湖上几番力挽狂澜。只凭这一点，刘基即使不能列入公爵行列，最起码也应该是侯爵中的第一人。可问题是，这在榜之人该有的都有了，唯独缺了刘基。
封爵诏书颁布后，刘基竟然表现得无动于衷。其实这时候就算他心里有天大的不满，也只能隐而不发。因为在这时候的朝堂上，已经没有人再站出来替他说话了，甚至没人为他在心里再抱一声不平。这就是谋臣的悲哀，因为谋臣永远都隐于幕后，人们看不到他。人们只看到那些冲锋陷阵的武夫，只看到源源不断地把粮食送到前线的后勤部长，只看到围绕在身边叽叽喳喳的幕僚。这时候刘基反倒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神秘莫测的隐形人。
刘伯温虽然已把余生的理想重心转移到了安度晚年，不再留恋名利，但这正如你借了地主老财的钱，不能因为他不缺钱就不去还钱。封爵不久，朱元璋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朱元璋说：“汪广洋是被杨宪冤枉的，我已把他调回京城，就跟你做个伴吧。封他为忠勤伯，封你为诚意伯。”
刘基的名字终于上了朱元璋的光荣榜，在第三等级的第二位。如果从光荣榜的后面数起，他就成了第一位。既然是做戏，那索性就一做到底。朱元璋又给刘基颁了《诚意伯诰》。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咨尔前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大夫刘基，朕观往古俊杰之士，能识主于未发之先，愿效劳于多难之际，终于成功，可谓贤智者也，如诸葛亮、王猛独能当之。朕提师江左，兵至栝苍，尔基挺身来谒于金陵，归谓人曰：“天星数验，真可附也，愿委身事之。”
朱元璋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在他看来，刘基当年是主动找上门来求富贵的。之所以选择朱元璋，是因为他脑袋上顶着佛祖才有的光环，是真命天子。刘基能掐会算，未卜先知，所以在红尘中一眼就相中了他。当然朱元璋还算有良知，在这里说了几句真话。他说刘基是和诸葛亮、王猛（魏晋时期前秦重臣）一样的大神级人物。在他的辅佐下，朱明王朝的百世基业才会尘埃落定，不封爵位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就封他一个诚意伯。
虽然有了爵位，但刘基还是觉得自己的心里堵得慌。论功勋，他自认不比那些立于朝堂上的任何一个人低半级。为什么李善长每年的食禄是四千石，汪广洋的食禄每年是六百石，而他只有区区的两百四十石，差距何其远也。
如此悬殊的待遇，这个由朱元璋本人所生造出来的所谓“诚意伯”和他刘伯温的功勋相比，简直是不值一提，甚至给的有些莫名其妙。刘基的心里虽有不满，可在现实里却没有表现出不满和抱怨。当然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敢有所表现。那天，刘基站在院子里抬头望天，白云像好大一块棉花糖。他不由想起那张光荣榜，想到朱元璋那张阴鸷可怕的脸，嘴角不由地一抖，露出神秘的笑容。
有人说刘基脸上露出的这副蒙娜丽莎似的微笑，是对洪武年若干事件发出的一个预言式的表情符号。难道此时的刘基已经料到那张光荣榜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一个权力者内心邪恶的秘密？看着是一张光荣榜，其实是死神的生死簿，是朱元璋开列出来的一张黑名单。
其实对于分封，朱元璋在心中早就有了自己的一番考量。正因为如此，他从建立君臣尊卑秩序，防止左右上下纷争出发，按照每个人的功劳大小，将他们分为三六九等，依次封赏。
封赏功臣向来都是一件决定政局走向的大事，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引发各方斗争。在封赏之前，朱元璋就已经向那些大臣们反复做了强调：封谁？怎么封？都由他这个当皇帝的来定，绝对是公正无私，不存在厚此薄彼。有意见可以当面向他提，但是当他做了决定后，就不希望再听见其他不同的声音。
按照朱元璋所说的公正无私，六公按地位高低依次为李善长、徐达、常遇春之子、李文忠、冯胜、邓愈，伯为刘基、汪广洋两位文臣。
这些封公的人，他们的功劳毋庸置疑。比如，后来当丞相的李善长，大将军徐达，常胜将军常遇春，当然还有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大将军冯胜和邓愈。这六个人各有优势，其中有五个人是武将，只有李善长一人是文臣。在朱元璋看来，打天下仰仗的还是武将，靠的是枪杆子。那些刀头舔血的武人，他们的功劳要比那些手摇羽扇的文臣来得更实在。
李善长是最早投奔朱元璋的人，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功劳非常人所及，所以朱元璋将其封为“公”。淮西集团诸将领都尊他为“李先生”。朱元璋每次率部出征，都安排李善长做留守。李善长总能使大后方安定帖服，有条理，保证粮秣辎重源源供给，无后顾之忧。朱元璋认为李善长对于自己来说，犹如萧何之于刘邦。
从至正二十四年起，朱元璋就任命李善长为第一丞相。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又授予其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左柱国、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子孙世袭，给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列开国功臣之首。
除了李善长等六个公作为一个特殊的等级之外，二十八个侯全部都来自那些能征惯战的武将。也就是说，能够挤进公、侯、伯队伍的，需要满足一个基本条件，凡是封侯的都是武臣，带兵打仗的；凡是封伯的，都是文臣。洪武三年的这次分封，朱元璋只封了两个伯，一个是刘基，另一个则是汪广洋，而这两个人都是文臣。
朱元璋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根据勋臣爵位的高低，将他们的军功封爵与颁赐铁券完全结合于一体，铁券定为七个等级。同时又铸铁榜文，从法律上对铁券的免罪特权做出具体的限制。铁券是朱元璋赐予勋贵功臣免罪免死的一种凭证，因取坚久之意，乃以铁铸之。铁券可以传世，故亦称世券。
铁券制是汉高祖刘邦首创，各个王朝对铁券制一直都没有形成严密的、规范化、程序化的典章制度，时用时废。在这里，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笼络这批功臣，将封爵与赐券进行二合一处理，因此铁券也就成了朱明王朝重要的典制。
朱元璋和那些功臣们也都明白，免死金牌只是暂时的隆恩崇誉，刻上字的铁牌子真的能免死吗？当功臣们囚于槛车，押赴刑场时，这块免死铁牌又何曾起过丝毫作用。铁券并不是功臣的一道万能的护身符，它既以维护皇权利益而开启免罪功能，又同样以损害皇家利益而失去免罪功能。
说到底，真正决定铁券是否有效的还是朱元璋这个制定者，毕竟它是为帝王的权力服务的。分封的二十八个侯依次为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茂才之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
在这里朱元璋既没有按照官职高低，也没有按照俸禄多寡，而是按照他们投奔自己的时间先后排定。这一原则将濠州红巾军旧将，也就是将汤和到吴祯等十四人排名向前提。
有人注意到，朱元璋在这里有意识地将部分位高名重的战将排在了那些平庸战将的后面。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加入红巾军的时间相对较晚。比如说水军头号战将廖永忠，骁勇善战的傅友德。也就是说，濠州旧将之间的位次是以投奔朱元璋的时间先后来排序。不要小看了这个时间排位，在我看来，投奔越靠前的人，他们的忠诚度也就越高。他们在朱元璋身处险境，居于低微之时，就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他，感情基础是不一样的。
只要飞鸟不尽，良弓就不会束之高阁；只要狡兔不死，走狗就不会成了下酒的菜。
在分封的这些人中，汤和的存在应该算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他是资格最老的红巾军高官，也最早与朱元璋相识，又有封公之勋。虽然犯了一点儿小错误被朱元璋贬封为“侯”，但他在朱元璋所分封的那些侯爵中仍处于第一的位置。当时朱元璋向官员们强调封爵规则时强调过，汤和、赵庸、廖永忠、郭子兴四人各有罪责，“止封为侯”。
朱元璋对此的解释是：御史大夫汤和与自己从小玩到大，一起参军，一起建功立业。可是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喝完酒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喜欢滥杀无辜，无视国家法度；赵庸虽然是立有大功的将领，但是他私下买卖奴婢，废坏国法；廖永忠在鄱阳湖之战时，曾经立下过奇功，但是他为了能够博取爵位，背地里曾经托人试探过我的意向，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佥都督郭子兴更是不听主将号令，不守军纪，功不掩过。
当然在很多事情上，这时候的朱元璋也不便说得过于通透，只能用一个“欲加之罪”，算是对大家心底的那份疑惑有个形式上的交代。除了看重分封之人的资历，和大多数领导者一样，朱元璋也凭借个人的感情好恶来决定他们的位次。
对于那些开国功臣，朱元璋最为看重的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两点特质：一是他们对自己的忠诚指数有多高，是不是一株随风而动的墙头草；二是他们在体制内的规范指数有多高，是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老实人。
朱元璋在这里的有意裁夺，让那些官员感受到了来自皇权的压力。朱元璋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天下是自己的，包括他们的身家性命。比如说汤和，是他把朱元璋拉进红巾军的队伍中来的。朱元璋之所以将其贬封为侯，是因为当年他在常州时发过的一句牢骚话。
汤和在镇守常州时，曾经有事想要向朱元璋当面请示，没得到批准。或许是心情郁闷，他借酒浇愁，酒后吐出一段愤懑之语：“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镇守这座城池，就像是坐在屋脊上，他帮谁谁就能赢。按照他的推理，他要是当时投了张士诚，或是陈友谅，也就没朱元璋今天什么事了。
朱元璋太了解汤和这个人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没有经过大脑思考。虽然是无心之语，但是朱元璋却不能置若罔闻。至少那一刻在汤和的情绪里，有对自己的一些不满，也有对他个人处境的不满。如果每个功臣都像他这样在内心怀有不满情绪，就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在封侯的同时，还有六个人与其他诸侯同时受到重赏，最后却没有捞到诸侯的封号。朱元璋本来打算一口气封三十个侯爵，最后剔除了其中两人：一个是来自巢湖水军的汪兴祖，另一个则是薛显，此人早年率泗州军队投奔朱元璋。
汪兴祖先是被封为东胜侯，后来有人向朱元璋告发他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于是朱元璋就势将他从侯爵的大名单里直接抹去，只给了他一个都督的职务。第二年，朱元璋出兵征伐四川，汪兴祖受命戴罪立功，或许是立功心切，居然战死沙场。
薛显曾经跟随大将军徐达攻取中原，朱元璋曾经当着武将的面夸赞过这个人，他说：“薛显勇冠三军，可当一方。”可这个人身上的杀气过重，经常拿身边的胥吏、兽医、火者、马军开刀，动辄取人性命。在分封时，朱元璋将其封为永城侯，并没有授予他免死铁券。没过多长时间，朱元璋又将其发配到海南，多年以后才召还。
为了安抚众人之心，朱元璋强调说，如果你们不满意我的封赏，可以当面告诉我，不要在背后嘀嘀咕咕议论。如果让我知道，你们当面一套，背地一套，后果将会很严重。
朱元璋虽然这么说，但是没人敢当面向他提出质疑。有些人心里虽有不平，但表面上还要装作皆大欢喜。不管怎么说，这些被封赏的开国功臣都成了新一代的大地主、大贵族，也成了朱明王朝的既得利益者。
登上帝位的朱元璋并没有一刻放松自己的身心，在他看来，这些文武功臣们所结成的关系网过于庞杂，很多时候让他透不过气来。即使用非常规手段用力戳破几个血窟窿，也不能让他感觉到呼吸顺畅。
编织这张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本人。一路走来，他已经习惯了凡事盯着人心的下端看，看到的多是人性最底层的欲望和阴私。他既是懦弱的，又是强悍的；既是思考者，又是行动者；既有局内的深切，又有局外的清醒。有时候他会装糊涂，和那些功臣们打哈哈，老伙计长老伙计短，但如果你真的认为他还是那个凡事讲个义字的带头大哥，那你就真的糊涂了。和这样的对手斗心术，没有人会感到轻松。
在十四位濠州旧将中，其中有十一个人来自濠州的钟离县，一人来自定远县，他们和朱元璋一样，都是长于淮河岸边，同饮一河水的淮河儿女。
元代的濠州辖钟离、定远、怀远三县，濠州红巾军是先起于定远，然后占据濠州的，所以这些将领都来自钟离与定远，都可以称为濠州人。而后十四人绝大多数来自淮西地区，都不属于濠州人。如常遇春、胡大海、傅有德、廖永忠兄弟、华云龙、汤和、俞通海父子等，这些人和朱元璋一样都是游民出身。他们在没有投奔朱元璋之前，或是沉沦游荡于社会底层，或是占山为王，或是地方秘密宗教的组织者和传播者，游离于宗法网络之外，没有任何牵挂，来去自由，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反社会倾向。
在社会大动荡中，这种人往往是最积极的勇敢分子，他们自然也就成为朱元璋军事集团的铁血骨干。
朱元璋是钟离西乡人，与费聚、王志、顾时算是近邻同乡，但这些人的位次都排在定远人华云龙之后。在地位更高的六位公爵中，除了徐达是钟离乡人，李善长、常遇春、冯胜都是来自濠州外围的定远、怀远，而李文忠、邓愈则来自泗州的盱眙、五河。
虽然这些人的籍贯范围都属于广义上的濠泗地区，与朱元璋属于大同乡。但是六位公爵除了徐达属于最早一批濠州红巾军追随者外，其他五个人都是从濠州红巾军的其他派别、民间或其他社会组织投奔过来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投奔朱元璋的时候，都要晚于那十四位濠州诸侯。尽管如此，他们在立国后所享受的待遇却丝毫不比那些濠州旧将们差。
如何掌控这些同生共死的战友，除了封赏杀伐外，如何将那些所谓的“外人”都转化为“自己人”是朱元璋称吴王时起就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最后他选择了最为传统也最为有效的手段——联姻。在朱元璋的儿子、女儿成年后，他和功臣们之间的羁绊除了最初刀口舔血的友情以及立国后的君臣之义外，又多了一层关系——亲家情分。
创业阶段，朱元璋和那些功臣们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而他们的子女也大都处于幼年时期。等到了洪武中期，亲王、公主们大多已经成年，而那些元勋宿将们的孩子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为了将自己的皇权这盘棋越下越大，朱元璋主动和他们攀亲，这当然也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皇太子朱标的岳父是常遇春，李善长的儿子娶了临安公主，傅友德的儿子娶了寿春公主，而邓愈之女为秦王妃，汤和之女为鲁王妃，蓝玉之女为蜀王妃……其中和朱明皇族最为亲善的是徐达，他的三个女儿，分别为燕王妃、代王妃和安王妃。至于年纪稍长的功臣家的女儿，朱元璋也主动将她们召入后宫。
勋贵之间的姻亲关系由此被权力编织成一张利益网，邓愈和李善长若是从朱元璋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皇族的亲家。但两人私下算起来，李善长却比邓愈长了一辈，邓愈的儿子娶了李善长的外孙女。可以想象，若是在家宴上，这些人的称呼怎一个乱字了得。至于那些和朱元璋关系并不密切之人，他们也会主动和那些功臣们联姻以求富贵荣华。
与此同时，诸位皇子也在娶妻后被朱元璋分封到了全国各地，“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毕竟这时候朱元璋的军队还没有完全结束统一战争，让皇子们以亲王的身份分镇各地，既是对他们的锻炼，也是对领兵将领的监控。
徐达、傅友德、蓝玉这样的高级将领几乎年年在外征战，但真正的最高军事统帅并非他们，而是他们领兵所在地的那些藩王们，也就是被朱元璋分封出去的那些皇子们。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幼的皇子慢慢长大成人。比如说燕王朱棣就曾经当过好几回名义上的统帅。
如此一来，以朱元璋的大明皇族为核心，以和皇家结亲的远近为半径，在洪武年的权力高层中形成了一张庞大而又盘根错节的联姻网络。这张巨型网络几乎涵盖了当时大明王朝所有的功臣宿将，包括大多数高级文武官员。而作为一国之君，朱元璋理所当然雄踞于这张网络的核心位置。
当朱元璋信赖这些功臣之时，他给予他们的权力荣耀既有公侯封号和铁券封赏，也有与之联姻的亲情纽带。但是当他开始怀疑他们的时候，那些东西也就会被撕扯得支离破碎，而这时候，功臣相互之间的联姻不再是维系王朝安全的纽带，而成了私下勾结的罪证。
一连串事件的翻云覆雨，很多时候也只是掌控者的一转念而已。出生入死换来的荣华富贵都是建立在一座名为“皇权”的沙砾城堡之上，塔尖之上那个人的一句话既可兴之，也可亡之。权力有时候看上去硬如刀锋，实则薄如蝉翼，每一个局中人都走得胆战心惊。
元至正十五年夏，濠州城的红巾军南渡长江，一举奠定了大明王朝的立国基础。那些在江北加入队伍的势力与濠州旧部，朱元璋将他们视为自己的“渡江旧人”，也是他的势力根基。
朱元璋一直习惯用“从朕渡江”来划分这一时期追随他的那些人，那些功勋之臣私下里也喜欢用“从上渡江”等话语来炫耀自己的不凡身份。如果以投奔时间来划分阵营，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同时期不同时间节点投奔朱元璋的人，他们在权力排位上也有着很大的区别。
比如说那些渡江前就开始追随朱元璋的功臣，他们来自不同的队伍，不同的地域。朱元璋之所以能够成功南渡，最后占领应天（南京），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就吸纳了巢湖水军。与常遇春、冯胜这些小股势力相比，巢湖水军是一支实力强大的正规军。他们的到来，让朱元璋的水军战斗力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如果按功劳划分，巢湖水军是在朱元璋渡江之前投奔而来的。除濠州旧将外，他们是朱元璋队伍中最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正因为如此，巢湖诸将长期在朱元璋的军事体系里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朱元璋创业的历程中，这支军队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是朱元璋称霸水上支持北方作战的强大水军的核心力量。
尽管如此重要，但巢湖诸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跻身公爵，只有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在朱元璋开列的那张侯爵排行榜上占据四席。巢湖水军的主要首领俞廷玉、俞通海、廖永安、赵伯仲、张德胜等人则在洪武三年先后离世，而剩下的代表人物大多是他们的兄弟子侄。
这些人的官位和战功虽然远远高于那些排名在他们前面的很多人，但是得到的封赏与他们及其父兄们所取得的功绩是不相称的。朱元璋这么安排有他自己的想法，从表面上看，巢湖水军只是比常遇春等人晚一点儿投奔过来，但是他们投奔的对象却有所不同。
至正十四年是朱元璋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濠州城解围后，朱元璋就脱离了大部队，回乡组建自己的个人武装。朱元璋当时只带了二十四名亲信回到定远，经过朱元璋的一番经营，队伍很快新增了三千多人，紧接着朱元璋又以这帮人为班底大破横涧山，赢得二万人归属红巾军。朱元璋也因此分得部分军兵，独自南下滁州。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属于朱元璋的核心群体才算初步形成，这其中包括徐达等旧属和李善长等新人。
至正十四年，郭子兴去世，濠州红巾军接受了龙凤政权的任命，朱元璋成为其中的三号人物。在这之后不久，巢湖水军才投奔过来。这时候朱元璋还不是濠州红巾军的统帅，与巢湖水军的将领并没有建立起一种私人归属关系。
等到渡江之后，朱元璋才算真正夺得军队的领导权。也就是说，早期没有追随朱元璋的濠州旧将，以及巢湖水军和那些新投降者，虽然他们对朱元璋也表现出衷心拥护的姿态，但始终无法建立起那种人在初始阶段，患难见真情的私人关系。而带有感情色彩的私人归属关系，往往会在一个人名位不彰时确立下来。
由朱元璋一手打造起来的洪武年的权力阶层，按照时间先后分为三个等级。
处于第一等级的，是那些渡江前的追随者。这帮人较早就投奔了朱元璋，属于濠泗地区特别是濠州人。濠州从军者构成了公爵的全体和侯爵的前半部分，在洪武三年的勋贵体系中，这部分人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他们是朱元璋最为亲密，也是他最可信赖的战友，其中就包括以私人关系和卓越战功跻身于此的常遇春。
处于第二等级的，是渡江前的归附者。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濠泗人，在朱元璋的早期私人关系网中，他们并不占有一席之地。在洪武三年封赏时，朱元璋有意识地对他们采取了压制。其中以巢湖水军为主力，这一部分人仅在侯爵中占据四席，甚至还不如那些渡江后的归附者。
处于第三等级的，则是那些渡江后投降者。也就是渡江后投降朱元璋的敌方将领，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朱元璋铺排的勋贵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是依靠战功，二是因为他们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武装力量，这部分人与朱元璋的私人关系相对淡薄一些。
如果说从濠州起兵就追随在身边的将领是朱元璋权力布局的核心地带，那么处于次核心地带的那部分人就没有那么好的命了。虽然他们也是战功显赫，甚至占据了侯爵的后半部分席位，但是他们还是受到了来自濠州集团的压制。朱元璋对他们也是胡萝卜加大棒，左手安抚，右手防范。一句话概括：洪武时期与勋贵有关的政治部署，与朱元璋刻意打造的帝国权力核心层有着很大的关系。

谁的战局，谁是棋

李善长病休在家，而此时的中书省大权已经转移到了杨宪的手里。杨宪并非淮人，他是检校出身。检校是帝国的特殊权力机构培养出来的特殊人才，是朱元璋为自己的权力系统量身打造的特务人员。
脱轨的派系之争
洪武三年，李善长淡出朝堂但还未辞官之时，中书省的权力结构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候中书省右丞是杨宪，左丞是汪广洋。汪广洋本来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曾经被朱元璋外放到陕西锻炼了一段时间，也算是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京官，李善长病后，中书省无官，汪广洋被召为左丞。中书省最高官职是左丞相，其次是右丞相，然后依次是左丞、右丞、参知政事。
杨宪在朱元璋正式称帝前后，一度成为其跟前的大红人。由于杨氏博通经史，有才辩，“裁次明敏，人服其能”，而且长得也是仪表堂堂，所以朱元璋有意提拔他做丞相，以取代李善长。朱元璋曾就此事试探刘基，结果大公无私的刘基给出的建议是：“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刘基认为杨宪这个人心胸狭窄，朱元璋大概也觉得身为检校头目的杨宪已经蜕变为自己的“恶狗”（很难公正待人），只得改变了主意。
随着李善长的淡去，担任右丞相的徐达又常年戍边在外，左右丞相皆成虚位。如此一来，身为左丞的汪广洋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书省真正的当家人。官场真是一本永远读不透的教科书，既可治大国又能烹小鲜，但归根结底无非三个字：往上爬。在那里，人心混浊不堪的底色暴露无遗。爬，不一定能爬上去；不爬，只能像狗一样地伺候别人。那种冷眼、鄙夷和看人下菜碟的炎凉世态，那种赢者通吃，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游戏规则，那种在食物链底层仰人鼻息的窒息感和耻辱感，会在无形之中颠覆一个人的价值观，遑论数十年在君子之道上的熏陶与历练。
朱元璋在权力核心地带的中书省布下汪广洋和杨宪这两颗棋子，有他的利益考虑在里面。两人都是独立于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外的无党派人士，他们不属于帝国权力集团的正室，只能算是偏房。
朱元璋让杨宪进入中书省本来是想利用他来制衡李善长，但是杨宪后来的表现超出了朱元璋的掌控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只好又将宝压在了汪广洋的身上。朱元璋将汪广洋调任中书省左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让汪广洋挑起中书省的大梁，二是利用汪广洋来掣肘杨宪。
汪广洋并不愿意做别人手中的提线木偶，哪怕提线之人是朱元璋。其实这时候朱元璋所看中的那些人，身上要兼具走狗的恭顺与恶狗的疯狂，同时还要有摇尾巴策略与啃骨头精神，杨宪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二人长期共事，杨宪的品级本来一直居于汪广洋之上，但是最后却让汪广洋爬到了他的头上，这让杨宪心里非常不痛快。他平常遇事每每不相谦让，甚至有意与汪广洋摩擦顶撞。汪广洋这个人性情温和，常常示弱三分，不怎么与杨宪计较；这反倒激起了杨宪的进攻欲望，步步相逼。
汪广洋进入中书省之后，并没有像朱元璋所期待的那样去全面压制杨宪。不但没有压制，汪广洋甚至还有闲情逸致在这里玩了一把“无为而治”的策略。平日里只管拢起袖子晒太阳，大事小事任由杨宪去处理。权力游戏就像是小孩子玩的跷跷板，汪广洋在这一端不作为，就会导致杨宪在另一端的大作为，起落全在投入游戏的人。如此一来，帝国的权力跷跷板岂有不失衡之理？
杨宪在这里识破了朱元璋的权力博弈手法，开始堂而皇之地针对汪广洋。汪广洋平日里表现得谨小慎微，想要抓他的把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难度不小，可还是让杨宪发现了破绽。杨宪是吃那碗饭的，检校出身，揭发检举他人是他的专业。
不久，他就在朱元璋面前狠狠地弹劾了汪广洋一把，说他不孝顺母亲。这一招看似简单，弄不好有可能会出人命。因为在朱元璋的王朝体系里，向来标榜以孝治天下，一个文官如果不遵守孝道，就是不听圣人言，不听皇帝的话，一旦上纲上线就会成为全民公敌。
汪广洋就这样被削职为民，放逐还乡。杨宪觉得还不过瘾，便再次向朱元璋奏本。于是处分再度升级，汪广洋就这样被朱元璋打发到了海南去反思己过。海南在当时是流放官员的蛮荒之地，去往那里的人往往会凶多吉少。
杨宪之所以会与李善长结下梁子，除了权力斗争中的利害关系，还有一个私人原因，那就是杨宪的胞弟中书省参议杨希圣曾经因事得罪了李善长，遭到罢黜。杨宪对此一直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他曾经不止一次在朱元璋面前进言：“李善长这个人无大才，不堪为相。”
在安排中书省官员的时候，朱元璋考虑最多的应该是政治派系的利益布局。政治派系除了自然状态下的地缘效应，还有就是在权力斗争中结成的利益同盟。比如说李善长找了个借口罢黜参议杨希圣，然后杨希圣的兄弟，身为中书左丞的杨宪就在朱元璋面前一再诋毁李善长。如此一来，杨宪在无形之中就会被人划入淮西派的对立面。
胡惟庸曾经忧心忡忡地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在李善长和胡惟庸等淮西派的潜意识里，以刘基为首的浙东派是他们最大的威胁。杨宪虽然在地缘上不属于浙东，但是在李善长等淮西人士看来，与他们为敌的杨宪早已是浙东集团的一分子。杨宪如果有机会当上丞相，那么他们这些淮西人士就会永无出头之日。
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人士当然不能坐等事态的发展，他们要趁着朱元璋还没有倾向于浙东派时将杨宪尽快赶出帝国的权力中枢。
其实如果非要追溯杨宪的后台，既不是浙东派的刘基，也不是其他政治派系的人，而是朱元璋。杨宪进入中书省就是朱元璋一手安排的，他之所以最后沦为棋盘上的一颗弃子，是因为作为一颗过河卒子的杨宪已经走得太远，远到脱离了朱元璋为他设定好的既定轨道。
杨宪是检校出身，就算朱元璋有心将整个帝国的权力系统变成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但那些功臣和官员们不会接受。在如何处理杨宪的问题上，各大政治派系的意见也是出奇一致，那就是他们要联手将杨宪踢出局。
杨宪是山西阳曲人，可是他从小就跟着在江南做官的父亲，所以根脉基本在江浙一带，渐渐他也就成为朱元璋身边浙东文臣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
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初据应天时，杨宪便同儒士夏煜、孙炎等进见朱元璋，结果他深受器重，从此被留居幕府，掌管文书。他曾多次出使张士诚、方国珍等部，历尽危难，终因办事干练、一心奉主、人长得也出众，成为朱元璋的主要亲信之一，朱元璋布在各地的耳目多由他掌管。他是以检校身份直接选拔进入中书省，最终被委以中书左丞的要职。杨宪在中书省任职期间的表现是相当不安分，大肆任用亲信、聚集朋党、刺人隐事，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上层形成了一个以杨宪为首的山西帮。他们在朱元璋面前大肆诋毁李善长，企图挤掉这一准西集团的核心人物，以山西帮取而代之。
此事的成败，关系到整个淮西集团势力的切身利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杨宪的存在是各方都不愿看到的，以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派人士向朱元璋告发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陷害汪广洋，刘基也向朱元璋告发杨宪的种种阴私之事。按照帝国的法律条文，杨宪罪不至死。真正置杨宪于死地的，不是刑律罪责，而是权力集团的利益需求。无论是淮西派的李善长、胡惟庸，还是浙东派的刘基，他们都不愿意看到杨宪居于显位。杨宪在这里显然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更高估了山西帮的抱团势力。
作为一颗棋子，他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迎合弈者安排的战局，而是整天想着走出弈者所控制的领域，那么它在命运之路上除了自我毁灭，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作为操控全局的人，朱元璋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杨宪，使自己与功臣们的关系陷入僵局。更何况此时的朱元璋还没有下定彻底改组中书省体制的决心，在这样的利害计算之下，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取舍也是符合逻辑的。于是在这场权力博弈中，罪不至死的杨宪就这样做了帝国的第一个冤大头。
在李善长回乡的第二年，无官可守的清冷岁月让曾经执迷于权力的他寂寞难耐。他也许偶尔会站在淮水岸边，遥望着南京的方向，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权力真是一个好东西，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与显赫，更多是来自精神层面的强大。不甘就此谢幕的李善长连着向洪武皇帝发了几道奏疏，汇报说自己病早就好了，希望朱元璋能够给自己一个继续为帝国效忠的机会，发挥余热。
朱元璋看着奏疏苦笑连连，这个老伙计想要重新回归权力中枢的想法显然是过于天真。他担心如果让李善长再次进京，又会掀起一场权力纷争的狂飙巨澜。于是就在凤阳当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活儿，委托他在凤阳主修宫殿，接着又将江南十四万户富裕人家迁到凤阳，在家乡再造一座皇城。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李善长像钉子一样揳在中央权力核心之外，让他死了重返权力巅峰的那颗心。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琪，并封李琪为驸马都尉。在准备操办喜事时，朱元璋突然通知李善长可以进京为儿子操办婚事。
当年的丞相，如今又成为皇帝的亲家翁，此等荣耀绝非一般臣子能够享有的。李善长进京以后，虽然被朱元璋委任了一些职务，但是想要东山再起亦是枉然。权力带来的荣耀已成过去，李善长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去再次染指帝国权杖上那颗最耀眼的宝石了。
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虽然离开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但是他并不甘心就此完全放手。这个时候，说话、办事透着七分精明的老乡胡惟庸出现在了李善长的视线内。李善长找到了淮西集团新的代言人，也是自己的权力接班人。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开始着手为李善长的离去寻找新的继任者。
胡惟庸是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早年追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知县、吉安通判等职务。当李善长了解到朱元璋非常看好胡惟庸，而胡惟庸刚好又是淮西人时，李善长知道，眼前这个人将是自己的最佳接班人。于是，李善长向朱元璋上书保举，一来是为迎合朱元璋的心意，二来也能将淮人心腹继续安插于中央权力集团的核心层，可谓是一举两得。
胡惟庸之所以为朱元璋所赏识，并不全是李善长的功劳。朱元璋在用人上从来是不肯假手于人的，更何况像丞相这样重要的位置。李善长作为淮西集团文官的一把手，经年经营地盘，这个羽翼丰满的权力集团对于急于抓权的朱元璋来说如芒在背。胡惟庸原来只是朱元璋帐下的一个文书，朱元璋正是因为看中了胡惟庸并无党羽而且又是李善长阵营的力量，才决定将其放在重要位置以制约李善长。
但让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胡惟庸居然不能体会自己的良苦用心，反而加紧和李善长搞好个人关系，这让他不能不有所忌惮。
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集团中的二把手。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丞相位置，但是他在朝堂上的影响力并没有丝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老部下。他们要想在权力场上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要和李善长搞好关系。
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门心思结交李善长，自然成为淮西集团新的代言人。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登上帝国的权力巅峰，成为中书省的宰相第一人。
杨宪被除掉以后，胡惟庸权力路上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而已，他又岂能轻易放过这唾手可得的机遇？杨宪死后，李善长老病在家，从流放路上召回的汪广洋就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告老还乡，汪广洋升为右丞相，胡惟庸继续作为他的属官留任。然而汪广洋的运气实在太差，在此之前辅佐他的杨宪一门心思要将他赶出中书省，而这一次辅佐他的胡惟庸根本就没有拿他当回事。
中书省的好多事情，胡惟庸自己就可以拍板做决定，根本就不用告知他这个名义上的中书左丞和后来的右丞相。经过了上次罢职流放的折腾，汪广洋就抱定一个原则：凡事没有原则就是最大的原则，对中书省的事务概不过问。汪广洋越是缩头不争，胡惟庸就越要步步紧逼。
洪武四年，刘基和李善长一前一后告老还乡，一对冤家就这样双双离开了朝廷。在中书省昏暗的灯光下，就剩下了汪广洋和胡惟庸朝夕相对。此时的朱元璋实在忍受不了汪广洋的碌碌无为，让他压制杨宪，他反而被赶出京师；让他主持政务，他又拱手将权力让于胡惟庸。过了不到两年时间，朱元璋就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并将其打发去了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顺地接了过去。
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就可以落得逍遥自在。但是朱元璋并不这么想，没过多久又将他召回京城，做了左御史大夫。让汪广洋这样性情懦弱之人当监察部门的负责人，对于急于揽权的胡惟庸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事。果然，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的表现并无区别，可以说是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且说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与李善长的关系又递进了一步。在两人的包办之下，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结为了夫妻。如此一来，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为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善长的旧部也是得心应手。
大概也因为这层姻亲关系，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这一年的七月，胡惟庸又被提拔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徐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是他为人过于谨慎，又加上常年领兵在外，政务方面也是只占位置不问事。如此一来，右丞相胡惟庸就变成了真正的独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让人如此迷恋。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胡惟庸已经没有对手。又加上他和李善长结为亲家，在淮人中一呼百应，风头无人可及。随着权势的增大，胡惟庸渐渐忘乎所以，玩得越来越过分，放眼朝堂，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
谋天下者，难谋己身
成王败寇的游戏，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胜利者有资格耍流氓。而人性一旦堕落，底线就会一再突破，只至底线无底。谁也没有料到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居然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这时候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刘基表现得足够低调了，或许是怕招致政治灾祸，他一直隐居山中。
有意与大明朝堂保持一种距离的他，并没有让朱元璋真正安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朱元璋的心里，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朝堂半步。只要朱元璋心里还惦记着你，就算你低至尘埃也没有用。想要逃避现实，但是严酷的政治斗争风波仍是将其卷入其中。
胡惟庸上位之后，当他获悉刘基曾经在皇帝面前说过他的坏话，说他不具备丞相的资格。胡惟庸又怎能做到船过水无痕，他一直在寻找报复刘基的机会。当日，朱元璋和刘基君臣私下论相本来是极为机密的，但还是被朱元璋安排的检校散布到举朝皆知的地步。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搅乱帝国权力层的斗争形势。
对一个帝王来说，如果官员之间没有斗争，将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只有斗争才能保持各方势力的均衡，只有斗争才能让坐在金銮殿上的那个皇帝坐收渔翁之利。别说刘基是淮西集团的死对头，单就当年在朱元璋面前说胡惟庸不够资格当丞相这件事，就足以使胡惟庸与刘基之间心生仇隙。
刘基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以后，就一直安居于老家浙江青田，过着布衣粗食的农人生活。刘基的朋友宋濂，与同郡人吴德基一起致仕时，曾经问吴懂不懂什么是“保全之道”。吴德基表示愿听指教，宋濂说是“慎毋出户，绝世吏，勿与交”。宋濂教给吴德基的处世之道，也是刘基一直在实践的。回到青田老家后，他每日以饮酒下棋为乐，将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绝口不提朝政，也从不炫耀自己曾经的过往。
虽然远离了帝国权力的核心地带，但是刘基表现得依然谨小慎微。他知道远在南京的朱元璋并没有因为距离而放松对他的警惕，在这个朱姓王国的每个角落都有睁着的眼睛和张开的耳朵，他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监控之中。为了与帝国权力阶层彻底撇清关系，也为了表明自己已经完全放弃对权力的贪恋，回乡后的刘基从来不与当地的官员见面。
朱元璋从那些检校收集来的情报中得知，有一次，青田知县以布衣身份去拜见刘基，当时刘基正在溪边洗脚，就让儿子将客人引入茅舍。并且让夫人煮了一锅黍饭招待这个知县，称自己不过是乡间的一介草民，何劳贵客亲自造访。二人相谈甚欢。分别之时，这个知县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表达了对刘基的仰慕之情。刘基听后当即跪倒在地，口称小民，吓得从此闭门不见客。
朱元璋在听说这件事后，大为震怒。这个刘基到底想要干什么？一个跪天跪地跪皇帝的人，见了区区七品小官居然也表现得如此卑微不堪。
刘基也有难言的苦衷，有太平官可以做，谁愿意屈身下僚。本来以为隐于乡间就可以逃过朱元璋的眼睛，可他越表现得低调，越让生性多疑的君王放心不下。不光是朱元璋惦记着他，就连朝中如胡惟庸之流的大臣也没有忘记他，一支支向他射去的明枪暗箭，让他避无可避。
经历了权力场上的波涛汹涌，要回归心如止水显然是不现实的，就算是刘基也不例外。
在刘基的老家瓯江、括苍山间，南抵福建界，有一处叫谈洋的地方，由于此处的盐枭不服管制，埋下了诸多不安定因素。刘基建议在此设立巡检司，地方官吏没有采纳。这里离刘基的家乡也非常近，刘基便向朱元璋奏请在此处设立巡检司进行管制。刘基拟好奏章，派他的大儿子刘琏带到南京，直接越过中书省，送达皇帝的御案之上。
之所以让这份奏章直接越过中书省，到朱元璋的手里，刘基有他自己的考虑。他知道，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往下走，胡惟庸肯定会剥夺他在皇帝面前的话语权。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朱元璋看不到刘基的这份奏章。因为中书省有权在皇帝之前拆看官员的奏章，刘基的奏章肯定不会逃开胡惟庸的审查，也肯定会被截留于中书省。
尽管如此，胡惟庸还是知道了刘琏进京面圣这件事。对于刚刚主政中书省的他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他立刻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弹劾的内容是：刘基说过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他想等自己死后葬在这里。由于地方老百姓不肯让地，这才请求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好让自己拿到这块好地方。
胡惟庸的这一招不是一般的毒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等待着刘基的将会是“谋反大罪，诛灭九族”的悲惨下场。所谓“王气”，只能是皇帝才能够具备的气场，做臣子的想要得到王气，那就必须造反。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里，后人对于自家祖坟位置的选择非常讲究，甚至将后世子孙的祸福吉凶都压在了这件事上。
当然对于胡惟庸诬告刘基这件事，朱元璋还是能够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朱元璋虽然也敬天祭地，但并不会轻易就被人忽悠。看到奏章后，朱元璋并没有按谋反罪逮捕刘基。当然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也不可能坐视不管，于是就顺势剥夺了刘基的朝廷俸禄。一人独大与身不由己，其实有时候就隔着一张纸。
朱元璋心里清楚，凭借着刘基在帝国权力场上的能量和个人气场还远远达不到称王称帝的地步。朱元璋最为忌惮之处，不过是刘基的才能。
江山初定，如果像刘基这样有影响力的人才心生异志，那么对于朱明王朝来说，是一件极为要命的事。另外一点就是朱元璋剥夺刘基的俸禄是做给胡惟庸那帮人看的，刘基就这样成了一个空有名号却没有物质待遇的伯爵。
刘基显然将此事视为一个凶讯，或许他认为朱元璋这么做，是已经做好了与他彻底决裂的打算。他终究还是不顾老病之躯一路颠簸着返回了京城，他要向朱元璋当面陈清事实真相。
回乡多年的刘基已经衰老得让朱元璋感觉到陌生，曾经那个眼神里透着睿智，身体里藏着锐气的刘基已经不复存在。站在面前的刘基，已经与那些谨小慎微的乡下老者没有多大的区别。此时的刘基已进入生命中的老境，用他自己的话说：“须发已白过大半，齿落十三四，左手顽不掉，耳聩，足趻踔不能趋。”
他害怕自己闷声不响地待在家里会有灾祸降临，急忙赶赴京师表明心迹。或许是他心里早已清楚，自己此生已经无法逃脱权力世界的掌控，是非不是躲一躲就能完事的。
刘基进京之后很快就病倒了，而且是一病多年。朱元璋虽然没有继续追责他的意思，但也不会再给他继续为自己申辩的机会。就在刘基入京后的第二个月，朱元璋还是借故羞辱了他一番，停发了他一个月薪俸。理由很牵强，说刘基在一次祭孔典礼上没有陪祭而接受胙肉。受胙这件事本是小事一桩，朱元璋却在利用它做文章，这分明是故意让刘基难堪。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基陷入有家不能归、在朝无职事的尴尬境地。只是挂了一个“诚意伯”的虚衔随朝陪侍，这时候的生活状态与混吃等死并无二致。朱元璋心情好的时候，会让他写一些无关痛痒的官样文章。不过大部分时候，刘基会一个人在家养病，偶尔出门应酬一二，饮酒赋诗聊以解愁。
这种进退两难的生活让刘基内心困闷不已，不久就卧床不起了。整个洪武七年，刘基都是在这种恍恍惚惚中挨过来的，他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眼前的世界永远是混沌模糊的一片，他的病情随着身体内部的疼痛不断恶化。整夜整夜无法安睡的刘基，在半梦半醒中还在那里揣度着君王的心事。
曾几何时，刘基认为自己是最懂朱元璋的那个人。可现在他觉得自己错了，越来越看不透朱皇帝。一些时候，他甚至认为对方是在故意拨弄他，目的是想就此打破从前二人的合作模式。殊不知，朱元璋是个非常理性、近乎冷酷的人。他不可能因为个人恩怨，而拿他千辛万苦创建的帝国开玩笑。直到今天，刘基才想明白了另外一个原因。朱元璋也是无可奈何，在群臣中，真正具备丞相素质的人寥寥无几，胡惟庸是矮子里面选出来的将军。
尽管刘基这时候的姿态已经低至尘埃，可胡惟庸并没有忘记他，更不会因为他的低调如默就轻易地放过了他。胡惟庸派医生到刘基那里去看病，并开出一剂药留了下来。不知道刘基到底有没有服下这剂药，总之事过之后“有物积腹中如拳石”，病情变得愈发严重。
眼看刘基不久于人世，洪武八年春天，朱元璋决定赐他“还山以便侍养”。离京南归的日子定在二月三日，此前一天，朱元璋特召宋濂询问刘基的病情，宋濂的回答是患“霜露之疾”。当步至丹墀时，朱元璋突然让内使将他新刊刻出版的一部文集赐予宋濂。宋濂后来才得知，这部文集受赐的唯他与李善长、胡惟庸三人，并没有赐予刘基。
刘基刚返回故里，病情迅速恶化。一个月后，六十五岁的刘基就走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死在了浙江青田故里。有传言，说是御医奉了胡惟庸之命在药中下了毒。一个月后，慢性中毒的刘基撒手人寰，凄凉地死于自己的故乡浙江青田。从染病到去世，刘基有长长的三个月时间回忆他一个多甲子的一生。在早年写下的著名的《郁离子》中，他曾说“君子之生于世也，为其所可为，不为其所不可为而已”。大限将至回顾平生，在为与不为之间，刘基会后悔当初的选择，还是会沾沾自得于襄建大明的功绩？
刘基进入大明体制只有短短的七年半时间，实际在职也不过两年多的时间。他是否会懊恼在顺帝朝二十年那段元朝小官的经历，让自己到头来仍免不了背上一个不忠的恶名？“身世且未保，况敢言功勋”，事实上，这个被同时代人称作“负气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倔强书生自命”的人，从来到朱元璋身边的那一刻，就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洪武八年春天，当死亡来临的那一刻，他对自己的一生已不想再说什么，只是遗命子孙，再也不要走仕途。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将刘基死亡的责任全部推到胡惟庸的身上，当然这是发生在刘基死了十几年以后的事。那时候的帝国权力层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是独相胡惟庸被杀，举国震动；二是朱元璋试图将胡惟庸的党羽扩大化，那样的话就可以将其党羽剔除干净，并且借着胡惟庸案清除异己。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对刘基的次子说过这样几句话：“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结党，结果遭到了胡惟庸的毒害，吃了他（们）的蛊。”朱元璋还说：“你休道你父亲吃了他们的蛊，其实你父亲心里是有分晓的，他们便忌恨于他。若是那无分晓的，他们也不会忌恨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的，终不会亏待了你父亲的好名声。”
朱元璋对其他大臣们说：“刘伯温活着的时候，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后来胡家结党，加害于刘伯温。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在家里死了。后来宣他儿子来问，他儿子说（肚子）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人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的迹象。”
朱元璋在这里虽然一口咬定刘基的死是胡惟庸干的，但是真相究竟如何，或许只有朱元璋和胡惟庸心里最清楚。其实朱元璋、胡惟庸（淮西派）在这里玩了一出无间道式的权力博弈游戏。朱元璋很好地利用了官僚集团的内部斗争，将刘基之死与胡惟庸谋反案捆绑在了一起。
以胡惟庸的胆量，如果没有朱元璋的态度，他是绝对不敢自作主张毒死刘基的。其实朱元璋也不用给他什么明示，只需在说话的时候不断抛出一些问句，做出几个冷漠与怀疑的动作就可以了，以胡惟庸的精明又怎能不心领神会。更何况此时的胡、刘二人势力悬殊，一个是把持威权的独相，一个是被皇权抛弃的过气老臣。君臣之间相互利用，终究还是朱元璋更胜一筹，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当然朱元璋不会笨到因毒杀刘基而背负千古骂名，他所做的只是少些封赏，削职夺权，剥夺俸禄，日常监视，精神折磨，这就已经足够了。刘基垂垂老矣，风烛残年，即将不久于人世，他的死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朱元璋还没有愚蠢到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样一个人痛下杀手。
刘基至死还在充当着洪武皇帝的政治工具，致使胡惟庸多了一项残害忠良的罪证。
那个遭到灭口的御医，他端给刘基的那碗药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在身为皇帝的朱元璋身上，是他有意无意提供的精神摧残的药方让刘基过早地崩溃。在外人看来，刘基也算寿终正寝，好歹算是保住了刘氏家族没有遭到清洗。
比起前朝后世那些不得善终的文臣武将，刘基确实是万幸的。刘基在元朝的仕途一挫再挫，或是厮混于小官小吏，或是过着辞官隐居的单调日子，那时候的他不会想到日后会成为一个新王朝的开国重臣。他的幸运在于遇上了朱元璋，一个还算赏识他的主子。是朱元璋给了他施展抱负的平台，使他得以参与到这场改天换地的大时代运动中，以此实现青史留名的人生理想。
而刘基也是不幸的，他的才情太过超群绝逸，连皇帝都为之妒忌，他的存在让朱元璋深感不安。在家天下的统治意识下，唯我独尊的皇权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动摇，朱元璋只有不断对他实施打压，将其从神坛上拉下来。朱元璋相信，凭借自己的一双巨手不仅遮住了天下，也同样能够遮住看透天下气数的刘基，可惜的是刘基到最后也没有看透自己的气数。
刘基的下场是朱元璋政治清算的风向标，有些人得到了警示，如朱升、陶安、汤和等早就选择了功成身退。而那些看不透这场权力博弈的大臣们会继续在刀尖上行走，走得步步惊心。等到多年以后，朱元璋以雷霆手段扫荡了帝国官场之后，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满朝皆党，只有刘基不从。”这句话等于是在为后来胡惟庸案的扩大化定下基调，就算刘基真是一个能掐会算的半仙，恐怕也难以算出，自己在死了以后，还能够成为朱元璋手里一颗有用的棋子。
也有人认为，这是刘基在临死之际故意布下的一场权力弈局，而布下这场局就是为了瓦解李善长、胡惟庸的淮西集团。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刘基之死，就有了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剧色彩。
无论怎样，刘基与李党之争，是以个人之力同一个权势在握的庞大党群相对抗。刘基的做法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也注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命运走向。在刘基与淮西集团博弈的过程中，朱元璋将这一切尽收眼底。胡惟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他看来和一个官场上的跳梁小丑没什么两样，无所掣肘的相权是可怕的。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如此大动作非得拎出来几个以血祭旗不可。
胡惟庸是一个贪婪之人，身上毛病太多。尤其是在做了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截留奏章，但是仅靠这些鸡零狗碎的罪名要将一个丞相定罪，还是远远不够的。
洪武九年，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待了三年。在这三年时间里，朱元璋任其为所欲为，就像娇宠一个放肆的小孩。这一年，朝廷撤销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
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左、右丞相是级别最高的，其下分别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位，中书省就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虽然增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位置，但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洪武年的这场机构改革，最大的受益人莫过于胡惟庸。他在中书省，甚至在帝国的整个官僚集团，都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

详细描绘了薄熙来与其家族的腐败，尤其是涉及到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谋杀案，及其背后复杂的政治阴谋。薄熙来与他的秘密情人、支持者以及妻子谷开来之间的关系，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关键。南山丽景度假酒店发生的死亡事件，揭示了它如何在1605号房间发生的一连串复杂事件中，直接影响到中国权力的运作和对后来的权力更迭的影响。权力斗争的背后，不仅涉及亿万富翁和社会名流，还牵扯到整个中共新领导层的构成。通过第一手的报道和大量的来源信息，书中详细展示了这些细节，并揭示了政府们如何通过操控媒体来影响报道内容。

主要人物表
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英国商人，曾任驻中国商业咨询顾问
王璐（又被称为王露露）（Wang Lulu）：尼尔·海伍德的中国妻子
王立军（Wang Lijun）：时任重庆市公安局长、重庆市副市长
郭维国（Guo Weiguo）：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薄熙来（Bo Xilai）：时任重庆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薄一波（Bo Yibo）：薄熙来的父亲，老资格中共革命家，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2007年去世
薄瓜瓜（Bo Guagua）：薄熙来的儿子，现居美国
谷开来（Horus Gu）：薄熙来之妻，曾是律师
谷景生（Gu Jingsheng）：谷开来父亲，前中共军队将领，2004年去世

范承秀（Fan Chengxiu）：谷开来母亲，退休中共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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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宇（Li Danyu)：薄熙来前妻，部队军医
文强（Wen Qiang)：前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局党委副书记，2010年因刑事犯罪被判处死刑
周永康（Zhou Yongkang)：薄熙来的亲密同盟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系统“沙皇”
徐明（Xu Ming)：亿万富翁，大连商人，薄熙来和谷开来的亲密朋友
习近平（Xi Jinping):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太子党
习仲勋（Xi Zhongxun)：习近平的父亲，老资格中共革命家，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广东省委书记、省长，2002年去世
胡锦涛（Hu Jintao)：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002——2012)、国家主席（2003——2013)
令计划（Ling Jihua)：胡锦涛前主要幕僚，薄熙来的“深喉”，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温家宝（Wen Jiabao)：时任国务院总理(2003—2013)
江泽民（Jiang Zemin)：前中共中央总书记(1989——2002)，国家主席（1993——2003)
李克强（Li Keqiang）：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后任国务院总理

陌生人的电话

在中国农历新年时，人们很看重算命大师对来年的预测，希望新的一年比过去的一年更好。

• 2012年1月23日午夜，全世界的中国人迎来了12年一度的龙年。尽管龙——这个神话中的动物——象征着力量、权威和好运，可是它暴烈的性格，又预示着动荡和变化，这一点让不少人心中惴惴不安。香港一家报纸援引一位算命大师的话说，“中国会出现一些惊人的政治事件”，“下半年，中国将会曝出一桩腐败大案，众高官将被迫下台。有些人可能要进监狱，甚至丢命。”

“惊人政治事件”这种说法是一种相当稳妥的赌法，且这种政治预言被中国当局营造的一派欢喜气氛所掩盖。在中国，当局控制的媒体，一劲地渲染龙是如何大吉大利，把人们的联想往“和谐”和“中国经济的起飞”上引。不过，私下里，领导层中不少人对那位算命大师的预言颇有同感。中共十八大被安排在秋季召开，那时候，经过全面考察、在残酷的权力之争中获胜的新一代领导人将接掌权柄。从历史上看，领导层的更迭，就是大行政治权术和政治阴谋之时，在过去20年里，搞掉对手、排除异己的常见和有效方式，就是揭出对手腐败丑闻。江泽民利用这种计谋加强他的权力，他的接班人胡锦涛主席也这么干过。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党专政国家，用权术获得权力，就是政治体系中赤裸裸的现实，没有别的途径可走，所有争权的人们都得精于内斗。不过，就连算命师也在内，没有人预想得到，龙年里的第一个驕人政治事件，在新年的节庆都还没有过完的 15 天内就发生了。而我，竟在无意间充当了一个报信人。

2 月 2 日，我正在台湾出差。一大早，我约好朋友在台北君悦大饭店的前台大堂会面。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你是明镜新闻网的老板吗？”一个低沉、略显紧张的声音问。明镜新闻网是我在美国所办的中文网站。我回答是的，那声音悄声说道：“给我另外一个私人号码，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这种情况，我以前就遇到过很多。那人听声音像是个中年人，我把正巧在我身旁的一个同事的手机号码给了对方，他马上拨了过来。

我们的通话很短，他没有自报姓名。他披露，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刚刚被解职，并因腐败问题已经在接受内部调查。我感到难以置信。来电人觉察到了，激动中提高了声音：“相信我。这是百分之一万的准确！”
王立军是重庆市反腐打黑战役的著名英雄，据称他在与黑社会的斗争中，曾经负伤 20 多次，当地和全国的媒体称他为“铁血警魂”。更重要的是，他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左膀右臂，一颗正在上升的政治之星。
如果王立军被调查了，这可是个重大新闻。我马上联系了一位我认识的重庆市的高官，设法核实这一消息。
“虽然证实了王立军将不再担任公安局长的消息，却并不知道王立军正在接受内部调查的情况。另外，他提醒我说，‘别忘了王仍然是重庆市副市长。’但我知道，尽管王立军还保留了副市长的头衔，显然他正在出局，因为公安局才是他的真正地盘和权力中心。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报道中国政治新闻已经超过 25 年，先是在大陆为官方媒体，后来是为台湾和香港的多家报纸。上世纪 90 年代，我创办了海外一家独立的出版公司：明镜出版社，旨在为中国海内外的作家提供一个中国大陆没有的、自由独立的平台。虽然我出版的那些书和杂志在中国大陆都是遭到禁止的，但到香港和台湾旅行的游客，会私下把它们带进大陆。更何况，大量的中国网民会利用代理服务器登录。”
从2012年2月2日开始披露的薄熙来事件，并不是像这部戏导演们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场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战斗，或是毛派极端分子与温和的改革派之间的冲突。实际上，这是一场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夺高位而导致的政治阴谋。参与者本身是被个人忠诚和世代交情所驱动，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我的网站发布王立军被解职消息的两个小时之后，管辖着3000万市民的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简短消息：

稍晚，重庆市政府公众信息网刊登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政府领导分工的通知》。王立军分管的工作为：教育、科技（知识产权）、环保、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体育、民防、园林、参事、文史、修志工作；分管的部门（单位）为：市教委、市科委、市环保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体育局、市民防办、市园林局、市政府参事室、市文史馆、市志办、市教育考试院（市招生办、市自考办）；联系市科协。提到“副市长”，让我想起香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报道了2011年3月间重庆人民代表大会市长选举的内情。选票上所有的市长、副市长候选人，都是由党内高层事先指定的，代表们不过是在每个名字上画圈而已。王立军的名字也在选票上。尽管市里刚刚授予他“重庆市人民卫士”
的称号，有几位代表还是投了弃权票。大会主持人立刻宣布这个投票结果作废，重新开始。经过好几轮投票，直到每一位代表都投了赞成票才罢休。政府的媒体希望宣布王立军的当选是“全体一致通过”。

一年以后，那些曾安排过“一致通过”的王立军支持者，又暗中策划了他的出局。王立军可以继续当副市长，但是他的职责，从他专长的公安、国安、司法、政府维稳、政府应急管理等领域，转到他一无所知的领域。这是第一个确定的信号：王立军真的出事了。

无名氏电话所提到的王立军已经因腐败案被调查，听起来是可信的。海外的政治分析家们也没有为此感到意外。在一个腐败泛滥的国家，没有哪个共产党官员是干净的。2009年被解职的王立军前任文强，曾经在重庆当了16年公安局副局长，破过好几个全国瞩目的大案，最后还是因为受贿和与犯罪集团勾结而被处决。

然而，重庆政府似乎不顾一切地要消除我所报道的王立军正在接受调查的传言。市政府简短的帖子发表后没多久，一篇王立军“业绩评价”的东西便在网上出现了。这篇东西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办公室为去年的市长选举准备的，这位前公安局长得到的评价是“政治立场坚定，宗旨意识和大局观念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处事公道，执法公正，要求自己严格，群众口碑好。”“不足之处是，工作有时要求急一些，批评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
表面上看，王立军调离原岗位的原因，似乎是因为他的脾气和强硬风格，其中并没有什么隐情。一家香港报纸甚至引用了一位重庆的消息人士说，王立军的上司薄熙来派他到新的领域工作，是希望给他增加资历，为将来的提升做准备。

在这样委婉的说辞背后，我们看得出重庆政府正处于危机控制状态，试图低调报道王立军的解职。而与此同时，重庆和北京了解政治内幕的人们，却在频繁地向海外媒体发布消息，揭露出很多截然不同的内幕。

第二天，那位神秘人士又一次打来电话，一副自鸣得意的语气。

牵强和缺乏证据。由于来不及给我的知情人打电话去求证这些细节，在未经核实之前，我没有发稿。就把王立军的新闻放到了一边。

两个小时后，在美国的位同事向我通报了博讯网站上的一条“独家”新闻。我把这个报道扫了一遍便后，发现这和无名氏从电话里给我提供的，是同一个版本。博讯的“独家”新闻，在海外的中文媒体中间引发了一系列反响。美国之音报道说“最新爆出的有关王立军实名举报薄熙来家人腐败的消息，则令薄入常前景更马扑朔迷离”。

第二天我还在评估王立军指控薄熙来的消息是否准确，那个不屈不挠的无名氏又联系到我，对于我没有及时发布他提供的消息，表达了他的失望。但他又提及了更多的内幕:王立军现在就好像被恶鬼缠身了一般，当两名官员出现在他办公室，向他宣布他将不再担任公安局长，催他交出武器的时候，王立军公然对抗，竟然拔枪以对；当重庆政法委书记和纪委书记找他谈话时，王立军当场摔了茶杯。他扬言，如果有人胆敢伤害他他就揭出薄熙来和他老婆的违法行为。他甚至要求把他转到北京或辽宁省去，宣称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王立军来重庆没几年，抓了、审了两千人，重庆商界和官场的很多人对他恨之入骨。

与此同时，一位经商的太子党——资深共产党高官的子女——通过安全渠道，从北京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他提供了相同的版本，不过带着点小曲折：

绪化，把自己反锁在市公安局大楼15层的一间办公室里，而楼上一层就是公安局的武器库。担心王立军会在失控状态下进入武器库，就安排了几个人监视他的行动。王立军却感到，有人监视他，意味着有人要来杀掉他。

博讯和明镜后来都发布了这些消息。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已经很清楚不多双看不见的手正在出击，不仅要搞掉王立军，而且连带着要搞掉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以上内情人的透露或传言很可能是有意挑起薄熙来与王立军之间的对抗，逼迫他们互相采取极端行动。

薄熙来也肯定注意到了海外的报道。2月3日，他露面了。在重庆市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他发表了讲话：“宣传战线的工作不可小视，这是个硬碰硬的任务。信息本身虽然是‘软’的，但它产生的作用却是‘硬’的。我们的媒体提供大量健康向上的信息，就可以凝心聚力，使全市人民形成钢铁般的意志。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使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这个‘战场’是隐形的，但斗手是激烈的。”王立军也在2月5日重新露面。他在公众面前显得非常合作，仿佛忙于适应他新的角色。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他造访了重庆市教育局，然后调研了重庆师范大学。在电视上，他神情泰然自若，仔细地听取着学校领导的汇报。对于他的新任职，他诚心诚意地表示：作为副市长，工作分工调整之后，每一项工作对自己而言都是新的挑战，也是很好的学习。
王立军，1959年12月26日出生于内蒙古的阿尔山，和另一位令人生畏的人物毛泽东是同一天生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在1949年取得胜利，暴政统治中国达27年。在王立军的生涯如日中天之时，东北城市铁岭的一家当地报纸在描述他的出生时，使用了一度只会用来形容毛泽东的语气。

不是所有人都打算买这种蒙古武士的账。王力成，辽宁的一位律师和博客写手，就曾质疑过王立军的族裔。这位律师过去十年来密切关注着王的职业道路，他认为，王立军虽然生于内蒙古，却是百分之百的汉人——中国最多数的一个民族。他的祖先居住在东北的辽宁省。1982年参军时，王立军确实在蒙古传统的报名表上，在民族一栏里填的是蒙古族。十几岁时，填的是汉族。

“王立军为什么把自己的汉族改成蒙古族呢？”这位律师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代表（1992）的一位伙伴说，王立军从小就受到‘少数民族的照顾’的条件，王立军为了争取当上该届党代表，所以才将自己的民族更改为蒙古族。”
副局长推荐他去应聘。尽管他没有所要求的大学文凭，但还是被录用了。三年后，28岁的王立军被提升为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晓南派出所副所长。晓南位于城市的最南端，抢劫和帮派行凶十分猖獗。他上任的一个月前，那里曾有一位叫王涛的年轻民警遭到袭击，被人刺死，凶手一直没有抓到。《法律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活灵活现地描述了王立军上任后第一个星期的情景：

从此，王立军作为一名勇敢无畏的警察而名声大震。新来的派出所长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在业余时间里，王立军在工厂、机关等容易发生盗窃的地方安装了自动报警系统，出事时一按，派出所地图上的灯就亮了，公安干警马上出动。三年之内，王立军管辖的地区里犯罪率大大下降，官方媒体称，他共破获了281起案件，抓捕了1600多名不法分子，晓南被评为全省的文明镇。1991年，他被调到另一个派出所，他干脆就住在所里。他曾创下九天打掉十个犯罪团伙的记录。1992年1月，他被公安部授予“中国十大杰出民警”称号。在北京期间，很多中国高层领导人接见了他。

他被任命为马铁岭公安局副局长。刚上任时，铁岭的犯罪团伙十分猖狂，他们控制了这个城市的夜总会、爱廊和餐馆，进行着卖淫和敲诈勒索等各种勾当，枪击时有发生。犯罪团伙猖狂至极，甚至在政府大楼外边放置炸药，威胁官员。冬天里，很多农民工无工可打，便酗酒、盗窃、街头斗殴。当地居民被黑社会和地痞弄得苦不堪言。

作为马-项新的重要举措，王立军在1994年9月发起了打击团伙犯罪的战役。他成立了一个40人的专项组，把一座三层办公楼变成临时牢房，用来关押和审问嫌疑犯。在40天时间里，他破获了800多起案件，逮捕了与86个团伙或黑社会有关联的923人。在随后的密判中，7名首犯被判处死刑，19名政府机关内部人员因与犯罪分子勾结而被逮捕或解职。

很多法律专家，包括就族裔问题质疑过王立军的律师王力成，都对这次战役践踏法定诉讼程序提出批评，但当局对这些声音未予理睬，并且对王立军的战果表示满意，夸他是坚定打击犯罪的斗士。当地政府还为他写了一本书《东北虎傅奇》，记录了王的英雄事迹。在其中一章里，作者陈晓东描绘了王立军怎样擒获两个黑社会头目：

第二天下午三点半，侦察员报告，说杨俊富可能已打探到消息，正准备出逃。王立军经请示后，决定提前行动。他率领警员直扑杨俊富栖身的银州大酒店，自己埋伏在一楼服务员休息室。随后，他让刘家铎等人将杨俊富骗下楼来。杨俊富刚把半个脑袋探进门里，王立军就猛虎扑食般地将其擒。

获得了。王立军大喝一声：“你知道我是谁吗？”杨俊富一看，如梦方醒！“啊，你是王立军？那我值了。”王立军问：“为什么值呢？”杨俊富说：“死在你手下呀！”

另一个头目何晶是个武林高手。听到警察要来抓他的风声，就迅速逃逸了。一个月后，王立军得到消息，何晶又潜回住地了，就藏在他自己的公司里。为了防止走漏风声，王立军只带了一名警员，赶去追捕。但是他们赶到公司时，一眼认出何晶正上了他的“标致”505轿车，何晶也发现了王立军，便开足马力逃跑，王立军开车死死地咬住他。眼看就要追上了，忽然一辆拖拉机挡住了王立军的车子，何晶得以飞驰而去。王立军气得眼里直冒火。但是何晶跑出没有多远，车就熄了火，王立军跳出车子，上去把何晶拽出车来。一个是武林高手，一个是孤胆英雄，二人对打了20分钟，何晶勒住了王立军，要置他于死地，但王立军挣脱了，最后重拳打在何晶头上，将他击倒在地。

深深的伤口。

王立军的勇敢，为他赢得了多次嘉奖，其勋章绶满了警服。1995年，他参加了全国英模报告团的巡回演讲，介绍他在铁岭打击犯罪战役的辉煌成果。那天，王立军正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时，铁岭地方法院作出裁决，将他抓获的黑社会头目处于死刑。各家官方报纸描述了王立军听到的消息，王立军便开始集中对付外敌了，把盘锦地盘上多个黑社会组织、一批黑社会头目、221名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王立军与周永康的深厚友谊，就是在盘锦建立起来的。周永康是王立军的恩师之一，在王立军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之前，周永康曾担任盘锦市市长。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说，周永康的很多故交，因为与“油耗子”的关联而被王立军盯上，星夜驱车直奔北京，向周永康求救。周永康出面干预，在牵出更多人的之前，力劝王立军终止盘锦的打黑战役。 据说王立军同意了，停止了对周永康老朋友们的追捕。作为感激的一个姿态，周永康的干儿子…
涛把王立军邀请到北京周永康的家中，王立军在那里与周永康的许多朋友成为了朋友。这些政治上有权势的关系极大提高了他的自信。2003年5月，辽宁省政府命令各市公安局长交换岗位，王立军离开了工作了22年的铁岭。期间他破获刑事案件近8300起，逮捕犯罪嫌疑人近3000人。来到锦州后，发生了一起恐怖的凶杀案件：锦州连续发生5起入室强奸杀人案件，罪犯在四个月内强奸了五名妇女，并残忍地杀害了其中两人。王立军调动了近两千警力参与破案，并从此开始启动破案后的倒查责任机制。53天后，一名有前科的犯罪嫌疑人被抓获，供认了作案事实。7月23日上午，锦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大会表彰破案有功人员。当天下午，王立军召集锦州市公安局全体人员开了一个大会——案件倒查责任追究处理大会，13名警察因在侦破中有失职渎职行为而受到处分。其中，罪犯所在区域的公安分局康宁派出所副所长及一名民警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理由是：罪犯家离派出所仅100多米，而且完全符合11项对犯罪嫌疑人的推测特征，他们没有将其排查出来。该分局副局长也被行政撤职。受到处分的警察不可避免地感到委屈，普通市民则大声叫好。他很快就成为锦州市家喻户晓的人物，第二年当选为副市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论是铁岭还是锦州，被他开除或被关押的警察，在王立军调走后便很快恢复了工作。他的改革计划，比如将巡警和交警合并为一个单位以提高效率……
也都中止了。他的后任认为，他的措施太过激了。2008年6月，公安部决定调王立军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从锦州到重庆——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对王立军来说，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里程碑。

“王立军教授”

在重庆，王立军的仕途开始平步青云。他从一个300万人口的城市，来到一个32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三年之内，他连上三个台阶：从公安局副局长，到局长，再到副市长。

王立军是怎样在政治重镇重庆市第一个落马的？是谁在王立军和薄熙来之间牵线搭桥？我发现有好几种相互矛盾的说法；这一细节，对于了解薄王在重庆的关系，以及他们最终的决裂，是很关键的。

一个普遍流行的版本说，王立军是在2007年引起薄熙来注意的，当时薄的妻子谷开来怀疑有人把铅汞混合物掺进她每天服用的中药胶囊，想要毒死她。大连企业家、亿万富翁徐明，也是薄熙来夫妇的朋友，联系了王立军。以王立军为原型的电视剧，使得他当时在整个东北都已赫赫有名。徐明邀请王立军来调查此事，王立军没几天就破了案，逮捕了薄熙来的私人司机和他的帮手。2008年，也就是薄熙来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之后的一年，他对黑社会猖獗的问题感到焦心，认为当时的公安局长——胡锦涛的一个亲信——既靠不住住又能力差。薄是个“空降”官员，在重庆没有人脉根基，他需要用自己的人马建立团队。他的妻子向他强力推荐了王立军。一个在公安部有很硬关系的企业家则认为，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才是王立军和薄熙来之间正式的牵线人。周永康，本书后边还会专门讲到他，欠王立军一个人情——2002年，这个打击犯罪分子的英雄，在锦州打击“油耗子”战役中，释放了好几个周永康的朋友。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之后，两人成了亲近的哥们。“所有重大人事变动都必须经过周永康的同意，”那个企业家说，“没有他的批准，像王立军那么大幅度的提升，行政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不管他们两人是怎么遇上的，重庆的官员们都说他们俩一拍即合。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薄熙来多次赞扬王立军的业绩和他的勇敢。对于王立军，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而言，可以想象，和一个显贵的太子党，一个正在上升、能够为他打开发一个新世界的政治新星一起共事，他是会看中这份荣耀的。蜜月是甜蜜的。王立军一来便是市公安局副局长。九个月后，薄熙来果然没有食言，任命王立军为公安局长。王立军也没让他失望。在第一年里，他展开了一场“社会大调查”。他化装成一个出租车司机，私访了各种社区，与当地居民交谈。重庆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也苦于犯罪率的上升。有些地区，卖淫和非法赌博的黑窝就在离派出所很近的地方猖獗。
王立军跨台后，他过去的助手忻建威披露，王立军在重庆两年期间，共有过51任秘书，最短的一任一天就被解职了。忻建威本人给王立军当秘书和私人助理共四个月，直到他因为一点小事顶撞了王立军而被关进监狱。根据忻建威的说法，2010年春，一次公安会议期间，王立军要他在旅馆订个房间。由于王立军没有按时退房，他的房卡自动失效了。“王立军大怒，因为他进不了房间了。他把我找来，破口大骂，”忻建威2012年12月在网上的一篇文章里说。“我竭力解释，这不是我的错，王立军大吼，‘滚出去！’第二天就把我解职了。” 过了一个月，忻建威因“为黑社会头目提供保护伞”而被逮捕，被关进小号300多天，两个看守一天24小时监视。在关押期间，逼他承认被几位市领导收买，到王立军这里充当间谍，阻止他的提升。忻建威拒绝承认，就被绑在老虎桃上，多次毒打。造成他颅内严重受伤。忻建威说，有一次他在牢里，把打死的蚊子一双粘在墙上，拼出“冤枉”字。

一位在重庆公安局宣传处工作过的人，还把王立军描述为一个自恋的人，说他有一个20多人的摄影摄像团队，身着蓝色夹克，被称为“蓝精灵”。王立军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任务是记录下王立军说的每一句话，拍照和录像，捕捉到他所谓“最为动人的时刻”。假如照片不合王立军的标准，摄影师便会进行PS处理，直到他满意。王立军每次讲话，都要求下属写下评论。然后，所有的讲话稿都会汇编成书，下属们的阿谀奉承也成为一件收入品，像什么“王立军教授是个圣人，英雄，模范教师。每次欣赏他的话语，我都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厉神化王立军推波助澜的官方媒体，也成了他专横作风的牺牲品。近年来，特别是在商业利益和新兴敏感的驱动下，许多媒体有时也会突破极限，发表些批评政府和公安的报道。王立军对任何批评都是不能容忍的。在2010年10月重庆市公安局党委的讲话中，王立军说：

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

一个社会是多么重要，自由、尊严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命运在这五年里给予我的馈赠，并非人人都能得到的。如果没有一个倒霉的老子，我也得不到这份礼物，这岂不是沾了大光？

正如预期的，那些机智的回答，经常被薄熙来的支持者引用。薄熙来对他中学生时代的描述是真实的，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薄熙来生于1949年7月，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前夕三个月。他是六个孩子中的老三，朋友们都叫他“三哥”。小时候，他父亲的政治生涯正处于高峰。七岁时，他进入北京实验二小，学校里有很多被称为“革命后代”的孩子。因学校也招收平民百姓的子女，校长坚持对高干与平民子弟一视同仁。如果哪位家长用公家的车接送孩子上学放学，他们就得把车停在离学校很远的小胡同里。薄家住在北京的另一端，朋友们都记得他父亲的车每天早上把他送来，一位卫兵放学后来接他。不论用什么标准，薄熙来当时过的是特权生活。1962年，他步哥哥的后尘，进入北京男四中——这个学校的校友，许多来自政治特权家庭，许多毕业生如今是中国具有影响的企业家、政治家和军官。四中校友回忆，他哥哥是学校里很红的体育健将和学生干部，薄熙来却不一样，他是个安静的书呆子。1966年5月，毛泽东宣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健康肌体，在全国范围发动了“文革”，要在党内肃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上破除“四旧”。他号召年轻人——马当先。受毛泽东这一思想的鼓舞。

薄熙来学校里一群高年级学生在1966年6月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立即废除大学高考这一“封建枷锁”。毛主席很喜欢这一主张，国务院立刻做出决定，停止大学高考。 1966年8月，四中爆发了文革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流血事件。四中的校领导与教师们被勒令排成一队，有的带着高帽、有的挂着罪状牌子、有的剃成阴阳头、有的被捆着双手，围绕着操场像游行示众一般走了一圈又一圈，接受着小将们的怒斥甚至拳打脚踢。学生们推翻了校领导，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薄熙来哥哥薄熙永当了副主任。路透社记者采访了男四中的10位校友，他们回忆了学生在体育场令老师游街，羞辱他们的情景。一些没有红色血统的学生被嘲笑为免职 薄熙来完了！
对，千真万确。一位高官告诉我说。 我是接到国内一位已经认识了 20 年的记者打来手机之后，向这位官员核实的。那是北京时间 3 月 15 日上午。这位记者透露薄熙来被解除市委书记职务。我的关系已经证实了这个消息。你在你的网站上发出这个消息没有问题。” 事实上，半小时以前，在中国的博客上有 20 万粉丝的《南方周末》前记者杨海鹏巳经透露了同样的消息。“如果这个消息不实的话，我愿意关掉博客，作为对自己的惩罚，”他写道。 在我发出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的消息十分钟后，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试图赶上，发布了一条 54 个字 11 月 14 日中午，王立军来到谷开来的寓所，问事情进行得如何。“那天我看到王立军后，就把情况告诉了他，11月 13 日夜里我怎么见的尼尔，怎么下的毒，”谷开来在证词中说，“王立军要我不用为案子担心，以后这案子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还让我把这案子忘了。我说，我有点担心；他告诉我，过一两个星期就没事了。”谷开来不知道的是，王立军巳经暗中把她跟他的谈话录下来了。王立军说他当时录音的目的是害怕将来被人做了局。后来，他还用那段录音去敲诈谷开来的丈夫薄熙来。在他 2012 年 2 月被关押之后，王立军把录音交给了北京的调查人员。 11 月 15 日早上，酒店人员发现海伍德的尸体，通知了医院，并报告了王立军，王立军派手下去侦查犯罪现场。根据法庭文件，侦破人员在遇害人心脏附近提取了血样，对尸体进行了扫描。从现场死者身上抽取了心血，在重庆公安局内做了毒化检验后，放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事后王立军要求整理尼尔.海伍德死亡案证据材料时，心血样本被分为四份，其中两份仍存放在物证鉴定中心，另外两份送到一公安干警的家中放入冰箱保存。 在后来的询问目击者和现场侦查中，警察调看了酒店保安监控录像，检查了海伍德房间内杯子上的指纹，警方调查人员确定谷开来是杀害海伍德的可能嫌疑人。检察官说，四名现场调查人员采取“制作虚假走访笔录、隐匿物证”等手段，掩盖市委书记妻子涉案的真相。他们草草地给调查做出了结论，在征求王立军意见后，把海伍德的死亡原因定为摄 入过量酒精，引起心脏病发作。调查人员没有把海伍德的死亡列为刑事案件。
11 月 16 日，海伍德的遗孀王璐赶到重庆。谷开来在重庆公安局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了王璐，说服她接受调查人员的结论，同意不作尸检，将尸体火化。 11 月 17 日，王立军把酒店的保安录像交给谷开来，上面有记录，海伍德死前她踉张晓军进入其房间，她走之后再没人找过海伍德。王立军撒谎说，保安录像没有拷贝过。 海伍德的遗体 11 月 19 日被火化。当年晚上，王立军给谷开来打电话，告诉她海伍德已经“化作青烟，驾鹤西去”了。 如前所述，海伍德死后一个星期，王立军暴露了他真实的意图，向谷开来施压，让她说服薄熙来帮帮他在铁岭的朋友。谷开来说服丈夫未果，王立军变得不客气起来，对谷开来发出含蓄的威胁。眼看自己不知不觉落入王立军的陷阱，谷开来慌了。根据法庭文件，谷开来背著王立军，找到市公安局副局长，命令他绡毁海伍德案证据。王立军发现后，愈加恼火，“谷开来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桩谋杀案了。” 2011 年 12 月 14 日，谷开来用王立军的名义，请四名调查人员到她家吃晚饭。酒饭之间，谷开来表达了她的担心，和海伍德谋杀有关的证据如果不完全销毁，可能会落到不该得到的人手里。为了让谷开来放心，其中一人李阳，派谷开来的一位家庭勤务员去他自己的办公室，把所有巳粉碎的文件取回到谷开来家，证明全部证据都已经被毁掉了。第二天， 《南都周刊》报导说，谈到最后，薄熙来握着王立军的手感谢他。然而王立军一离开，薄熙来与谷开来核实，得知是王立军敲诈她。薄熙来对王立军的“背叛”怒不可遏，第二天把王立军和副局长都叫到自己办公室，打了那记着名的耳光，拉开了政治丑闻的序幕，这一丑闻最终将他二人双双毁掉。 与薄熙来的决裂公开化了，王立军立刻命令重新制作尼尔.海伍德案卷，并抢先隠藏那些物证，以免落到薄熙来手里。就是在这时，调查人员王鹏飞将一份海伍德的血样，转移到北京一个朋友家中。 检察官说，2012 年 2 月，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之后，他们重新研究了王立军交来的证据。酒店保安摄像机拍下的录像显示，谷开来和张晓军在海伍德死亡的那天夜晚出现过 《南都周刊》报导说，谈到最后，薄熙来握着王立军的手感谢他。然而王立军一离开，薄熙来与谷开来核实，得知是王立军敲诈她。薄熙来对王立军的“背叛”怒不可遏，第二天把王立军和副局长都叫到自己办公室，打了那记着名的耳光，拉开了政治丑闻的序幕，这一丑闻最终将他二人双双毁掉。 与薄熙来的决裂公开化了，王立军立刻命令重新制作尼尔.海伍德案卷，并抢先隠藏那些物证，以免落到薄熙来手里。就是在这时，调查人员王鹏飞将一份海伍德的血样，转移到北京一个朋友家中。 检察官说，2012 年 2 月，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之后，他们重新研究了王立军交来的证据。酒店保安摄像机拍下的录像显示，谷开来和张晓军在海伍德死亡的那天夜晚出现过谷开来和张晓军的指纹，也在犯罪现场的瓶盖和杯盖上发现。根据海伍德血液样品和在现场收集的呕吐物，北京的调查人员认定，海伍德的死因，是氰化物中毒，海伍德是一起他杀案的受害人。谷开来——还有她的私人助理张晓军——2012年 3 月 15 日起被监控，2012 年 7 月正式逮捕。
2010 年，薄熙来一位曾是国安部高官的朋友，把国安部对海伍德的调査透露给薄熙来。朋友警告薄熙来，他的政治对手可以利用他与海伍德的亲密关系，毁掉他的政治前途。薄熙来立即把情况告诉了谷开来，叫她和薄瓜瓜不要再跟海伍德来往。2010 年起，海伍德就不得再与薄熙来和谷开来联繋，但薄瓜瓜人在英国，海伍德还是保持了与薄瓜瓜经常的电子通信。把海伍德当成间谍去调查的消息，使谷开来的多疑症更厉害了。她认定北京高层中有人编出个间谍故事，阴谋对付薄熙来。她怀疑海伍德的妻子也在提供情报，把自己向海外转移资金的有关情况报告给国安部。万维网上的说法，似乎和英国媒体的报导吻合，说谷开来在 2010 年与海伍德联繫，要他跟妻子王璐离婚，并宣誓效忠薄家。“谷开来行为非常古怪，”海伍德这样对朋友说过。 还是在 2010 年，万维网上说，薄熙来给政治局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声明在他与海伍德的来往中，没有违反国家安全的规定。这个报告先发制人，成功地抵挡了温家宝的进攻。之后几个月里，海外中文媒体上开始出现报导，说温总理的儿子和妻子利用政治上得天独厚的优势，积累了大量财富。据说薄熙来为反击提供了消息。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证据能证明，温家宝指示国安部去查清海伍德与军情六处的关系。在美国的华裔学者陈小平博士认为，政治局常委中主管国安部的周永康，就是那个在2011 年指示薄熙来摆脱海伍德的人。 “周永康选择薄熙来当自己的接班人，他担心薄熙来与一个外国人的来往会给其他人以口实，反对在十八大上薄熙来的晋升，”陈小平指出，“在重庆而不是在北京杀掉海伍德，可以排除未来的障碍，减少负面效应。”陈小平推测，薄熙来利用谷开来把海伍德引诱到重庆，给王立军佈置了任务，谷开来把海伍德灌醉，再由王立军将其窒息致死。薄王闹翻以后，王立军便把一切都推到谷开来身上。 博讯上有篇报导，描写了国安部人员同王立军于 2011年 10 月在北京的会面，说国安命令王立军找个办法杀掉海伍德，因为海伍德企图向党内高官渗透。王立军便利用谷开来把海伍德诱到重庆。海伍德昏睡在床上，王立军给他注射了有毒化学药品。然后，他与薄熙来在北京的敌人合作，捏造了谷开来谋杀案，以报復薄熙来拒绝帮他的铁岭朋友这些版本至今仍然缺乏实证，可以是英国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式惊险间谍小说的好材料，- -场发生在中国的惊险、异国风格的曲折和阴谋，正是西方出版菜不断在物色的题材。但是个重庆的消息来源说，海伍德与英国情报组织的关傈，在警方中间是个公开的秘密。那四位调查海伍德案干警中的位，就对薄熙来说过:“谷开来马国家消除了- -个危险的间谍”英国政府方面对海伍德之死异乎寻常的沈默，更加助长了间谍说如果他仅仅是个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公民，对他的死亡至少应该有个领事调查和公开声明。在谷开来的密判中，英国政府派了两名外交官到场旁听，但在谷开来被定罪后拒绝评论。大使馆倒是发表了一项声明:

我们欢迎中国政府对海伍德死亡案的真相进行调查，以及审判有关的犯罪人员。我们一贯对中国当局明确表示，希望看到对该案的客判能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不要实施死刑。对英国政府的声明，位中国博友评论说，“他们的位情报线人被杀了你能指望英国政府说什么呢?中国有句话，对这种情况再合适不过了，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薄、谷、李家族联姻探秘

革命年代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婚姻，一般是在封闭的红色圈子内选择根红苗正的志同道合者为侣，这是从经历中共各种内部肃反运动和斗争中得来的宝贵经验，也成了这些日后成为红色后代者潜意识的选择标准。
8月26日，济南中院，已出庭数日的薄熙来神色黯然，面容显得极度疲惫。在被告席上，薄熙来面对公众做了这场被称为世纪庭审的最后答辩：“已知在劫难逃，百感交集，也只剩余生。”
高频次的镁光灯下，这位中共政治明星往昔荣光消弭。薄熙来是中共建政以来，继陈希同、陈良宇后的第三位出庭受审的政治局委员，也是因贪腐落马的第四位直辖市市委书记。
薄熙来的父亲为中共元老薄一波，薄妻谷开来之父谷景生是开国将军，上世纪30年代即为中共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前妻李丹宇父亲为北京前市委书记李雪峰，中共北方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薄一波、谷景生、李雪峰三位中共开国元勋中，仅谷景生职级稍低，但亦战功卓著，离休前夕仍主持新疆全面工作，薄、李两人均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
薄一波、谷景生、李雪峰晚年获家人和组织悉心照料，三人皆为世纪老人，在本世纪前后均以近百岁高龄一一离世。
而他们的后人则因为政治因缘结亲，薄一波的二子薄熙来、谷景生的五女谷开来及薄前妻、李雪峰的三女李丹宇等三个红色家族后代间，错综复杂枝枝蔓蔓的关系，亦因此次涉薄的贪腐、滥用职权和受贿指控案件，被渐次起底，浮现在众人面前。
战火中结下的情谊
8月22日，薄熙来案首次庭审，薄、谷、李三家后人代表悉数出庭。薄氏家族中，除了传闻与薄熙来素来关系较好的薄家“五妹”薄小莹外，薄熙来的哥哥薄熙永、弟弟薄熙宁出席；薄妻谷开来的大姐谷望江代表谷家列席旁听；李家的代表则是薄家三代、薄熙来与前妻李丹宇之子李望知。
34岁的李望知与其父薄熙来外形颇似：眉目秀气，前庭饱满，身材硕长。李望知是薄熙来与前妻李丹宇的短暂爱情成果。这是李望知首次以薄熙来长子身份在公众场合出现，也是他6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李望知曾对外媒称，上一次与父亲见面还是2007年1月21日，在祖父薄一波的葬礼上。
事隔6年，薄、谷、李三家又重新坐到一起。唯有此时，这个红色家族二代、三代间多年的恩怨被暂时搁置，虽然共同诉求一致，但坐在庭上的三家人恐怕各怀心思。
而60多年前，他们的前辈薄一波、谷景生和李雪峰，祖籍同为山西，在中共革命根据地太行山区，同心同德，携手并肩。
上世纪30年代末，中共北方局委派薄一波回山西与阎锡山合作组建新军。阎锡山惜薄英名，在薄一波抵达太原翌日，即同意他接办和改组山西牺盟总会领导机构。薄一波在牺盟会27名新委员中暗自安排了21名秘密共产党员。次年，薄一波按阎锡山要求组建山西新军，以抗击日军。当年8月，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太原正式成立，决死队随后发展到4个纵队、1个工兵旅和3个政工旅，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建的暂编第一师。   
决死队后来成为中共的新生力量，薄一波下属谷景生曾任决死队第一纵队民运部长，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改造旧政权等项工作。多年后，薄一波评价昔日的“老战友和老部下”谷景生所做工作，是“能否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一环”。
薄一波的山西新军后来为中共输送了5万新军，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阎锡山与中共反目后，薄一波即转入中共所辖的太行山区从事抗战活动。薄在担任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等职务期间，谷景生亦一直紧随薄的领导，先后任晋冀鲁豫边区下属太行区五分区、七分区的政委兼地委书记。
谷景生的直接上司是太行区区委书记李雪峰。李雪峰作为中共早期地方组织领导，曾任职太行区区委书记多年，太行山妇孺皆知其名。太行区为邓小平部129师休养生息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之后李雪峰随邓的部队南下，转战郑州、昆明等地，直至进京。
薄一波是山西定襄县人，其部属谷景生是山西临猗人，而李雪峰是山西永济人。三人早年并无交集，但在戎马倥偬的太行山革命时期，三人成为上下属间的战友关系，战场上的生死考验，让他们成为莫逆之交。
薄一波后来弃武转文，渐入中共领导核心。而李雪峰一直矢志地方建设，凭政绩步上青云。谷景生走的是从军报国的仕途，也曾屡有转任地方的机会，但旋即又因各种原因被召回军界，官至少将。
作为“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谷景生早在1937年就担任过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文革”时期，谷景生被打倒，遭监禁关押12年。70年代末获平反后仅一周，即被点名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奔赴中越战争前线。此前与谷开来等子女分离已有12年。
在越战中，谷景生为越军的流弹所伤，越战结束后回到广州。而他搬进宿舍的第八天，就接到中央调其去新疆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军区政委的命令。事后得知，是邓小平指名让这位老部属到新疆主持工作。谷景生到任后，实际上是新疆党政军一把手。
战争中的红二代
中共建政前夕，太行军区抽调各分区的基干团组建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现隶属中央军委直管的空降15军前身），需调一个既懂军事又懂地方工作的纵队政治部主任。在太行区的八个地委书记中，李雪峰代表太行区党委推荐了谷景生，谷时任太行区党委第七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
谷景生之后又接替黄镇任第二野战军15军政委，与秦基伟搭档。谷既任军职，又兼地方工作：先后任郑州市和昆明市第一任市委书记，谷景生的同乡兼密友薄一波此时任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昔日上级李雪峰则奉邓小平之名，抽调太行根据地数百干部和8万民工，挺进中原，先后任中共中原局副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中共这些上层精英们在南征北战中娶妻生子，许多儿女的童年在硝烟中度过。薄一波在战争年代育有三女四子：与前妻育有长女薄熙莹，与第二任妻子胡明生有老二薄熙永、老三薄洁莹、老四薄熙来、老五薄小莹、老六薄熙成和老七薄熙宁。
李雪峰则育有子女五人，三女二子。分别是老大李晓林、老二李丹琳、老三李小雪、老四李丹宇和老五李小峰。李晓林曾撰文回忆：“三个大的都出生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我出生在左权县，妹妹二林（李丹琳）、弟弟小雪（李小雪）在涉县。”李家本还有一女，在太行山区日寇扫荡期间不幸夭折。
中共战史记载，1945年，林彪、罗荣桓部经过河南滑县以西的平汉铁路时被敌人发觉，战斗打响，驮着林豆豆和李丹琳（李雪峰之女）的驮篓掀翻在花生地里，部队通过封锁线很远后才发觉两个孩子丢了。叶群吓得眼睛发直，林彪则脸色铁青，急令警卫员们回去寻找。一位董姓警卫员最后在花生地里找到了两个孩子，二人在驮篓里酣睡方醒，丝毫没有受到惊吓。
李雪峰的长女李晓林、次女李丹林和长子李小雪很小就被寄养在农村奶妈家，直到李雪峰工作稳定才接回父母身边。乳名为“小矛”的李家三女李丹宇和二子李小峰生在战事平息后的50年代，自小跟随李雪峰左右。
中共游击时期的领导人择偶，大多选择队伍内的同志或控制区内的妇女干部。如薄一波的第二任妻子胡明1937年是中共广东省委秘书，李雪峰之妻翟英是太行区下属某县的副书记，谷景生之妻范承秀是太行山区著名才女与妇救会干部。范承秀为谷景生育有五个女儿，依次是：谷望江、谷政协、谷丹、谷望宁和谷开来。
在革命年代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婚姻家庭，一般是在封闭的红色圈子内选择根红苗正、志同道合者为侣。这是从经历中共各种内部肃反运动和斗争中得来的宝贵经验，也成了这些日后红色后代婚姻家庭潜意识的选择标准。
老布尔什维克间的联姻
建政初期，中共需要大量卓有功勋的革命干部填满和充实上至中央下至省市县的政务班子，文官序列的薄一波、李雪峰得到了较快擢升。
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薄一波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全国编制委员会主任，还兼华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雪峰则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等职。
谷景生此时仍身着军装，辗转国内各个战场。在赴朝鲜战场前，谷景生从昆明飞往重庆找到点名其赴朝参战的邓小平，表达希望留在地方工作的想法。邓小平沉吟片刻对谷说，“你还得去，担任志愿军15军政委兼党委书记，秦基伟任军长，朝鲜战争结束后，去不去地方工作那时再考虑。”谷景生服从命令，他率领的15军后来成为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中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部队，亦为中共军队输送了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一大批英雄典型。
自朝鲜战场班师回国后，谷景生被任命为防空军副政委，党委第二书记。不久，谷景生被其老上级薄一波调任刚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当政委，协助钱学森院长主抓导弹部队、原子能工业的筹建工作。
在太行游击时期便相熟的薄一波、谷景生和李雪峰三家人颠簸数年后，得以在北京重逢。
1956年，薄一波二子、7岁儿子薄熙来入读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彼时的老师关敏卿对薄熙来印象很好，称其“两眼正气，说话彬彬有礼。”
薄熙来的小学同学在一篇博文中透露，在小学三年级时，学校挑选为外国元首献花的儿童，条件是：是乖孩子，长得还要漂亮可爱，个头要高，“我和薄熙来都被选中了”。
薄熙来在北京上小学第三年，小他9岁的谷家幺女谷开来出生了。此时正值“文革”初期，其母范承秀被打成右派，谷景生亦因妻子受累，被调离五院，到总政任群工部部长，控制使用，从此便被打入“不被重用”行列。谷开来没有赶上父母春风得意的时候，恰恰相反，却最“生不逢时”。
1967年元旦，偕家眷在广州的薄一波被红卫兵带回北京囚禁，谷景生不久后亦入狱，范承秀则被关入牛棚，五个女儿基本处于放羊状态。谷景生曾写给女儿们一封“文革”家书，让他们坚决拥护这场由毛泽东发动和主导的伟大运动，“没有资格参加，也罢。”他叮嘱女儿们不要因为造反派们三天两头来家里抄家就“对党有想法”。这位忠诚的中共政工干部希望长女谷望江从历史唯物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还让三女谷丹想法上小学，在家勤练柳书，保护好小宁（谷望宁)和小丽（谷开来）。
谷开来很早就辍学在一家纺织厂当女工，也曾在猪肉坊卖过猪肉。自小没有享受到父母呵护的谷开来被迫学会自我保护，为人自立要强，专横且聪慧。重庆时期，谷开来喜欢王立军等人称其为“五哥”，即与此段人生经历有关。
70年代初期，谷开来的三姐谷丹与李雪峰儿子李小雪结婚。尽管两年后李雪峰也被打倒，但此时他仍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高位，比起被以“叛徒”和“右派”家属名义关押的薄一波及谷景生来说，境遇好得多。
同意儿子与失势的老战友女儿结好，体现了李雪峰这对战友的情谊。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也在1976年9月与薄一波的二子薄熙来结婚，不过，这最终是一场悲剧。
家庭的分裂
一位中共党史研究学者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中共的高级干部子女一般都会和级别相同的高干子弟结婚，青春年少的薄熙来也遵守了这条准则。当时的薄熙来不仅身为“黑五类”，还背负一段牢狱经历。
薄熙来涉贪腐被诉后，有人提起他年轻时这桩旧案，称他入狱原因是偷拿新华书店的辞书出去卖钱。另一种描述版本是，当时薄氏兄弟3人与元老林枫之子林炎志同为“黑帮子弟”，经常玩在一起，成了铁哥们儿。他们把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崇民家的吉普车偷出来玩，并开上路，不料撞死一头小牛。那时牛是生产队的头等财富，四人立即被抓。审讯时被定性为“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江青亲自下令，“将薄一波家的黑崽子抓起来”，结果四人同时被判入狱。
1972年，经周恩来的指示，在高级干部子女管教班强制劳动结束的薄熙来被安排到北京一家五金修理厂的电工班当工人。据称，高干家庭出身的薄熙来颇结人缘，很多工友为其介绍女朋友。薄熙来还是把眼光投到了圈内：李雪峰家的四女“小矛”（李丹宇的小名）。
薄熙来和李丹宇自幼相识，李丹宇还是薄熙来小学时期的玩伴。二人的父亲是同乡兼战友，进京后，李雪峰还一度接替薄一波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虽然李雪峰在“文革”中也被开除党籍，革职查办；但李丹宇彼时是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地位较之薄熙来的“黑五类”的工人身份，仍是高高在上的。
薄熙来在给李丹宇的情书中写道：“如果把你的大脑比做一个剧院，现在也许已经座无虚席了，早被冠心病、动脉硬化、胆固醇、心电图之类的医学名词占满了”，“我这个迟到者自然没有座位。但只要有耐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想双方都会找到座位的。”这封长达11页的手写情书迄今被李丹宇保存得完好无损。
李丹宇称，与薄熙来“最初几年，拥有纯真爱情”。薄熙来追求李丹宇时颇花心思，他用微薄的薪金买了一个画有小朋友的小铁盒、一个女孩子喜欢的帽娃娃和抱着球若有所思的小熊猫，作为礼物送给李丹宇。
李丹宇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即便他30年都没来看过我，我还是忘掉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只记得那些美好的光阴。人不能生活在仇恨里。”两鬓斑白的李丹宇回忆说，薄曾经是一个朴实、上进的青年，“他那时经常阅读马列选集”。夫妻的裂痕可能产生在薄熙来进入北大之后，李丹宇揣测那时薄熙来就与谷开来好上了。
薄熙来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是在1978年薄一波平反复出后。同年，20岁的谷开来进入北大时，也恢复了高干子女的身份。年轻美貌的谷开来很快成为高干子女圈中的名人。
李丹宇的嫂子是谷家三女谷丹，谷丹则是谷开来的姐姐。薄熙来选择与他妻兄的小姨子结婚，令薄、谷、李三家大跌眼镜。薄一波出狱的那年，薄家的四个儿子都已结婚，他没有时间干涉儿子们的婚姻，但传闻因薄熙来与李丹宇离婚难断，薄一波出面调停，薄、李两家从此有了隙缝。
红二代们的选择
随着薄案的开审，薄、谷、李三代红门恩怨又演绎出了新故事，佐证了人性的种种叵测和凶险。《纽约时报》记者去年援引薄熙来前妻李丹宇提供的资料披露，在薄熙来失势前几个月，薄熙来曾要求他第一任妻子的哥哥李小雪到重庆与他会面。薄要求对方走进院子后关掉手机。薄熙来说，有证据可以证明，有人一直在试图毒害谷开来，他怀疑投毒的幕后主使是他和前妻的儿子李望知。
李小雪断然否定了，称此纯属无稽之谈，薄熙来似乎放了心。薄案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后，薄熙来也承认，“谷开来当时是千方百计在我面前，让我感受到薄瓜瓜行，薄望知不行。”
李丹宇称，虽然自己和谷开来长期不和，但儿子李望知却从未有过杀害谷开来的图谋。李丹宇怀疑指责她儿子意图谋杀的是谷开来，而那些所谓的法医证据则有可能是王立军炮制的。
王立军在叛逃前，亦向薄熙来证实，谷开来曾策划让王立军抓其四姐谷望宁，让王立军抓薄与前妻的儿子李望知。
薄熙来的长子李望知并不受薄家待见，4岁时即由母亲李丹宇带离中南海的薄家，与外公李雪峰一家生活，并改姓李，以示与薄家决绝。
海外媒体报道称，李望知海外留学毕业后，李丹宇让其去找父亲薄熙来，薄怜长子辛苦，介绍他去自己曾执政的辽宁发展。
李望知化名李小白，现担任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据该俱乐部的网站介绍，李望知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1996级)，研究生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院结业。而李望知同父异母的弟弟薄瓜瓜现亦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就读。
美国彭博社称，李望知自2003年完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课程后，一直从事投资活动，曾在香港为花旗集团工作。2008年更在本港注册老牛雪龙控股，投资大连雪龙黑牛公司。李望知的轨迹与多数大陆红色后代相似，选择从政或经商已是红色后代的普遍现象。
现在，薄熙来的权力大厦轰然倒塌。薄、谷家族的后人的生活私隐和商海经营亦被民众层层发掘。谷景生的几个女儿中谷望江、谷望宁分别是深交所上市的东港股份公司的大股东，谷望江早年在香港开设喜多来集团，拥有20多家合资和独资公司。据公开资料，喜多来又是在深圳上市的东港股份的第一大股东，东港股份市值20多亿元人民币。二女谷政协亦是中国特大型国企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纪委书记。李望知的几个叔伯薄熙永、薄熙成、薄熙宁亦分别任中国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北京六合兴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1986年，担任中顾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在湖南省的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讲到，“在座的同志差不多都是多子多孙，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是一件大事情，自己要尽到责任。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子女交给党，交给社会去教育。”
而今回顾这段话，薄、谷两家可能均会各自沉吟。身陷囹圄的薄熙来与谷开来已成为中共新近反腐倡廉的活教材。而薄前妻李丹宇则仍期冀薄熙来能获善终：“他年纪已大了，我希望他安度晚年。”

薄熙来、谷开来与王立军的纠葛

薄熙来8月24日对检察官称，他的生活已经是一个悲剧，谷开来也是如此。他希望不要再进行这种调查，不要把他家庭中的最后一丝温暖也压榨出来。
在经历了一场夫妻反目、旧故交恶的漫长庭审之后，原本清晰的剧情随着薄熙来案庭审的推进几度急转。这出大戏要画上句号似乎并不容易，它总是会被各种突出其来的意外增添问号与惊叹号。海内外的观察家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毫无疑问的是，戏中的主角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徐明、尼尔.海伍德、张晓军等配角，让各位看客完整地欣赏了一出围绕权力与财富、理智与情感、违法与犯罪展开的连环大戏。
辽宁 聚光灯下的金童玉女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薄熙来与谷开来以“金童玉女”的形象成为不少中国杂志的封面人物，更被誉为天作之合。
彼时，谷开来的律师事务所正蒸蒸日上。她的丈夫薄熙来在政治上也是一片光明。薄熙来任职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大连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东北其他城市。即使是薄的坚定反对者，也承认大连的城市建设的确取得了成绩，但这些“成绩”并没有提高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2001年2月，薄熙来当选为辽宁省省长。2004年初，薄熙来被调离辽宁省，出任中国商务部部长。
同样在这一年年初，时任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在一次会议中痛斥形式主义和浮夸风，还提出要避免“城市建设得像欧洲，农村发展像非洲”的现象。这被一些观察者认为是对薄熙来主政时期未点名的公开批评。闻世震认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和振兴是一个历史过程，辽宁必须卧薪尝胆、持之以恒，绝对不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
但是薄熙来的“成绩”足以吸引那些想要接近权力的财富打拼者。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薄熙来任大连市长期间，海伍德曾向其致信愿意帮助他吸引外资。当时，海伍德与他的朋友共同经营的咨询公司，以帮助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为主要业务。海伍德得到了薄熙来的回应。
另一个幸运儿便是做鱼虾出口和土石方项目的生意人徐明。1993年薄熙来担任大连市市长时推出一项计划，希望通过一系列大规模基础设施开发工程将大连建成集运输、时尚和信息技术为一体的中心。《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认为，他这么做是急于给中共高层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正是在此期间，一位美籍台湾商人将徐明引荐给了薄熙来夫妇。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徐明的公司转型成一个涉及塑胶、金融和地产等业务的大型企业，这主要得益于与薄熙来打造大连计划有关的当地政府政策及工程合同。
徐明还收购了当时国内实力最强的大连足球队。大连实德的一位高管曾对媒体披露，徐明其实不喜欢足球，投资足球是为了博领导欢心——薄熙来对球队感兴趣，他要用球队来提升大连的形象：“大连足球实际上是大连城市精神的体现。”
伦敦 家庭生活埋下隐患
就在薄熙来的仕途如日中天时，谷开来带着儿子薄瓜瓜远赴英伦。根据薄瓜瓜此前对媒体的讲述，出国留学是由年幼的他自己作出的决定。而薄熙来却在庭审时道出当年的隐情：“把薄瓜瓜带到英国去上中学完全是她一手操办的”，“甚至这个事情是有赌气的性质，在此之前我有过外遇。”尽管薄熙来的出轨与谷开来的出走长期没有公开，二人仍以夫妻情深的形象示人，但两人的感情裂痕不仅改变了夫妻关系，也让薄熙来稳定的权力中心被打破，谷开来日渐独立地成为另一个中心人物。
海伍德生前声称，薄瓜瓜在他的帮助下得以进入久负盛名的哈罗公学。不过，薄家的一位朋友却称，海伍德是在听说薄瓜瓜进入哈罗公学之后才认识谷开来的。不过两个版本对此后情况的描述基本相符，即谷开来离开英国之后，海伍德成为薄瓜瓜的临时监护人，并周末负责接送薄瓜瓜往返学校。
在谷开来居住在伯恩茅斯期间，除了海伍德与之关系密切，徐明曾在2000年前往英国拜会她。此前他就曾陪谷开来和薄瓜瓜去英国物色学校，并且支付了行程中的全部费用。
谷开来曾和徐明一起登上公寓附近被称为“伯恩茅斯之眼”的热气球，并合影留念。谷开来希望将热气球引入大连，徐明随后花费几十万美元买下一只热气球。不久之后，由实德公司在大连新建的、也是临海最漂亮的星海广场上拉起一个巨大的足球形热气球，成为大连足球城和实德队生动的广告。大连实德的官方网站上也出现一张薄熙来与徐明在热气球上的合影。
尽管热气球因为一场焰火事故被毁，但徐明的事业显然没有受此影响。
2004年，薄熙来赴北京担任商务部部长之后，徐明的大连实德集团成为商务部发牌允许进口原油和成品油的几家民营企业之一。2005年《福布斯》杂志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34岁的徐明名列第八，是两名最年轻的富豪之一。此后他成了国际商务会议上的常客。
13年后，当年的热气球项目被公诉人认定为“薄熙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徐明的请托，为徐明的大连实德集团谋利”的证据之一。但薄熙来却认为他和徐明的所有业务都是“公事公办”。
对于“徐明是薄家‘钱袋子’”的说法，薄熙来也称自己对此“毫不知情”。尽管外界一直认为徐明与他关系密切，但他却辩驳说徐明不是自己的朋友：“他与我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不在一个层次。”“当然他与开来是朋友，我回家有时候碰到他们这是常有的事情，但并不能意味着我把他当我的朋友。”
其实，正如熟悉大陆官场的人所指出，哪怕薄不用给徐明打什么招呼批什么文件，只要徐明能够保持在薄家的顺畅地出入，就足以换取巨大的利益。“要说薄真的和徐明交换了什么，那就是徐明用20年的利益输送，换取了对大连乃至辽宁上上下下官员的威慑能力。”

重庆 合作与分裂

2007年10月，薄熙来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1月接替汪洋出任中共重庆市市委书记。
2008年6月，曾经因打黑闻名全国的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与薄熙来共同开展了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重庆打黑运动。这场运动被法律界人士批评为“文革式黑打”，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但却颇受重庆百姓赞誉。此后三年，王立军仕途通畅，从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一路飙升至副省级的重庆市副市长。
此时的王立军不仅是薄熙来所倚重的手下，也颇得谷开来赏识。王立军与谷开来是通过徐明介绍结识的。徐明于2006年结识王立军后与其关系密切，并于2009年出资人民币285万余元为其亲属在京购置两套房产。
2007年1月，谷开来曾在公公薄一波的葬礼上昏倒。被送到医院后，医生发现在其服用的虫草胶囊中混合了铅、汞，神经系统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伤。谷开来认为有人投毒，徐明找到全国知名的锦州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来调查此事。王立军不负期望，很快就解决了疑案。他的结论是，薄熙来的私人司机和一个家内工作人员对下毒负有责任。
根据谷开来的供述，自那以后，她和王立军关系就很好：“王立军担任了我医疗组的组长，工作之外对我也很尽心，我对他相当依赖，瓜瓜在美国的安保也是他负责。”
资料显示，2010年1月12日，身着红风衣、黑裙、黑色长靴的谷开来携其母范承秀，牵着宠物狗，莅临重庆市局，王立军作陪。当天，谷不仅参观了打黑展，还在王的办公室里把玩了微缩骷髅模型，谷亲手为王制作桌上装饰品。当年8月20日，谷开来到重庆街头探望执勤的王立军并送水慰问的照片，至今在网络中广泛流传。
然而，好景不长，在谷开来看来，她和王的关系在2011年六七月份出现了罅隙。谷称，自2011年5月王立军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后，想进市委常委没能如愿。“还有一次，王立军在3号楼（薄家住地）告诉我，他能不能进市委常委，就是薄熙来一句话。晚上薄回来我跟薄说了。薄很生气。”据新华社报道，当年8月12日，薄瓜瓜有事想见王立军，王立军谎称自己在万州，结果薄瓜瓜在夜赴万州的路上差点出车祸，谷因此对王立军很生气。
不过，此时与海伍德的关系破裂更让谷开来头疼。海伍德与谷开来及薄瓜瓜的经济纠纷由来已久。2011年7月11日，海伍德致信薄瓜瓜，要求薄家为一个失败的房产投资项目支付约1300万英镑，否则对薄瓜瓜不利。双方多次交涉未果。海伍德会“像当年毁掉圆明园一样毁掉薄瓜瓜”。
“虽然王立军说他已经安排好人在美国保护瓜瓜了，但是接到瓜瓜的视频后，我就特别不放心，所以才导致了后来11.15案件的发生。”
王立军与谷开来商议后，将到达重庆的海伍德以涉嫌毒品犯罪为由实施监控。11月13日，谷开来与薄家勤务人员张晓军合力将海伍德投毒杀害。
王立军在庭审时表示，为了不得罪谷开来，他回避了尼尔.伍德案。谷的供述却称，王在此案中推波助澜。谷开来称，投毒前夜（2011年11月12日），王立军曾来到3号楼和她一起拆装封在红蜡烛里的毒药，中途她手疼，王还查找了氰化物的解毒方法，用高锰酸钾溶液给她泡手。谷称，13日投毒当晚8时许，王立军再次来到3号楼，“当晚我身体不舒服，他问我怎么还没去，我表示不想去，王立军说那不行”。材料显示，谷当场还写了一封信，称海伍德精神不正常，请求公安对她远距离保护。张晓军回忆称，当晚王立军在谷的房间里呆了20多分钟，随后喊勤务人员“备车，瓜妈要见客人”。随后，谷与张二人共同实施了对海伍德的投毒行为。
11月14日中午，王立军前往谷开来的住所，谷向其讲述投毒杀害海伍德的具体经过，王立军当时私下秘密对谈话录音，但向谷开来保证善后，并让其忘记此事。之后，重庆市警方作出海伍德酒后猝死的结论。2012年1月28日，王立军向薄熙来控诉了谷开来包括杀死海伍德在内的四大罪状，但他换来的却是薄熙来的一记狠狠的耳光。数天后，在未征求公安部允许的情况下，王立军被从公安局局长的位置上撤下，将其副市长分工由公安司法调整为科教文卫。王立军手下参与了调查薄熙来家属的助手及调查员反而开始受到调查。王因此感到自身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最终于2012年2月6日叛逃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震惊海内外。
内地编剧周力军曾在1996年受公安部委托创作电视连续剧《铁血警魂》，1997年春他采访王立军时，王曾在抚顺的澡堂子里对他说：“我心里很清楚，我就是当官的嘴里一块口香糖，嚼得没味儿的时候吧唧吐地上，指不定粘在谁的鞋底子下。”周对当年的王立军评价很高，但现在他不明白的是，王立军“既然心里清楚，又为什么让别人可劲儿嚼呢？”
北京 大难临头各自飞
如果说当年谷开来的出走为薄熙来埋下了诸多隐患，那么王立军的出走无疑给薄熙来带来致命一击，直接导致了薄熙来的倒台。
2012年3月15日，“两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市委书记、常委及委员职务。4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薄熙来立案调查。新华社同时发布消息称谷开来和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半年后，谷开来、王立军先后接受审判。2012年8月20日，谷开来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9月24日，王立军因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叛逃、受贿，数罪并罚，共获刑15年。而薄熙来案却直到2013年8月22日才由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几场庭审审理下来，夫妻反目、旧故交恶的场景不断出现，令观者唏嘘不已。
谷开来在庭审提到王立军时，她遗憾自己“用人不察”，“这个人实在太卑鄙了”。而王立军则认为谷开来拖了自己后腿，“这个案件如果不是牵涉到谷，我肯定会安排多管齐下，早就把这个案件查清了。” 当薄熙来看到谷开来提供录像证词、王立军出庭作证时，薄熙来称王立军“品质低劣”，是一个卑鄙的撒谎者，称自己的妻子“变了，她疯了，经常说假话。”
据谷案庭审记录，“谷开来在2006年服用大量含重金属的虫草胶囊之后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她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也称，她这几年的精神极不正常，性情怪异，经常晕厥，“一年都不出家门10次”。
尽管薄熙来案开庭之前曾有不少人预言薄有可能不按常理出牌，但是剧情变化之突然和强烈仍然令无数通过微博“转播”关注庭审进展的网民瞠目结舌。
庭审从预定的两天延长到五天。薄熙来不仅对检方的所有控告都矢口否认，更在庭审的最后一天抛出惊人的内幕：“王立军为什么要逃跑，他自述的那几个理由根本都不成立，其真正理由就是因为王立军他自己已经交待了，他暗恋着谷开来，情感纠结，不能自拔，也向谷开来做了表白，这个他与谷开来写信时写出来了，而且自己打自己八个耳光，谷开来说你有点不正常，他说我过去不正常现在正常了，没想到这时我突然出现，我把东西收走了，他知道我的性格，他侵害了我的家庭，侵害了我的基本情感，这才是他真正叛逃的原因。”“谷开来和他是如胶似漆，谷开来对他是言听计从⋯⋯他们俩的一种极特殊的关系，我烦透了”。
对薄熙来的辩驳，公诉人表示，有“确实充分并且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体系”，证明薄熙来的行为构成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罪。“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又拒不认罪，不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必须依法从严惩处。”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微博上“转播”庭审进展，获得了审判透明的赞赏。但也有细心的网友注意到，一条庭审直播微博在发布后又被删除，并且比第一次发布时少了一部分内容。被禁止传播的内容是公诉人在指责薄熙来推卸责任时说出的一段内情：“在同意出具王立军虚假诊断证明的问题上，薄熙来一再强调是基于上级的指示，但是在案证据证实，薄熙来同意出具虚假诊断证明在前，其所说的上级六条指示在后，而且，上级指示中没有出具虚假证明的要求”。
本港媒体《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笔录还删除了薄熙来对谷开来表示同情的一些言论。薄熙来8月24日对检察官称，他的生活已经是一个悲剧，谷开来也是如此。他希望不要再进行这种调查，不要把他家庭中的最后一丝温暖也压榨出来。

王立军、薄熙来倒台之后，蒋重新回归警察队伍，但身体彻底毁了。薄熙来走上被告席的那一天，他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并发症送医急救，仍在电话里诅咒薄熙来、王立军，表达自己的愤怒。
但在此次庭审中，除了贪污、受贿和针对王立军本人的滥用职权，劳教无辜网民以及违反程序黑打，都没有列入庭审的范围。薄熙来在重庆的若干故事，除了引发“政治地震”的毒杀尼尔·伍德被杀案本身，其余也都没有成为司法解剖的内容。
众多因薄氏政治而受牵连、被打击的人士和企业，正在努力寻求申诉或平反。处理此类申诉成为重庆官方此后的重担。当地媒体人士介绍，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已在进行，有了一些成果，但同样保持静默，“只做不说”。
薄熙来及其私人圈子留给重庆的是沉重的后遗症，其痕迹正在逐步消除，随着薄案的尘埃落定，重庆方面逐步会更加全面地检讨和纠正。
东北心腹空降重庆
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王立军在重庆的影响，和他的职务并不吻合。但一直到他仓皇出逃，外界恐怕也不会知道他并不是薄熙来夫妇在重庆唯一的心腹。
据内地媒体公开报道，早在薄熙来入主重庆之前的2007年，情报人员出身、且与薄家关系颇深的于俊世就抵达重庆，住进日后的两江经济区北部新区栖霞路8号59号别墅，事后有媒体解读说，这是为薄熙来的入主做准备。
于俊世的公开身份是大连世源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人非常低调。在重庆的4年多里，他唯一的一次险些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系因其饲养的名贵斗犬咬死人。此前，他饲养的烈犬就已经两次咬伤人，但都不了了之。2012年3月14日，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纽约时报》报道说，作为薄的亲信，于俊世与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同时被捕，开始暴露在公众面前。
据内地《财经》杂志报道，于俊世是王立军和薄熙来的牵线人。王立军于2008年中调任重庆公安局副局长，后迅速提拔为局长、重庆市副市长。2008年9月、2009年11月，王立军在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局长期间，于俊世先后两次为其支付在重庆租住的别墅租金共计20万元。2009年10月，王立军接受于俊世请托，指令重庆办案部门将已羁押的杨某某予以释放。
薄熙来的另一个重要伙伴是徐明，这位大连实德的掌门人，系薄熙来在大连时的故交。查询重庆官方现有的档案资料可以发现，薄熙来入主重庆后，徐明也在2009年跟进，染指重庆市政建设工程和地产项目，依托系列新成立的平台公司，进行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融资运作。
早在薄熙来事发之前，关于王立军、薄熙来、徐明的铁三角关系，就在坊间流传，大陆网民戏称徐明是薄熙来的钱袋子、王立军是薄熙来的枪杆子。于俊世虽不为公众所知，但他的能量在重庆政商两界却是公开的秘密。在重庆全面打黑时，重庆商业巨头人人自危，有传言说，重庆著名的摩托生产大腕就主动找到于俊世，希望不被薄熙来主导的打黑所波及。这个说法没有得到当事人的正面回应。
实德系重庆圈地
据知情人介绍，徐明的实德系进入重庆，除了薄熙来本身的因素，还有一个不无偶然的机会。2008年2月7日，重庆蓝箭宾馆北碚区区长雷政富与一位自称周晓雪的女子有染，被人偷拍下来，随后，雷政富遭遇敲诈勒索。感到危险的雷政富主动将此事向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检讨报告，薄熙来让王立军调查。王立军成立了7·30专案组，很快查明系商人肖烨一手布置的桃色陷阱。2009年初，王立军将肖烨逮捕，收缴了光盘，雷政富和多名涉事官员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理，接下来还得到了薄熙来的重用，升任北碚区区委书记。此后，雷政富倾力“配合”王立军的工作，在重庆市公安局建设用地方面提供了诸多便利。
正在这个时候，具有实德系背景的哈尔滨上和置业进入重庆，与北碚区蔡家组团签订了一个占地2500亩、金额达50亿元的框架合作协议。北碚位于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的核心，集中了大量建设项目。但哈尔滨上和置业签订框架协议后，并没有实质性的动作。2009年7月，一个名为重庆盛和建设的公司入驻北碚区。该公司注册地址为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风栖路6号，其母体公司是高登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高登国际”），法人代表为高登国际的副总经理李鹏翱。高登国际的前身，也是徐明的实德系。
但让人意外的是，实德背景的盛和公司还没有注册完毕，重庆北碚蔡家组团的项目就已经给了他们，甚至没有经过土地出让公告。工商信息比对和建设方备案材料显示，从账面上看，盛和公司最后并没有直接参与该项目的建设。
与哈尔滨上和一样，盛和建设同样只刮风不下雨，迅速成立了另一家具有实德系背景的重庆和生裕公司，拿到了包括上述地块在内的三块地。2011年1月27日，就在上述地块之一，重庆刑事技术中心开工。重庆市公安局安康医院，也准备在北碚建设。
也是在2009年8月，一家同样有徐明背景的光华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并于2010年2月8日以6092万元的价格拍得重庆市北碚区蔡家组团D分区D18-5号地块，性质为医疗用地。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四个公司先后登场，其中有三个公司是新成立的公司。如今，上述地块几乎都抵押给了银行进行融资或进行股份稀释。除已经稀释掉的部分，重庆某知名地产企业，也准备接盘徐明的北碚地块。但故事在2011年11月出现了急转。
2011年11月13日晚，谷开来在重庆南山丽景酒店毒杀英国商人尼尔·伍德。随后，谷开来和王立军的矛盾因尼尔·伍德之死而迅速激化。徐明似乎第一时间就知道了真相。2011年年底，其在北碚蔡家刚开工的一个项目在没有支付建筑商一分钱的情况下停工，成为烂尾工程；其拍下的其余地块，也长满了荒草。
重庆市招拍挂信息显示，徐明利用其北碚圈地进行融资的同时，走出监狱的肖烨也在雷政富的辖区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扩展，北碚区2010年度农综项目中标公示，重庆市北碚区2010年度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C标段工程项目被其拿下，合同金额97万余元，二标段合同金额则达到171万元。在短短的2年内，肖烨在重庆中标32个，合同金额达到1.32亿元，其中，雷政富执掌的北碚成了他扩张神话的基地。
2011年底谷开来杀人、2012年2月初王立军进入美领馆后，薄熙来很快从政坛上坠落。几个月后，肖烨和11名被他套牢的官员，被流出的艳照门彻底击倒。此后，他们又因共同接受司法审判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土地财政支撑重庆奇迹
即便在薄熙来退出公众视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在重庆创下的所谓经济奇迹，特别是民生成就，仍为其支持者津津乐道。
重庆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薄熙来究竟给重庆带来了什么？公开的信息显示，在薄熙来风头最劲的2011年，重庆经济增速达到惊人的16.5%，不仅在中国名列第一，在全球范围内也独占鳌头。这也是他一直对外广为宣扬的资本。随着他离去，之前不被公开的数据逐渐浮出水面，让人得以一窥重庆经济奇迹的真相——最大限度的政府投资、银行借贷，以及土地销售的快速扩展。
对重庆模式的最权威解释迄今为止来自市长黄奇帆。黄奇帆的理论是，作为内陆城市的重庆要赶超沿海地区，必须打造不同的发展路径。通俗地说，有别于沿海地区的产品出口在外、原材料在外的发展模式，重庆的特点就是出口在外，原材料、劳动力在内。将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从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
遵循这一理念，美国惠普公司4000万台产能的电脑生产基地落户重庆，全球代工巨头富士康引入重庆。至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中，超过200家已经落户重庆，大批零部件企业也接踵而来。当年重庆出口增速高达165%，毫无争议地雄踞全国第一。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表面上无限风光的数据，背后除了中央政府诸多优惠政策（其中包括使重庆拥有两个保税区）的支撑，还有薄熙来不惜血本的招商引资模式——最高标准地降低外资应承担的企业成本，最大限度地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大量融资进行基建，改善经商的硬件环境……
2011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高达76%，四川比例为72%，全国平均水平则为64%。单此项差别，就可以解释三者在经济增速上的大部分落差（重庆16.1%，临近的四川为15%，全国9.1%）。
在巨大的投入和高企的GDP背后，重庆的产出似乎并不理想，依然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重庆本地收入中，税收收入为880亿元，非税收入为607亿元，土地出让金则高达1309亿元；在税收收入的880亿元中，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占比高达452亿元。
这一组数据的背后，正式挂牌于2010年、规划面积达到1200平方公里的国家级经济区两江新区，在其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言而喻。其中，550平方公里的可开发面积，是2011年土地财政的核心。
综括重庆市的财政状况，其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度超过60%。大量外企并未贡献太多的税收增长，工商业经营状况也不尽如人意——2011年增值税仅82亿元，不足财政收入的3%，增速也仅为5%。对重庆本土企业来说，他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在与大批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引进企业的竞争中，本土企业还没有出发，就已经输了。
“五个重庆”和民生造假
在对外包装中，薄熙来一再强调“民生、共富”，提出了五个重庆的口号—“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但在薄熙来倒台后，被媒体鼓噪和包装了数年的“五个重庆”很快现出了虚构写作和舆论过度包装的痕迹。和临近的同类型大城市成都相比较，即使在砸入数千亿元的基建巨资之后，重庆的宜居和畅通，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口号上。
在被广泛宣传的民生工程——“森林重庆”上，薄熙来给重庆留下了个人喜好的强烈印记。2008年，薄熙来提出要用10年时间打造森林重庆，他喜欢银杏，于是，重庆大街小巷开始种植银杏。据媒体公开报道，从2008年到2012年，重庆市种植银杏达2276.75万棵。在最疯狂的2010-2011年，国内著名的苗圃基地成都市温江区的20年以上树龄的银杏几乎被抢购一空。
为了视觉效果的统一，一些原本生长良好的黄桷树、小叶榕被挖起，换种银杏。2010年4月，重庆市南岸区政府从财政拿出1亿多元投入江南大道的树种改造。江南大道两旁数百棵生长了数年的小叶榕被换成了一棵棵胸径在40-125公分的银杏树，有的树龄在100年以上，单价达到30多万元。
此后2年的实践证明，银杏并不适合重庆夏天接近40摄氏度的严酷气候，遮阴效果和生态功能较差。而且盲目引进和大面积种植的银杏，成活率并不高。以潼南工业区为例，移栽的银杏大面积死亡。
在重庆，银杏并不是唯一的尴尬。一度作为薄熙来重庆经验的微型企业项目，实际操作中也因其大跃进式的做法而变相走形。
被广泛宣传的重庆微型企业培育发展工程，鼓励重庆市的弱势群体创办微型企业，即办理个人独资企业和小型公司，每个微型企业政府补助2万至5万不等的创业资金，还可享受无息贷款和减免三年税收等优惠政策。重庆市某工商局人士说，这是薄熙来主抓的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其初衷不能说不好，但执行过程中走样了。
据这位亲历者透露，为了完成这个所谓的民生工程，一开始就给各工商局、工商所下达了高额任务。比如，面积只有5平方公里、长住加流动人口总计不足7万人的九龙坡辖区，要求每年新办100户微型企业。每月通报各个工商所完成情况并排名列位次。重压之下，弄虚作假成为常见现象。
为了完成考核的数量，工作人员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来申办微型企业，帮助自己完成任务；往往上半年完成任务后，遇到真正想开微型企业创业的人来办理手续，又压着不办，坐等来年。
据一位办事员介绍，他在受理材料时经常会看到熟悉的名字。由于高科技、创意类微企的创业补助资金最高，达注册资金的40%至50%，很多明显不具备相应文化水平的人却申办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动漫设计等高科技、创意类的微企。该人士称，有时，一家人申办3-4个微型企业执照，就可骗取政府补助资金十几万元。
在微型企业项目成了“唐僧肉”后，一些领导也开始染指。该人士回忆，有一天，某领导直接将一叠材料交给他员，让他火速办出执照，因为申办人士是财政局某领导的女儿。由于注册资金要一次性拿出10万元，才能得到2万-5万元不等的政府补助，弱势群体很难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钱来，使得这个原本想扶持弱势群体的政策流于形式，真正的弱势群体却享受不到。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享受这个所谓的民生福利？记者经实际调查发现，以重庆市九龙坡区工商局黄角坪所为例，该所九个人，就有三个职工的直系亲属办了微企执照。
薄熙来当政时，没有人敢对微型企业进行任何质疑。重庆市工商局一名经手人称，他专门上网检索重庆微型企业的新闻，发现全是铺天盖地的赞扬，他们这些了解内情的人，除了摇头叹息，一句话也不敢说。
薄熙来离开重庆后，重庆对微型企业乱象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如：不准代办公司代办；一家人不准办第二个微型企业执照；工商人员不能里外串通让亲朋好友申办微企；不能收受申办者的贿赂；开始清查骗取政府补助金的虚假行为。2013年7月，重庆市工商局在全局范围内对内部职工办理微型企业执照的情况进行摸底，召集内部职工直系亲属办了微型企业执照的人开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之后，有些微型企业开始更换法人。

谷开来海外关系网起底

由几个外国人组成的小圈子为谷开来打点生意，提供建议。为了避免薄的家族成员在商业活动中暴露，他们作为谷开来的代表，为其在海外注册空壳企业，管理资产。如同在古代日本，侍奉大名和将军的家臣团。英国《每日邮报》在描述这些代理人时，形象地使用了一个中文词汇——“white glove（白手套）”
“她担心有人给我们造谣，把她的那些律师分所一早都给关掉了，那是20年前的事儿了。现在几乎就是在家里给我做一些家务，我对她作出的这种牺牲很感动的！”
这是去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薄熙来面对着中外媒体称赞夫人谷开来的一番话。时隔一年有余，再次出现在媒体面前时，昔日的政治明星已坐上了被告席，而他一年前所说的这番话亦被舆论重新审视。
事实上，谷开来在过去20多年中，从未远离过商务活动，这些活动地跨中、美、英、法多国。在谷开来的周围，有着一个由外国人组成的小圈子，他们为谷开来打点生意，提供建议。为了避免薄的家族成员在商业活动中暴露，他们作为谷开来的代表，为其在海外注册空壳企业，管理资产。如同在古代日本，侍奉大名和将军的家臣团。
他们中包括法国著名建筑师德维莱尔（Patrick Henri Devillers）、美国商人拉瑞·程（Larry Cheng）,以及付出生命代价的（Neil Horwood）尼尔·海伍德。英国《每日邮报》在描述这些代理人时，形象地使用了一个中文词汇——“white glove”（白手套）或是“bai shou tao”。
来自中国的“肯尼迪夫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谷开来，1995年成立了自己的开来律师事务所。1997年，在一起中美企业诉讼中，谷开来亲赴美国，推翻了阿拉巴马州联邦法院对中方企业的不利判决，这件事被当时的大陆媒体描述成一场里程碑式的胜利，谷开来从此声名鹊起。当时，薄熙来正担任大连市市长。
1998年，谷开来撰写的《胜诉在美国》一书出版，在书中，谷开来详述了在美国打官司的经过。2001年，薄熙来升任辽宁省省长，同年，开来律师事务所更名为昂道律师事务所。直到目前，在北京市司法局的网站上，昂道律师事务所的词条下，仍可查询到“开来”律师。
2002年，《胜诉在美国》被搬上荧幕，这部20集的连续剧，描述了一位果敢、聪慧的女律师，与散发着个人魅力的“渤海”市市长，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共同奋斗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女律师爱上了市长。
这一时期的谷开来，在她的外国朋友眼中光彩照人。曾与谷开来一道在阿拉巴马诉讼案中工作的美国律师爱德华·伯恩在接受BBC记者采访时称，对于谷开来杀人一事感到难以置信。“她非常犀利，而且幸运的是，她的英文也非常好。”伯恩回忆起16年前的谷开来：“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魅力四射，非常吸引人。人们将她视作中国的肯尼迪夫人。”
当案子结束之后，谷开来邀请参与此案的美国人以及家属来到中国，并与时任市长的丈夫薄熙来在大连款待他们。在一场晚宴上，薄熙来热情地与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受邀者辛凯因(Robert Schenkein)回忆道，他就像是一位美国政治家。
当时，谷开来发给律师朋友的名片上印的名字是Horus L.Kai。Horus是埃及神话中法老的守护神。在谷开来之后的许多海外商务活动中，她一直使用着这个名字。
谷开来：我要把你们丢进监狱
在伦敦的朋友圈子中，谷开来被视作品味高雅的夫人。许多和她接触过的当地人都为她的美貌和气质所倾倒，据《纽约时报》2012年7月报道，谷开来戴着一条耀眼的蓝宝石项链，她会在公寓中为朋友们用84摄氏度的开水泡上一壶茶——据说这样可以避免烫伤茶叶——并且为客人们弹奏琵琶。
但在生意上，她的强势却烫伤了朋友。一位曾在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与谷开来有过商业合作的伙伴——英国人霍尔（Giles Hall）——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达了对谷开来的不同看法：“她是一个极其冷峻、强硬的女人。”
1998年，谷开来带着儿子薄瓜瓜远赴英国南部的小城伯恩茅斯。从她的公寓里，可以看见一只悬停在半空中的热气球，这是当地著名的“伯恩茅斯之眼”。气球可以搭载着游客上升到150米左右的高空，俯瞰整个小城的美景。而霍尔正是热气球观光项目公司的总经理。
谷开来向霍尔提议，希望能把两只类似的气球出口到大连，并向霍尔介绍了海伍德和德维莱尔。“德维莱尔是谈判人”。霍尔回忆，“很显然，她希望这件事能够秘密地进行，为此我们还签署了一份奇怪的保密协议。”德维莱尔曾对霍尔表示，最好在商言商，不要过问项目钱款从何而来。
当用于固定气球的一个绞盘，无法如谷开来所愿——不经过北京，而直接通过海运送至大连——这场交易陡然变得苦涩起来。
“显然，这牵涉到腐败。大连在她的丈夫掌控之下，只要一切直达大连，她就可以免去所有顾虑”，霍尔说。因此，当得知绞盘被送到北京时，谷开来显得异常愤怒：“如果你们胆敢踏入中国，我就把你们丢进监狱。”
“她确实能说到做到，在大连，他们掌握一切。在那里，每个人都害怕她。”霍尔评价道。
英国人海伍德
作为谷开来最重要的外国伙伴，海伍德于2011年11月，被谷开来毒死于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他的死因被掩盖，在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之后，案件的真相才浮出水面，并直接导致了薄熙来的垮台。
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海伍德身上都透着一股典型的海外英国人的特质——哈罗公学毕业，开着一辆二手灰色捷豹，喜欢007和《孙子兵法》，曾在英国下议院任职。借用另一位洋伙伴德维莱尔的话：“海伍德有英国贵族传统的高贵气质。”
海曾有传言他是军情六处的特工，但英国情报部门对此予以否认。海伍德在上世纪90年代初，自学了汉语，来到大连居住，任教于一所当地的国际学校。后经人介绍成为薄瓜瓜的英文教师。
值得一提的是，薄熙来和谷开来的英文水平都很不错。前墨西哥驻华大使瓜哈尔多（Jorge Guajardo）可以证明这一点，日前，他在自己的推特上提到：“除了外交部之外，薄熙来是唯一一位与我用英文交流的中国高层官员。有趣的是他在庭审中也是这样（使用了英文）。”瓜哈尔多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他曾两次和薄熙来会晤，进入会议室前：“工作人员会告诉我们把相机和手机放在车上，不能携带进办公室，这是在我会见中国政府官员中唯一见到过禁止带手机进入办公室的。”
以家庭教师为起点，海伍德开始逐步介入薄家的经济和生活。与此同时，海伍德建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他的客户包括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以及锰铜公司。
海伍德在薄瓜瓜进入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哈罗公学的录取政策异常严苛。海伍德生前称自己为薄瓜瓜的留学提供帮助，此外还参与了谷开来尼斯别墅的管理，并曾与谷开来关系暧昧。
2013年8月底，英国《每日镜报》采访据称是海伍德保镖的莱特（Michael Wright）。莱特称，当他第一次见到谷开来时，海伍德向保镖们介绍谷开来是“荷鲁斯（Horus）女士”，是一位中国外交官的夫人。
据莱特回忆，谷开来在伯恩茅斯居住期间，与海伍德关系亲密，且二人逐渐对此并不避讳。“我见过他清晨从她的卧室中出来，衣冠不整，”莱特说，“尼尔还会带她去附近一家名为瓦伦蒂诺的意大利餐厅，或者另一家名为海洋宫的中餐馆，然后两人一起度过一个浪漫之夜。”根据英国工商部门2001年3月至2002年1月间的纪录，谷开来在英国期间的住宿地址是伯恩茅斯的楔石（Keystone）公寓。
《泰晤士报》也引述这栋公寓谷开来邻居的描述说，谷开来和儿子薄瓜瓜就住在这栋大楼的顶楼。海伍德是造访的常客之一，并曾经见到海伍德与薄瓜瓜在早上一起离开。海伍德住的是右边第一个房间，而且经常从窗户探出头来抽烟。
2007年前后，谷开来由于受到腐败调查，变得敏感多疑，以至于偏执地认为圈子内有人背叛了她。加之在尼斯别墅的持有及酬金问题上两人发生冲突，海伍德与谷开来的关系逐渐恶化。海伍德曾对朋友透露，谷开来甚至要求海伍德与其配偶离婚，并发誓忠于薄家。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由于与谷开来的争执，海伍德对自己的安全状况倍感焦虑，曾表示“生命受到威胁”，并计划携妻儿离开中国。
海伍德被杀之后，他的家庭在经济上陷入了窘境。海伍德在北京郊区拥有豪宅，每月必须缴纳贷款，其子女所就读的英国达利奇学院中国分校，每年仅学费就高达22000英镑。
法国建筑师德维莱尔
作为谷开来另一位重要的外国朋友，德维莱尔在谷开来受审期间回到中国，指证谷开来的犯罪事实。
法国建筑师德维莱尔1987年来到中国，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中文和建筑，在那里，他结识了他的妻子，关杰，一位出色的古筝演奏家。1992年，德维莱尔和妻子移居到大连，并在大连一家设计院谋到了职业。
关杰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关向应的侄孙女。在中共革命时期，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与关向应同为重要领导人。因此，《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上一辈的纽带使得德维莱尔得以接近薄家。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由于客户欠款，德维莱尔向薄家求助，以此为契机，双方开始熟识，薄瓜瓜称呼其为“德叔”。
90年代，薄熙来在大连大兴土木。在喜爱艺术的德维莱尔眼中，大连因此成为一个富有生机的城市，“薄熙来使全市充满了活力”。在与薄家接近之后，德维莱尔得到了参与一些建筑项目的机会，其中包括世界和平公园的设计。但是结果并未让德维莱尔满意，因为大连城市规划署只拨给了他十分之一的经费，这使得他此前的宏大设计无法如愿实现。
德维莱尔于2000年返回法国，妻子关杰则留在大连照顾自己的父母与幼子，两人在三年之后离婚。
2006年德维莱尔和父亲米歇尔共同出资，在卢森堡注册成立D2地产投资公司。米歇尔对儿子经商并不抱以太大期望：“在生意上，他一无是处。他是个艺术家”。值得一提的是，D2地产投资公司的登记地址是北京昂道律师事务所，即原来的开来律师事务所。
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谷开来在德维莱尔的协助下，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了名为Adad Ltd的壳公司，并通过该壳公司在伦敦富人区购买了两套公寓。目前两套房产的价值合计超过200万英镑，但这部分地产，并未在近日对薄熙来的审判中，进入检方的起诉书。
针对外界质疑，德维莱尔对媒体表示，自己与薄家是友谊关系，从未领过薄家的经济报酬，离开中国时身无分文，“就像我到中国的时候一样，都是一无所有。”
德维莱尔已于多年前移居至柬埔寨，住在首都金边市中心一座漂亮的房子中。在那里，他和自己的老式丰田皮卡，以及中国造的电单车，过着质朴简单的生活。在当地法国人圈子中，这位艺术家显得神秘而优雅，人们议论他“彬彬有礼，精通亚洲文化”，却又“十分低调”。
直到谷开来杀人案浮现之后，由于德维莱尔与谷开来在商务上的合作，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柬埔寨警方逮捕了德维莱尔，此后德维莱尔自愿前往中国作证。谈及对这一事件时，德维莱尔引用老子的《道德经》作为评语：“当魔鬼没有了可以伤害的对象,它自然会自己消失。”（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尼斯的别墅
谷开来与她的外国朋友之间的矛盾总爆发，都源于一座位于法国城市尼斯的别墅，这一处别墅也是薄熙来受贿指控中最大的一笔财产。
尼斯距离度假胜地戛纳仅50多公里，同属蓝色海岸大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座别墅建在尼斯的一座小山丘上，地中海风光尽收眼底。三层别墅的建筑面积为350平方米，拥有6个卧室，总占地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带有独立花园、游泳池、车库等。
根据薄熙来案庭审中检方提供的谷开来等人的证词，当她于2000年带薄瓜瓜赴英国留学时，即感到住房困难，遂萌生了在英国之外买套房子的念头。考虑到德维莱尔是建筑师，于是委托其选择房屋。德维莱尔便在尼斯和戛纳之间找到了这一处名为枫丹·圣乔治的别墅。房款连同装修费用，总计需300多万美元。购房款由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支付。
为了规避税收，并避免暴露实际持有人身份。谷开来同德维莱尔通过网络注册成立了罗素地产公司，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法律和股权操作，最大限度降低公司透明度。公司设立的目的，只为了购置别墅，并无其他实际业务。
在购买之后至2007年，德维莱尔作为购买别墅的公司董事及法人代表，持有别墅。并负责对别墅进行装修和出租。
2007年，谷开来担心德维莱尔霸占别墅，遂将持有的罗素地产公司50%股权转让给海伍德，寄望海伍德能对德维莱尔形成制约。此时，海伍德与德维莱尔分别持有50%股权。海伍德取代德维莱尔成为别墅的管理人。
2011年，谷开来疑心愈重，认为“这两个外国人都不可靠，都有侵吞霸占我别墅的意图”，于是找来徐明商量，后将海伍德所持50%股权取消，与德维莱尔所持股份一并转给徐明的女友姜丰。不久，海伍德提出140万英镑补偿要求。5个月后，谷开来于重庆毒杀海伍德。

徐才厚查抄

徐才厚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却搞出了个宗派山头主义猖獗的“徐家庄”，把原本正常的一条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升迁轨道扳转向他的私家领地。2000年至2002年，徐才厚曾兼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孰料12年之后，他本人却成了军委纪委审查处罚的对象。徐才厚成“笼中缚虎”已4月有余。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军政治工作高级干部，“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公开谈及徐才厚案。
此前的10月27日，军事检察院宣布对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军事检察院侦查查明，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和家人收受他人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徐才厚对受贿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军方评论员“谢正平”评徐案时说，徐才厚从高级干部沦为阶下之囚，光环褪尽、荣耀尽失，怎不令人唏嘘？“谢正平”还称，作为贪腐分子的徐才厚注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检侦方简要地向外界透露了徐案侦办过程，之前徐案处于隐秘审查阶段，案情可谓密不透风。徐才厚案发前后，中央高层领导人拿下“军中大老虎”的决策过程，以及徐案的查抄详情，初涉案件细节等，外界均知之不详。
9月中上旬，《凤凰周刊》记者获悉，被羁押看守中的徐才厚膀胱癌复发，病情危重。10月27日，军事检察机关负责人就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时，确认了徐患膀胱癌的实情。据军事检查机关负责人介绍，徐才厚于2013年2月确诊患膀胱癌，已经多个周期治疗。今年6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徐才厚立案侦查后，本着既严格依法办案、又体现人道关怀的精神，协调医院对其进行了积极治疗和医护保障。
徐才厚是中共建政以来查办的级别最高的军中将领，习近平主席亲督力办铲除军中腐败势力大后台，海内外舆论好评如潮，军中正义之士也额手相庆。退役少将罗援在《解放军报》法人微博发文，力挺查办谷俊山、徐才厚案件的有功人士、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他说，正是刘源的坚持和担当，特别是对党的一片赤诚，才推动了军内这场反腐。“如果不是刘源和刘源们，特别是中央的支持，这件事的结果会怎么样？很难想象！”
“徐贪婪、滥权和腐化的行径超乎想象，根本不敢相信系位高权重的军委领导人所为。”多位接近解放军高层的知情人士对《凤凰周刊》记者说，徐才厚被查惊雷犹在耳，但之后军界波澜不惊，并未迎来人们预想中的倾盆大雨。对照近期大陆中纪委查办周永康等党政大员贪腐案的特点来看，似徐才厚这等副国级高官，与其关联的贪腐案件和涉案人数应不在少数，但或许是徐案案情复杂和军队查办贪腐案的特殊性，与徐案相关的案件至今人们依然少有听闻。
10月30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开表态，对徐才厚及其家人涉嫌受贿犯罪的，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将依法进行处理。对于其他涉案人员，坚决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军方发言人的这番表态，海内外读者仍在观察和期待。
“肯定要动‘大老虎’了！”
如果用一条抛物线描绘徐才厚的仕途轨迹，1980年代中到本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正值解放军摆脱组织臃肿、人员知识老化，向精兵高效的机械化、合成化部队转变迈进的关键时机，也是徐显达仕途迅猛上升期。
自任吉林省军区干部处副团职干事以后，因年轻、高学历优势，已摆脱“被转业”境况的徐才厚，官运变得非常顺达。从1982到1985年，三年之内由普通副团职军官擢升为正师职的大军区二级部部长。五年后，晋升正军，1990年，徐才厚升任第十六集团军政委。两年后又升任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兼解放军报社社长。仅仅一年之后再次晋升总政治部副主任，时年五十出头便跻身大军区正职。短短十年的火箭式蹿升，可谓是顺风顺水，青云直上。
据悉，徐才厚在中共十五大时能阔步进入总部机关，并非海外传闻的得到时任某位军委领导人的青睐，彼时，该领导人并不认识徐才厚，徐依赖的还是一位山东籍的某军队政工系统高官的提携。农家子弟的徐才厚出生贫寒，素无背景，能在军中扶摇直上，与该高官的赏识、选拔和一再举荐不无关系。
1996年，徐才厚从总政副主任位置上平调至济南军区任政委，三年许，完善其任职履历后，徐才厚再一次调回总部机关。1999年，他与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郭伯雄同时进京，升任中央军委委员，分别担任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和总参谋部常务副总参谋长。
2000年至2002年，徐才厚还曾兼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孰料12年之后，他本人却成了军委纪委审查处罚的对象。这点，当年仕途如日中天的徐才厚绝不会想到。
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徐才厚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宣布退休，胡锦涛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徐才厚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次年，在辽宁大连市长兴岛徐家庄后山一处荒地，徐才厚家的祖坟被修葺一新。作为徐家长孙的徐才厚和另外两个堂弟的名字一起被镌刻在祖宗墓碑上，显示其已完成光宗耀祖的祖训。（有关徐才厚早年经历及其老家报道，详见《凤凰周刊》2014年第20期封面故事《徐才厚往事》）
从吉林省军区的一位普通政工干部，前后历时20余年，徐才厚升任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二号人物。在2007年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徐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仕途攀升至人生的最高点，直到2012年卸任退休。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作为主管全军政治工作的军委领导人，徐才厚掌管了230万解放军及80多万武警部队中高级干部的任免大权。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徐才厚的人生抛物线不再舒缓平稳，即便已是退休高干身份，亦未获得意想中的平安落地，相反，其命运急遽而下，星光黯淡，终成阶下之囚。
2014年3月15日，正在301医院病床上的徐才厚被叫走，某军委领导当面宣布，对徐进行组织调查。当失魂落魄的徐才厚回到医院时，已经进不了301医院西院，而被直接送到东院小南楼。有本港媒体描述称，“几个工人当着徐才厚的面，‘’地往窗户上钉上隔离栅栏等安防设施。”
西院是301医院专为地方省部级、军队军级以上领导治病的专区。徐被转至东院，其万劫不复之命运已显而易见。当晚其在北京的妻女也随即被抓，其秘书秦某亦被控制。
“3月15日当天，在京的部队就大面积知道了。因为徐才厚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之后，院方把原来住在301医院东院小南楼的人全都迁走了，而原本的警卫人员也都换了。”接近军方高层的北京知情人士称，301医院的人都知道徐才厚在哪里住，住院楼层转换和病员迁移，整出这么大动静，消息就非常快地传出来，再也无法瞒住。大家知道，这次“肯定要动他了”。
徐才厚被立案调查的当天，恰好是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宣布成立之日，选择在军队宣誓决意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这天查办徐才厚，意味深长。当日，习近平以组长的身份出席了军委深改组第一次全会。徐被查半个月后，军中另一巨贪谷俊山被军事检察院提起公诉。
8月30日，有内地人士微博传言：已被开除党籍的徐才厚又被开除军籍，剥夺上将军衔，此微博消息随后被删除。按照解放军纪律条令，这位涉嫌违法乱纪的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原二号人物”被开除军籍和取消上将军衔，应符合军纪军规的处理程序。10月28日，新华社发布的徐被移送审查起诉的消息中确认了这一事实。对此，中国军网评论员称，党中央没有因为他身患重病而在党纪处分上放他一马，中央军委自也不会在军规执行上手下留情。
拔出“萝卜”带出“徐”
徐才厚被立案调查在今年3月，但在十八大前的2012年初，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被纳入总后和军委纪委的视线后，徐才厚与腐败有染的各种传闻就不绝如缕。
总后勤部机关上下大多知道副部长谷俊山“朝中有人”。从河南地方部队的小吏擢升到总后机关任职基建营房部多个要职，谷俊山官运亨通，几年一个台阶，要不是总后勤部党委刘源等人的竭力举报和抗争，谷俊山说不定真能如愿得到他所说的“总参第一副总长、上将”的要职。
刘源从军事科学院调任总后任政委之前，谷俊山的张狂已在总后勤部形成小气候。北京知情人士称，初时，尚未篡至总后高位的谷俊山已敢与其上级、总后勤部长廖锡龙几次三番顶撞。
谷俊山最终在总后任副部长，不久，又晋升中将军衔。“等于说廖根本压不住他。”知情人士称，即使是对刘源，在拉拢和试图“媾和”不成后，谷的本色也开始外露。在多个场合，谷俊山对刘源开火发飙，毫不避讳称自己背后有强硬靠山。
谷俊山的嚣张跋扈加速了其命运的终结，腐败的一波潮水退却后，其背后靠山开始显山露水。（《凤凰周刊》此前已对谷俊山案作详细报道，详情请见2014年第11期《谷俊山案大起底》，以及2012年第29期《原总后副部长谷俊山被移交司法》）。
在调查谷俊山案期间，疑有徐才厚等背后势力的反复作祟、阻挠办案进程，意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谷俊山过关。但总后党委牢牢咬住谷俊山腐败的相关线索不放，深查细纠，终于梳理出谷俊山涉嫌犯罪的扎实证据。
接近总后高层的知情人士曾告诉《凤凰周刊》，2011年底前后，在初步查明谷俊山涉嫌违法违纪的重大线索后，总后党委就直接向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副主席习近平作了专题汇报。
2012年1月下旬，几番内外部交锋较量之后，黔驴技穷、已成强弩之末的谷俊山终被拉下马来，军纪委宣布对谷俊山进行调查。北京知情人士披露，在谷俊山被调查前，徐才厚把他接走了。谷俊山尽管自知大势已去，但仍欲作最后一搏，多次送给徐贿金，共计达4000多万元。
这一年，徐才厚也自知到了任职最高年限，仍想竭力庇护自己培植多年的亲信，维护既往的军内势力不倒。但事情发展并不如徐意想的那样美满：他不但保护不了亲信，连自己的运势也开始下行。当年11月，徐才厚从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高位上退休。
麻烦开始更多地呈现，徐的亲信谷俊山“进去”之后，挖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知情人士透露说，谷也越来越感觉到，“没人能像承诺的那样保自己，开始如实交代问题，包括几次上千万元行贿徐才厚的情况。”徐才厚用了将近20年精心构筑的权力大厦开始倾斜，各种有关他的负面传闻不断发酵。谷俊山贪腐案“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了徐才厚。
2013年3月，全国两会上，本该到场的卸任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全程缺席，引起外界遐想；之后不久，军方官媒以看似无意的《徐才厚为王喜斌专著<从这里走向战场>作序》为题发表消息，以打消外界对徐已出事的猜测；2013年国庆招待会上，身着戎装的徐才厚以退休军队老领导的身份出席，引发海内外舆论猜测其已“平安无事”。不过，此时的徐才厚，已是满头花白头发，与往日神情不可同日而语。
今年1月20日，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活动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军队老同志、全军离退休老干部，致以新春问候和祝福。徐才厚得以在中央电视台报道镜头中两次一闪而过。镜头里的徐才厚再次以满头白发示人，其身形消瘦，面带微笑。此次露面，再次令徐才厚是否逃脱传闻中“落马”命运引发外界猜想。但显然已不足以打消公众疑虑。
4月，在福州军区原副政治委员王直遗体告别仪式的消息中，徐才厚的名字缺席，外界疑窦再生。而这次徐才厚确实已被限制自由，接受组织调查。3月15日当晚，徐才厚妻女及秘书秦某被拘押的同时，徐家也被查抄。6月30日，中共建党93周年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开除徐才厚党籍，同时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交军事检察院处理。
查办徐才厚这样级别的“军中大老虎”，显系中央高层直接下命令，中央从内部拘押审查到公开宣布开除其党籍，用时仅三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举拿下徐才厚，足以彰显新任党中央及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反腐决心和意志，在过去都是从未有过的。”接近总后高层的知情人士说。
徐这座大山被扳倒只半月，新华社公布，对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军事检察院以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四项罪名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
值得注意的是，对徐才厚、谷俊山两个军中巨蠹的查办、公布过程如此复杂交错；尤其是谷俊山案竟然至今已经耗时长达近三年之久仍未完结，足见徐、谷系列案件查办之艰难，以及徐才厚对谷俊山案查办的干扰和阻挠。
徐宅查抄数目惊人
早在两年多前，谷俊山被调查后，徐才厚便卷入谷俊山案贪腐传闻。当时外界普遍认为，谷俊山是徐才厚的主要利益输送者之一。谷俊山身为军中大蠹，贪腐详情官方迄今虽未有公布，但从大陆诸报端已披露的信息来看，贪腐数目已很惊人，谷的官场靠山徐才厚的贪腐数目，可能更在谷俊山之上。
接近军方的北京知情人士披露，身患膀胱癌的徐才厚在查出病患后不久，解放军301医院、307医院就集中专家对其进行诊治，病情得到有效控制。2013年下半年，住在301医院西院高干病房的徐才厚常常焦虑不安，外面有关他涉贪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徐日显惶恐。春节前，他决定出去转转，顺便打探一下消息，“走动走动”。
今年春节前，徐才厚跑到海南三亚转了一圈，却无心看风景，而是以看望在那里休养的老领导为名，到处请托和求助，企图脱罪免责，平安过关。
徐才厚并没见到他想要见到的人。但从三亚回来后，徐却到处放风，跟人说他没任何问题了，老领导都给他打了包票。徐似乎也自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自我安慰、造势毕竟起不了作用，该来的还是来了。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党内纪律审查程序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决定对徐才厚进行调查。3月15日，即正式宣布对其进行组织调查。
事后种种迹象显示，徐对自己被抓显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可能一直都认为，自己官当得这么大，中央不至于拿他“开刀”，反腐大火不会烧到他身上。在徐才厚之前的大陆政治生态中，惩治腐败虽已沸反盈天，厅局、省部级官员落马如缤纷秋叶，但官至副国级、已退休的中共高级干部，确实较为少见；而在军内，则更无先例。
3月15日当晚，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对北京阜成路上徐才厚的一处豪宅进行查抄。接近军方高层的知情人士透露，查抄结果大大出乎见多识广的办案人员意料，“原本以为社会上有关徐才厚涉嫌贪腐的传闻很厉害了，且从谷俊山案发至今都两年多了，徐才厚即使有什么贪污，财物早就转移完毕，家里断然不会有东西了。”
但打开徐才厚这处2000千平方米豪宅的地下室后，办案人员还是吓了一跳：徐宅地下室里到处堆放着现金，有美元、欧元、人民币，办案人员一时点不过来，只好拿秤称了一下，再贴上封条。被查抄的现金居然足足有1吨多重！有的打着包甚至都未开封，而徐宅内各种金银珠宝更是不可胜数。
在徐宅的仓库里，还有100多公斤、200多公斤的和田玉，各种名贵的硬木和珍稀的翡翠制品一大堆。成堆的和田玉大多原封不动，有的只是去了玉石的一层外皮，露出里面的大概成色。“璞玉有那么十几块，查抄的现金和玉石都是分开放置的。”该知情人士称，徐宅仓库还有唐、宋、元、明历朝的各种古玩器具和字画。这些物品的主人还无暇打理，都杂乱地放在屋子里。
从这位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豪宅里查抄的财物堆积如山，办案人员只得临时叫来十几辆军用卡车才将其全部运走。经过十几天的紧张工作，疲惫不堪的办案人员对所有查抄的财物都一一列了清单，事后向徐才厚出示对质。面对家里被查抄到的大量赃款赃物，徐才厚只得低头认栽。
徐才厚涉嫌贪腐的证据被初步锁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两次在党内和军队高层内部通报徐才厚案情：4月上旬，就徐的基本案情对军队大军区以上的高级将领做了通报；5月下旬，又对全军师一级领导干部进行通报。
近期全国政协的一个会议上，中央一位领导人当着参会的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面评价徐才厚案，称“徐的疯狂聚财敛财，是我们所想不到的！”北京一位退职上将的秘书也向《凤凰周刊》记者痛心慨叹道，“徐才厚贪腐如此严重，玷污了解放军过去一直塑造的朴素节俭的美好形象，更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全家上阵受贿索贿
徐才厚的大学同学滕叙兖曾对媒体分析，徐才厚果真晚节不保，与他官越当越大、守不住自己的底线有关，而周围有一帮小人围着他转，如谷俊山之流，令其放松警惕，也可能是没管住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徐妻姓赵，辽宁大连人氏，在机关任职普通官员。但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完全不认同滕叙兖的看法：当官者出了事就应自己负全责，如果责任都可以往老婆孩子身上推，是封建主义流毒，是歧视妇女的表现，也太不男人了。
内部通报中，徐收受的4000多万元贿金，有说系谷俊山所送。徐虽知自己保不住谷，竟然还是笑纳了。在谷俊山风雨飘摇之际，徐才厚仍敢收受谷的巨额贿金，可见其贪婪成性，已不可救药。
巨金烫手，徐才厚心惧当时紧张的反腐形势，对4000多万元的巨额贿金，据称，徐并不敢直接收入囊中，而是转给其昔日的一个亲信保管，该人也不敢存在私人账户，最后将其放在一个公共账户里。
本港大公网7月中旬消息称，徐才厚涉贪被开除党籍后，曾任徐才厚秘书的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贡献证实被免职。
52岁的张贡献，长期供职于总政治部，曾任总政办公厅副秘书长、秘书局长、成都军区某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办公厅秘书长，前年底调任现职，成为解放军首个“60后”副大军区级将领。张贡献落马的原因，有人说系受到徐妻赵氏一笔贿金的牵连，张是徐才厚案发至今为数不多的落马亲信之一。
徐才厚在原办公地点、八一大楼地下，还有一个秘密储藏室，里面放满了现金，由其秘书和一名负责勤卫的女战士看管。徐才厚生活作风极其糜烂，“窝边草”也绝不放过。事后，他答应给这名女战士“入学提干”，可是一直不兑现。徐才厚退休后，这名女战士绝望了，有一天，从山东老家开来一辆面包车，把徐地下储藏室里的现金装了一整车，连人带钱一起“失踪了”。徐才厚自知理亏，宁愿吃“哑巴亏”，也不敢叫人追查。此事成为知情人茶余饭后的一件糗事、谈资。
像大陆的大多贪官一样，徐也在全国各地置办房产，但这些均通过其妻女操作，徐才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一些房产的细枝末节，甚至连徐自己都不甚了了。接近军方人士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了查办徐案中的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细节。
徐才厚未被调查时，外界盛传徐在上海有4套房产。徐认为是假的，是别人栽赃陷害，大发雷霆。于是他主动给某军方高官打电话，让其派人去查，以自证清白。军纪委的人再次查核之后，发现该处房产确实不是以徐才厚名义登记的，房产使用登记人填的是徐才厚年仅3岁的外孙的名字。
徐才厚的老婆赵某正是该起受贿案的经办人和受贿人。据透露，某行贿人找到赵某表明心迹，一开始，赵某认为是普通的上海房产，表示不要。但对方安排其到上海实地一看，这是四套打通的师职军官经济适用房，房间装潢豪华，地段也很不错，赵某这才欣然收下。事后查明，该房产是谷俊山弟弟“进贡”的。徐才厚在四川成都亦有豪宅别墅，受贿人同样是其妻赵某。赵某一开始去成都的别墅看了，嫌小；对方于是加修扩建，占地数亩，赵才同意收下。
徐家在四川的别墅据称是成都军区某负责人一手操办，该位官员也在徐才厚案发后落马。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通报开除党籍的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中将是否与此事有染，目前尚无法从官方渠道证实。
到徐宅跑官要官的人多了，不仅徐才厚的妻女，其身边人包括秘书、司机也浑水摸鱼，大发其财。接近徐案的北京知情人士称，徐才厚案发，徐的司机也已被抓，许多军内行贿者都是通过此人向徐才厚进贡。徐才厚司机每每从给徐的贿金中抽取一些财物，日积月累，竟也置下不菲的家业。
徐才厚的“贪内助”赵某案发后被限制自由，协助审查。在办案人员对其严肃的政策攻心后，据称，赵某全线瓦解，不几日，又变得有些疯疯癫癫，见人便称：“我有罪，我有罪！”徐才厚独女徐思宁在总政联络部系统工作，但知情人称，很少见她上班。
《凤凰周刊》记者6月下旬赴大连长兴岛徐才厚祖居采访时，在后山的徐氏家族坟地看到，徐才厚祖父的墓碑上刻有“曾孙女徐思宁”字样。海外有传徐才厚女儿结婚时，谷俊山曾送其2000万元贺礼。据多位知情人士介绍，徐思宁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与前夫感情甚笃，但因不孕被迫离婚；第二任丈夫，徐思宁与其关系不睦。徐才厚指令其女再次离婚，但两人已育有一对双胞胎。
徐才厚案发，徐妻女、秘书秦某都悉数被抓，分押四处。徐才厚年幼的外孙落得无人照看的境地，有关方面只得召回离婚后被徐指令到河南某部的前女婿回京，照顾孩子、料理家务。
徐才厚病重病危期间，军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通知其妻赵某前去探视，不料赵某竟然拒绝，毫不念及夫妻之情。可见，贪腐分子徐才厚已到了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地步。
徐才厚被公布的另一罪状是，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知情人士透露，徐才厚不仅在军内以权谋私，更将利益之手伸往军外。
2011年5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家能源企业，肆意开采矿产资源，破坏了当地农牧民的草原。该盟西乌旗一牧民被当地运煤大卡车辗压致死后，引发规模不小的群体性事件，内蒙古自治区主要领导不得不亲自处理，但事态一时无法控制。
内蒙古属北京军区所辖，军队也随后介入调停处理，据称，徐才厚当时派北京军区一位将领前往内蒙古坐镇和协调，积极向农牧民补偿，此事平息之后，该企业老板转手给徐才厚上千万元的“感谢费”。该家企业行贿者姓名尚未得知，但大陆《财经》杂志今年披露，已落马的大连阜新首富王春成与“军中大老虎”徐才厚有染。王的辽宁春成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在内蒙古投资能源产业，王在内蒙古的分公司也一度遇到来自当地牧民、官场的各种阻力，最后都逐一解决。
据报道，徐才厚和王春成的“交情”始于王春成儿子的伤害致死案。王的儿子王帅当年因故在酒吧与人斗殴伤人致死。王春成被指在化解此事时，通过大连的关系人结识徐，徐通过政法界的关系，最后摆平此事。
无独有偶，《凤凰周刊》记者在长兴岛采访期间，当地亦有数个消息源指称，长兴岛一位领导之子，曾在瓦房店滋事杀人，也靠徐才厚出面“解决”。该官员对外一度以徐才厚家族亲戚自诩，曾在长兴岛投资的某位日籍人士，也向本刊记者证实，曾听大连市官员说过此事。
两起地方凶案都传由徐下力铲平，或非空穴来风，可见徐才厚不仅军权在握，与大陆政法界某些高层应有密切往来。
徐案后续查处仍待披露
在6月30日官媒对徐才厚案件首次正式通报中，就徐的违法犯罪事实，通稿将其归为两类：即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在10月28日官媒发布的徐移送审查起诉的消息中，在这两类违法犯罪事实后面，都加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表述。
从官方表述看，徐才厚罪状的第一条就是在军队中买官卖官。大权在握的徐才厚掌管着数百万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高级领导干部的人事任免调配权，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全军中高级军官们的政治前途和职务升迁，徐一句话可定乾坤。总部机关、各大军区、军兵种的将校想要“进步”，善于钻营者都想傍上这棵大树。
不过徐宅非等闲人士可进，即使军内外一般显赫官员来见，也得大笔财物奉上。京城有传言，徐才厚在位期间，外人想见到徐才厚本人，因为要通过秘书等关卡，请托送礼至少在百万元以上。徐才厚把持军队政工、人事大权十多年，其间卖官鬻爵，经他之手违规提拔的不知有多少，而徐才厚靠“批发”官帽敛得多少财物，如不系统、认真查究，已不可竟数。
众多行贿人中，谷俊山是大方买单者之一，也是令徐才厚这只“大老虎”浮出水面的诱因。知情人士透露，在此前全军高级干部小范围通报中，初步查实，徐才厚的案情是收受4000多万元的贿金和4套房产。但徐才厚绝不仅有谷俊山一个行贿者，更多的人潜在水下，仍未暴露。
在徐才厚被开除党籍、查办不久，四川省军区一位正军职少将官员被抓。知情人士称，该名少将官员的落马系送礼引发。办案人员在查抄徐宅地下室的贿金和赃物时，发现一箱装在茅台年份酒包装箱里尚未开封的现金，内有该官员要求“进步”的简历。办案人员顺藤摸瓜，该官员很快招供了“为求进步”向徐才厚行贿的事实。
有本港媒体报道，军中数名少将涉及贪腐正接受或协助调查。但与地方查办和周永康案有关联官员大刀阔斧的力度相比，军队查处徐才厚这只“大老虎”相关的涉案人事，显得异常低调。
按照军队干部任免规则，正师以上军官需要军委领导批准，以徐才厚过往资历地位，他的身边人、与其有权钱交易的人，职务至少应在正师级、副军级甚至正军级以上。
徐才厚案发后，中共军队却在全军上下清查近些年来晋升异常过快的副师级以下的干部，重新对其政绩、晋升途径和程序进行审查，其中奥妙，颇值得玩味。
徐案进展从目前迹象来看，大多围绕与谷案关联的细节而展开，与徐才厚有交集的其他案件并无牵扯暴露出来。
而徐才厚案的最终涉案数值也还没有最后落实，但估计全部摊开或比谷俊山还大。官方评述，对羁押中重病的徐才厚，官方仍予人道关怀，积极救治。但客观上，因晚期癌症复发，命悬一线的徐才厚，即使已被起诉，最终能否以戴罪之身服刑完毕，难以预料。
与多位老领导决裂
徐才厚从中共十五大起就担任中央委员，2002年又从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提升为总政治部主任，之后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然后又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前后在军队经营近20年，可谓树大根深，盘根错节，难以撼动。
所幸是，军中还是有正义力量在顽强地与腐败分子作斗争。总后政委刘源上将当初对垒谷俊山时说，“我不仅要把你挖出来，还要把你背后的土壤挖出来，我官不当，命不要，也要跟你们干到底！”
“实践证明，刘没说假的，谷俊山、徐才厚就是有这么大问题。”北京知情人士说。
徐才厚被抓后，一位自称“军中资深媒体人”撰写的文章在海外网络上流传。该文称，“徐才厚身为军委副主席，他把军队搞成了宗派山头主义的‘徐家庄’，把原本正常的一条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升迁轨道给扳转过来，通向他的私家领地。培养了大群穷奢极欲、见风使舵、谄媚逢迎、投机专营的恶人，他们充斥在全军各个层面，把持话语权、晋升权，把党委变成为他们赚取利益的机构，演绎出一幕幕剧作家都编不出来的政治丑剧！”
自称谙熟徐才厚腐败轨迹的“军中资深媒体人”称，“‘徐军副’在这八年中，以谷俊山为首的鬼魅越聚越多，在他身边建立起一道邪恶的屏障，屏蔽掉一切正能量，一切正直的人。他们肆无忌惮地瓜分利益，破坏了我军健康的干部生长土壤，使军中吏治进入到前所未有的腐败时期。他彻底背离了从军之初的信仰和理想，失掉了共产党员准则，丢弃了马列主义信条。”
《凤凰周刊》记者了解到，对徐才厚贪腐问题，军队许多老领导、老干部，早就非常有意见，知他问题成堆，但检举乏力。总政系统一位退职少将称，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届总政主任比较，总政系统对徐评价甚低，而贪腐敛财却无人能出其右。
一些耿直的老领导在听闻徐才厚各种腐败传闻之后，曾对其敲打、劝诫。但徐才厚已不愿回头，与老领导们陆续决裂。
有知情者透露，其中一位老领导听说徐才厚与京城某些恶俗之人走得热乎，便在徐来家中看望时当面批评。“几榔头”砸过去，徐才厚已无法忍受逆耳忠言，便很快与其疏远。
徐才厚的另一老领导也曾多次批评、敲打、提醒过他。该老领导在一次在京体检时训诫徐才厚，历数其负面传闻，怒从中来，拍了桌子。两人不欢而散。“这类事情成了徐与一干老领导决裂的分水岭，从此与老上级们不相往来，表明他在贪腐路上去意已绝。”
“十年！二十年！整整两代军中栋梁被废出局，人民军队培养多年积累下来的优秀人才被葬送，人才断层无法挽回，致使新军事变革停滞不前，白白浪费了军队发展的最佳机遇期，更严重毁坏了党的声誉。”该人士称，“这么多年来，徐才厚的权力没有监管和制约，腐败登峰造极。”退休少将罗援也颇为担忧：“吏治腐败非常可怕，它会伤筋动骨，它会挫伤一大批人的积极性。长此以往，部队还能不能打仗？很难说！”他表示，反腐旨在重拾民心，重振士气，捍卫红色政权。
“徐才厚、谷俊山的腐败问题才露出冰山一角，军队的事情短期内可能还没完。”接受本刊独家采访的北京知情人士也称，过去的十年，是国家对军队投入最大和发展最快的十年，徐才厚把持军政人事十余年，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搞坏了部队的政治生态和风气，耽误了军队发展重要时机，给中国军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徐才厚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他的罪行不可饶恕。

朋党周永康

2010年1月5日上午，周永康在成都高新区天府软件园视察，周永康左侧为李春城
周永康在四川仅主政3年，但其以周氏杀伐决断，组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随着一路升迁，对四川政商两界的影响达到了顶点。四川，也因此成为周永康除石油系之外的另一个举足轻重的势力范围。
2014年7月29日，在风传了一年之后，周永康落马。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
实际上，早在一年半以前，随着李春城的落马，周永康精心布局的西南政商大盘，就已经全面崩盘。而以刘汉、邓鸿、何燕、吴兵等为代表的周家西南商业帝国，也逐渐呈现在大众面前。
周永康主政四川期间，在石油系统就养成的小圈子手腕更加娴熟。打击本土官员、操控人事、安插亲信。仅主政3年，就已经在四川政界、商界都建立了稳固的“独立王国”。甚至在其离开四川之后，其秘书、亲信仍能长期操控局面，并为其家人谋取源源不断的利益。
最后的西巡
2012年10月14日，中共十八大之前半个月，周永康考察了成都市锦江区莲新街道，以及成都市高新西区的两家企业和四川的政法系统。
这是自200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来，周永康第四次视察四川。一个月后，周永康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至今日，周永康的此次四川之行，被外界进行了诸多解读。
据知情人介绍，周到成都之前，当时的成都市以及辖下的一些区县都接到了市里传达的重要通知，要做好迎接视察的准备工作。但让他们意外的是，出面协调并检查各方接待准备工作的领导，除了省市办公厅、安保部门，还有时任文联主席的郭永祥。而郭在检查接待准备工作过程中的强势，让他们印象深刻。
一个知情人说，当时他很纳闷，还问领导，文联怎么也负责迎检了？后经人点拨，郭是周的老秘书，之前周永康每次来四川，郭都是主要的接待人，他才恍然大悟。
另据成都市官方知情人介绍，周永康2012年10月的四川之行还另有玄机。官场上流传着他在十八大之前的四川之行，其主要目的是为四川“周系”打气。因为在此前的2012年7月初，四川黑老大刘汉家族掌控的四川宏达集团什邡市钼铜项目，引起了什邡市群众的群体抗议，一度造成严重的警民冲突。刘汉此后则以给周永康的长子周滨输送巨额利益闻名。
这次抗议，以四川警方强力维稳和什邡市叫停宏达集团钼铜项目而结束，但这次危机或许引起了周永康的担心。
也就在此时，与周滨关系密切的神秘富豪吴兵的中旭系，似乎嗅到了异样的味道。2012年冬，中旭系表面的掌舵人吴兵将其在四川隐秘会所——天蕴中心的员工分批召到北京，进行了集中培训。据参加这次培训的员工介绍，这次蹊跷的培训以保守公司秘密为主要内容。在随后的2013年春节期间，一直待在北京的吴兵回到了成都，在天蕴中心里低调隐居，深居简出长达一个月。
这期间（2012年），四川政商两界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四川官场已经传言李春城情况不妙，而周在成都的另一名亲信——曾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何华章也被调任遂宁市长。由李春城一手打造的四川传媒航母——成都传媒集团出现了众多的人事变化，该传媒集团的若干广告公司和文化公司也纷纷被拆分。这种拆分在2012年底李春城落马之前，达到了高潮。
时间回溯至2010年6月18日至19日，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期间，周永康专程视察了时任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的城乡统筹改革样本——温江区万春镇。此事在当时被媒体解读为，李春城的城乡统筹模式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认可。
据温江区政府知情人介绍，为了争取成为周永康的视察地点，成都市各区县，甚至一些公司都秘密地在相关层级展开了“公关活动”，为了能挤进备选名单并报给周永康办公室的相关人员，有的单位甚至为此花费巨资。
但最后温江区捷足先登。在成都市的近郊区县中，温江的经济指标处于落后位置，但温江具有别的区县无法比拟的优势——周滨的中旭系四川总部基地在此。该基地以中央某部四川分部的名义，获得了温江区大约90亩黄金地段的土地，其位置就在温江区新政府大院旁边。周滨中旭系在四川的“第一桶金”，也是从2002年成温邛高速公路温江段项目开始。那一年，周永康从四川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高升公安部长，并迅速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
在事后被证实为暗箱操作的那次股权投资中，周滨的代理人在成温邛高速公路项目的买进卖出，盈利达9000万元，且不包括前期的分红利润。
据温江政府相关人士介绍，成温邛高速公路温江段项目的掌控权不在温江地方政府，而是由当时的成都市市长李春城一手直接把握。而四川官场已经传开，在接下来的换届中，李春城是市委书记的不二人选。当时的周永康任四川省委书记。
果然，2003年6月，李春城在当了两年半的市长之后，高升为成都市委书记。
杀伐立威
在普通人看来，众多的黑幕爆料之前，周永康的四川任期并无引人注目之处。但四川政、商界人士对周永康在四川的立威过程，则印象深刻。
1999年，周永康从国土资源部空降四川时，四川省委书记为川人谢世杰。此后谢世杰转任省人大主任。
周永康从北京带来的人马，包括从石油系一直跟随到国土资源部的周的大秘郭永祥，以及随身秘书冀文林等。但初来乍到的周永康，一度遭遇四川本地官员的抵制。
匿名四川资深媒体人告诉《凤凰周刊》，周永康到四川后，感觉工作很不顺手，于是决定对四川本地官员开刀立威。他选择的着力点是具有腐败重灾区之称的交通系统。
2000年3月，周永康绕开四川省政法委和省公安厅，直接从泸州、凉山、达州等相对边远的地方抽调检察官秘密组成了专案组，对四川省交通厅副厅长郑道访进行调查，并将矛头直指交通厅长刘中山。据上述知情媒体人士称，专案组直接向省委书记周永康汇报，周的秘书郭永祥，负责全程掌控事件的进展。
周永康在几乎完整掌握了郑道访受贿和行贿的证据后，于2000年4月16日晚，突然授意召开省委会议，让部分省委常委“听取调查组情况汇报”，“逼四川官场表态”。4月17日，郑道访被召回成都，立即双规。
2000年5月27日，刘中山被双规。但刘中山始终不认罪。2000年9月，刘中山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郑道访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
在侦办刘中山、郑道访案时，周永康还顺便拿下了乐山市分管交通的副市长李玉书。李玉书后被注射执行死刑，成为1949年后四川被处死的最高级别官员。
经过四川交通厅的大案，四川行政体系一片肃然。在查办上述案件之后，四川本土官员派系的影响力快速弱化。
上述媒体人士分析，周永康杀伐决断，迅速达到了在四川敲山震虎的目的。
据熟悉四川省委工作的媒体人介绍，周永康主政四川期间，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如他曾在省委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成都周边圈养黑熊取胆的事情，其中一句话是，“看到黑熊被取胆的惨样，眼泪都下来了”。
周永康强力治川，也包括对黑社会的打击。2001年初，周永康针对四川百姓反映强烈的黑恶势力猖獗现象，启动了代号为“百日狂飙”的打黑行动。但据当地人介绍，从“狂飙-A”到“狂飙-C”，在这一系列行动中，一些横行多年的黑社会头子却从容逃离，如在内江横行十多年的某著名黑社会头子远走金三角第四特区孟拉，并经营大赌场。也就是在周的任期，内江的黑社会继续发展，太子湖区域则成为当地著名的地下赌场聚集地。
当地警方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们的武器不如黑社会先进。若干年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周滨和四川著名的黑恶势力刘汉家族，早已经结成了同盟。
整肃媒体 
周空降四川后，第二波的整肃就瞄准了四川市场化媒体，对媒体进行严控。周出台了18条禁令，基本控制了所有的报道空间。谢世杰时期成都报业开放的舆论空间，一夜之间逆转。
据该媒体人介绍，在周永康之前，成都市有7家市场化的日报，一度成为大陆媒体重镇。周永康则放手整肃。
整肃的导火索被认为是，刘中山在被判死缓后，仍在法庭上坚称：“我有错，但我无罪！”2000年9月，成都《商务早报》引用了刘中山“我有错，但我无罪！”作为报道该案的标题。这被周永康看作是对其权威的挑衅，从而引起了一轮大清洗。2002年4月，隶属于成都报业集团的《商务早报》和四川报业集团的《蜀报》被关停。
2001年1月2日，《成都商报》头版报道了南充市蓬安县发生的一起重大车祸，蓬安县委副书记赵从容撞死三人后逃逸，震惊全国。这篇报道的负面舆论效应，让周永康大为震怒，周令四川省委宣传部写信对《成都商报》进行严厉批评，并指示严肃处理这一媒体“越轨”事件。报道此事的记者陈清被开除。
有说法称，时任《成都商报》总编的何华章等人立即在“高人”的指点下，携带数百万元现金赶到北京，找到了有周永康“国师”之称的曹永正，在曹的斡旋下，二人仕途转危为安。
曹永正与前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前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关系密切。由于卷入中石油腐败窝案，2013年7月，警方查封了曹永正控制的年代能源位于北京的总部，公司银行账号也遭冻结。曹永正已经潜逃至国外。
长期安插的班底
周永康并不是一味地排斥四川本土官员，其本人也擅长从犯错误或身处逆境的官员中，发现他心目中的“人才”，并实行“直升机”式的提拔。
在何华章向周输诚后，周迅速将何从《成都商报》总编提升为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一把手，过渡一年半后，又直接提拔为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后又升任成都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何从此全力以赴为周永康及其心腹李春城的政绩摇旗呐喊。
《成都商报》也一夜之间从一份花边新闻为主的媒体成为成都“第二党报”，并承担了组建包括电视、广播在内的中国第一家传媒航母——成都传媒集团的重任，构建起周氏舆论的制高点。
2012年4月，缺少地方主政经验的何华章转任四川省遂宁市委副书记、市长，这被当时的四川官场解读为，是为何仕途更进一步所做的准备。但和众多周系官员一样，随着周氏政商关系网的破灭，其仕途也戛然而止。2014年3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布消息：何华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周系官员在四川职位最高的李崇禧，也有与何华章类似的经历。2000年初，周永康接任四川省委书记不久，时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书记的本土官员李崇禧正被人举报，仕途堪忧。李审时度势，立即向周靠拢。
彼时，周永康刚刚空降四川，需要建立自己的人事班底。周于是力排众议，在当年8月将李崇禧提拔到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重要位置，并于同年12月，将李升为四川省委常委。2002年5月，周在即将离开四川之前，又力推李崇禧至四川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的关键岗位。其后，李担任了近10年省委副书记，其中有5年兼任省纪委书记。
李崇禧作为周系四川本土官员中最大的实力派，在周永康升任中央领导后的十余年间，为维护周氏家族在四川的政商关系网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1年9月，年满60岁的李崇禧不再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转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十八大后，李崇禧在2013年1月又兼任四川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而在此之前，周系在四川的另一员大将——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候补中央委员的李春城，已于2012年12月2日被调查。
李崇禧的地位亦岌岌可危。2013年12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发布消息，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经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初，李崇禧在全国及四川政协所担任职务被陆续撤销。
在“二李一郭”三名周系四川干将中，李春城是典型的“外来户”，但也是仕途最被看好的一个。李系辽宁海城人，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1995年，年仅39岁的李春城晋升哈尔滨市委常委，成为正局级干部。1998年12月，李春城由哈尔滨副市长调任成都市副市长。周永康任四川省委书记后，李春城迅速投入周的阵营，并获得重用。
李春城与李崇禧被周同时擢升，2000年8月，李春城被调任泸州市委书记短暂过渡，5个月后，回到成都升任市长。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李春城当选候补中央委员。2003年6月更进一步，任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
事实上，周永康重用李春城和李崇禧时，这两人都正处在被举报和调查的关口。有说法称，李春城因偷梁换柱地将自己秘书违规从黑龙江调到四川，导致时任成都市委书记王荣轩的愤慨，但因周永康的庇护，此事也不了了之。
从2001年2月升任成都市长，到2011年9月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掌管成都长达十年。而李十年的省委常委职务，亦使其在四川政商两界拥有相当影响力。这都确保了周永康在四川影响力的延续。
据熟悉四川官场运作的人士介绍，周永康得势之日，李春城的爱将何华章一度在成都的传媒和广告业占垄断地位，并在地产领域所向披靡。甚至拆迁业务也要插上一脚。成都市甚至四川的重要优质资源，都成了以周氏为核心的利益团体随意夺取的猎场。
当然，在周永康的四川班底中，最核心的还是周随身带来的两个秘书——大秘书郭永祥和随身秘书冀文林。尤其是郭永祥，被视作周永康在四川的眼线，是四川官场上的“大哥”级人物。
2000年1月，长期跟随周永康的郭永祥随周来到四川，先后担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和常委办主任等关键职务。2002年底，周永康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赴京上任时带走了冀文林，将郭永祥留在了四川，并帮助郭永祥晋身四川省委常委。2006年1月，郭升任副省长。2009年，郭永祥年满60岁，爱好文学的郭选择任省文联主席“发挥余热”。
但随着中共对周永康腐败问题调查的深入，本应“安全落地”的郭，在2013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2014年4月，郭被“双开”，其涉嫌犯罪的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梳理周永康主政四川的短短三年，其迅速通过强硬的手腕，完成了在四川官场的人事布局，特别是在四川省的最高权力机构——省委常委会，安插了三个举足轻重的亲信：李春城、李崇禧和郭永祥。周在四川的种种布局，让其在任中央领导的十年间，延续并扩大了周氏家族在四川的政商利益。
商界的班底
除了政界的人事安插，周永康在四川期间还扶持了众多日后在四川叱咤风云的企业，包括刘汉家族的宏达集团、何燕的国腾系等。
据宏达集团官网显示，周永康在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两次视察宏达集团，2003年，周滨将阿坝州的一个非优质旅游项目转让刘汉，获取了2000万元转让费。周滨还代刘汉持有电力公司20%的股权。
据成都银行界人士介绍，周永康的家人还主导了成都市安防系统的安装，而何燕只是这些项目的实际操作人。统一部署下，曾经独立于地方政府的银行安防采购体系，也必须服从于“大局”，有关方面给出的理由很简单，这样才能很好地和天网系统对接。此外，四川会展巨头邓鸿的发展，则从头到尾被烙上了周氏的痕迹。
2000年前后，周永康大打四川旅游牌，九寨旅游成为四川旅游的龙头。邓鸿在九寨开发了天堂洲际会展中心，创办了成都双年展，并全面接管四川的会展会务业务。后在李春城的全力支持下，2004年，邓鸿的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投入运营，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会展基地，并成为当时成都官方唯一的会务会展场所，承接大小政府和公司的会议接待，邓鸿的会展集团也因此成为李春城成都作为会展之都政绩的展示窗口。这种垄断一直持续到2013年，随着李春城的落马，戛然而止。
周永康在四川的经济领域与石油、化工进行深度捆绑，日后引起诸多反弹的彭州年产80万吨乙烯、年产1000万吨炼油项目，也是在他的任期内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于2006年开工。
2008年5月4日，成都市出现500余名市民到九眼桥“散步”，反对给成都造成巨大污染的彭州石化项目，引起了各方的高度紧张。四川政法部门紧急出动，进行严厉控制。“散步”不了了之。2013年5月4日，成都市民再次发起反彭州石化项目，四川方面如临大敌，将维稳责任分包到每个单位和社区，将“散步”扼杀在“摇篮”中。
周永康离开四川后，其家人在四川的生意突飞猛进，从基础建设投资到水利、地产、能源以及金融全面扩张。其中，其心腹们在四川，特别是成都李春城辖区内实行的“优质资源国有化”后形成的几大投资集团，成了向周滨输送利益的基础，包括收购周滨的股份。
据四川传媒界资深人士介绍，周永康家族在四川的人脉经营和经济扩张，在2011年底达到了顶点。此时，因为涉及韩桂芝案、成都市委市政府新办公大楼事件而坠入低谷的李春城，仕途依然一帆风顺。这被解读为周永康在四川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
2011年底，与李春城关系密切的成都传媒集团内部甚至传出，李春城可能在十八大后成为河南或四川省长人选。这个预言似乎很快得到了验证。十八大后，李春城再度成为中央候补委员。但在十八大之后仅一个月，2012年12月，56岁的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因严重违纪，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官员。

周氏在西南苦心布置的人事圈子，自此逐步瓦解。

晋吏再洗牌

2014年8月29日，中纪委在一天之内连续通报山西两名省部级干部被调查，包括山西原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和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两人涉嫌严重违纪。其中，白云成为十八大以来，首位落马的女性省部级官员。
两名省部级高官同日落马，这在山西已是近3个月来的第三次。
6个月，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
早在2013年，山西便发生一连串官场地震。据山西纪委、监察厅发布的数据，2013年全年，山西省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1879人，其中市厅级干部26人，县处级336人。
2014年，山西省的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强。以2月27日山西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接受组织调查为起点， 4月12日，不到60天，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在2010年调任中央之前，申维辰一直在山西任职，曾官至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外界猜测，申维辰落马或因其在太原任职期间涉嫌贪腐。
68天后，中纪委官网在两分钟内连续播报：山西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和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65天之后，依旧是山西，又有两名省部级官员同日落马，分别是山西原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和山西原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
算上申维辰，在短短半年之内，山西共有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涉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8人中，除北京人金道铭外，其余7人均是山西籍官员。山西已然成为十八大之后，被查省部级官员最多的省份。
而众多落马高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如在山西经营23年的申维辰离开该省之后，陈川平便接任了其太原市委书记一职。籍贯平陆的陈川平与此前落马的令政策有同乡之谊。聂春玉和杜善学曾先后担任吕梁市委书记。白云则是继聂春玉之后，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
在聂春玉、杜善学、白云都曾任职的吕梁一地，前后已有多名市领导被免职或接受调查。其中包括吕梁市原市长丁雪峰、原副市长张中生，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明珠。吕梁的腐败内幕，由此可窥。
近半年来的山西反腐，创下了多项纪录。由于落马高官数量众多，山西省委常委名单频繁变动，目前山西省仅剩9名省委常委。13名原省委常委之中，已有5名在任成员被调查，超过总数三分之一。其中，金道铭落马之后，由原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楼阳生出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另外4名落马官员的岗位目前仍处于空缺状态。
除了落马官员之外，常委名单中的另一变动是原省委书记袁纯清。9月1日下午，山西省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省委主要负责官员职务调整的决定。原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出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改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政治局常委坐镇任免现场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宣布省级官员任免的领导干部大会多由中央组织部部长或副部长出席，而此次会议，则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亲自坐镇。
一般情况下，省（直辖市、自治区）委书记的任职决定，由中组部副部长出席当地领导干部大会并宣布。中组部部长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已属罕见，通常发生在重要地区的重大人事变动之后。如2007年陈良宇落马之后，习近平接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中央决定，便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宣布。薄熙来落马之后，时任组织部长的李源潮也曾亲赴重庆，宣布对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的任命。
政治局常委出席省“一把手”的任免，虽然特殊，但四年前也曾有先例。2010年4月，张春贤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时，除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外，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也出席了会议。
张春贤入疆，也成为在袁纯清之前，省、自治区“一把手”提前卸任的先例。2009年“7·5事件”发生后，新疆安全局势迅速升级，在这一背景之下，原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受命奔赴乌鲁木齐，接替治疆长达15年的王乐泉。
袁纯清任期未满而提前离任，留给了外界许多猜想。《求是》杂志9月1日还刊出了袁纯清的文章，对山西反腐进行表态：主要领导不抓反腐倡廉，党风政风就会松弛，不抓反腐败斗争就是严重失职。
由于《求是》杂志为半月刊，据此推断，此文至少在15天前已经撰写。彼时，陈川平、聂春玉、白云、任润厚等4名省部级大员尚在“马背”上。袁纯清是否预料到了在短短一周之内4名高官的接连落马，不得而知。
同在9月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登文章《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措辞严厉：“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党委书记的事，出了问题首先要追究你的责任……如果各级党委对形势缺乏清醒认识，没有把管党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当作自己的主责，就是领导不力。”

山西治吏之交

农家子弟袁纯清1977年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幸运者成为同门师兄弟。在校期间，袁纯清便开始崭露头角，担任学生会主席。毕业之后，进入共青团中央，工作了17年，官拜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30年后，45岁的袁纯清离开共青团体系，进入中央纪委，担任中纪委常委、秘书长等职务。同时，他还兼任中纪委新闻发言人，许多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的情况通报时，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包括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广东湛江特大走私案等。
2001年3月，袁纯清离开中纪委，“空降”陕西，担任陕西省委副书记，从此开始了其疆吏生涯。
携带着这样一份履历，袁纯清于2010年走马山西出任省委书记。在面对媒体时，袁纯清直言要“再造一个新山西”，彼时媒体曾称之为“袁纯清与新山西的‘五年之约’”。
长期以来，山西的吏治之败坏，不仅在十八大后的反腐中展现无遗。历任山西的主政者对此都颇有微词。如山西原省长于幼军就曾严厉批评山西地方官员：诚信缺乏、大局淡化、服务冷漠、效率低下。他的继任者孟学农也直言山西官员缺乏市场意识和锐气。
主政山西之后，袁纯清曾推出整风行动，由省纪委组织突击检查茶楼、洗浴、按摩等场所，力图揪出寻欢的官员。据山西省纪委公布的数据，此次“整风”共查处了421名违纪的“享乐官员”。
2011年初，袁纯清还曾代表山西省委常委作出八项承诺，包括不干预或插手工程建设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市场交易活动。
2011年底，袁纯清再次对山西官员作风进行整顿，前后两次“整风”中，至少有1300多名官员被处理。
今年2月，袁纯清在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上发言称，有个别领导干部不知足甚至贪得无厌，事业心太弱，物质欲太强。话音刚落不几日，便传来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
到了9月1日的领导干部大会上，袁纯清承认，对于山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生的严重问题，他作为省委书记负有领导责任。
新任的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此前一直在吉林工作，有着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在吉林的45年之中，他从乡到县、从县到市，再到主政整个吉林省，王儒林的履历堪称完美。
王儒林此前受到舆论关注是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因为总结发言时念稿子被王岐山打断发言，并批评“形式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中央巡视组走过的11个省市区中，唯有吉林没有副省级以上的高官落马。

唐山前市长陈学军的黑金江湖

祖籍江苏的陈学军，深耕唐山政商界38年，从基层民警做起，
由公安系统转为多年主管唐山重要工业区的开发，直至唐山市市长要职，
在当地商界被称为“隐形富豪”，在官场上亦被认为“高层背景深厚”。
唐山被称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百年名企开滦煤矿就诞生于此。唐山地下蕴藏着储量丰富的煤炭、钢铁等资源，这片“黑金”之地曾造就无数财富神话。中共自十八大反腐大幕开启后，唐山本地十多位官员落马，职位最高者即是陈学军。
2015年6月5日下午5点多，河北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发布了一条简短消息：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陈学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数分钟后，中纪委网站上也发布了同样信息。这一时间距陈学军卸任唐山市长仅过去3天。此前大陆某媒体报道商人车峰因涉嫌经济金融领域违法被调查，文中描述车峰的“圈子”里有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建，并点名陈学军也在其中。
祖籍江苏的陈学军，深耕唐山政商界38年，从基层民警做起，由公安系统转至多年主管唐山重要工业区的开发，直至唐山市市长要职，在当地商界被称为“隐形富豪”，在官场上亦被认为“高层背景深厚”。
片警起家
洼里乡位于唐山东部开平区，这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煤场，紧邻的205国道上，拉煤的大卡车往来不断，烟尘飞扬。38年前，18岁的陈学军来到洼里乡派出所当内勤，这个基层民警的身份被外界视作他在唐山仕途的起点，此后11年，陈学军一直未获升迁，直至1988年4月，陈学军突然越级升任唐山市开平区公安分局洼里乡派出所副所长。
彼时洼里乡社会环境复杂:进出煤矿的205国道两侧分布着不少“大车店”（外来货商临时居住的小旅社），多提供色情服务，鱼龙混杂。各个煤矿之间也竞争不断，严重程度不一的打架斗殴时有发生。曾与陈学军在这里同事多年的尚平（化名）回忆：陈学军读书不多,但颇具手段，“他对混混们说，你们要打架，不要在我的地盘打，小混混们很怕被陈学军收拾，有的人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发抖，经过他的整治，洼里的治安比以往好了很多。” 
这被外界视作陈学军获得晋升的“政绩”，但与陈家相识多年的冯晓云认为，其中还有陈学军父亲的一份影响。冯晓云介绍，陈父曾在唐山市工商局担任领导，头脑灵活，曾开过水泥厂，供应唐山的一些大型国企，获利颇丰。“受父亲影响，陈学军在当民警时就开始经商，”冯晓云当年也曾与陈家在商业上有往来，“他曾开办多个小企业，包括一家小钢厂，都赚了不少钱。”
从上世纪80年代至其后的30年，公务人员经商在大陆许多地方都是不公开的秘密，也是地方商界生态的组成部分，陈学军经商显然也并未给他的仕途造成明显障碍。此外，冯晓云和尚平均认为，陈学军在当上洼里乡派出所副所长后几乎连年晋级，也源于开平区某女领导的赏识。尚平记得在参加一次会议时，“这位女领导公开说，陈学军是个人才，必须提拔。”
陈学军与这位女领导关系密切在当年的唐山并非秘闻，多位官场人士均对此记忆深刻：“这位女领导与河北省一位高级官员交往颇多，陈学军此后仕途顺畅，或与女领导的推介相关。”一位曾在开平区任职的官员如是分析。

一记耳光

开平历来是河北商贾重镇，建国后划归唐山市管辖，这里即为陈学军起家之地，多年后他出任唐山市市长，也仍住在开平的一座高档社区——东城绿庭。该小区被当地人称作最好的住宅区，小区中央有十余栋英伦风格别墅。
东城绿庭的开发商与陈学军相识多年，情谊匪浅，陈学军常与商界各领域富豪宴饮，一位早年在酒桌上与陈学军相识的人士称，陈讲哥们儿义气，喝酒十分豪爽，喝两斤白酒不显醉态。一位唐山市官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陈学军和他的富豪朋友们互有协助，“这些富豪经常帮陈学军‘平事’，每当网络或纪委出现举报陈学军的材料时，这个平事团队便会出现。他们会先用钱封嘴，如果不行来硬的。所以，陈学军落马前在网络上没什么负面传闻。作为回报，陈学军也会帮这些富豪在商场上挤下竞争对手。”
官场与商场都没有永远的朋友。陈学军与当地著名房地产商B即因土地公案由密友反目。B名下的房地产公司曾是唐山的龙头企业，2008年唐山的房地产市场热度不减，陈学军将两个优质地块交给B开发，B交了3亿土地出让金，并办妥大多数项目手续时，却收到政府一纸通知，两个地块开发权被转交给了另外一家公司开发。一位接近此事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陈委托一位富豪做说客，上门退还土地款，但屡次被B拒绝。B专程到唐山市政府办公室找陈学军，当着多人的面，陈学军扇了B一记耳光。二人至此彻底决裂，B开始长年上访。“他连唐山的房子都不卖了”，另一位认识B的人士称，“直接住到了中纪委监察部门口的小宾馆里，持续举报陈。”
目前，其公司注册地址已无人办公，部分项目处于烂尾状态，该公司此前的售楼处，也成了家具卖场。
高层人脉
2006年，陈学军的仕途生涯迎来一个新的时期。当年唐山正在推进平房改造，但拆迁工作进展缓慢，一位政府人士回忆，陈学军主导此事后，大量的破旧小区被迅速拆平，建成高楼，唐山的城市面貌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改观。第二年，陈学军仕途更上层楼，成为市委秘书长。在这个过程中，陈学军也收获了积极评价，一位市政府官员回忆他当时敢想敢做，颇有魄力：“如果没有当年的‘大手笔’（拆迁），唐山还有很多人至今住在震后盖的简易房里”。
一位接近河北省组织系统的人士告诉本刊，在确定唐山市长候选人时，原定的候选人并非陈学军，陈可能的去向是河北另外一城的市长。陈学军在唐山深耕多年，自然不愿意离开大本营去人地生疏的城市。第二天，该方案即被改变，陈学军成为唐山市长候选人。经过投票，陈学军如愿当选唐山市长。
陈学军任职市长后，逐渐与一位唐山市政府主要官员不睦，凡是有这位官员出现的会议和场合，陈学军均不出席，“他自认有高层人脉，对其他官员态度不够友好。”一位熟悉他的官员说，而当年提拔过陈的官员，也开始与他保持距离。
唐山官场传闻，陈学军处在北京某高级政商圈中。有一年，陈学军曾在北京主持在京唐山人春节团拜会，一位出席过该活动的人士称，团拜会上出现数位在京身居要职的唐山籍人士：“陈与这些领导互动频繁，显得关系不错。”
盘桓唐山政界近40年，陈学军人脉广阔，他的亲友们也从中获得益处。陈学军在洼里当民警时与洼里卫生院当医生的孙慧芬成婚，两人育有一子，取名为陈某。陈某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就职于电力系统。一位接近陈家的人士称，陈某喜欢石油生意，在唐山多地参股加油站，也涉足矿山买卖。
成也“圈中人”，败也“圈中人”
作为煤铁重工城市，唐山一直吸引着资本和权力对此间的财富争夺。而陈学军曾多年分管国土、工业等实权领域。陈学军从2003年4月开始，以唐山市副市长职务兼任南堡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到2012年2月，陈又以唐山市委副书记的身份，主管著名的曹妃甸工业开发新区，任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唐山两大重要的工业开发区，均曾在陈的负责之下，尤其是曹妃甸开发区，作为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至今投资达到数千亿，一位熟悉曹妃甸建设的人士告诉本刊，陈学军对南堡开发区和后曹妃甸新区主政投资建设介入颇多，陈某的儿子陈某介入吹沙造地和其他工程项目，引起诸多非议，“部分公司合起伙来，举报陈学军家此类问题。”
大陆媒体此前曾公开报道，陈学军进入马建、郭文贵和车峰等人的富豪圈。熟悉唐山政情的人士告诉《凤凰周刊》，2014年落马的河北省委秘书长景春华亦是该圈子成员之一，景、陈二人交往颇多。景春华1973年在开滦矿务局唐山矿四采区当工人，后升任开滦矿务局团委副书记。从1987年6月到1992年，景春华任职共青团唐山市委书记。在这期间，陈学军一直在公安系统内，从普通民警直到开平区公安分局局长。“不管是从高层关系，还是个人积累的财富，陈学军都有足够的资本进入他想进入的富豪和高官圈子。”一位唐山政界人士说。 
一位接近唐山纪检部门的人士称，陈就任唐山市长后，曾两次遭遇河北纪检部门的调查，但均最终脱身，“陈出身公安，反侦查能力强。”这位人士观察到，每次被查后，陈学军都会邀请几位富豪朋友到郊外一个幽静院落躲几天。这个院落位于洼里乡北部，唐津高速西侧，人迹罕至。
2015年6月1日上午，唐山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突然免去陈学军唐山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陈不再担任唐山市市长。唐山官场在5月下旬对这项人事调整已有传言，在唐山市长任上的陈学军，被调往石家庄担任河北省住建厅党组书记。一位当地官员告诉《凤凰周刊》，陈学军赴石家庄上任前一天晚上，不少同事一起聚餐，为陈送行，“虽然大家表面上一片祥和，陈学军也应和着大家，但是那个气氛还是有些尴尬。因为大家心里都知道，陈此番去石家庄，可以说是’凶多吉少’。”
一位接近河北省纪检系统的人士称，陈学军被抓，除了涉及在唐山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涉及为某北京高官洗钱，数额惊人。陈学军被带走调查后，先监视居住在石家庄西北某宾馆，“多位唐山富豪离境躲避风声，基本都是当地钢铁和地产大亨”。
本刊记者获悉，陈落马后，唐山市公安局某退休副局长亦被带走协助调查，唐山市政府某秘书也与外界失去联络，曹妃甸管委会也陆续有十位官员处于协助调查中。

只见平衡，不见党争

洪武八年初春的南京，江南多雨潮湿的季节比往年来得要早，连绵不绝的雨水日夜冲刷着这座千年古都。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清晨，一辆破旧的牛车缓缓地驶出南京聚宝门。在这辆车上载着一位丰姿俊雅的老者，此人就是刘基。
刘基回望了一眼冷冰冰的城郭，眼神里充满着不舍和忧虑。大开的城门仿佛命运敞开的巨大黑洞，将那些波澜往事都吸附得无影无踪。刘基小心翼翼地打开锦盒，取出朱元璋赐予他的那道圣旨《御赐归老青田诏书》，又仔细地看了一遍。
朱元璋赐给刘基的还乡诰《御赐归老青田诏书》，可以视为对自己与刘基君臣一场的总结。在这篇只有四百字的诏书中，朱元璋先是引战国时乐毅报燕惠王书中的话，“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也就是说，为臣者宁可不洁己名也不议论君上的不是，朱元璋认为自己从未亏待过刘基。若按国法，刘基这次罪不可恕。鉴于刘基追随自己以来屡立功勋，故而夺刘基诚意伯之禄而保留诚意伯之名，以示宽严得当。
同时朱元璋对刘基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也予以肯定，认为他不抱怨、不辩解，没有议论君王是非，所以决定放刘基南归，以尽天年。诏书的最后一句“禽鸟生于丛木，翎翅干而未去，时复顾恋旧巢，况人者乎”，以禽鸟喻大臣，未免轻忽，但通篇诏书语气虽冷，却也大体与事实相符。
刘基面对这样一份诏书，老泪纵横。回想开国之初，君臣如鱼水欢投，到最后竟然猜忌如此，刘基不免心灰意懒。朱元璋这么做，也就是要让刘基这样的开国功臣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帝王朱元璋，而不是他们的战友朱元璋。这时候的朱元璋正在慢慢淡化自己与他们之间的战友关系，他要让森严的君臣等级越来越清晰。
大明的第一声惊雷
洪武元年三月，又一个春天降临于南京城时，朱元璋下达了北伐的命令。这场争天下的弈局该到最后收官的时刻了，谁赢，这天下从此就改了他的姓，成为他的私天下。权力，尤其是至高的权力，本来就绝不是一场可以共赢的游戏。
端坐于金銮殿上的朱元璋做梦也没有想到，北伐会以如此简单的方式走向完结，传说中战无不胜的蒙元骑兵突然就消失不见了。也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徐达的军队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拿下了河南开封。紧接着，由他率领的大明军队又在塔儿湾大败元军，随后攻占潼关，夺取华州。
长风掠过旷野，捷报不断从前方传来，这让刚刚登上帝位的朱元璋满心欢喜。他命令徐达：乘势北上，直捣元朝首都。在天下一统的最后时刻，他觉得自己应该深入一线，靠前指挥。于是，他决定快马赶往开封，亲自指挥这场与蒙元军队的最后一战，同时他还准备去汴梁考察迁都事宜。
朱元璋在离开南京城的时候，特地将李善长与刘基两位大佬唤到面前敲打敲打。他说，自己此行一时半会儿难以返还京都，让他们二人共同辅佐太子朱标监国，在此期间要同声共气，以和为贵。有一段时间，朱元璋经常会接到密报，说李善长在私下与淮西帮的人策划如何对付刘基。或许是文人相轻，又或许是独占君王宠的嫉妒心使然。从刘基至正二十年来到应天，他在朱元璋身边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就让李善长如芒刺在背。
二人在朱元璋身边分工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能力特征也不同。李善长负责的是后勤，而刘伯温负责的是战前谋划，他们在工作上并没有冲突。由于性格使然，又加上淮西人得势，李善长并没将刘基视为最强大的对手。
朱元璋曾经在私底下问过李善长，谁才是当今天下第一象纬高手。李善长的回答是宋濂。其实宋濂在他心目中远没有这样大的分量，他当时的回答只是出于意气，只要不是刘基，是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理解。朱元璋矫正他说：“其实刘基才是真正的象纬高手。”刘基在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才气与神乎其神的卜算能力，让李善长极为妒恨。
李善长之所以刚开始并没将刘基视为自己最强大的对手，是因为其自认是淮西帮的首领。朱元璋的天下就是淮西帮的天下，而刘基不过是为他们淮西帮看家护院的。
和李善长不同，刘基打心里瞧不起李善长这种人。刘基略显内敛的性格和已经定型的孤傲个性，使他看不起那些在君王面前装傻卖乖的奴才。而李善长恰好就是这样的人，称朱元璋为吴王是其率先提出的，朱元璋称帝过程中他又忙得热火朝天。
李善长尤其善于逢迎，这也是官场生存的必备素养。刘基轻慢于他，其实是对事不对人。除了这点，刘基对李善长的能力是相当认可的。有一次，朱元璋让刘基客观地评价李善长这个人。刘基毫不隐瞒地说，此人有调护百官的能力，这种能力非常人所能及。
李善长虽然满口认可了朱元璋对刘基的评价，但还是向朱元璋道出了他心中的顾虑。他说刘基这个人过于呆板，不懂得与人配合，容不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喜欢动不动打着陛下的旗号，行自己的方便。
对于李善长的提醒，朱元璋其实早就心中有数。他虽然觉得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更让他贴心，但淮西集团的存在也让他这个开国之君感觉到不安。各种迹象表明，李善长领导下的淮西官员有抱团揽权的嫌疑。作为新皇的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权力集团内部有结党的现象，在皇权独大的家天下时代，官员结党营私就会瓜分皇权。这时候，朱元璋不光需要淮西集团为自己守好这份基业，同时也需要刘基等非淮西集团的存在，以此来平衡各方势力，防止权力集团内部出现一党独大。
在朱元璋看来，刘基不会营私舞弊，更不会公报私仇。如果说洪武年前的刘基是个重谋略、求变化的军事人才，朱元璋需要刘基为他布局谋阵；那么洪武年后，刘基就成了一个按规则出牌，按良知出牌的治国人才。朱元璋更需要刘基这样的人，使其发挥良知的力量，使那些没有良知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正因为如此，当朱元璋在洪武元年阴历三月从应天去汴梁时，他把帝国朝政委托给了李善长和刘伯温。朱元璋让他们精诚团结，分工负责。李善长负责管理百官，刘基负责监督百官。朱元璋临行前再三敲打两人，他不希望在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里，百官懈怠，朝政松弛。
李善长并没有将朱元璋的这番警告放在心上，放眼朝堂之上，淮西帮已经占据了体制内的重要位置，作为淮西帮的带头大哥，让他管理百官没有任何的难度可言。而刘伯温则表现得忧心忡忡。同样是放眼朝堂，他眼睛里看见的官员有半数以上都是淮西人，朱元璋让他纠察百官时，即使用击鼓传花的游戏手法，十人中也会有八人是淮西人。
朱元璋前脚刚离开南京，政府官员们的头号人物和监督政府官员的头号人物意料之中地交火了。二人交火的原因很简单，刘伯温纠察百官，使身为宰相的李善长感觉不舒服。他几乎要像响雷一样炸起来。因为在他看来，刘伯温纠察的官员都是冲着他所领导的淮西帮，冲着他李善长来的。
在朱元璋心里，刘基这样的人才是他极为赏识的。他不仅需要刘基为他刚建立的皇朝编订历法、建立军法、整顿朝廷体制、卜地筑新宫、裁定乐礼、科举等一系列事务，还要他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
大明开国伊始，虽然朱元璋这时候已经贵为一朝之君，但是他还保留着打天下时的优良作风，比如说，能够虚心纳谏。当一个人身居高位，尚能认清自身存在的不足，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说明此人还有继续前进的动力。
面对偌大个需要治理的帝国，朱元璋深深地感到自己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甚至是无知。在朱元璋看来，要对自己的不足和无知进行弥补必须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自身学习，二是完全依靠刘伯温这种人为自己出谋划策。
按理说，乞讨出身的朱元璋，在感情上与这些士大夫出身的人距离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于像刘伯温这样，似乎有些傲骨的士大夫。不过，朱元璋生来就有一种帝王的胸襟，就是对再反感的人，只要能为自己所用，他就会以大局为重，加以包容，大胆使用。对于刘基，朱元璋便是这样一种心态。
命在天，运在手，人们常爱用“命运”二字来说某人的某种必然之事。在朝中注定不好做官，这就是能谋善断的刘伯温的命运。朱元璋临行前，曾嘱咐他们：一定要搞好团结。朱元璋的忧虑也不无道理，因为刘伯温与李善长之间的确存在着“瑜亮”情结。
从大处来说，朱元璋深知刘伯温这个半仙级的人物具有鬼神莫测的能力，在使用他的问题上，如果说朱元璋有什么顾虑之处，那就是刘基的才能。朱元璋相信李善长这个人，是因为他们是同乡。正因为如此，大明开国后，李善长理所当然成为第一功臣，被封为韩国公，也因此成为大明六大公爵中唯一的文臣。相比之下，刘基也为朱元璋的天下立下不世之功，却只被象征性地封为诚意伯。
其实这个问题虽然难以解释，但还不足以说明一切。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而作为淮西老乡的李善长这么多年来，一直隐身于幕后，从不抢主子的风头。对于这样一个人，朱元璋是可以放一百二十颗心的。而与之相对的是刘伯温的身份，他是一个外乡人，更重要的是，他让本就疑心颇重的朱元璋感觉到了不安——他对事情的判断总是先人一步。
因为朱元璋是淮西人，所以那些早年追随于他的淮西人也就成了他最为信任的自己人。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包括刘伯温的顶头上司御史大夫汤和这些响当当的人物都是淮西人。重用乡人并不是朱元璋首开先例，汉高祖刘邦打江山的时候，也是仰仗他的乡人——丰沛集团；唐高宗李渊同样是靠着关陇集团巩固李唐王朝。
可惜的是，刘基不属于淮西人。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在使用他的同时，也提防着他。朱元璋常想，如果刘基没有跟了自己，而是成为自己的对手；如果刘基有了谋逆之心，一切又将会怎样？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自己每一次的谋篇布局，他都想到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他也都想到了。朱元璋在颁给刘基的诏书中如此褒奖道：“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州，尔多力焉。”对于这些功绩，朱元璋也是认定的。
或许是因为朱元璋曾经将刘基比作汉高祖刘邦手下的谋臣张良，后人便有意无意地拿张良与刘基做比较。明朝史学家王世贞说，有人将刘基比作张良，刘基在谋略上确实无愧于张良，但是要说到做官或不做官的气节，却差得远了。
理由有两点：一是他认为刘基早年仕元，后来又转而辅佐朱元璋灭元，大节有亏。二是汉代大封功臣，张良仅要求封为“留侯”就心满意足了。他与体制一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专心于道术，明哲保身，传说中还变成了神仙。而算天算地的刘基却没有选择急流勇退，他始终在体制内徘徊不前，其结局也只能像野鸡投于网罗，死得不明不白。
难道刘基真是一门心思地效忠于大明，而忽略了保全自身吗？刘基不能安心做一个元朝遗臣，却心甘情愿地跳出来辅佐朱元璋，以儒家的“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来看，确实容易招致批评。更何况，他还曾经是元朝的进士。
李善长与刘伯温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若论谋略之道，刘伯温显然更胜一筹；若论运筹之术，李善长则又高明三分。本是伯仲之间的两个人，这时候却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分了高低轻重。
李善长身上有着明显的性格弱点，外表宽仁温和，内心却很狭窄，他缺乏刘伯温的智慧，却有更甚于刘伯温的奸猾。一般来说，智慧的人善于做事，而奸猾之人更善于做局。李善长虽然刚愎执拗、气量狭小，好忌恨人，却又因其聪明而将这些弱点因人而异地掩盖起来。
正因为如此，那些不相干的旁人和下人能够看清他身上的这些弱点。在他的同级官僚或上司面前，他会收起大部分面具，表现出令人讨喜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他与朱元璋又是同乡，都是从淮西那种穷地方出来的。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受制于外力。在残酷的打拼年代里，他们要共同面对强大的敌人。往往外力越大，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黏合度就越高，也许可以不分彼此，团结对敌。
可如今，胜利者已经功成名就,到了可以坐享其成的时候，事态的发展起了变化。为了在体制内多分得一些权力资源，他们往往不择手段，昔日的文臣武将，今日的开国功臣，在失去了共同敌人之后，自然而然地有了分裂，开始拉帮结派。
这样一来，李善长占了地利、人和，得天独厚，在大明体制内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作为外人的刘基，就不好再与这些淮西人相处。
身为御史中丞的刘基最难做的是负责监察、处理各种犯罪。当时的监察机构是仿照元朝建立的御史台，刘基是御史中丞，朱元璋还让他当了言官的首领，负有对皇帝进言的责任。如此一来，进言要得罪朱元璋，监察、处理各种犯罪又要得罪朱元璋的嫡系——淮西派。
应天府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诗：“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也就是说，当今朝中六部百司，大半的权贵要员都是李善长的淮西同乡，而一品以上的官员当中，徐达、常遇春、冯胜、汤和等也都是淮西同乡。他们占据着要津高位，在朝廷上下盘根错节，潜在势力极大。这些掌权派是不可能不犯错的，刘伯温得罪了他们，实际上就是得罪了朝廷的掌权派。
彻底引发双方矛盾的是李善长的一个叫李彬的亲信，他由于犯法被刘基抓了起来，在查清罪行之后，刘基决定要杀掉他。此时正好朱元璋外出，李善长便登门拜访，尽管刘伯温早已知晓李善长为何事而来，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不买账。李善长是个极其圆滑之人，出入体制靠的就是能“忍”会“装”的本事，绕了半天圈子才书归正传将自己的来意说明。刘基却软硬不吃，还将这件事向朱元璋报告。
李彬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能够惊动李善长为他出面说情。李彬是淮西人，他是李善长的同乡和死党，官任中书省都事，因犯贪纵罪，落在刘伯温的手里，被投进大牢。李彬的亲信张武连夜赶到李善长家通报情况，请求李善长能够出面救他主子出来。
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五品都事李彬竟然被御史中丞刘基抓起来关在“诏狱”里就等着议罪判刑了！这条消息在应天府大街小巷里不胫而走，在明朝政坛一石激起千层浪。
由于此案在一些官修正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于是有人认为，李彬卷入的是一场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官场舞弊案。如果不是刘基与李善长之间的权力斗争，李彬不过是明初群星闪烁的官员群体中的普通一员，他的出现在大明开国的这潭碧水里根本泛不起一丝涟漪。
从事后刘基对他的判决书中可以知晓，李彬是一个控制力极差、个人修养不高的人。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当他晋升高官显位，尤其是得到李善长的赏识，成为当朝权相的马仔后，气焰就更加嚣张。他欺压过应天城里的百姓，抢过郊区百姓的钱，最后，他没有通过任何司法程序杀了人。
刘基迅速行使他监管百官的权力，将其捉拿，然后以太子宫官员的身份迅疾面见太子朱标，请求处斩李彬。太子朱标同意，刘基马上就下了斩杀令。
也就在此事发生的三个月前，在朱元璋亲自主持召开的《大明律》颁布施行仪式上，李善长与刘基分立于朱元璋身边。他们向天下百姓公开表态全力拥护那部集历代律法之大成的《大明律》在全国顺利施行。
在这次仪式上，两人还当着朱元璋和朝廷大臣的面分别表态，他们将约束好各自所辖的中书省、御史台的官吏们，敦促他们谨遵《大明律》，当好朝廷百司和天下臣工遵纪守法的表率。这才百日未到，中书省的李彬就冲出来碰触了《大明律》里关于贪秽之罪的那道“红线”。
如此一来，每个人都竖起耳朵，睁大双眼，抱着看一场“好戏”的心态观望二人的表现。同时，他们也在做一个站队选择的游戏。是帮助勋名赫赫、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的李善长，还是支持智谋非凡、德高才广、深孚众望的刘基呢？大明朝中所有的大臣都被这一事态推上了前台，此刻的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地应付这样一个令他们左右为难的选择。
关于此事件的具体情况，由于史料说法不一，在这里选择其中之一。
李彬是李善长的心腹，很多时候，李善长会将一些私密之事交由李彬打理。大明立国后，很多功臣认为到了该享受革命胜利果实的时候。尤其是像李善长这样的权力大咖，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搬进新宰相府以后，李善长准备将自己的老官邸改造为一处逍遥之所，在案牍劳形之余，可以来到这里放逐身心。他还打算将从张士诚及其文臣武将那里俘来的娇姬美眷，填塞其中。还有张士信那套纯银雕制的桌椅、床榻、屏风、橱柜、隔扇等，也要摆放于此。
李善长将这些事都交给了自己的马仔李彬一手操办，不用点拨，李彬也明白主子到底是怎么想的。不管别人看待，他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他所要办的这件事要配得上李善长的显赫身份与地位。接手任务后，李彬偷偷从全国各地招揽最专业的厨师，打造顶级的美食；他还偷偷搜刮奇珍异宝，放在此处，这等于变相向李善长行贿。
李彬打造的极乐之所不同于一般的娱乐场所，因为普通的土豪权贵是没有资格进来享受的。有资格进入的人，不光要有钱，更重要的是此人必须是大明王朝权力核心地带的人，最起码得是三品以上的权要。同时还要有推荐人，方能入内。
开国以来，朱元璋对官员的私生活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甚至达到了“零容忍”的地步。比如说一个官员在处理完政务后，转到烟花柳巷深处去放松放松。如果有人举报他，那么等待着他的就将是丢官，甚至是掉脑袋的命运。如果这个官员被李善长视为自己人，他就不必去冒这个险，他就可以拿着属于自己的贵宾卡直接进入李善长的私人领地。在这里，口腹身心之欲，都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更重要的是在此享乐之余，他们还能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打通自己的升职通道。通常情况下是洽谈价格，预交定金。而中书省都事李彬，能够帮助行贿人运作的官职是宰相助理和六部尚书这个级别。当时有一个传言，丞相府外有府，每晚那里都有真金白银的官场交易在进行着。
从表面上来看，应天府在朱元璋离开后陷入死一般的沉寂，实际上却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朝野上下都在盯着李善长和刘基这一正一副两位监国辅政大臣如何协调处置李彬贪腐一事。
他们作为《大明律》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没有理由不把这个案子办得妥妥帖帖。如果没有李彬的参与，这个案子会毫无悬念地成为两人合作的最佳样板。但问题是这个案子的主犯是李彬，而他又是李善长的心腹之人。
既然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只有找专业人士来侦破此事。刘基衡量来衡量去，他决定将这件事交给杨宪，也就是被朱元璋称之为皇家恶狗之一的杨宪。李善长、胡惟庸等人是淮西人，而刘伯温、杨宪则属于浙东派。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才会变得异常复杂。要打开洪武年间那场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背后的玄机之门，这是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
杨宪调查后发现，李彬涉案金额竟然达到几百万两，要知道，当时帝国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几百万两白银。于是，杨宪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刘基。刘基没做过多的犹豫，就拍板决定搜查小宰相府。为免夜长梦多，刘基这时候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并连同李彬的犯罪材料，派人火速送往开封，交到了朱元璋手上。朱元璋在知道这件事后，极为愤怒，他当即下令处死李彬。
虽然朱元璋在事后表态，李彬横行不法的劣迹，自己也是早有耳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朱元璋并没有表现出一个帝王应有的决然。他的“处死令”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落到刘基的手上，而是交到了李善长的手上。
在朱元璋心目中，维护朝廷的权力平衡格局也罢，维护《大明律》的权威也罢，其最终目的也只是为了维护大明的江山始终姓朱。他想将《大明律》执行到位，一刀斩了李彬，但又害怕激怒李善长和他的“淮西党”，引起他们对北伐大军的掣肘。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也只能采用半推半拖的态度应付了事。
很多事情越想变得简单，会越发复杂。朱元璋的“处死令”是发自于心，也是遵循《大明律》做出的妥善安排。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可谓是滴水不漏，纵然是天皇老子来，只要他遵循国家法度，就翻不了案。
问题在于，朱元璋将这份“处死令”交到了李善长的手上。他能够想象得到，自从李彬被刘伯温抓起来之后，朝中官员的眼睛都在死死地盯着李善长，特别是那些淮西老乡。一直以来，他们都将李善长视为最得力的靠山，唯其马首是瞻，更何况李彬是他的心腹之人。朱元璋将“处死令”交给李善长，就是为他争取一个从中周旋的机会。
如果朱元璋将这份“处死令”写得果断决绝，不容丝毫置疑，李善长也就不会再抱有挽救李彬的幻想。而一路走来，刘基也并不是一个只知书生意气、不通时势的读书人，他应该看到了：在大明的官家体系中，一个以相国李善长为首，以乡土情谊为纽带的“淮西党”已然呼之欲出。
洪武元年阴历四月，江南之地刚刚进入初夏，天上的日头就烘烤得整个大地热浪翻腾。一个多月，没有下过一场雨。天地万物都需要甘霖滋润，如同这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王朝也需要一股清新之风、一场及时之雨来涤荡这陈年旧俗所带来的迂腐之气。如此的旱情，按照惯例，不宜杀人。正因为如此，刘基虽然判了李彬的死刑，本来是决定过段时间再杀李彬。
也就在这时候，李善长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吧。”李善长此举可谓奸猾无比，他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以此为借口，如果刘基一意孤行要杀李彬，那么他就可以将天不下雨的责任全部推到刘基的身上，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鬼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
然而刘基的回答是：“杀李彬，天必雨！”
这一回答让李善长大为惊骇，随即就是震怒，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
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问题在于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当李彬被推出午门，在炎炎烈日下被砍掉了头的时候。他那颗血淋淋的脑袋上，那双百思不得其解的眼睛始终难以合上。他到死也不明白，有当朝宰相撑腰，自己也被刘基给收拾了。面对“淮西集团”这样庞大的势力，刘基竟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谁也没料到他会直接跳出来与“淮西势力”展开一场正面交锋，以李彬之案来震慑群臣。难道他真的是聪明过头了吗？想用打击“淮西集团”来凸显自己的权威。对此，连李善长、胡惟庸这些淮西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在他们看来，刘基似乎不该犯如此幼稚可笑的谋略错误。他借着李彬一案出手，必然另有深意。
杀了李彬之后，上天并没有如刘基所言，来一场润泽天地的及时雨。等到朱元璋一回来，李善长积聚已久的能量终于爆发了出来，他煽动了很多人向刘基发起攻击。密集的炮火大多集中于刘基在执法过程中不分青红皂白，动不动就拿淮西人开刀。
李善长特别强调，刘基是在祭祀朱元璋祖先的场所杀死了李彬，当时李彬正在参加祈雨仪式。刘基这么做是在逆天而行，也是人伦社会的大逆不道。
朱元璋没有表态，几天后他借天旱无雨之事征求刘基的意见。刘基给出的解释是，阵亡士兵的妻子全部集中居住在营房，达数万人之多，阴气郁结。另外隶属于官府的工匠死亡后，暴尸野外，这些都足以“上干和气”。朱元璋虽然采纳了他的意见，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过了十天仍不见雨水落下。刘基还想为自己辩解，但所有语言都是苍白的。
得罪了皇帝和丞相是没有好果子吃的，等待着刘基的将会是更加艰难的生存环境，刘基在这时候萌生了去意。洪武元年八月，刘基借着自己的夫人过世，向朱元璋请求“告归”。仅仅当了几个月御史中丞的刘基以“致仕”的形式，暂时告别了大明政坛。在追随朱元璋的八年时间里，他用超自然的智慧为对方打造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刘基前脚刚迈出南京城，他那神乎其技的超自然能力就突然消失无影踪。一切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他以一个神的形象进入南京，而今天，他又以一个凡夫俗子的身份离开南京。
在离开之前，刘基还没忘记向朱元璋提出建议：一是反对朱元璋将都城迁至自己的家乡凤阳，凤阳虽是朱元璋的家乡，又是大明王朝的起兴之地，可并不适合建都；二是集中力量消灭蒙元政权的残余势力，如果让蒙古军队遁回沙漠，将会成为大明北方边疆的大患。
刘基毕竟是开国元勋，朱元璋并没有一下子做绝。仅仅三个月之后，刘基又被召回了京城。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也仅被封为诚意伯。
帝王师的生存路径
洪武元年阴历八月初一，朱元璋下诏改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与此同时，他召集在南京的文武百官，商讨建都临濠的问题。所有人都同意，因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淮西人，建都临濠，正好可以满足他们衣锦还乡的心愿。
在这些人中，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刘基。刘基将临濠的地理位置和风水情况做了一番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临濠虽然是当今圣上的故里，但并不适合在此建立都城。
朱元璋盯着刘基半天没有说话，内心很是不快。李善长察言观色，当场反驳道：“刘基一派胡言，如果说临濠的风水不好，那为何还会出皇上这样开疆辟土、光耀千秋的大人物？！”
李善长的话让刘基无言以对，他知道，自己这时候说什么都是错，一切取决于朱元璋的态度。这时候在帝国的权力场上，能够与淮西集团相抗衡的只有浙东集团，而浙东集团的领军人物正是刘基。五十岁，一个男人到了知天命的岁数，帝国普通官员也大致到了致仕的年龄。他们中真正有大智慧的人，会选择从庙堂之高走向江湖之远。而身处乱世的刘基却在这样的岁数迎来了自己仕途上的春天，也走上了人生的险途。
刘基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与宋濂、章溢、叶琛等人并称“浙东四贤”。早在元末之际，“浙东四贤”在浙东地区已经是久负盛名的风流人物。至正年间，浙东贤士改换门庭，由事元而事明。“浙东四贤”虽然是一个组合式的名号，但是他们之间从无拉帮结派之举。就是在刘基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集团做斗争时，其余浙东人士也并没有像淮西党人那样抱团相抗。
与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胡惟庸这些淮右人相比，刘基作为后来归顺的浙江青田的儒士，在朱元璋的皇权体系里究竟能够占据多大的权力比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件事。
刘基是浙东的青田大族，他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此人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在读书方面有着异于常人的天分，他曾经在元朝大都（今北京）的一家书店中翻阅一本有关天文方面的书籍，翻过一遍后竟然做到默记于心。书店的主人见他手不释卷，便要将此书送于他，他却说：“书的内容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要书何用？”
元朝至顺年间，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的刘基就考中了进士，成为起步较早的后备干部。待到三年之后，他才算正式进入元朝体制内。虽然只得到一个正八品的高安县丞，但是他的心中却藏着一幅锦绣蓝图。有人形容他“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人品不错，心系天下的好官，但同时也是一个不懂得掩饰自己情绪的感性文人。
与科举的顺利晋级相比较，刘基的仕途走得一波三折。科举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而官运则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对于官僚体制的适应能力。刘基的性格其实并不适合波谲云诡的官场，在他还只是一个八品小官的时候就注定了他日的结局。
刘基刚刚步入官场时就遇到了棘手的案件，这个案子在前任官员手下已经结案，刘基拿过来一审发现是误判，他想推倒重新审理，结果却遭到了原审判官的攻击。虽然这次攻击毫无根据，但是案子却没有继续审下去，刘基也被调往他处当了一名掾史（副官）。年轻气盛的他一气之下索性辞职不干，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辞职。
信心满满的刘基，在官场小试牛刀就遇到了挫折。他虽然辞职赋闲在家，但仍然没有脱离元廷官员的编制。因为他是进士出身，官员名册上始终都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所以等到朝廷的官员编制有了空缺，还会将他重新起用。
对于刘基来说，这一次等待的时间似乎漫长了那么一点儿。等到他再度回到官场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三年。这一次，刘基被元廷任命为浙江儒学副提举，也就是分管教育的副主管。
至正十六年春，浙东黄岩人方国珍举兵反元，行省推举刘基为元帅府都事。刘基奉行朝廷发布的平乱檄文，返回处州平定方国珍叛乱。就在刘基准备在地方上大干一番建功立业之时，方国珍却掉转方向归顺了蒙元朝廷，摇身一变成为海道漕运万户，其兄方国璋为衢州路总管。第二年，方国珍又晋升江浙行省参知政事。
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自己的平乱对象居然华丽转型为行省大员，而那些收了贿赂的官员却要反过来折腾自己人。无乱可平的刘基就这样被朝廷削夺了兵权，只好弃官返回生养他的青田故里，处于一种半隐退状态。对于如此结局，刘基百思不得其解。愤然离去的他，也不免仰天长叹：“臣不敢负国，今无所宣力矣！”
在刘基这样的文人看来，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又能如何？在那样一种大环境下，也只能有心无力唱大风。无论是张士诚，还是朱元璋，都不过是乱世中浑水摸鱼的一方流寇，难以成就大业，更不值得以性命相托。
如果要归纳中国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那样一种现实政治生活环境的催迫之下，不得不隐就成为刘基这样的末世文人所做出的一种无奈选择。
处州东面是占据浙东的方国珍；北面是势力强大的张士诚；西面朱元璋的军队也步步紧逼。隐居的刘基已经无法再为朝廷效力，他必须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做出新的调整，可是他从内心深处瞧不起这些割据一方的草寇势力。
这时候，刘基所能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组织乡人于乱世中自保，免遭方国珍的骚扰；二是写出那部传世的寓言巨作《郁离子》，借此抒发乱世文人的心头郁结。
刘基的出山，可以说一半是朱元璋请出来的，另一半是被当时的形势逼出来的。
明朝军队占领金华等地后，为了能够迅速在浙东地区打开局面。朱元璋想尽一切办法将刘基这些有影响的浙东大族收为己用，以安抚地方人心。
朱元璋对刘基的了解，不像对淮右集团成员了解得那么多。朱元璋知道刘基这个人，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浙东以后的事。朱元璋是游民出身，知识水平也是有限的，对知识界精英人物的了解也是听别人描述的。他们说，刘基“少有英名，海内闻之”。朱元璋就算在这之前没有听说过刘基的大名，但是对于怀揣着平定天下之志的他，对于人才的渴望要超出同时期其他几路反王。
朱元璋深知要实现平生之志，不能光靠出身像自己一样的泥腿子，必须广纳天下人才俊杰。李善长算一个，刘基也算一个。朱元璋这么做，也是吸取前朝那些创业之主的做法，这是他们在创业阶段惯用的一套伎俩。但凡势力遍及之处，他们都要征召当地的名士大儒，为己所用。就算不能为己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不管是真的尊儒，还是为了捞取一个政治家的印象分，朱元璋总是会摆出一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贤明姿态。在进入浙东前，朱元璋的人才库里这时候已经储备了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陶安、朱升等一大批家门口的（江淮一带）文人谋士。
自古以来，浙东一带都是英才荟萃之地，刘基、宋濂等人自然不会逃过朱元璋的视线。朱元璋刚到滁阳的时候，李善长就向他举荐了浙东的名士宋濂，说宋濂知星象经纬。宋濂景仰北宋大儒濂溪先生周敦颐，所以才给自己取名为“濂”，字“景濂”。宋濂半生坎坷，屡考未中；但是他的学问却传扬四方，元廷有意召他去修国史，可他推辞不就。除了一些人际方面的原因外，主要也是他已经预感到元朝的统治即将崩溃，自己不宜远离相对安定的家乡，正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当朱元璋弯下身子向宋濂请教时，宋濂却谦虚地对他说，自己的才学远不如青田的刘基，你应该请刘基出山辅佐。
至正十九年，朱元璋的军队攻下处州城，刘基被强行带到南京，带到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向刘基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他能留下来帮助自己开拓疆域，成就一番伟业。苦口婆心地做了半天思想工作，刘基依然不为所动，朱元璋只好又将其放回乡间。
带到身边的人才就这样溜走，朱元璋并不甘心。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劝说刘基，可对方屡辞不就。这让朱元璋很是恼火，就找来刘基的好友宋濂，问他对方究竟是怎么想的。
宋濂说：“刘君最有名，亦豪侠负气与君类，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也就是说刘基是一个重气节的君子，既然他已经做了元朝的官，就羞于再来做朱元璋的官。天地万物，都处于一个轮回的系统中。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就让时间来捍卫自己的信仰。对于文人而言，比骨头更硬的是时间，时间可以为一个人带来豪情壮志，也可以把一个人的情怀戳个透心凉。
没过多长时间，朱元璋又指示处州总制官孙炎去劝刘基出山。孙炎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多，但是他特别喜欢与文人结交，也爱吟诗作赋。没多少文化的他，经常会口出奇句妙文。此人善于雄辩，一张嘴就是滔滔数千言，很多人都怕他那张嘴。他还喜欢喝酒，酒后作诗辩论，有如神助，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
孙炎在接到朱元璋的指示后，并没有亲自登门去请刘基，而是派使者去请。请了几次，刘基只是回赠了一柄宝剑给孙炎，就是不肯出山。孙炎将宝剑封还，还特地写了一首《宝剑歌》，大意说这宝剑是你们刘家的传家宝，自己不能接受如此贵重之礼。我将其奉还于您，希望先生将来能将宝剑献给明主，这就好比大旱之后遇上甘霖。
孙炎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就是让刘基出山辅佐朱元璋这个所谓的明主。孙炎还附上一封洋洋数千字的信，说的也无非是此类意思。刘基没办法，只好上门来见孙炎。孙炎高兴地摆酒与其对饮，纵论古今成败多少事。一番交流过后，刘基也为孙炎的才具气度所折服。有史料记载，早在刘基做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时就曾经游览西湖，见西北方的天空飘起奇异的云彩，光映湖水，同游的文人雅士都以为是祥瑞，准备当场赋诗。刘基却在旁边大声说道：“这是天子气啊，应在金陵（应天），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
此时的杭州城还是元朝的繁华之地，同游的人都以为刘基喝醉了酒在说胡话。这帮胆小怕事的文人吓得躲到远远的，私下抱怨道：“刘基，你这不是要连累我们抄家灭族吗？”
如今，刘基在孙炎的劝说之下投奔朱元璋。他临行之际于家中大摆筵席，再度向亲朋好友陈说那年那月那日的天象，不由感慨道：“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对于朱元璋的一再征召，刘基内心其实还是有一番纠结的。作为一名乱世书生，他心中有着自己的利益考量。儒家的伦理道德、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政治前途等，都成为刘基所思考或决定他抉择的因素。特别是从元朝的官吏转而投靠自己历来所不屑的乱贼草寇，经历如此巨大的角色转换对于他这样的读书人来说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
处于各种势力纵横捭阖、互争胜负之际，早已声名远播的刘基想要安安稳稳地过一种半隐半仕的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形势逼迫着他必须做出抉择，才能于乱世求得生存。
面对朱元璋的盛情相邀，刘基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做出了理性选择。这时候朱元璋已经控制了他的家乡处州，如果他有心再度复出，朱元璋无疑是他最为合适的投奔对象，尽管一时半会儿他还无法甩掉身上背负的道德枷锁。可是在纷扰的现实面前，很多时候所谓的“道德”的用法又何尝不是狗肉店里挂出来忽悠人的一只羊头。这时候的朱元璋，也正想尽一切办法要带上刘基与自己一起上路。
至正二十年三月，朱元璋在应天府与刘基见面。二人刚一见面，朱元璋就问他：“能诗乎？”衡量一个民间大儒有没有水平，“能诗”的要求是不是太低了？
刘基的回答是：“诗是儒者的末事，哪有不能的。”朱元璋指着手中的斑竹箸，让刘基当场赋诗一首。
刘基淡淡一笑，随口吟道：“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
这两句诗并不合朱元璋的口味，他直言道：“你这诗充满了酸儒之气。”
刘基摇头反驳道：“此言差矣。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侯一借间。”
如果说刘基的前两句诗让朱元璋领略了他的文采，那么后两句诗则让朱元璋领略了他的政治胸襟。经过一番交流过后，朱元璋对刘基的印象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一个术士变为酸儒，再变为张良般的谋略之士。初见宋濂、刘基、章溢、叶琛等人，朱元璋虽然难以抑制内心的雀跃，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谦卑地说：“吾以天下累四先生矣。”
刘基就势向朱元璋呈上自己的那篇《时务十八策》，这是一篇极为高明的策论，可谓字字珠玑，让朱元璋读得汗毛孔都竖了起来。朱元璋一个人看完这篇策论后，就将它处理了。有人说是藏了起来，也有人说被他付之一炬，总之在这个世界消失了。刘基在《时务十八策》中为朱元璋描绘了一个务实而又深远的未来，他始终引导着对方朝着那个最高远的目标奋进。更为可怕的是，他让奔腾向前的车轮从未离开过那条正确的轨道。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刘基比朱元璋英明多少，而是他有一种异于常人的能力，可以将对方牢牢地控制在那辆飞驰的理想战车上。
刘基等地方实力派的加入，不仅化解了元朝的抵抗力量，也使浙东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洪武三年，朱元璋授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时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朕初到浙东时，你就对我颇有好感。等朕回归京师，你就来投奔。这时，浙东的老百姓对我还不够信任，你老卿一至，山越清宁。”
在此次会面中，刘基还为朱元璋带来了一幅堪比隆中对时诸葛亮献给刘备的那幅军事战略图。当地图徐徐展开，山峦、河流、湖泊、城镇、关隘一目了然，一幅全国战略格局清晰可见。从这张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朱家军被陈友谅、张士诚集团以及元朝压制在江南一隅，三面强敌，一面背海，形势岌岌可危。只有做到先强后弱，避免两线作战，然后各个击破，再集中兵力北定中原，才能一举定乾坤。
刘基和朱元璋的关系，在帝国建制前后曾经有过一段水乳交融的蜜月期，就像朱元璋自己所说的那样：“三军所向，治国方略，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在军师的位置上，刘基显现出了非常的才智和能力，他对形势的分析往往一针见血，战局往往在他的掌控之间。朱元璋曾经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
每次召见刘基，朱元璋都会屏退左右，二人处于密室之中谋划半天。在战争时期，每每遇到急难之处，朱元璋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刘基。刘基也为朱元璋的知遇之恩而感动，往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所言，正是朱元璋所想。等到帝国建制后，天下太平，君是君，臣是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世移时易，刘基在朱元璋面前所谈的也大多是帝王之道。
朱元璋用刘基参议决策多年，对其城府之深也是有所忌惮的。龙湾大捷，奇袭江州，显示了刘基的过人智谋；拒绝救援安丰，将小明王别置滁州，都展现了他的政治远见；至于那些传说中的占星术，更是让刘基的头顶上方环绕着一圈又一圈神秘莫测的光芒。
元末群雄逐鹿的走势完全按照刘基预想的方向发展。1360—1367年，朱元璋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彼岸，先后翦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割据势力。1367年，刘基参与制定灭元方略，彻底完成统一大业。
朱明王朝建立后，刘基抛开开国勋臣的身份，进入治国良臣的角色，一步一步实现着自己治国安邦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其实对刘基这样的非淮人集团，朱元璋一直是怀有戒备之心的。他在南京时，朱元璋虽然优礼甚厚，却不是百分百的信任；虽然授予不同官职，但并没有赋予他实质性的任务，让他掌握实权。刘基缜密的思维，以及对形势的判断力，深远的战略眼光，都让朱元璋刮目相看。
龙湾战役、安丰战役、江州之战、鄱阳湖大战、灭元之战，朱元璋想到的或者没有想到的，刘基都替他想到了。如此厉害的角色，很多时候想到这个人，想到他在一些事情上的看法，都让朱元璋倒吸一口凉气，后怕得脊梁骨直冒虚汗。
幸亏他是自己的人，如果刘基跟随了其他人，对他朱元璋来说还会有今天的荣耀吗？这样的权谋之臣让你永远读不懂他的心事，让你胆战心惊。将刘基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无异于一场政治豪赌，朱元璋断然不敢冒这个险。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金銮殿上齐刷刷地跪满了功臣，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大殿上此起彼伏地响起。公封完了，侯封完了，伯封完了，然而在宣封的声音中迟迟没有响起刘基的名字。朱元璋看出了群臣意犹未尽、充满怀疑的眼神，知道他们都在等待着大明第一谋臣刘基的封号。可是这一次，他好像忘记了刘基。
过了一段时间，朱元璋才为刘基补封了一个诚意伯，年俸禄二百四十石。朱元璋这么做让所有人大跌眼镜，要知道功劳在刘基之下的后勤总管李善长功列第一，封为韩国公，俸禄四千石，是刘基的十几倍。即使在那些伯爵中，刘基的俸禄也是最低的。就算刘基能够坦然接受这一切，他身后的浙东同乡却难以做到视若无睹。
淮西与浙东两大权力集团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开始了明争暗斗，其实朱元璋还是很希望看到官僚集团内部上演这样的好戏。作为帝国的一把手，他之所以会抱着看戏的心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对这些同乡的官僚们除了有一份乡土之情外，还掺杂着驭臣之术，以及在使用人才方面，也有不囿于乡党的观念。
随着地位的逐渐稳固，朱元璋受命于天的思想已经扎根人心，而刘基的作用和使命也到此结束。大明王朝不再需要熠熠生辉的群星闪耀，需要的是孤星闪耀。朱元璋通过打压刘基的威望，剥夺其权力，逐步淡化他在帝国政局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朱元璋大力培植淮西集团也有制衡刘基、宋濂等江左名士的意图。
其实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刘基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没有一个类似于李党（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以朱元璋为靠山的政治集团在背后为其撑腰。一个人与一个拥有强大政治势力的集团相抗争，刘基从一开始就处于明显的劣势状态。在帝国权力集团的斗争中，如果没有一个强大势力的政治集团作为依托，单凭一己之力，去争取斗争的胜利，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洪武元年十月，霜降过后，四处落叶飘零，天地间一片飒飒的肃杀之声，季节步履蹒跚地走向冬天。自登基以来，南京城的各种庆典便不曾消停过。“国之大事，在戎在祈”，虽然朱元璋要求一切从简，不得铺张浪费，但皇家该有的礼仪是不能省的。
这天散朝过后，朱元璋将刘基单独留了下来。君臣之间的这次对话充满了玄机，他们的话题围绕着丞相的人选问题而展开。出于对淮西集团势力过于膨胀的忌惮，朱元璋一度想撤换李善长予以遏制，但又决定不了换哪个人为好，于是就找御史中丞刘基商量此事。
一个人政治上出了问题，就有如染上了瘟疫，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更何况是皇帝本人指出的问题。可是刘基并没有附和朱元璋的想法，反而劝他不要撤换李善长这位勋旧。
朱元璋说，他数次想害你，你为什么还要帮着他说话呢？我决定让你来当丞相。刘基说，打个比方，一间大屋子要换根柱子，那也必须是换更大的木头，如果把小木头捆扎捆扎换上去，这屋子立马就坍塌了。（“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
朱元璋问：那杨宪这个人怎样？
刘基认为此人不合适，因为他“有相才，无相器”，做不到“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这个人呢？
刘基又摇头道，此人比杨宪更加“褊浅”。
朱元璋再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这个人就好比一匹不听话的马，驾着他去拉车，说不定连车都会翻了哩！（“此小犊，将偾辕而破犁矣。”）
既然这些人都入不了刘基的法眼，于是朱元璋就故意试探他：“我的丞相人选，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先生的？”刘基的脸上马上现出惶恐谦卑之色，说道：“臣疾恶太甚，口无遮拦，一向闲散惯了，无法应对繁杂的行政事务，在这个位子上，恐怕辜负皇上的重托。天下之大，怎么会没有人才可用呢？请明主悉心搜求。不过刚才提到的几个人，确实并不合适。”
人嘴两张皮，说啥不稀奇，但人言可畏。人言，是这个世界最难捉摸的东西，似有若无，无从把握。这场君臣之间的对话，颇值得玩味。对于朱元璋来说，他已经感受到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对皇权的潜在威胁，他在试探刘基的同时，也希望刘基能够在中间起到平衡和制约的作用。
这时候的刘基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是帝国监察机构的官员，他的职务是御史中丞（是当时御史台的三把手，一、二把手分别是汤和和邓愈）。刘基虽然位列三等伯爵，但是他的影响力还是远远超过了朱元璋身边的那些近臣，每遇重大国事朱元璋还是会第一时间与他商量。朱元璋喜欢听真话，同样也反感听别人说真话，这是朱元璋的尴尬，也是刘基的悲哀。
刘基很快就明白了一件事，朱元璋问这些话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朱元璋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让他刘基来当这个宰相，不然，不会提出那么多人，到最后才提名自己。提名自己，也只是碍于当着他的面，又加上他总是不断地否定朱元璋提出的宰相人选。既然所有人都不合适，言下之意，也只有你刘基合适。
朱元璋在算计上的能力要远超于刘基，尤其是在厚黑层面。自古以来，开国之臣都难做得顺风顺水。共同打天下不容易，共同坐天下更是难上加难。
刘伯温现在处于一个并不危险但极为尴尬的境地，如果他说自己有宰相的素质，那他否定朱元璋心目中宰相人选就是出于私心。如果他说自己没有宰相的素质，可又心有不甘，因为宰相这个位置的确让人垂涎欲滴。刘伯温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希望通过自己努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凡人。如果他真的坐到宰相那个位置上，儒家“为生民请命”的高调理想就有了实现的基础。
可问题是，命运女神在彼时彼刻告诉刘基的却是，他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朱元璋也不可能让一个曾经做过自己精神导师的人再来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在万般无奈之下，刘基只有选择离开。既然朱元璋自比刘邦，将他视为张良，那么自己何不学一学张良，功成名就，急流勇退。他不想卷进权力争夺，更不想招来杀身之祸。
朱元璋和刘基在洪武元年之后的主要关系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关系：朱元璋不断地试探，刘基被动地接受。洪武三年阴历四月，朱元璋想让刘基兼弘文馆学士，并且还特意给刘基写了封《弘文馆学士诰》。朱元璋在这道诰命中直接说，刘基有天大的功劳，而且是个出色的儒家知识分子，所以，刘基是最有资格进入弘文馆当学士的。
这时候，文武百官们眼中的刘基，已经是一个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行将就木的老人。
时隔不久，朱元璋将胡惟庸放在了左丞相的位置上，朱元璋听说刘基私下里很是失落，在一些故交好友面前感叹：“希望自己评价胡惟庸的那些话不要得到应验，那样的话，天下百姓有福，大明王朝有福。”
也就在这一年，刘基与淮西集团的带头人李善长之间有了第一次交锋。引发矛盾的导火线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李彬案，刘基的态度是如此决绝，没有一点儿商量的余地。李彬就这样被依法处死，李善长被彻底激怒，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李善长嫌自己的能量不够，指使众多对刘基怀有敌意的官员集体围攻。在围攻刘基的官员中，以淮人居多。对于淮西集团的官员而言，刘基成了他们捞取权力资本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刘基一人独挑李党（淮西集团）的结果，就是自己的黯然退场。刘基是个有节操的人，虽然他的声望已经很高，但是从来不会主动挑事。李善长等淮西人扳倒刘基的目的，是因为他们将刘基视为浙东集团的带头大哥。事实上所谓的浙东集团并没有形成气候，也无法与淮西集团抗衡，毕竟淮西集团真正的大当家是朱元璋。
刘基的悲剧，在于他看到了政治的根本，他想去回避却做不到，他可以掌握王佐之术却无法掌控自身的命运。立德、立言、立功，三立于一身，三立皆达到顶峰，极目茫茫，这样的人历史上能有几人？过于优秀的人往往让人感到无懈可击。朱元璋将其列为打压对象，其实也是为了能够找到完全驾驭他的突破口。
由于文化上的先天不足，创业阶段的朱元璋对文人始终怀有一种仰视的心态，也非常倚重以刘基为首的文人。这虽然是朱元璋的纳士策略，但是并不代表朱元璋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信任。时过境迁，等朱元璋做了皇帝，一切发生了变化。那些耿直的文臣成了维护和伤害皇权的一把双刃剑，他们敢于顶撞，敢于叫板。很多时候，朱元璋不得不采取一些打压手段，这样才能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朱元璋坐天下以后，有的士人不想居朝为官，一心想要隐居山林。当然这种现象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很多时候，作为当世君王还会表彰他们不慕名利的精神。可是对于刚刚打下江山的朱元璋来说，是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现象的。当时有一些很有才华的读书人（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拒绝朝廷征用而断指自残。朱元璋认为此风不可长，不然又会像元朝那样，读书人宁愿隐居也不愿出来为朝廷效力。朱元璋处死了一些拒绝合作的士人，以警戒后来者。行刑前，朱元璋曾对这些人说：“人的生命是父母给的，所以父母有夺去你生的权力；天下大乱，要不是我奉天承运，夺得天下，你早就没命了。我就是你的再生父母，现在你不为我用，我就有权夺去你的生命。”
在朱元璋的眼里，没有个体，只有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不然每个人都强调自我，那他这个皇帝也就真成了没人买账的孤家寡人。当然这套理论不是朱元璋发明的，历代帝王和独裁专制的统治者有几个不是借国家或用集体说事的。没有国哪来家，没有家又哪来的个体。
明明知道朱元璋喜欢少说话多干事的部属，可是刘基始终无法转换自己的人生角色，经常会不自主地在朱元璋面前摆出帝王师的架子，这让朱元璋感到很不舒服，这也是朱元璋为什么倚重他，而不重用他的主要原因。
洪武四年（1371年），历经冰火两重天的刘基终于大彻大悟，第二次向朱元璋提出致仕。看着眼前的刘基，白发稀疏，步履维艰。朱元璋不免动了恻隐之心，答应放他回家了却余生。朱元璋在事后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刘基在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
刘基离去时，朱元璋还专门写信向他索取临别赠言。对于刘基，朱元璋始终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此人能力太强，放在身边令他不安，放之江湖也同样令他不安。刘基在回信中特别强调：“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刘基在这里和朱元璋唱了一个反调，朱元璋治国走的是严刑峻法之路，而刘基在这里劝他少杀戮，多宽大。
朱元璋看了刘基的信也只是淡然一笑，书生治国，太过理想主义。归隐是为了避祸，最终却不免于祸，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局中人的无奈与悲情。不过，朱元璋还是写了一首诗给他，题目是“赠刘伯温”：
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谟。不居凤阁调金鼎，却入云山炼玉炉。事业堪同商四老，功劳卑贱管夷吾。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
刘基离开朝廷后，处于权力制高点的李善长虽然有些高处不胜寒，但他并没有完全被眼前的幻象冲昏头脑。或许他认为，跟随朱元璋这么多年，对对方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对自己的了解。李善长深知，朱元璋绝对不会仅仅只满足于做一个放手撒权的太平皇帝，而自己所辖的中书省威权最重，也是皇帝最为关注的焦点。
对于李善长这个人，朱元璋更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他比刘基更让人难以对付，刘基只是一个耿介之臣，而李善长肚子里的花花肠子要更加曲折一些。这两个最有权势的人，一个盘踞于金銮殿里，一个偃仰在太师椅上，互相对视，目光透过洪武年间风雨飘摇的天空，既温情脉脉又心怀惴惴。在耐性和计谋的比拼中，最先败下阵来的只能是心有怯意的李善长。
淮西集团在帝国权力场上再无对手，有些时候，越找不到对手就越危险。李善长位居左丞相，其地位仅次于朱元璋这个帝国的一把手。加上他打着同乡的旗号立于朝堂之上，权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光个人权势到达巅峰，就连他的那些亲友也遍布朝堂内外，人事关系盘根错节。
对于这样的功臣，历代开国皇帝既用之又忌之。用是因为他们确实好用，忌是因为功高震主。朱元璋也将这种纠结的心态传递给了李善长，朱元璋曾经提醒过他：作为一个臣子，你要做到时时检点自己，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来，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如果一件事情做得不合理，那么就可能会前功尽弃。
聪明如李善长，又怎么会听不出来朱元璋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这是朱元璋在向他这个开国功臣敲响警钟，让他做人要学会低调，不要恃功自傲。否则的话，再大的功劳，再多的免死金牌也保不了平安。
“雨雪年年有，不在三九就在四九。”洪武四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都要晚一些。临近新年，雪来了。缠缠绵绵，像是情人欲说还休的心思，落在南京城的宫墙、街巷和树梢上，浅浅的一层覆盖。每到过年，朱元璋都会借景抒怀，说一些“国事殷忧”“务从简素”之类冠冕堂皇的话，要各官府衙门节约开支，宫里的年货尽量少办一些。
朱元璋这几天情绪不错，不光是因为过年，普天同庆；也不光是因为天降瑞雪，预示着来年的好光景。就在前些日子，李善长以“患病”为由，向他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如果换作其他人，朱元璋的愉悦程度会大打折扣。李善长的专擅已经让朱元璋走到骑虎难下的境地，在他这个皇帝眼里，悠悠万事，也没有这一桩大。而在李善长看来，自己是如此重要，他的去留应该是帝国的头等大事，身为皇帝的朱元璋不应该草率对待。可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洪武皇帝居然连最起码的虚伪客套都省去了。
大年初二，新年伊始，朱元璋就势批准了李善长的请求。诏曰：“天下已经定，有功尽封，大将收戈解甲于武备之库，息马家庭，从善乐游，功名两全，古何过哉!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事朕十八年，寅至戌归，勤劳多矣，汉之（萧）何、（曹）参无以尚也。他年龄已大了，驱驰侍立，朕心不忍，业许致政。今以中书右丞忠勤伯汪广洋为中书右丞相，参知政事胡惟庸为中书左丞，总理军国重事焉。”这一年李善长也只有五十八岁，算不上高龄宰相。这个诏书任命汪广洋为右丞相，事实上也就等于免除了徐达的右丞相之职。
汪广洋没有被任命为第一丞相左相而被任命为右相，权力比重也就低了许多，又加上他势力小，资历浅，朱元璋这才稍微舒了一口气。李善长这时候选择主动退出帝国权力核心地带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敏锐性极强的他这时候已经嗅到了朝堂上散发出的危险气息。他在自己最为风光的时候选择退出，不是他真的想要放权，而是为了明哲保身。
让人遗憾的是，李善长精明过头，却也难以猜中故事的结局。对于帝国的权力集团而言，每个人都处于同样一张大网之中，不是谁想躲就能轻易躲得过去的。就连朱元璋也不知道，今天和昨天会有多少不同，明天又将会走向怎样的命途。
李善长就这样致仕回老家安徽定远，虽然朱元璋赏赐了他土地若干顷，并赏了一百五十户人家为他守冢，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卫士二十户。可物质上的丰足远远比不了权力带给一个人的精神满足来得重要。年仅五十八岁的李善长就这样被提前退休，回家颐养天年。昨天还处于权力的巅峰，今天就远离了权力的核心地带。
李善长致仕的旨意一下，平日里仰其鼻息的朝中百官无不震惊。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也就在两个月前，皇帝刚刚将其封为国公。可谁又料到，瞬息之间，又将其打发回家抱孙子。一时之间，帝国权力集团内部人心鼓噪，朝局大动。等到朱元璋宣布李善长的继任者时，朝臣们悬着的一颗心才算稍微安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