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与万斯

“当一个社会无法再为其成员提供提升的希望时，维系其秩序的基础便开始崩塌。”

时隔近40年，两本看似毫不相关的著作在当代全球格局中形成了奇妙的呼应：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1980年代末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与一位出身美国乡村的精英对自己成长环境的回忆录。它们共同构成了理解当前全球秩序重组的独特视角。

王沪宁1988年的《美国反对美国》与J.D.万斯2016年的《乡下人的悲歌》，这两部著作在写作目的、文化背景和理论框架上截然不同，却都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社会、乃至西方民主-资本主义模式中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在随后的数十年中逐渐显现，并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全球秩序剧变。

本文尝试通过这两部著作的跨时空对话，探讨全球秩序的根本性问题：不同社会如何维系其内部稳定？这些维系机制面临何种挑战？未来的全球秩序将如何重构？在此过程中，我们将超越简单的意识形态对立，深入探究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规律和当前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一、两种洞察：从理论预言到亲身实证

王沪宁的美国观察：制度内的自我否定

1988年，当时还是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王沪宁出版了他在美国访学期间的观察笔记《美国反对美国》。这本书的核心洞见在于，美国社会最强大的批评力量来自美国自身。王沪宁敏锐地观察到，美国民主制度中存在着系统性的内部张力：

1.民主形式与精英实质的矛盾：表面上的民主参与掩盖了实际的精英主导

2.自由宣言与社会不平等的鸿沟：美国强调的自由与现实中的种族、阶级差距形成强烈对比

3.价值宣扬与行为实践的脱节：美国对外输出的价值观与其国内外政策的实际表现不一致

王沪宁认为，这些矛盾并非偶然，而是美国社会结构的内在产物。更重要的是，他指出，美国社会内部的批评声音和自我纠正机制恰恰构成了该体系的活力来源——“美国反对美国”这一现象既是美国制度的内在张力，也是其自我更新的动力。

万斯的美国见证：美国梦的破灭

近30年后，2016年，耶鲁法学院毕业、曾在硅谷工作的J.D.万斯出版了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记录了他在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成长经历。这本书提供了对美国”铁锈带”工人阶级生活的第一手描述：

1.经济衰退与希望丧失：传统工业社区面临的去工业化冲击

2.社会流动性的消失：跨越阶层的机会越来越少

3.文化断裂与身份危机：精英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

4.社会病理的蔓延：药物滥用、家庭解体和社区凝聚力丧失

万斯的叙述不仅是个人故事，更是对美国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见证。他描述的是一个梦想破灭的世界，在那里，曾经支撑美国社会凝聚力的”人人都有机会变得更好”(better their condition)的承诺已经失效。

从理论到现实：预言的实现

当我们将这两本著作并置阅读时，一个惊人的连续性显现出来：王沪宁在1980年代观察到的结构性矛盾，在万斯的亲身经历中得到了具体而微的印证。王沪宁预见的”美国反对美国”的内在张力，最终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以政治震荡的形式爆发，而万斯的经历为我们理解这一震荡提供了关键的洞察窗口。

更有意味的是，2024年，万斯从批评者转变为美国副总统，这一转变本身也验证了王沪宁观察到的美国体制对批评的吸纳能力——然而，这种吸纳是否真能解决根本矛盾，还有待观察。

二、群体秩序的基质：两种维系模式的比较

要理解王沪宁和万斯的观察对当前全球秩序的意义，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讨不同社会如何构建和维系其内部稳定。

美国模式：期许与市场的双重支撑

美国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依靠两个关键机制：

1.理性共识的制度框架：民主选举、三权分立、法治等制度性安排

2.“人人可以提升自己”的期许：作为情感动力的”美国梦”承诺

这种结构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将人类社会中固有的竞争和冲突能量转化为市场行为，将原始的”贫贱夫妇百事哀”(生存竞争下的暴力倾向)通过制度化渠道引导为经济竞争。个体的野心和欲望被转化为市场经济的驱动力，这种转化既满足了个体提升的期望，又为整体秩序提供了稳定。

正如托克维尔早已观察到的，美国人对物质繁荣的追求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在这一机制下，不同价值观、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可以在对”更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中找到凝聚力。

中国模式：控制与认同的整合

相比之下，中国社会秩序的维系则依赖于另一套机制：

1.系统性的群体行为操控：通过各种制度和组织形式对社会行为进行引导

2.意识形态上的执政合法性建构：从传统的”家国”到现代的”党国”叙事

这一模式强调集体认同和社会控制的平衡，个体被置于更大的集体叙事中赋予意义。虽然这种模式在表面上看似与美国模式截然不同，但其核心功能是相似的：将社会中的冲突能量引导到可控的渠道，防止其破坏整体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引入了”人人可以提升自己”的经济期许作为稳定机制的补充，这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的发展愿景。这种混合式的稳定机制是中国模式近期演变的重要特征。
两种模式的内在挑战

无论哪种模式，都面临着内在的结构性挑战：

对于美国模式而言：
•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财富集中，而非均衡分配
•经济周期的不可避免性意味着”提升期许”会周期性破产
•全球化虽然延长了周期，但也加剧了国内不平等

对于中国模式而言：
•经济发展带来的个体觉醒与传统控制机制之间的张力
•合法性叙事需要持续的经济成果支撑
•信息时代下控制的成本与复杂性大幅增加

三、全球化的幻象与破灭：秩序重组的催化剂

199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化高峰期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暂时掩盖了上述两种模式中的内在矛盾。这一时期的特征是：
全球化的”双赢”假象

全球化在表面上创造了一种美中”共赢”的局面：

•美国通过金融霸权和消费市场获取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收益
•中国通过制造业出口和技术引进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全球贸易扩张暂时缓解了体系内的分配压力

这种关系被许多观察者描述为”中美共同体”(Chimerica)，两国经济深度融合，相互依存。然而，这种表面的和谐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紧张：

全球化的结构性矛盾

1.美国内部的阶层分化：全球化红利在美国国内被极度不均衡地分配，金融和科技精英获益最多，而制造业工人失去工作和社会地位

2.周期性惩罚的延迟与积累：经济周期的调整被全球失衡所推迟，但潜在风险在积累

http://3.中国发展模式的内在限制：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面临资源、环境和国际竞争的多重制约

2008年金融危机是这些矛盾的首次集中爆发。危机后的发展揭示了全球化”双赢”叙事的脆弱性，美中关系开始进入重新评估阶段。

全球秩序的断裂点

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秩序呈现出三个关键断裂点：

1.经济周期惩罚的不均衡分配：危机的代价主要由美国中下层承担，而救市政策主要惠及金融精英

2.合法性叙事的双重破产：美国的”人人可提升”期许与中国的”稳定增长”承诺同时受到挑战

3.全球治理机制的功能失调：国际机构无法有效应对危机，多边主义受到质疑

这些断裂点共同构成了全球秩序重组的起点，引发了美国的民粹主义浪潮（特朗普现象）和中国的战略调整（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四、技术加速与信息时代的秩序挑战

全球化的内在矛盾被一个更根本的转变所放大：信息技术革命。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经济形态，更深刻地重塑了社会组织和权力结构的基础。

加速悖论与系统断裂点

现代信息技术创造了一个根本性悖论：它同时加速了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方案的发现，但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这种加速效应对社会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1.决策周期与问题演变速度的失配：传统治理机构的反应速度远落后于问题的出现速度

2.小扰动的系统性级联效应：在高度互联的系统中，局部问题更容易引发全局危机

3.解决方案的临时性与新脆弱性：应对措施本身往往成为新问题的源头

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都展示了这种加速效应：危机迅速席卷全球，而应对措施（量化宽松、紧急权力）本身又创造了新的系统性风险（资产通胀、治理扩权）。

认知基础设施的崩塌

除了物理和经济基础设施外，社会还依赖于”认知基础设施”——共享的思维模式、认识论规范和信息处理能力。这些基础设施正在信息时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http://1.信息过载与注意力稀缺：海量信息导致有效处理能力下降

2.算法中介的现实感知：人们对世界的理解越来越依赖算法筛选

3.共享参考点的崩塌：社会缺乏共识性事实和权威来源

4.叙事武器化竞争：信息成为系统性操控的工具

这一挑战的深远影响被王沪宁和万斯从不同角度捕捉到：王沪宁注意到美国媒体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万斯则描述了他成长社区中信息与身份认同的断裂。当代信息环境的急剧变化进一步放大了这些观察。

权力与控制的多层转化

信息时代下，权力和控制机制正经历深刻转型，从物理强制向认知引导转变。值得注意的是，两种看似对立的社会模式在这一转型中展现出某种趋同：

•美国模式中：暴力并非消失，而是转化为市场竞争和经济胁迫的形式

•中国模式中：控制并非静态，而是从物理强制逐渐转向信息管理和认知引导

这种转化表明，表面上截然不同的社会系统在深层运行机制上可能比想象的更为接近——都在尝试应对信息时代的根本性挑战

五、信任赤字：元危机的核心

在具体政策冲突背后，一个更基本的危机正在形成：多层次信任的普遍侵蚀。这不仅是症状，更可能是驱动系统转型的核心动力。

信任作为社会能量

信任在社会系统中扮演着类似能量的角色：它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并允许更长远的时间视野。信任的广泛侵蚀代表了社会系统中类似熵增的过程，最终导致系统功能的退化。

王沪宁的美国批评和万斯的回忆录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信任失败的过程：

•阶层之间的信任崩塌
•地区之间的信任断裂
•代际之间的信任危机

同样，中国强化控制机制反映了一种认识：单纯的经济发展并未产生足够的信任储备来支撑体制转型。

全球信任网络的断裂

在国际层面，信任的侵蚀更为明显：
•多边机构的权威性下降
•国际协议的可靠性受到质疑
•全球公共产品供应机制失效
这种全球信任网络的断裂是理解当前国际体系碎片化趋势的关键。从安全困境到贸易摩擦，从科技脱钩到供应链重组，背后都反映了深层次的信任赤字。

重建信任的根本挑战

任何可持续的新全球秩序都必须解决信任重建这一核心问题。这不仅需要新的经济或安全安排，更需要应对信息环境变化对信任机制的根本性挑战：

• 1.信息真实性确认机制：如何在信息过载时代验证信息

• 2.跨文化跨意识形态理解：如何在价值多元世界中建立最低共识

• 3.长期合作下的短期博弈平衡：如何协调短期利益与长期稳定

六、未来全球秩序的可能路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描绘出全球秩序重组的几条可能路径：

区块化与秩序分化

全球经济很可能加速分化为几个相对独立但仍有联系的区域体系：

•美国主导的北美-欧洲-日韩区块
•中国影响的亚太-非洲-部分亚洲区块
•俄罗斯-中亚-部分中东区块

这种分化将导致供应链重组、贸易流向重构。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简单的”冷战2.0”，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网络化分层秩序，不同功能领域的分化程度可能不同。

技术主权与数字分治

各大国将加强对关键技术的控制，数字经济将形成”多重标准”：

•数据主权和技术标准之争将成为新的前沿
•互联网可能进一步分化为不同治理模式的区域网络
•AI等前沿技术的发展路径将出现多元化
内部秩序重构与稳定机制转型

美国和中国都面临着内部秩序的重大调整：

美国需要在不放弃资本主义基本框架的情况下，重建支撑社会稳定的”提升期许”：
•产业政策回归，强调制造业振兴
•有限度的福利国家元素引入
•对精英阶层的象征性问责

中国需要在经济发展带来的个体觉醒与传统控制机制之间找到平衡：
•技术赋能的治理现代化
•民族复兴叙事作为凝聚力来源
•有限的经济自由与政治稳定的平衡

混合秩序时代的来临

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混合秩序”时代，不同地区和文化将发展出融合不同模式元素的治理方式。这种混合不是简单的东西方折中，而是对应特定问题的机制性创新：

•美国可能部分恢复某些集体主义和国家战略规划元素
•中国可能继续探索如何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容纳更多市场机制
•全球治理将更多依赖特定问题导向的功能性联盟

七、元适应：未来竞争的核心

在这场全球秩序重组中，最根本的竞争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元适应能力之争——社会改变自身适应过程的能力。

传统适应与元适应的区别

传统治理通过相对缓慢的试错循环进行适应。而现在，社会需要发展元适应能力：

1.预期性适应：在危机强制变革前主动调整

2.多层级协调：协调局部实验与系统稳定

3.转型中的身份连续性：在深层结构变革中维持凝聚力

元适应的三种路径

不同社会正在尝试不同的元适应路径：

1.自上而下的系统性调整：中国模式尝试通过中央协调的系统性变革

2.分散试错与吸纳整合：美国模式通过地方试验和后续整合

3.混合网络化治理：新兴的多中心协作模式

未来的竞争优势将属于那些能够在保持社会连续性的同时实现最有效自我调整的社会——既不陷入僵化，也不失去凝聚力。

八、结论：超越二元对立的新视角

王沪宁与万斯的著作之所以在今天仍有深刻启示，正是因为它们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二元论，触及了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如何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中维持社会稳定与活力的平衡？如何协调个体自由与集体秩序的关系？

我们当前面临的全球秩序重组，本质上是人类适应数字时代的集体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简单的美国模式vs中国模式的框架已经不足以把握复杂的现实。更有意义的是理解：

1.治理创新的多元路径：不同社会正在通过不同途径探索数字时代的有效治理

2.混合机制的出现：市场、网络、层级等不同协调机制的新组合

3.认知基础设施的重建：适应信息环境变化的社会感知与决策系统

在这个意义上，王沪宁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和万斯对美国乡村的描述，不仅是对特定时空的记录，更是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的不同侧面描绘。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在技术变革重塑人类关系的时代，社会凝聚力的来源将是什么？

也许，未来最成功的社会组织形式既不会完全遵循美国模式，也不会简单复制中国道路，而是能够整合不同传统优势，创造适应数字时代的新型社会契约——一种能够同时满足人类对安全、自由、意义和连接的多重需求的社会安排。

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我们需要超越意识形态偏见，以开放心态学习不同社会实验的经验教训，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毕竟，无论东西方，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航行向数字文明的未知水域。

历史不会终结于某种永恒的制度安排，而是在人类不断适应变化环境的集体探索中持续展开。